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过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无不被他独特的性格魅力所感染。他们在著述中，尽管都力图按事件的原样过程进行叙述，但大多遏止不住地把对毛泽东性格的主观感受和赞誉之情形诸笔端。他们从多个角度，本色、丰富、具体、细微地呈现了伟人的不同性格侧面。
精明、深邃、质朴、纯真
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采访红色中国的西方新闻记者。1937年10月，他根据采访内容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先出版。次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有了它的中译本——《西行漫记》。1972年，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北京大学正是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36年7月13日的傍晚。那天，毛泽东步行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刚刚到达保安(今志丹县)的斯诺，欢迎他到苏区访问。斯诺记下了当时的细节：“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话过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第一印象指的是在与陌生人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得到的有关对方的初步印象。斯诺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在斯诺的笔下，毛泽东不仅是一个精明深邃的知识分子，而且像农民一样质朴纯真;既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又是一位通晓古今的学者。农民的质朴纯真与知识分子的精明深邃，构成了毛泽东为人处事及其生活作风的两方面性格特征。
在斯诺10月底秘密回到北平前，毛泽东曾经多次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其间，毛泽东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长征的旧诗送给他。或许是受到毛泽东诗人气质的感染，在1938年中译本的序中，斯诺也用诗一般的语言讲道，毛泽东等“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了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斯诺在获得丰富采访材料的同时，也真切感知到了毛泽东独特的性格品貌所赋予的行为风采。
毛泽东不拘小节、平易近人。斯诺列举了毛泽东不在乎外表的事例，并写道：“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斯诺说，第二次看到毛泽东也是在一个傍晚，他“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毛泽东亲切、平易，使人不会在伟人面前感到有压力。
毛泽东有着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当机立断的魄力。斯诺感慨地说，毛泽东精力过人，不知疲倦，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记述有误，笔者注)在斯诺看来，毛泽东不仅有成就大业的耐心，而且“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
毛泽东信念坚定、感情深邃。斯诺认为，毛泽东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他幽默风趣，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在谈话的过程中，斯诺觉察到，“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斯诺认定毛泽东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
毛泽东天生精明，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在多次深入交谈后，斯诺证实了自己的第一印象，“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斯诺感到“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
真实、洒脱、严肃、认真
1936年，毛泽东写了一首长征的旧诗，送给埃德加·斯诺。8年后，毛泽东将一幅自己的画像，一张像在沉思中的石版画，在亲笔签名后，赠送给了另一位外国记者，这个记者一直把画像珍藏在自己的家中，他就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44年5月至10月，他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等地采访，受到毛泽东等的接见。其间，经他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他还发出了一批真实报道中国人民抗战业绩的新闻通讯。1995年，80岁的爱泼斯坦将新闻通讯及家书合编成一本集子，即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
在爱泼斯坦的笔下，毛泽东的谈话、装束和举止都绝少彬彬有礼的客套，总是无拘无束，“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面”。在爱泼斯坦的印象中，毛泽东同记者团成员会餐时也是比较随意的。“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矩，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爱泼斯坦在这短短的两段话中，连用了随意、随便、方便、简单四个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伟人真实而又洒脱的性格侧面。
洒脱，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风格，自然、不拘束。爱泼斯坦来自重庆，不由得注意到延安的毛泽东和重庆的蒋介石，在言谈、举止、风格方面的强烈反差。对于毛泽东，他在1944年6月12日发往《纽约时报》的通讯中写道：“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在同一篇通讯中，他这样评价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毛泽东同蒋介石的反差如此强烈，愈发彰显出毛泽东本色不显平实、随便不觉肤浅、真实而又含蓄的性格特征。
在《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中，还收入了一篇名为《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文章。文章开篇写道：“当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人物之一时，我不认为是错误的。”同时，爱泼斯坦觉得，毛泽东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地道的幽默感，他既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严肃认真，猛烈逼人。
毛泽东答复问题非常严肃。爱泼斯坦谈到，毛泽东和记者相处的方式极具特点，他从不给记者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简短采访。他要么根本不见你，要么拿出半天时间跟你谈。1936年在保安，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个晚上，光谈话笔记就有大约两万字。1944年，爱泼斯坦采访毛泽东不受时间限制，有时可持续几个小时。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爱泼斯坦认为：“他答复问题非常严肃，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观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事实和见解为止。”
当回答完采访的问题后，毛泽东喜欢掉转头，向采访者提问他们所知道的和心里所想的事情，以扩大和检验他的知识面。爱泼斯坦记下了其中的一件事情：“毛主席知道我还为其它刊物，如为美国工会报纸服务的通讯社——联合劳动新闻社写文章，于是他问我，‘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哪一个工会会员更多一些?(这两个组织当时处于竞争状态，还没合并)因为我手头没有具体数字，我只能就个人倾向于正处于快速发展的‘产业工人联合会’，而冒昧地说，‘产联’人数更多一些。他说‘不’，就他所知，‘劳联’的人数已超过了‘产联’。他对了。”从这件事情中，不仅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偏居一隅，但对国际形势却是了然于胸;而且可以看出，在和记者们讨论任何问题之前，他所作的充分且认真的准备工作。
耐心、细致、敏锐、条理
“延安看来乡气、安静、朴素，太阳投射在这片半野蛮而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显得安静和谐。千年古塔闪耀在狭窄的三条河谷会合的地方的山岩上，高大金黄……”这些生动优美的文字，出自于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著的《红色中国的挑战》。1944年，前往延安等地采访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共有6名外国记者，除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还有冈瑟·斯坦因等其余5人。
在斯坦因的笔下，毛泽东既粗犷洒脱，不修边幅;又耐心细致，明察秋毫。
斯坦因是和毛泽东畅谈12小时的“第一记者”。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会见斯坦因，会见从下午3时持续到15日凌晨3时。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详细记录了这一天，他写道：“毛泽东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对我的问题作详尽的答复。对于我的记者式的追问，没有人像他一样的耐心了。”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斯坦因出生于1900年，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944年时两人分别是44岁和51岁。初见时，斯坦因说，毛泽东是一个“言语行动似乎有点迟缓的五十岁的人”。然而，在7月14日那天的夜间，因为疲劳，斯坦因虽然很愿意再多问几个问题，但还是多次提议结束采访。毛泽东却说，要和他作更多的晤谈，为什么不在今晚继续，尽可能地多做一点?到了凌晨3时，年龄较小的斯坦因“神志困顿，两腿疼痛，两眼发烧”，年龄较大的毛泽东仍然像下午一样的“新鲜、生气勃勃，谈话井井有条”。
谈话井井有条，讲话有条有理，正如詹姆斯·伯特伦所讲，对于毛泽东，他看到的，“是一个具有巨大智慧力量和沿条理清晰的思路自由而准确运转的大脑”。
除了觉得“没有人像他一样的耐心了”，斯坦因还记下了采访毛泽东时的一个小细节。毛泽东的会客室，陈设非常简单，毛泽东坐的椅子东倒西歪，斯坦因靠的沙发嘎吱作响，斯坦因放记事本的桌子轻微摇动。他们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后，毛泽东细致地注意到，斯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从院子里捡了一块平底石头，弯腰垫在摇动的桌脚下面。
明察秋毫，多形容人精明，目光敏锐，能洞察一切。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爱泼斯坦、斯坦因等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到延安，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谈话时，连珠炮似地提出了特别多的问题。毛泽东听后，迅速归结为国共谈判、开辟第二战场、中共的主张三个主要问题，并一一作了解答。毛泽东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解、极佳的口才，令现场记者叹为观止。
和爱泼斯坦一样，斯坦因同样将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了对比：毛泽东“和易近人，简单，深思而且精确。他的特殊有力的前额，他的透视一切和极端集中的眼睛和眼神，及其成熟的人格所表现的心境的安泰和清明，表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他和严厉的、忧心忡忡的蒋委员长是完全相反的”。
直率、诗意、睿智、机趣
有这样一位外国记者，六次访问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最后一段时光;经过她的报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毛泽东称她是一个很好的“中国人民的宣传家”，这位记者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46年8月6日，斯特朗第五次来华访问时，在延安杨家岭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她用详尽的笔墨，描述了自己和毛泽东的首次谈话。
斯特朗不吝赞美之辞，对与毛泽东的首次谈话，她称之为“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谈话”。毛泽东直率的谈吐、充满诗意的交往风格，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直率，意思是直截痛快，常指一个人言行坦率、爽朗。毛泽东与斯特朗围绕红军长征的谈话，将毛泽东直率的性格展露无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斯特朗表示，自己一直以为中国共产党来到延安，是经过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之后取得的一项伟大胜利，长征唤醒了全国人民起来抗日。从那样可怕的打击下幸存下来，突破了蒋介石和十个省军阀的“围剿”，这无疑是一个胜利，而且他们一路上还尽力做了唤醒民众的工作。然而，当斯特朗赞扬毛泽东，延安这个地方选得好时，毛泽东立即坦率地讲：“这个地方不是我们选的。”毛泽东从不对胜利夸大其词，他进一步说道，中国共产党来到延安，是因为被赶出了南方的鱼米之乡，能够呆在这山沟里，是因为这个地方太贫穷、太偏僻了。
诗意是超然的心灵世界，也是独特的性格情怀。8月6日的采访，每时每刻都充满诗意。那天的下午3时，雨后初晴，毛泽东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色衣服，和斯特朗一起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都会受到他诗人气质的感染，斯特朗也不例外。到了傍晚时分，斯特朗望向远方，写下了这样的语句：“落日的余晖使贫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谈话直到午夜才结束，山路不平，毛泽东打着一盏马灯送斯特朗下山，在停靠卡车的小路旁，互相告别。车子开动后，斯特朗回头望去：“他站在小山上，注视着汽车颠簸着向下开入延河的河床，四周溅起了水花。在荒凉漆黑的延安山丘的上空，星星显得特别明亮。”
“星星显得特别明亮”，斯特朗通过访问延安，通过与毛泽东的会谈，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两种命运的决战充满无限的信心。
在斯特朗的笔下，毛泽东不仅性格直率，极具诗文意气，而且睿智机趣，英明有远见，机智而幽默。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国共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蒋介石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首先需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的问题。怎样去“战胜蒋介石”呢?毛泽东提出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指导方针。同时，他睿智地察觉到，单单这些还不够。为了使人们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必胜的信念，需要提出一个简单明了、使人一听就明白并能记住的基本观点，那就是他向斯特朗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向她列举了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的机智幽默常令斯特朗措手不及。谈到从蒋的部队缴获的美国武器时，毛泽东称之为“输血——从美国到蒋，从蒋到我们”。说到“美帝国主义”时，他说，它变得孤独了，它的朋友中有那么多人已经死亡或病倒，即使盘尼西林也不能治好他们。就是这样，他那敏锐犀利的机智幽默，一针见血而又机智俏皮的比喻，常使客人举座大笑而又启迪颇深。
热情、和善、诚挚、亲切
有这样一些外国人，他们虽无记者之名，却行记者之实。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苏联著名摄影师罗曼·拉扎列维奇·卡尔曼和美军观察组(又被称为“迪克西使团”)成员谢伟思就是这样的人。
1938年，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卡尔逊来到延安。5月5日傍晚，毛泽东在点着蜡烛的窑洞里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与一个具有官方身份的美国人进行谈话。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卡尔逊详细记录了这次持续到凌晨的会谈。
与黯淡的烛光形成强烈对比，卡尔逊首先感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欢迎”，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我听说你跟我们的部队一起活动了，我很高兴在这里欢迎你。”
除了热情，和善是毛泽东留给他的另一个难忘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和善的意思是和蔼、温和而善良。卡尔逊用笔记下了这些细节，当他走进屋子时，面对的是一个高大的人，这个高大的人用和蔼的眼睛望着他;当他们在桌子的两边坐下来，毛泽东轻声地喊窗外的警卫员去取来茶和花生。谈话中，当毛泽东偶尔站起来，叼着香烟或烟斗，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谈着，他的动作文雅，从嘴里抽出烟斗时，头的姿态也是优美的。
如果说卡尔逊感受到的是毛泽东的热情、和善，那么卡尔曼和谢伟思更多的是看到他的诚挚、亲切。
1939年5月，卡尔曼到达延安，多次见到毛泽东。他听过毛泽东的讲演，采访并拍摄过毛泽东的活动，他还得到毛泽东用毛笔为他书写的《七律·长征》诗词。他在书中写道：“我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这是人民领袖亲手书写的一首关于最伟大历史功勋的诗词，我感受到这将是我从中国带回国的最珍贵的礼物。”
1944年7月26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与毛泽东在八路军总部为美军观察组举办的欢迎宴会上第一次见面，当时谢伟思就坐在毛泽东的身边。简单交谈后，谢伟思觉得：“总的来说，同他欠佳的照片上所能想象的相比，毛显得更热情和更具有吸引力。”
8月23日，毛泽东又同谢伟思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多年以后，谢伟思仍对这次谈话记忆犹新，并称毛泽东是一位难以忘怀的人物。他还将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对比，他们都给人亲切的感觉。但是，周恩来是那种第一次见面就很快有一种温暖和亲切感觉的人。而毛泽东则不同，他具有庄重严肃的风度，但并不自高自大，他彬彬有礼而又热诚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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