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兰考留下了一个焦裕禄，但消失了一整代的张钦礼。如果说焦裕禄被纪念，是一种历史的幸运，那么张钦礼等干部被遗忘，则是一种系统性的选择。这一选择，并不仅仅发生在兰考，而是发生在无数个县、乡、村。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建设过、牺牲过，却在历史叙述中被集体抹除——这正是我来到兰考，进行这次调查的原因：关于兰考，关于张钦礼，关于那个已经正在远去，却尚未被真正理解的年代。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为世人所知，也常被世俗化的功利主义者所引用，以批驳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吃饱饭最重要，研究那些过去的历史，有啥用？”对我来说，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会一次又一次鞭挞轻蔑它的俗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典故存在于教科书多年，国人耳熟能详但却身心麻木的，不在少数。
人们常常厌恶某段历史，比如屠杀、饥荒和冤假错案，但对于历史的细节和来龙去脉，并不熟悉。一方面，人们出于本能而回避悲惨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人故意为之——对于想要让历史模糊不清的人来说，只要这些片段足够恶心，那么自然而然，混淆视听就成了最重要的历史叙述目的。至于是非对错，被冤枉的人已经无法开口，不了解事实的后人也在被带偏的路上一路狂奔，而别有用心的人乐此不疲，真相又有谁还在乎呢？
我怀着审视且谨慎的态度，希望以这一段兰考田野调查经历，通过口述史、当地人民的访谈和实地考察，提供一些历史问题的见解和参考。诚然，这篇调研没办法完全以公正、客观的内容还原历史真相，并且许多历史当事人早已过世，许多历史细节尤其是时间、地点已经被人遗忘——但有一点，那就是历史的分量，很大程度上由其诉说者的地位所决定，而正式文件中未被收录的经验、视角，事件发生时的情景和心理，以及历史生产的公众参与，都共同构建了这一调研的特殊价值。
我想以这一篇兰考田野调查，告慰焦裕禄、张钦礼等好共产党员的在天之灵，同时向还健在的人民好干部杨捍东、杨素兰、张守德、卞秀英以及在走访期间热情招待我、帮助我的兰考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
初临兰考
“张钦礼是功臣，但被打成右派了。至于冤不冤，咱老百姓不知道，也说不清！”
2025年12月1日，我落地新郑机场后，马不停蹄联系了租车平台，拿到了车以后，我连夜开往兰考，最终于零点前到达。安顿下来后，我便外出解决晚餐。而上述这段话，来自当地一个回民餐馆的老板，也是我在兰考听到的第一句关于张钦礼的评价。
老板是兰考本地人，他慷慨大方、热情好客，欢迎顾客随意品尝他们家售卖的花生。老板用他浓厚的兰考口音，详细介绍了他家的羊肉汤、砂锅还有凉拌菜。担心我吃不完，他特地安排了物美价廉的大砂锅，嘱咐我慢慢吃，别浪费。
我和他攀谈起来，聊到兰考的经济发展、薪资水平，又聊到了他们这一代人最关心的话题——子女的成家立业和婚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意识到，兰考是一个彩礼负担极重的地方。餐馆老板说，兰考县城的彩礼通常是10万到20万之间，不过因为县城里多为独生子女家庭，因此很多父母疼女儿，或者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他们会把这份彩礼返还给小家庭，或是替小夫妻买个轿车。不过，至于很多镇、乡、村，情况就变得严峻起来。他们通常要求男方提供县城的房，新款的车，再加上彩礼，这往往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负担。
他说，这几年兰考的生意并不好做，维持生计是多数生意人的常态。兰考一直都是一个人口流出严重的县城，外地务工群体规模庞大，很多人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来——这一点也确实是我的切身感受，从福建泉州出发的时候，我就感觉前往郑州的这趟航班的多数人，都是在泉州务工的河南人，他们的物质面貌都相对更为朴素。我是第一次来到河南这种内陆的人口大省，落地郑州后，这种感受尤为强烈。
“兰考有什么值得参观的地方？”我问。老板说，“兰考好像就焦裕禄比较出名，但是他的陵园也没什么看头，他本人被葬在他老家了（焦裕禄确实被安葬在兰考，这位老板误以为是衣冠冢）”。我又问，“焦裕禄是哪里人？”老板想了想，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当时和他共事的张钦礼，为什么没什么人提及他？这和对焦裕禄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我说。
老板说，“和焦裕禄一样，张钦礼也是功臣，干的都是好事，但被打成右派了。至于冤不冤，咱老百姓不知道，也说不清！”
我离开回民餐馆后，遇到一个卖肉夹馍的小贩。她和我说，兰考有两个主要的夜间吃饭的地方，一个是人民医院，一个就是夜市，而她刚刚就收摊从夜市回来。小贩是兰考本地人，我问她，“兰考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咋样？”她说，“还不错，能生活。像我们这样的打工的，普遍是2000多的工资，月休2天，每天干10个小时。”我有些惊诧，尽管我明白2000多在中国的县城是普遍的月薪，但“月休两天”和“10小时工作制”着实让我没办法将三者紧密地结合——而在不少互联网平台上，中国好像已经没有穷人了，至于兰考这样77万人口的县城，谁又愿意把聚光灯对准他们呢？
“兰考生活还不错，唯独是彩礼太重了，跟江西差不多！现在结婚要一百万才够！”这个女小贩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颇感震惊，因为就兰考的收入水平而言，没几个家庭有这样的物质条件。不过，她还说，现在可以贷款，交个首付，买个车，给个彩礼，剩下的慢慢还贷款就行了。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忽然也意识到，那些在六七十年代拼命建设兰考的人，如果还活着，他们面对的或许仍是一个“没有他们位置的兰考”。
不同的时间、空间、立场、出身以及个人经历，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往往会给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对具体事件的理解产生关键的催化作用，“百万彩礼”毫无疑问是一个夸张的说辞，但它是否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变相表达？
回到下榻的酒店，我和酒店前台也聊了聊她的工作境遇：3000的月薪，上4休2，只不过这四天每天都是12小时连轴转。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当下是一种常态：无产阶级在产业链不够发达、经济活跃度不够高的县城、乡镇，只能寻觅到这种压榨效率高、工资水平低的基础工作。不过，兰考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当中，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相当高。在走访期间，我看到兰考旧城区街道的两旁摆着不少商户所陈列的商品，有条不紊，层层堆叠，颇具美感。来来回回穿梭街头的三轮车、电动车数量巨大，他们是兰考人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虽然有些混乱，但是我完全不觉反感，相反，兰考的街道相当干净且有秩序，哪怕是我后来深入走访的各个农村，也全然一副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在兰考几乎是逢人便聊。每一次聊天，话题总会自然地转向“焦裕禄”与“张钦礼”，同时也借机了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兰考工农业发展的相关情况。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逐渐显现出来：在县城里，当我询问张钦礼时，许多人给出的回答往往相当一致——“他被打成右派了”、“路线错了，站队错了”、“冤不冤老百姓也说不清”。然而，当我进一步追问张钦礼具体做过哪些事情时，这些回答却发生了变化：不少人开始详细讲述，自家所在地区的水利设施、农田改造工程，正是由张钦礼那一班干部主持推进的，甚至还有人提到，家中的长辈当年也曾参与其中，出过力、流过汗。而在乡村地区，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给出更为直接而明确的评价：“张钦礼是好人，他是被冤枉的。”这种判断几乎不需要犹豫，也很少附加解释，仿佛早已在日常经验中形成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我在兰考还遇到了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每当谈及张钦礼这个名字，他们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意识到张钦礼是谁，甚至需要反复确认。相较于老一辈人清晰而具体的记忆，这种代际间的断裂，本身也构成了此次调查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拜访杨捍东
谈起焦裕禄，就不得不谈到张钦礼，而谈到张钦礼，就不得不谈到杨捍东。杨捍东是1943年生人，他曾经于1966年受河南省委的委托，和几名同学前往兰考调查焦裕禄事迹和马福重烈士是否属实。杨捍东当时是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大学）的本科生，他在兰考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本着客观求实的态度，他在兰考前后居留一个多月，在详细调查后确认了焦裕禄事迹和马福重烈士事迹属实，并上报给河南省委和中央。然而，正是这次调查，成为杨捍东人生的重要转折，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1966年，他曾和张钦礼一起被捆绑、殴打、批斗，并被丢入了大牢，落下终身残疾。而在70年代末，杨捍东在张钦礼被打倒后，没多久也锒铛入狱，开启了他漫长而憋屈的后半生。
2 日上午，我独自前往拜访杨捍东。由于年事已高，加之今年5月不幸中风，他的身体机能已明显退化，语言表达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多数时候，他只能艰难吐出零星字词，难以凑成完整的语句。
来之前，我其实准备了不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兰考的工业发展，关于张钦礼如何带领干部推进农田改造和水利工程，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兰考是如何渡过的；以及，关于他本人——这位能力出众、学识丰厚的60年代大学毕业生，却因机缘巧合而将最好的岁月献给了兰考。我相信，在这片土地上，一定还留存着许多关于杨捍东的值得被记录的历史。然而，当我真正坐在他面前时才意识到，这些问题，已很难再通过语言得到系统的回答。
面对我的提问和叙述，杨捍东只能以极其简短的方式作出回应——点头或摇头，简单的词句输出。那些曾经需要数十天调查、数年实践、甚至以一生为代价才能说清楚的历史，如今只能以最简单的方式，被确认，或被否定。
杨捍东，拍摄于杨捍东家中。
拜访杨素兰、张守德、卞秀英
杨素兰是当年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的韩村的党支部书记。她于1941年出生，现年84岁。在青年时代，她和焦裕禄、张钦礼都共事过，亲历了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我辞别杨捍东后，先拜访了杨素兰，随后她和我一同去了张守德、卞秀英的家。张守德是1938年生人，现年87岁，曾任登封县委书记、兰考宣传部长。他的夫人卞秀英于1942年出生，现年83岁，她是张钦礼碑林的第一位立碑人。他们一同前前后后介绍了不少关于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兰考往事。
张守德的家坐落于兰考老城区的一个胡同内，他家有一只可爱的大狗，我分不清是金毛还是拉布拉多，我只知道在进入他们家院门后，那只大狗围着我又叫又转，低声吼了几下便离开了。
张、卞二人在兰考坚持办了几十年的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理论学习小组，他们说原本兰考有几十个这样的学习小组，尤其是在特殊年代。他们的住所仿佛一个毛泽东纪念馆，到处都是毛泽东的的塑像、画像和照片。当年全县最高峰有数万人热崇学习毛泽东思想，现在，只剩下他们屈指可数的几人。而他们，绝大多数都年过80，许多人视听都出现了严重问题，行动不便更是成为了常态。
卞秀英当时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参与过兰考的建设，她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见证。我问，“您记不记得当时的细节？现在还有多少曾参与兰考水利和农业建设的老人健在？”
“嗨！都过去多少年了，我们这一代人都快死完了！卞秀英的口音很重。她还提及了许多往事，但由于口音重，其中不少细节我难以完全听清。
卞秀英说，兰考在建国前便长期饱受自然灾害困扰。我通过查阅资料和走访，了解到兰考不同地区所面临的灾害类型并不相同，有的地方因临近黄河，泥沙淤积形成大片沙滩，经年风化，逐渐演变为沙丘；有的地方则地势低洼，排水困难，地下水位居高不下，导致土壤盐碱化严重。自然条件的叠加，使得农业生产极不稳定，群众生活长期陷于困顿。而建国以后，尤其是 1958 年起，随着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的展开，这一局面开始逐步得到改善。而在焦裕禄、张钦礼主政时期，围绕治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兰考的水利与农业建设进入高峰阶段：防风固沙与林业建设并行推进，淤灌、排涝、排碱等工程在多地展开。随着这些工程逐步见效，兰考不少地区开始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旱时有引水渠，涝时有排水渠，风沙依托水利与林业结合逐渐减弱，盐碱地的范围也在肉眼可见地缩小。黄河水首次得到了驯服，被系统地引入深居内陆的农田，甚至在兰考的许多地方都种上了水稻。
聊到自然灾害，杨素兰说，韩村是饱受洪涝灾害的村庄，由于地势低洼，在建国前就多次发生内涝。而在1962年，当时的大雨引发洪涝灾害，淹遍整个韩村，全年的粮食几乎绝收，年平均口粮只有12两高粱——“别说是一年了，就算是一天都不够啊！”杨素兰详细和我说了当时韩村逆天改命的方法，当时韩村主要通过割草变现，从而自力更生，购买粮食解决温饱问题。当时男女老少都在割草上下了大功夫，焦裕禄于1962年末到来后把这一情况进行了宣传和推广，从而造福了许多兰考境内的村、镇。
在带我参观完他们的毛主席博物馆之家后，他们赠送给我一个毛主席像章。今年的12月份，他们计划去一趟湖南，看一看毛主席的故乡。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从左起）卞秀英、张守德、杨素兰，拍摄于张守德的家中。
张守德家中焦裕禄和张钦礼的照片
杨素兰，拍摄于杨素兰家的院子
老友再相聚
12月2日中午，我在离开了张守德和卞秀英的毛泽东博物馆后，和卞秀英、杨素兰再次回到杨捍东的住所。三位曾经一起和张钦礼患难与共的老同事、老战友、老干部再次相聚，分外激动，杨捍东握着杨素兰和卞秀英的手，老泪纵横。我也有幸见证并通过相机记录这一瞬间。
在杨捍东家中，三位老人畅所欲言。我也借着这个机会，了解到了很多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兰考往事。
“焦裕禄走后，张钦礼继续带领我们搞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六七十年代，我们陆陆续续建起了不少工厂，当时光是化肥厂就有两座，只不过到了八十年代以后都消失了。”杨素兰在谈及这一段历史时情绪颇为激动。她强调，那个时期的工业建设并非后人所描述的“粗制滥造”，而是在当时条件下相对科学、因地制宜推进的系统性建设；只是这些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在随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转型过程中，逐步被历史的阵痛所吞没。
在农业问题上，杨素兰与卞秀英的表述同样明确而一致。她们指出，就兰考的整体历史而言，除张钦礼数次被打倒的各个运动期间出现过短暂混乱外，全县工作的重心始终放在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上。正是在以张钦礼为代表的这一批干部的持续推动下，兰考完成了建国后最为关键的发展跃迁，并进入了许多亲历者所称的“黄金时代”。
“张钦礼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兰考，他不为子女谋福利，也不替官僚老爷说话。我们这些跟他一起给老百姓卖命干活的人，建设了那么多，到最后都成了历史的罪人。”杨素兰说到这时，止不住地哭。她还说她老了，不然今年一定也要去一趟湖南。
（从左起）杨捍东、杨素兰和卞秀英的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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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抓陪，香港城市大学在读博士生；红歌会网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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