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后期之间韩国工人运动发展问题提出两个观点。第一，1987年韩国大规模工人斗争不是自发性工人运动， 而是工人运动家们经过长期准备的有目的性的工人运动和自发性工人运动的结合。本文为了证明上述的观点对参与和影响1987年7月—9月间现代集团所属工人运动的工人以及有关知识分子活动家的各种口述资料进行了分析。第二，目前韩国工人运动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运动形成阶段的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本文强调工人运动发展初期的形态对此后工人运动方向产生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韩国工人; 工人运动; 工会; 内部分裂
一、导言
众所周知，具海根(2004)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表明，1987年7月到9月在韩国发生的“ 大规模工人斗争” 是韩国工人运动出现完全不同于过去工人运动形态的契机。1987年7-9月三个月之间共发生了3311件劳动争议事件， 每日平均超过30件。在8月达到高潮， 每日平均有83件。这三个月发生的劳动争议是1986年一年当中发生的276件的13倍， 这个数字超过了1970年代中后期之后在韩国发生的劳动争议总数( 金东春，1995， 第100页) 。
这次大规模工人斗争始于现代发动机工会的成立， 并直接迅速波及位于蔚山的所有现代集团下属的企业， 比如尾浦造船厂、 现代重工业、 现代汽车、 现代精工和现代重电器等。通过媒体报道现代集团下属企业中涉及工会成立及提高工资等问题的劳动争议， 其影响刻扩散到釜山( 造船公司、 国际商社)、昌原( 现代精工、 韩国重工业、 统一、 大宇重工业)、马山( 出口自由地区的外资公司)、巨济岛( 玉浦大宇造船)，光州( 锦湖轮胎、 亚西亚汽车)、龟尾( 大宇电子、 金星社)、大邱( 纤维企业)、仁川( 大宇重工业、 大宇汽车)、富川( 京原世纪) 等全国工业园区。如果说1987年7-9月大规模工人斗争是火山爆发的话，蔚山就是动摇全国的火山爆发中心， 它不断地吐出炽热的岩溶和火焰。
由于在1987年6月， 韩国学生和公民广泛参与的民主化运动获得了韩国独裁政府的让步政策， 即所谓的“6·29宣言”， 因此韩国工人从当年7月开始集中释放和表露了抗议压迫性政策压制的各种要求。当时工人提出的主要要求有：设立民主的工人组织并保障其权力、 提高工资、 撤出厂内的差别性待遇， 以及非民主惯例等。那时特别是由于工人们不信任不能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干部而发生了许多罢工事件。参加大规模工人斗争的有工会的1770家企业， 大约占全部罢工事件的55%， 其中在446家企业中掀起了将黄色工会变为民主工会的运动。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尽管1987年7-9月的大规模工人斗争对韩国工人运动起到如此之大的影响， 然而对此的研究并不多。虽然有具海根(2004) 、金东春(1995)、卢重基(2008)、林英一( 1998)等人的先行研究， 但是他们都没能正确表述大规模工人斗争的事实。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 都将1987年7-9月的大规模工人斗争称为自发性的斗争。另外，silver(2003)主张资本集中转移的国家或者地区就一定会出现工人运动，1980年代的韩国也不例外。笔者主张以上的观点都未能正确地解释为什么韩国工人的大斗争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和某个特定的地点开始。
把1987年7-9月韩国大规模工人斗争看做是自发性工人运动的这些观点， 尤其是西尔弗的观点存在几个漏洞。第一，就东亚区域而论，尽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或地区都被卷入全球生产网络， 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像韩国1987年那样的斗争性的工人运动。而比较激烈的工人运动能够在韩国爆发， 这在东亚区域内是一个特例。第二， 她忽略了在全球化中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Gray，2010，pp.451-453)。笔者非常认同以上诸位韩国学者的研究， 他们不同于从宏观角度关注陷入资本积累危机的西方资本转移与工人运动变化的西尔弗，而是将目光集中到国家产业过程中与工人的媒介方式。这些韩国学者认为1987年以前韩国独裁政府为出口主导性产业化，一直采取压制工人的政策， 这正是韩国工人运动发展为斗争性运动的原因。然而，韩国学者并没有就为什么1987年的大规模工人斗争发生在蔚山并扩散至全国作出准确的说明。
解释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仅依靠结构因素的分析是不充分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历史眼光。正如Limpet(1983，p.1)提出，工人最早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历史性变化，及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们的反应持续不断地影响到后工人运动的性质、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性结果等。金东春( 1995，第37页)也认为，大规模工人斗争发生的1987年和1988年那个时期工人们或者韩国工人运动的选择影响到其后的韩国工人运动的走向。笔者基于这两位学者的观点， 认为韩国工人最早出现在政治舞台的时期是从1987年和1988年起到在野党1997年年底通过大选成功成立民主政府之前， 这就是卢重基(2008，第19页)所谓的“1987年劳动政治体制”(the labor regime of 1987)。笔者主张起于蔚山的全国性大规模工人斗争不是自发性工人运动而是有目的的工人运动和自发性工人运动的结合， 并且从1987-1988年的大规模工人斗争开始形成的初期工人运动形态对此后工人运动方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即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不能摆脱“ 路径依赖性” (pathdependency)。本文将从历史的视角入手， 重新回顾并分析1987年工人斗争的发展路径。而后本文将集中讨论工会组织在工人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及意义， 最后， 笔者将提出基于历史视角的分析，对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后期之间韩国工人运动发展问题的观点。
二、自发性斗争抑或目的性斗争：
1987年大规模工人斗争的历史误读
承前所述，研究韩国工人运动的国内外研究者无一例外地都将1987年7-9月韩国大规模工人斗争概括为自发性的工人运动。对比来看，1985年4月22-23日的仁川富平大宇汽车的罢工，以及6月24-29日汉城九老工业地区发生的7-8个工会团结罢工都属于大学出身的工人主导的运动。但1987年7-9月大规模工人斗争与知识分子运动或大学出身的工人运动毫无相关，而是以工人为中心的自发性工人运动。笔者认为应该以参与和影响1987年7-9月间现代集团所属工人运动的工人以及有关知识分子活动家的各种口述资料为基础， 对上述的观点进行必要的修正。下面以蔚山现代集团的工人们口述资料为基础， 对1987年7-9月现代集团所属的工人运动重新进行研究，尽管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些口述资料还不够全面。
1987年7月5日现代发动机的工会成立准备委员会向蔚山市政府申报了成立工会的申请书。任工会主席的权容穆主导了现代发动机工会的成立，并在当年7-9月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申报后直接组织工厂的工人召开报告大会。他和工会执行部还在成立工会申报结果出来之前就接受加入工会组织的申请书，并每天在工厂举行汇报大会。这些消息不仅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现代重工业的工人，而且也影响到了尾浦造船、 现代汽车等现代集团的工人。
权容穆主席于1957年出生，1976年毕业于天安工高，后于1978年进入现代发动机厂，他从1981年以来一直任班长，1986年正式开始准备成立工会组织。他为成立工会建立了小型组织。他们通过亲睦会发展出了能代表工人利益的劳资协议委员会委员， 并组织了“ 取消奖金差别化” 等活动。他们通过这些活动增加了自信，建立了由5人构成的第一届工会筹备委员会，以及由12人组成的第二届工会成立筹备委员会，并借助筹委会开始进行组织成立工会的必要学习。他们使用过的书本是由石塔出版社出版的《劳动法解说》和韩国基督教会协会主编的《劳动现场与证言》(权容穆，1988a，第64-87页)。
权容穆提到1987年7-9月蔚山大规模工人斗争中受到一个外部团体的帮助。笔者认为认识这个团体的活动及其活动家们的人际网为理解此次大规模工人斗争提供着重要的线索。
在这里有个地方热情接待这些人们，抚慰他们的心灵的创伤，传教实践协会(蔚社协)工人问题商谈所”。他们的帮助不止这些， 这正是“蔚山社会传教实践协会(蔚社协)工人问题商谈所”。他们的帮助不止这些，特别是1987年工厂工会构成和成立的结果还不透明的时候，他们尽快发布简讯消息，让人们知道刚诞生的工会的种种困难， 形成广泛的舆论，鼓励我们在面临公司方面的强大力量时不要气馁。蔚社协的张太原所长和卢玉喜干事因涉嫌作为第三者介入现代重工业等劳动争议于8月29日被捕。(权容穆，1988b，第308-309页)
权容穆提到的卢玉喜干事原来是在现代集团下属的现代工业高中教书， 她在全国民主教师时局宣言文上签过名， 由于这个原因在1986年被解雇， 后在蔚社协支援工人。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个出身于大学的工人和权容穆一起活动。他正是1987年大斗争中就职于现代重电器、汉城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千昌洙。他在学生时期曾因违反朴正熙独裁政府颁布的紧急措施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83年进入蔚山现代重电器工作。后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卢玉喜，大规模工人斗争后两人结为夫妇。千昌洙对当时工人组织的建立进行了如下描述。
Q：您说从1986年起和权○○、李○○等几个人一起在蔚山地区进行了协议。不知道那能不能说这种协议是以小型组织的形式进行的， 请您谈一谈那个小组织成立的契机及进行的过程。
A：金○○先生组织了读书会，(李○○)来到读书会说想一起学习，我们就这样认识的。我那时在现代重电器召集人员。权○○同志呢(通过张○○先生推荐的一位工人认识的)，当时张○○先生出版《劳动法解说》，在全国活动。他到蔚山来给我介绍了一位工人，我是通过他认识的权○○。那位工人认识金○○和卢○○先生，于是我们决定一起见一面。他说他在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作，那儿有个非常不错的朋友要介绍给我，那个朋友就是权○○。(金浩然等，2007 ，第217页)
Q：你们组织一共有多少人?
A：外边的，不在工厂工作的人都算上的话一共大约10名，现代重工业也有，发动机有2名，后来还有司○○，吴○○等进来了。(金浩然等，2007，第219页)
权容穆在《黎明(Saebyeok)》上连载的《现代集团工人运动史》也出现了千昌洙所提到的权○○、李○○、张○○、卢○○先生、司○○、 吴○○等关键人物的真名。《黎明(Saebyeok)》是由张明国为促进工人运动发行的不定期出版物。权○○就是现代发动机工会的首任主席，李○○则是现代汽车工会成立准备委员长李相范， 张○○则是张明国，卢○○先生则是上面提到过的卢玉喜， 司○○则是现代发动机工会的首任事务长司永运，吴○○则是现代发动机工会的首任常务执行委员吴钟锁。值得一提的人物是权容穆工会准备成立工会时使用的《劳动法解说》作者，即张明国。他毕业于汉城大学经济系，是职业运动家。他为促进韩国工人运动不仅设立了合法的出版社并出版了有关工人运动的书籍，而且创立了半公开的石塔劳动研究院，组织教育劳动工人。他在现代重工业和现代汽车的工会成立过程中、1987年7-9月的蔚山大规模工人斗争中及其后的韩国工人运动中也影响极大，因此关于张明国的特殊作用，笔者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张明国受到蔚社协的邀请于1987年7月24日在蔚山天主教堂讲解劳动法， 现代重工业工会成立准备小组也参加了他的讲课。当时现代重工业公司推出一部分工人结成黄色工会，工会成立准备小组失去了工人运动的方向。张明国讲解劳动法之后单独和准备小组成员见面，帮助他们找到了工会正常化的方向。下面是“ 现代重工业工会改编对策委员会(所谓的‘11人对策委员会’)”一员的金镇国的口述。
Q：那么， 张○○先生到蔚山后，和“11人对策委员会”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A：一直和我们沟通着。战术方面……那时我们非常感谢他啊，他给了我们不可言喻的帮助。他全力以赴地帮助一无所知的人们掌握领导力并投入斗争， 给我们提供所有的战术……卢○○先生可以说是蔚山工人运动的远祖。不过实际上、 具体地、 现实性地给予帮助的还要算张○○先生了……不仅如此， 张○○先生还在128天的罢工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7月24日天主教堂讲课时他过来， 后来在必要的时候还随时通电话。( 金浩然，2007，第33-34页)
张明国的课让对策委员们找到重心，他们7月26日聚集在蔚山天主教堂，组织了“现代重工业工会改编对策委员会”。7月28日对策委员会召集1万多名群众呼吁“打倒御用工会”。当时现代重工业雇佣了约2万的工人，如此大规模的集会成为1987年7月-9月大规模工人斗争的分水岭。11人对策委员会和公司就①不追问当日示威活动的刑事责任，②认可7月28日的工薪，③公司应该想方法撤出御用工会执行部达成协议。11人对策委员会于1987年8月14日不顾公司的阻挠，在现代重工业综合运动场举行了临时总会，以99%的赞成率通过了不信任黄色工会执行部，并将主席间接选举制改为直接选举制。由于对策委员会成员早就向工人们承诺不出任工会主席的候选人，而是支持让有威望的工人当选为工会的主席。
张明国另一方面对现代汽车工会正常化也发挥过巨大的影响，下面是曾参与现代汽车工会成立准备工作的李相范的口述。
7月24日在蔚山天主教堂有张明国先生演讲，所以公司方面的视线都集中到那儿去了。我们决定在我家建立工会……在小小的15坪的公寓里共有45名发起人，另外还有3人参加了会议……按照人选，我为工会主席。材料正准备到一半时，现代发动机工会人员来告诉了我们一个不祥的消息。听说现代汽车公司已经申报完了成立工会的申请书。人们都离开后，只剩下一开始建立小型组织的4个人在一起作出豪壮的决心。我们决定的战略是，趁夏季休假中加班的7月25日和26日揭露公司工会的御用性，27日举行大规模集会，以使公司撤回工会。(权容穆，1988c，第233页)
虽然李相范没有说到当时的具体情况， 但是我们能看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张明国给小型组织的4位指明了运动的方向。下面是千昌洙的口述。
Q：那么1987年的斗争过程中张明国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了吧?
A：我觉得是非常之大了。我们在地区也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但是具有决定性的建议张明国先生提得很多。我们在李○○家组织成立工会时他也在场……御用工会成立的消息传来之后大家都说怎么办啊，我也去了李○○家，和张○○先生一
起。那时张○○先生具体谈到了怎么斗争，当时的政治局势如何，所以这样做即可以突破等。我们正发愁应该怎么办，而张○○先生说只要罢工就行，走出去斗争没错的……明天就罢工，这个决定都是源于他的那些话……(金浩然等，2007，第224-225页)
第二天，李相范面向御用工会举行报告大会的本馆食堂高呼口号。一时间工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队伍在工厂里转了一圈又回到本馆前。李相范重新进行了工会成立准备过程的报告，介绍了成立工会的准备成员，提出了为解决问题将召开组成非常临时总会。并且质问御用工会成员的辞职和自身的代表性。其间，接到联系跑来的现代发动机和尾浦造船的工会成员也给予了鼓励和协商仲裁。午饭时间开始的协商一直持续到夜班上班时。夜班也齐心协力加入进来，更增加了大众的人数。最终在工人大众向公司施加压力的情况下， 协议书被制定出来。协议书的内容有：① 公司保证工人们的新申请书于7月28日上午10时交付，公司保证辞退御用工会成员，②由当日成立的执行部来任命执行部成员，③一个月之内重新选举执行成员， ④ 不追问因集会而发生的民事刑事责任。
根据千昌洙的话，张明国对由现代发动机工会主席权容穆建议建立的现代集团下属11个工会参加的“现代集团工会协议会”也影响很大。除此之外，当现代集团下属企业成立了工会组织却在工资协商方面没有进展时，现代集团下属企业工会联合起来举办8月17日和18日的大规模集会，张明国对此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还对一批现代重工业工会改遍对策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人们为取消御用工会、工会正常化去现代集团本部的汉城桂洞办公室，与当时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协商等等方面有着不少的影响。
1987年7-9月韩国大规模工人斗争是在由蔚山现代集团下属企业的工人们像活火山的中心那样不断地推动大规模大众运动的情况下迅速地波及全国的大众工人运动。如上所述，1987年7月—9月的蔚山工人运动是由张明国、千昌洙和卢玉喜等知识分子运动家与权容穆、司永运、吴钟锁和李相范等具有工人阶级意识的工人们一起结合组织的大众运动。笔者认为在昌原和仁川地区也发生了不少类似于现代发动机、现代重工业、现代汽车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对1987年大规模工人斗争中像张明国、千昌洙和卢玉喜等知识分子运动家与权容穆、司永运、吴钟锁和李相范等具有工人阶级意识的工人们所扮演的角色还没得到充分的说明。因此，将1987年7-9月大规模工人斗争的性质归属为自发性工人运动，可以说这种观点没能全面地认识到具体的工人运动过程。
三、斗争性工会运动的出现与两个工会体系的出现
1987年8月17、18日蔚山现代集团下属企业的工人们举行了大规模联合集会，其影响开始扩散到全国时，独裁政权则悄然组成“ 公安政局”，压制工人运动。当年8月22日位于巨济岛的大宇造船厂工人们进行罢工时，在政府镇压工人们过程中一位工人不幸被杀。对工会活动正式动用公法权的决定性事件是1987年9月初围绕提高工资待遇的现代重工业罢工和街头示威中发生的蔚山市厅纵火事件。现代重工业工资协商处于举步艰难时，现代重工业散发宣传品谩骂工会中的一个干部联合外部势力、是过激分子等。现代重工业工会宣布中断协商，并声明如果公司不道歉将举行罢工。在公司没有表示道歉的情况下，1987年9月2日一万多名现代重工业工人以重型装备武装起来，占领蔚山市政厅前的公路，并发生了车辆和市政厅纵火事件。此次事件后政府对现代重工业使用公法权，大多数工会干部被逮捕。
原来现代重工业工会的街头示威没有在计划内。现代重工业工会干部们计划了公司内部的示威， 但是他们没能制止住自下而上掀起的大众热潮。现代重工业工会的罢工及街头示威的决定与现代发动机工会的决定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现代发动机工会干部感到，新的劳工运动需要比过去更大的组织力量，否则新的劳动争议会招来破灭。因此，他们决定不再进行劳动争议，而是建立了极大限度提高工资的方案，并于9月1日同意在基本工资上增长14%的方案。(权容穆，1988b， 第319页)
现代重工业工会干部的被捕引起了其公司工人们的反抗，他们呼吁释放被捕人员。这导致了为支援工人们反抗的现代集团工会协会的集体行动。现代发动机工会主席权容穆也因积极参与现代集团工会协会活动于1987年10月19日被捕。随后，一系列运动接踵而至，如“不认可民主工会的企业反工会行为及其招致的工会的反抗”、“介入公法权以及工会干部的被捕”、“为了让被捕干部释放的工人们的集体反抗与新的被捕”等，逐步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1988年被捕的工会干部们在释放后组成“ 被解雇者复职委员会”，展开复职斗争，由此韩国各企业的工会除了工资协商和集体协商等活动以外，还背负了解决被解雇者复职问题的重担。
韩国工人们经过这样艰难的斗争，逐渐产生了自觉的阶级意识，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地区工会、各行业及产业工会、各财阀集团工会。首先，地区工会组织蓬勃发展。1987年末、 1988年初开始新生工会组织为了维持组织、协调运营与附近地区工会进行交流，并建立工会主席会议等非常设聚会等初级性的协议机构。一时有人批判说，这些地区工会协议会不会进入韩国工人总联盟(韩国工总)并让其有一些变化，各自成立组织是否会引起分裂?对此，地区工会协议会表明并不是完全否定韩国工总及下属联盟。他们在形式上属于韩国工总，而内容上则朝着独立活动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可以说是大学出身并较一般工人更具政治判断力的工运活动家和工会组织化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工会干部的判断结合的结果(金东春，1995，第395-397页)。这些地区工会协议会中没有大型企业工会的参加， 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工会的参与。一方面，1987年的大规模工人斗争使民主工会走上上层工会的舞台，并以其为中心成立区别于韩国工总体系的产业行业工会。1989年4月现在，这些产业行业工会有的已形成联盟组织;有的还没发展为联盟，只是停留在“协议体”①的水平上;有的则在产业体系内分化为行业协议体。这些产业行业组织是以白领阶层为中心的。(张映硕，1989，第220页)另一方面，1987年8月8日成立现代集团工会协议会为契机，其他财阀集团内也成立了各个集团工会协议会。1988年1月26日双龙集团下属的8个企业工会参加的双龙集团工会协议会成立，1988年2月初大宇集团下属的15个企业工会参加的大宇集团工会协议会成立，1988年10月13日大林集团下属的12个企业工会参加的大林集团工会协议会成立(郑英淑，1989，第209-216页)。这些集团工会协议会的共同点是：以大型企业工会为中心;下属企业工会虽然参加了韩国工总，但是集团工会协议会与韩国工总各自运营，是自主的工会协议体。
1987年大规模工人斗争之后新出现了地区、产业行业、集团工会，工人运动内部围绕其发展方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工人运动家们在形成全国性的工人组织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对1988年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的理解、工人运动的进行方法、对韩国现实的认识方面有不同的想法，其结果工人运动分化为四种立场(金东春，1995，第366页)。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首先成立能领导企业单位工会运动的政治组织及政党。持第二种观点者同意为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结成政党，但由于在韩国合法的政党会失去革命性，因此应该通过非合法的前卫政党指导工人运动。第三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比起组织政党，更应该积极进行工人的劳动争议活动、产业工会的成立等大众斗争，重视工人阶级的组织化。第四种观点则表明韩国的工人运动如果不先行民主化，就很难有正式的发展，因此比起阶级路线，应该通过企业工会的组织化和政治民主化首先强化工人们的组织力量。②图1说明这些观点在各个时期中是如何分化的。上述内容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观点在图1中标为①、②、③、④。
第一种观点的主张者参与了1987年年底总统选举，那次行动失败之后就失去了工人大众的基础。第二种观点因以知识分子活动家为中心，没能具备工人大众基础。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的支持者在1987年大规模工人斗争后构成的公安政局中赢得了一定的大众基础并主导了工人运动。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主要拥有地区工会的基础，第四种观点是以上述的张明国为代表的石塔劳动研究院的观点，他们在一部分地区工会协议会、相当多的产业行业工会和集团工会中获得了基础。
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的分歧在1988年劳动法修订运动时期变得锋芒毕露。主要的异议在工会法第三条5项“禁止复数工会”条款的废除问题。第三种观点主张韩国工总不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所以应以1987年后出现的民主工会为中心另外成立工会组织。相反，第四种观点却同意复数工会危害工人团结，应该掌握韩国工总的多数并瓦解韩国工总的御用工会的性质。(张明国，1989，第271-272页)
公安政局形成后韩国工人运动一直集中精力阻止公司雇佣者和公权力对工会的压制，结果组织了工会之间的团结活动。1988年劳动法修订运动的同时在全国集中展开的工人运动于同年12月22日举行了“全国工会团体代表会议”，会议中发表了工人全国组织建立方向。1990年1月在地区工会协议会组织基础上成立了“全国工会团体代表协议”(以下简称“全工协”)。全工协出成立当时加入的工会数和工会会员数各为个和16万人，占全部工会和工会会员的5.8%和8.6%(金东春，1995，第399页)。全工协设立之时大型企业工会和产业行业工会没有参加，参加的主要是中小型工厂工会。其原因包含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产业行业类企业与集团企业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与中小型工厂会明显不同，他们的工会表明斗争性工会主义的全工协路线保持一定的距离。第二，以张明国为代表的石塔劳动研究院在产业行业工会和集团工协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反对“第二总工会”的设立。
全工协一直致力于让大型企业的工会加入他们的组织。1990年他们开始和大型企业工会内部民主派工人集团—“工会民主化促进委员会”成员进行交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型企业工会连带会议”。大型企业工会连带会议于1990年工会干部被替换为连带指向的民主派之后开始蒸蒸日上。1990年12月16个大型企业工会的主席们组建了“为了连带的大型工会协议会”。
韩国政府并不将全工协看做是与韩国工总一样的新生上级全国性组织。劳动法禁止设立除了韩国工总以外新的全国性的工会组织。由于工会法禁止第三者介入工会的活动，全工协受到政府的镇压，使他们投入到了劳动法修订运动中。全工协借国际劳动组织(ILO)劝告韩国政府修改劳动法的契机组成“ILO共同对策委员会”，展开劳动法修订斗争。以此为基础于1993年成立了“全国工会代表者会议(全工代)”。全工代是由以中小型工厂工人为中心的全工协、产业行业工会协议会、现代集团工会总联盟和大宇集团工会协议会等一些财阀集团工会协议会组成的。由于全工协曾经标榜斗争性的工会主义，因此产业行业工会和集团工会协会一直保持与他们一定的距离，但是那时产业行业工会和集团工会协会终于决定加入全工协推动的全工代，其中原因有三。第一，全工协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设立大型企业工会组织。第二，产业行业工会和集团的工会对来自政府及公司方面的压制觉悟到共同采取对策的必要性。第三，曾反对设立“第二总工会”的石塔劳动研究院在1992年12月总统选举中支持在野党候选人，败北之后退出了工人运动。①自此，全工代1995年11月发展为“全国民主工会总联盟(民工总)”。至此，韩国工人运动形成了韩国工总和民工总两个工会联盟体系。民工总设立当时由816个工会、418154名成员组成。民工总的组织规模虽然只占全部组织工人的1/3，会员数不到全部工人数的5%，是少数派工会联盟，但是它涉及重化学工业等具有战略性的产业部门，交通运输、通信、医疗等公共机构，教育、舆论媒体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 因此是个非常有力的工会组织(林英一，1998，第321页)。
民工总的合法化过程并不一帆风顺。1996年12月26日政府突然将对工人不利的劳动法修订案交付国会，欲使其通过。于是民工总立刻组织了罢工，第二天韩国共总也加入罢工。这是韩国历史上自韩国战争以来首次由组织指导的全国性罢工。此次罢工持续了3个星期，共约300万名工人参加。当时韩国总统接见在野党党首，答应对有争议的劳动法将再次进行修订(具海根，2004， 第249-250页)。后来修订案于1997年3月10日顺利被国会敲定。劳动修订案基本上还是对雇佣方有利，但是也反映出了一部分工人们的要求。
修订的劳动基准法中反映出弹性劳动制与调节解雇制等雇佣方要求的条款，集体性劳资关系法中还包括禁止给工会专职人发放工资、协商和决议一元化、工资协商有效期延长、顶替劳动的许可、禁止要求支付罢工期间工资等很多新的控制工人的条款(卢重基，2008，第248-249页)。但是，修订的劳动法承认复数工会，并且禁止第3者介入的条款被删除，因此工人们的要求也多少有所反映。劳动法的修订使民工总于1999年才正式合法化。另外，1997年12月的总统大选中政权交替后，由政府主导形成了三方协商制度，则是“劳使政委员会”。于是1987年大规模工人斗争以后逐渐形成的“1987年工人政治体制(the labor regime of 1987)”迎来了崭新的转换期(卢重基，2008，第19页)。
四、结论与讨论
韩国工人运动在1987年、1996-1997年经过两次全国性的罢工，向人们展示出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由于这两次全国性的罢工发生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西方的工人运动急速衰退之时，因此在全世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尽管出现了斗争性工会主义，并组建了民工总所代表的民主性工人运动组织，但是有关韩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工人运动危机论从未中断过。1990年代初期出现的工人运动危机论与2000年以后出现的工人运动危机论正是如此。
1990年代初期出现的工人运动危机论是由于韩国工会较低的组织率和脆弱的组织力量以及上级工会的政治、社会影响力没有得到扩大而被提出的。韩国工会的组织率自1987年以后急速增加， 到了1989年达到顶峰，工会数高达7883个，工会会员数达到193.2万人，而后开始逐渐减少(金东春，1995，第205页)。一方面，2000年后出现的韩国工人运动的危机论有着更根本性的性质。危机的迹象有四种。第一，劳动条件突然恶化。机构调整和裁员解雇等使雇佣全盘变得不稳定。第二，民工总不能民主地收集工会会员的意见，缺乏组织力量让决定好的方针得以一贯执行。第三，对于国家和资本的劳动战略工人运动没能恰当地作出回应(卢重基，2008，第402-403页) 。第四，工人运动变质为以大型企业工会为中心的利益集团活动，不能够维护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的非正式工人，中小型企业工人的利益，由此工人运动团结方面出现危机(李炳薰，2005，第277页) 。
综上，自1990年代初期到现在韩国工人运动的危机迹象有两种见解。一是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1987-1989年之间组织化达到顶峰，而后有所衰退;二是1990年代后期通过劳动法的修改斗争而实现的民工总合法化的巅峰，而后有所衰退。无论如何，韩国工人运动正处于衰退之路，就其原因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析。其中之一认为，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国家和资本的对应也随着之变得更加微妙，它们妨碍和破坏工人运动的组织化，使工人运动萎缩，煽动工人的个人主义化等。还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竞争深化和随之而来的资本的雇佣弹性化政策，以及资本的跨国转移更引起了雇佣不稳定，于是导致工会组织化的难上加难。
笔者认为，1990年代后期韩国工会运动衰退原因中国家和资本对劳动工人的对应分析是很重要的，但是要摆脱它过分强调此原因的部分。另一个应该注意的维度是韩国工人运动的主体。韩国工人运动不能够正确地把握变化中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趋势，并且拿不出有效应对的工人运动的措施。笔者特别注意韩国工人运动形成时期，在1987-1997年之间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几个被偏解的地方。
第一，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工人被压制的要求一下子集中表达出来时，工人运动将这些要求能够在何种水平进行调整，或者说能否调整?这在现代重工业工会的案例可见一斑。新登场的工会执行部没能恰当地控制工会会员的要求，于是被动地组织了街头示威。而其中车辆和市厅纵火等恶性事件的发生导致了公权力的介入，发展到许多工会干部的被捕。之后围绕释放问题形成复职斗争与国家和资本镇压工人政策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韩国的斗争性工会主义浮出水面。难道这种恶性循环是不可避免的吗?笔者认为，现代重工业工会干部没能控制好工人大众强烈的要求，是现代重工业工会干部和介入其活动的一些活动家战术的问题。
第二，如何评价没能代表工人利益的原有的韩国工总的问题。1987年以后成立的民主工人运动成功地将个别企业的御用工会变为民主工会，然而就全国层次来看，没有将韩国工总变为民主工会。主导成立民工总的观点认为将韩国工总变为民主工会是不可能的或者没有必要。这种判断是否正确?民主工会运动停留在批判韩国工总的御用性，没有摸索其变化的道路，而是寻求独者路线①，最后在工人运动中沦为少数派，在与韩国工总的竞争中陷入斗争性工会主义。笔者认为这正来源于对韩国工人运动的战略方向的错误判断。
综上所述，1987年韩国大规模工人斗争不是大多数研究韩国工人运动的研究者认为的自发性工人运动，而是工人运动家们经过长期准备的有目的性的工人运动和自发性工人运动的结合。并且在工人运动的成长过程中，没有驾驭原有的全国性御用工会，而是寻求独者路线，而且工人运动逐渐变质为以大型企业工会为中心的利益集团活动，因此不能够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于是全体工人的利益不能得到反映，结果没有达到团结力量的极大化。笔者认为，工人运动的组织原理是以团结为中心的，而不是像企业那样以效率为中心的。由此可见，分析韩国的工人运动发展过程时，初期阶段工人运动的方向应如何设定的问题对工人运动的发扬和发展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金东春，1995，《韩国社会工人研究：以1987年以后为中心》，首尔：历史批评社。
[2]金东春，1995，《韩国社会工人研究：以1987年以后为中心》，首尔：历史批评社。
[3]金浩然、杨尚贤、玄在烈，2007，《1987年蔚山大规模工人斗争Ⅱ》，蔚山广域：蔚山大学出版社。
[4]具海根，200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炳薰，2005，“劳动两极分化与运动的连带危机”，崔樟集等，《危机的劳动：韩国民主主义脆弱的社会经济基础》，首尔：Humanitas 。
[6]林英一，1998，《韩国的工人运动与阶级政治(1987-1995)：为了变化而斗争，为了协商而斗争》，马山：庆南大学出版社。
[7]卢重基，2008，《韩国的工会体制与社会协议》，首尔：Humanitas。
[8]权容穆，1988，“现代集团工人运动史(Ⅰ)”，《黎明(Saebyeok)》1号，第64-87页。
[9]权容穆，1988，“亲身感受自由与解放的团结斗争：现代集团工人运动史(Ⅱ)”，《黎明(Saebyeok)》2号，第223页。
[10]权容穆，1988，“在一个个脚印上刻上激愤：现代集团工人运动史(Ⅲ)”，《 黎明(Saebyeok)》3号，第308-309页。
[11]张明国，1989，“工会全国组织成立之方向”，《 黎明(Saebyeok)》4号。
[12]张明国，1993，“14届大选与我们要走的路”，《黎明(Saebyeok)》15号。
[13]张映硕，1989，“ 扩散中的产业行业组织”，《黎明(Saebyeok)》5号。
[14]郑英淑，1989，“财阀类共同斗争与集团工会协议会”，《黎明(Saebyeok)》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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