【梅 白】
前段时间，我连续写了两篇文章：《真鹿 野｜真相：1958年的“争论”和“理论界的鲁迅”》和《鹿 野｜伪造的历史：梅白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秘书的？》，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好奇心：难道这些都是真的吗？笔者始终相信，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只要用心去查。经过这些天的不断努力，我还找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文章和著作。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相信梅白谎言的都是有名气的专家学者。
梅白的谎言与胡乔木的讲话
言归正传。周可的《也谈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的一场“争论”》是很值得一读的文章。该文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03期上。该文摘要：
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围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发生过“争论”的说法流传甚广。梅白最早披露此事，但是很快遭到王任重的反驳。梅白的回忆和王任重的驳斥都存在若干讹误，不过，这些讹误不足以完全否定这场“争论”的真实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梅白的回忆属于孤证。虽然李银桥也在回忆录中提及这场“争论”，且与梅白的说法大同小异，但目前难以确证李银桥是否采信了梅白的回忆。在缺乏当事人的直接证据和其他确凿可信的旁证的情况下，不宜轻易断言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之间发生过这场争论。
笔者读后，注意到两个内容。一个是：“梅白与王任重的文章先后被转载于《新华文摘》1988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但流传甚广且被频繁引用的却是梅白文章中所提及的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之间确有其事的争论的说法，而不是王任重文章中对此事的驳斥。”另一个是“据王炯华教授回忆，梅白最早是在1985年武汉大学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会议上披露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进行争论一事的。”
先谈第一个内容。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作者谢红星、梅雪）中找到了答案。该书写道：
“毛泽东只要来武汉必与李达见面，探讨哲学问题，畅叙友情。他曾对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
1956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说：“……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9月11日，毛泽东在‘大跃进’高潮中视察大江南北到达武汉。李达在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梅白陪同下，匆匆赶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客舍，来不及歇口气便说：“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争到最后，毛泽东同志终于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错误。”这最后的一句有个注解：“胡乔木：《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载《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笔者查到胡乔木的这个讲话。这个讲话是在纪念李达同志10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即1990年10月2日的讲话。此时，王任重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一年零九个月，他本人还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职务。时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胡乔木（组长为杨尚昆）在讲话中称：
“李达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尊敬，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1958年，大概是夏天，李达同志因为毛泽东同志支持了当时湖北省鄂城县委提出的一个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是当成一副对联挂在县委机关门口，因为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个口号也可以讲，有两重性，就是说也有对的一面），这样李达同志就同毛泽东同志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争得面红耳赤。李达同志认为这样的口号是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没有什么二重性，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争到最后，毛泽东同志终于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错误。”
不难看出，胡乔木采信了梅白文章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被王任重斥之为“谎言”的内容能够“流传甚广且被频繁引用”的根本原因。
所谓的梅白与毛主席的交往都是梅白自己说的
关于第二个内容，“据王炯华教授回忆，梅白最早是在1985年武汉大学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会议上披露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进行争论一事的。”笔者查到了王炯华的这篇发表在《炎黄春秋》2006年02期的文章《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文章称：
“1985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会上披露了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当面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举座皆惊！人们也更加由衷地敬佩李达的睿智和胆识。但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却于1989年3月撰文《满口谎言》，认为梅白所披露的这场论争‘全是一片谎言’。他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但是，所幸梅白并不是孤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一书的第22节也述说了这场颇有兴味的哲学论争。”
笔者找到《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发现此书22节的内容和我的文章《真相：1958年的“争论”和“理论界的鲁迅”》中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究竟是怎么讲述的？”内容是一样的。不过，《走向神坛的毛泽东》是“李银桥著，权延赤执笔”的，而《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的作者是“李银桥、韩桂馨”。两书中都没有提到过“梅白”这个人，更没有提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量”的口号。所以，王炯华所说的梅白的“披露”还是一个孤证。
值得一提的是，《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2节的结尾是：
“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谈了他视察河北、河南、山东、湖北等省中间所发现的问题，谈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现象，明确指出有些领导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他带领与会同志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批驳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剥夺农民……由这次会议开始，毛泽东从反右转为纠‘左’。”
非常凑巧而且有意思的是，笔者在王炯华等著的《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中发现，该书认为毛泽东和李达关于“大跃进”的争论发生在1958年11月中旬，为此写了一条“推算性”注释：
“这一年，毛泽东三次来汉。第一次是1958年3月到4月，李达陪同他接见武汉科技界人士；第二次是9月，但这一次李达却在青岛；第三次是11月中旬到12月下旬。联系到毛泽东11月14日在孝感火车站接见农民代表时指示：农村要提高生产，达到新水平，农村要搞机械化。到他在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出现的‘大跃进’局面重申其3月份在成都会议上所说的‘头脑要冷又要热，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并说：‘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不愿做分析，只爱热，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根据毛泽东的这些话语，笔者推算李达与毛泽东1958年那场论争的时间当在11月中旬。”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李争论这件事是听梅白讲的，梅白讲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讲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样，作为梅白讲话听众的王炯华的“推算”，不但直接否定了胡乔木的“大概是夏天”，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李银桥的“1958年11月2日……开始纠‘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推算”内容的前面，还有这么几个内容：
1、1958年3月，毛泽东来武汉，打电话要到武大去看李达。他既感动又不安，连忙坐车去看毛泽东。4月6日，他陪同毛泽东接见武汉科技界人士。就在这一次他去接毛泽东的车上，毛泽东对他有所批评……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
2、据前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第一次在东湖见面时，李达想改口喊“主席”……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比起他还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送走李达，梅白乘兴问毛泽东：“您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把您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一些专家学者跟风梅白的谎言，写作手法不断翻新
自从胡乔木肯定毛李争论后，以毛李争论为主要情节的梅白的谎言就名正言顺地进入一些专家学者的出版物中了。但在发生的时间上，这些出版物都没有接受王炯华的“推算”。例如，
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交往录》（于俊道、李捷编）中有毛泽东和李达交往的故事。其中关于“理论界的‘黑旋风’”“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的内容和《李达评传》大同小异，比如交往时间变成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去湖北，曾多次与李达晤谈。”
1999年1月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达与武汉大学》（作者宋镜明）中有宋镜明和刘捷撰写的《李达年表》。该年表的1958年部分载明：“上半年，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口号，同毛泽东主席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表现了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精神。”
进入新世纪后，除了《李达评传》和《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外，还有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李达》（作者唐春元）。《毛泽东与李达》在描写细致方面出色。该书最后一章的题目是“理论界的鲁迅”，其中“毛泽东盛赞李达的‘三板斧’”和“争论与友谊”两节足足写了五页。在该书的主要参考文献中有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
201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作者萧冬连、谢春涛、朱地和乔继宁）可以说是技高一筹，文中写道：
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和张治中乘专机由北京直飞武汉。下榻东湖宾馆。住下后，毛泽东就交代：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我党老同志，一大代表。他比我大六岁，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此人如来看我，随时可见，你们不要挡驾。果然，李达来见。不料，他与毛泽东吵了一顿。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干部刘西端的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后，这两句口号流行于全国。到处张贴着这两句口号。武大的学生把两句口号报给校长李达，李达认为这是唯心主义，为害不浅。闻毛泽东已到武汉，事不宜迟，决心立即去见毛泽东。这时，毛泽东正在会见古巴领袖卡斯特罗，有陈毅陪同在座。李达由梅白引进东湖甲舍。稍后，毛泽东送别卡斯特罗，立即传见李达……‘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浇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李达的一番话，使毛泽东清醒了许多，但很难让飞旋的思想停顿下来。”（毛泽东）第二次出巡回京后，发表了一篇鼓动性的讲话，说明他的脑子还很熟。但这次出巡他不会不察觉到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武汉与李达的一次争吵，不会不对他有所触动。毛泽东后来对吴冷西和田家英说：“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在这里再提示两点：一、李达1958年9月不在武汉；二、卡斯特罗是1995年12月访华的。另外，我在《真相：1958年的“争论”和“理论界的鲁迅”》中提到的《李达年谱》，其作者是周可和汪信砚。我在文章中所说的“2017年有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毛泽东评价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的文章”，作者是汪信砚，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上面这些著作和文章作者的名字，在百度百科上都可以查到，他们都是有名气的专家学者。例如汪信砚，我在《伪造的历史：梅白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秘书的？》一文指出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这和笔者在网上查到的信息是一样的。
笔者找到的那篇称梅白为毛泽东秘书的文章，其作者叫朱冬生。据百度百科介绍，朱冬生负责编辑出版了6000多种图书教材，主编的丛书被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作出“此丛书，大有益”的批示。没想到，一直到2026年1月，像朱冬生这样专家竟然还在受梅白欺骗！此时，笔者想说，梅白伪造的这段历史，一直传播了40多年，至今仍在传播。有关人员、有关媒体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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