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21日，朱德(右三)在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会见来边区工作的德国医生米勒(右五)和印度医生柯棣华(右二)、爱德华(右四)。右一为八路军卫生部部长孙仪之，右六为翻译马寒冰
早在红军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非常重视医疗卫生工作。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已经有了自己创建的医院。1928年6月初，朱德与毛泽东、陈毅陪同于5月29日抵达宁冈茅坪的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到红4军各团驻地向干部传达中共湖南省委指示，还带他上井冈山看红军医院和各个哨口。
当时，红军医护人员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途径：第一，各地参军的地方医院的医护人员，比如，1929年3月中旬红4军军长朱德在长汀会见当地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并采纳傅连暲的建议，在红军中普遍接种牛痘，预防天花蔓延。后来，傅连暲率领福音医院的许多医务人员参加红军，组成了红军中的医疗队。第二，从红军队伍中选拔、抽调人员进行医护业务培训，然后派回部队使用。
1932年1月15日，朱德与王稼祥、彭德怀共同签署中革军委通令，规定“此次受过训练之卫生员回到各连后应受管理排长管理，专负连卫生责任”。第三，通过红军卫生学校招生录取，给红军队伍培养专业医护人员。1934年2月8日，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与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关于招收红军卫生学校军医科第六期新生的规定。
本文通过梳理、分析《朱德年谱》中记录的文献史料以及聂荣臻等领导人的回忆，再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以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建设呕心沥血的细节及其所作出的丰功伟绩。
“前方药品极端缺乏”
全民族抗战初期，八路军经费比较困难。1938年1月4日，朱德与彭德怀、任弼时在发送给驻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副书记周恩来的密电中就指出“部队经费陷于极端困难”。1月12日，朱德与彭德怀又在一次发送给王明、周恩来的密电中指出“目前经费已极困难”。与此同时，八路军的医药费和药品极端匮乏。
3月31日，朱德与彭德怀、左权在发送给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密电中指出：“前方药品极端缺乏，请迅速补充;又因运输不易，药品不宜按月发送，应改为半年或一年的总数作一次发送。”
4月1日，朱德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转蒋介石、何应钦：“因战斗残酷，伤兵激增，医药亦甚感困难，请酌予接济。”4月14日，朱德与彭德怀、左权在发送给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八路军总部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等人的密电中又一次指出“西药、电料极端缺乏”。
八路军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医药费和药品极端匮乏问题。第一，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购买药品。1938年4月23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要求“至少半年，购买足够半年吃之西药、通讯器材及布匹棉花”。
第二，积极向国民政府争取经费和药品援助。1938年10月22日，朱德致函蒋介石：“请准予一次发给步枪子弹六百万万〔发〕，半年用的三个军卫生、通讯及炸药材料，以便坚留敌后持久抗战。”1939年4月10日，朱德致电何应钦：“所发医药费不敷甚巨，请予增发医药费每月五元及担架、裹伤布、救护带等救护器材，以应战争急需。”
第三，接受社会各界捐赠和捐助。1938年1月31日，朱德与彭德怀暨全体八路军将士发表致广东同胞书，感谢广东慰劳团对八路军的慰劳和援助：“你们的慰劳团遥远地到北方来，不只带给我们许多慰劳品，还带来了三千四百万同胞对我们的热望和关注，我们不但感谢，而且还更加兴奋。”1938年2月，朱德发表《告华侨同胞书》，坦承“敝军物质方面甚感缺乏”，呼吁“倘得海外侨胞惠予援助无比欢迎”。
第四，通过大生产运动建设抗日根据地，改善抗日军民生活，增强抗日军民体质和免疫力。正如1942年12月21日，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在陕甘宁边区党的高干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前六部分时指出的那样，“三五九旅坚决地执行了我们总司令的生产思想、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南泥湾政策，部队除粮食外，百分之八十二是自己弄来的”。12月26日，朱德与彭德怀发布命令：自1943年1月1日起，每人每天增发食油二钱，每月增发津贴费五角，每年发洗脸毛巾二条。
第五，自己动手采集中草药，自制救急包等医疗器械。1939年6月2日，朱德与彭德怀、左权等人致电林伯渠、伍云甫等：“前方拟制救急包，却办不到吗啡做镇痛剂，请将港反侵略会送的吗啡全部送来，如已送延安请滕代远等送返。”同年8月8日，朱德与彭德怀又一次致电伍云甫，询问西安能否买到用药制过的白纱布，每磅价格如何。聂荣臻后来回忆说：“1942年，当困难愈来愈严重的时候，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一方面抓紧反‘扫荡’斗争，另一方面又大力动员和组织干部战士，利用战斗空隙，帮助群众重整家园。”“为了与疾病作斗争，我们还发动大家，广泛采集中草药，自力更生制作了许多简单的医疗器械，满足了战时的需要。”
第六，在战斗中缴获药品和医疗器械。1941年7月5日，刘伯承与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第129师抗战以来至1941年6月反摩擦斗争及讨逆战斗俘获情况，其中缴获“西药19箱”。
1939年10月，八路军在河北省涞源县孙家庄附近进行战斗。这是白求恩在炮声隆隆的紧张气氛中为伤员进行手术
“同仁医院医生能过艰苦生活与尽义务条件下，欢迎其来前方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不仅医疗经费和药品、医疗器械匮乏，而且缺乏医术精湛的医护人员。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新形势下，不少地方医院医护人员纷纷到八路军医院工作。八路军总部大力鼓励地方医院特别是闻名遐迩的大医院医护人员加入八路军，为抗战作出贡献。1938年1月4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林伯渠以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同仁医院医生能过艰苦生活与尽义务条件下，欢迎其来前方工作。”
抗日根据地的医务人员和医疗状况怎样呢?1941年7月30日，朱德与毛泽东等人发送给各兵团首长的一份电文给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给专家待遇。”实际上，早在这份电文发出的两年前，即1939年，八路军就已经给医护人员提供了就当时抗日根据地的财力条件而言比较丰厚的待遇了。1939年1月28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八路军各部首长，规定卫生人员津贴：军医每月六元至十五元;见习医生(见习期为三个月)每月四元，升为医生每月六元;国外留学或国内专门大学毕业之卫生人员，初参加工作者每月二十元至三十元;医助四元，司药长六元，司药主任四元，司药三元，调剂员二元;看护长二元;看护员、卫生员与战士同。
那么，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当时的个人经济状况如何呢?
1937年9月27日，朱德在致前妻陈玉珍的信中写道：“我为了保持革命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11月29日，朱德致信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同学戴与龄：我“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请速寄家中。“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
1939年5月30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晋东南“五卅”纪念大会上讲话谈到坚持敌后抗战的困难时指出：“八路军本月只发给津贴费一元，我们的总司令，今年五十多岁了，也只领得一元，有人说八路军特殊……这就是我们的特殊!”听众无不感动。
相对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一元津贴，上述1939年1月28日电文中规定的“卫生人员津贴”实在是比较丰厚了。然而，“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所以“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而且“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八路军第129师在收悉上述1941年7月30日朱德与毛泽东等人发给各兵团首长的那份电文之后，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电示所属各部队：要吸收各地有高级技术的医务人才参加我军服务，要不惜予以相当之津贴，政治上予以非党员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家待遇。
抗日根据地除了给予医护人员丰厚的津贴之外，还给予精神上的关心和鼓励。1940年6月3日，朱德为中共中央机关保健医生兼中央医院内、外科主任魏一斋题词：“救人救国救世”。
1942年5月12日，朱德出席在延安举行的护士节纪念会并讲话，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八路军的传统精神，即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仍能设法医好病人。朱德指出，护士和战士同样特别重要，对于革命工作均有同等的贡献。他欣然为护士节题词：“救护抗日伤病战士，完成抗战胜利。”
朱德还关注抗日根据地医院的建章立制工作。1942年1月7日，朱德与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通令颁发《医院院规》及《医院四大工作纪律》，要求住院伤病员和医院工作人员遵守。同年2月14日，朱德指示八路军卫生部：对直属各医院，疗养院，卫生科、所、门诊部所有医生及司药举行技术甄别考试。考试后将按成绩优劣分别等级，发给证书，执行业务。
“他的技术高明，在我军中为第一位”
抗日根据地医护人员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一批同情、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国际友好医护人员。他们来华支援中国军民抗战，其中著名的有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等大夫。
朱德等八路军领导人高度重视并爱惜这些外国大夫。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外科大夫诺尔曼·白求恩在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时不小心割破手指，感染破伤风，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逝世。11月23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白求恩家属和加(拿大)、美(国)援华委员会，对白求恩大夫逝世表示哀悼和慰问。电文高度评价白求恩大夫在为八路军服务的两年中“功绩卓著”，“深得全军爱慕”，他的逝世“是我国抗战之一大损失，亦世界人类解放事业之大损失”。12月24日，八路军总部举行追悼白求恩大夫大会，朱德在大会致辞中号召八路军全体指战员更加英勇作战，夺取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以此来纪念白求恩大夫。
1940年2月1日，朱德在《前线》复刊第12期上发表《追悼白求恩大夫同志》一文，高度评价了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和为人：他以勇敢积极艰苦负责的工作与模范，来领导了全边区的卫生、医生工作。他亲手培养和训练了大批外科医生，使我们战士折骨残废的比率大大减少。他创造了八路军卫生工作的新纪录，能在战斗的最前线，施行手术救护，使伤者速愈，减轻医院的负担。他提高了医院工作全部同志在技术上和理论上的水平，他临死之前，还完成了一部游击战争医务治疗的名著。他的确表现了美洲民族伟大的实际工作精神，他的确执行了兄弟党帮助中国革命忠诚的责任。“白求恩同志为世界人类解放而奋斗的事业，为中华民族解放而牺牲的事业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1942年11月13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白求恩同志》一文。文章指出，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员，是有国际声誉的医生，是北美洲的四大名医之一。他是用他高明的技术服务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事业的坚强战士。“白求恩同志是真正充满着共产主义国际精神的优秀党员，从他身上，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淳朴的品质。”文章赞扬白求恩“是富于国际主义精神的模范”，“他的技术高明，在我军中为第一位，但仍精益求精，研究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进行医疗工作。他不但以这种极端负责的精神来执行自己的业务，并且教育了他周围一切人”。
1939年12月21日，朱德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三位大夫，感谢他们的援助，并向他们介绍了敌后战场的概况和八路军游击战争的经验。随后，医疗队随129师到前线开展战地医疗救护工作。1942年12月9日，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因病在河北省唐县逝世。第二天，即12月10日，朱德与彭德怀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致电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家属，对柯棣华大夫的不幸病逝，表示深切哀悼。12月30日，延安各界举行柯棣华大夫追悼大会，朱德出席大会并致悼词，号召大家学习柯棣华大夫和白求恩同志，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同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柯棣华大夫》一文。文章指出，柯棣华大夫不避艰险，坚持在中国抗战最剧烈、最残酷的敌后，执行印度人民的委托，这是崇高的国际主义和献身精神，是印度民族精神的伟大表现，“值得一切反法西斯人民，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珍贵与发扬”，“他的精神将永远活于中国人民的心中”。朱德还为柯棣华大夫题词：“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1943年4月5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大夫离开延安，动身回印度。行前，毛泽东、朱德等人分别向他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并托巴苏华大夫带去中共中央致印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朱德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信中对印共积极致力于全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谋求民族独立的工作表示关切和支持，对印度国民大会派遣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抗战，致以谢意。“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之际，我们希望印华两大民族团结得更加坚固，以便与其他一切反法西斯国家配合作战，借以达到打倒法西斯，解放一切被法西斯压迫的人民，同时借以解放印华两大民族，获得两大民族的独立。”实际上，早在巴苏华大夫离开延安前的4月2日，毛泽东、朱德就致电周恩来，就巴苏华大夫回印度沿途安全及路费等问题提出明确要求：巴苏华医生定于五日去西安转渝返印度，请转告在渝印度方专员及国民政府军委会，沿途予以保护放行。“巴苏华在我军工作表现尚好，并已加入我党”。“他回印度路费需法币一万五千元，如印度专员不能解决，请办事处支给。”
1940年10月，朱德出席在延安王家坪召开的军工生产会议
“疫病发生堪忧”
朱德十分关注在医院里接受医疗的伤病员。1937年11月17日，朱德与彭德怀、任弼时发布关于伤员费的暂行规定：轻伤三元，重伤五元，残废另发残废证，暂照前军委规定转令。11月26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各师首长转各兵团并转各级供给机关：兹规定从本月二十五日起，每人每月发给烤火费大洋一角，医院伤病员每人每月烤火费二角。
朱德特别重视八路军伤病员的安全和安置问题。1938年4月10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国民党方面的曾万钟、朱怀冰等人：根据敌情判断，似日军即日围攻我太行山脉之东路军。“各路前线指挥官应发动当地自卫军，并统一指挥配合作用。各军、师应加紧部队政治动员，提高战斗力。供给应随时携带一部，临时就地补充，不宜囤积一地，切忌资粮与敌，伤病员严防被敌屠杀，应分散在偏僻地区，并临时转移。”
朱德注重给予八路军伤病员精神上的关心和鼓励。1941年1月1日，朱德与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致电慰问八路军全体伤病员，希望他们安心休养，早日痊愈，重返前线，继续杀敌，参加1941年更伟大更光荣的斗争。
1943年1月1日，朱德与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致信慰问各抗日根据地的伤病员，向他们遥致无限慰问之意，祝新年快乐。希望他们安心休养，早日痊愈，以便重上战场，杀敌立功，以酬壮志。
早在红军时期，朱德就非常重视防疫工作。1934年2月22日，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与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严防春季时疫的训令。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一如既往地关注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的防疫工作。
1938年5月13日，朱德与彭德怀、左权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河南境内已有霍乱病流行，为各作战部队防疫起见，经饬军医署，另购浓敛式单纯霍乱疫苗，各部按现有人数计算向该署领取，请周恩来用朱德、彭德怀名义按本军呈蒋介石、何应钦现有人数十万三千人计算直向领取。1939年4月10日，朱德致电何应钦要求发放防疫疫苗：“现已时进夏令，疫病发生堪忧，请发给防疫疫苗若干，俾得先事预防。”
1942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于空前残酷的斗争中。日军连续的“扫荡”“蚕食”，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抗日军民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化。以太行地区为例，从1942年春天开始持续干旱，全区受灾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灾民达数十万人。八路军指战员由于营养较差，体质普遍下降。加上医疗力量薄弱和药品缺乏，疟疾、痢疾、回归热等病流行，浮肿病、便秘、疥疮、夜盲症在连队中大量发生。
1942年4月1日，朱德以八路军总司令名义及时发布关于春季防疫工作训令：“春季已届，使人致病的细菌将繁殖活跃，各种可怕的传染病如伤寒、霍乱、天花、白喉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剧烈的传染病——鼠疫大有可能发生。为了使全体人员身体健康，不遭受上述传染病的侵害，特责成军医处制订详细计划，随令颁发。深望各机关、学校、部队首长，于接到是项计划之后，深入传达，并认真执行，执行的程度由卫生部派专人检查。”
除关注抗日根据地防疫工作之外，朱德还重视抗日根据地基本卫生常识的普及工作。1941年2月25日，朱德在《国防卫生》第2卷第1期上发表《我对于“国防卫生”的意见》一文。文章要求《国防卫生》担负起积累和交流卫生行政医疗工作经验，向广大群众宣传预防疾病，普及基本卫生常识教育的任务。
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建设凝聚了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关注和心血，卓有成效的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建设保障了抗日军民的健康，增强了其杀敌能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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