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关于西安事变的谣言，就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想在西安事变后杀蒋介石，但是被共产国际阻止。毛主席看到共产国际禁止杀蒋介石的电报之后，一怒之下将电报撕碎。”这一说法被各种势力广泛传播，甚至中国人民的一些朋友也相信并在写书的时候采用了。我们完全有必要以事实为依据对谣言进行反击。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说——综合来看，在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上，中共的正确之处恰恰是比共产国际更多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的是非要说清楚。
第一，中国共产党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政策是正确的、共产国际对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否定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中共听共产国际的、不对张学良进行积极统战，就没有促成全面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
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上，林彪的堂兄林育英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反蒋的指示。在此之前的1934年4月下旬，毛主席在听取何长工的汇报时就指示：“同时还要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4年，四十一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主席这时提出了比抗日反蒋更广泛、更精确的最广泛统一战线概念，也就是尽可能争取一切国内力量、实现枪口一致对外。但是，主席的意见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时期不可能被全党接受，主席也不得不执行党组织集体决定的抗日反蒋的方针。为了争取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共同抗日，主席率先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毛主席亲自指挥了直罗镇大捷、痛歼东北军一个师一个团之后，极大震撼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同时，毛主席对张学良也做了积极争取，表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6年，四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并派李克农与张学良谈判。张学良受了毛主席的影响：“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6年，四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36年3月16日，“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央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计。本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上述决定通知他并告张学良，还对他惠赠图书表示感谢。”（《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6年，四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主席不仅是擅长指挥战争的军事统帅和运筹帷幄的政治领袖，而且是文化功底深厚的学者。他这时给张学良赠书、建国后七十年代给田中角荣赠书，上演了一部又一部“文化统战”的活剧。
毛主席不仅争取张学良，而且争取杨虎城。主席和彭德怀曾致信杨虎城说：“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信中还以‘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的语句，激发杨虎城的爱国热情。”（《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5年，四十二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如此精悍、荡气回肠、富有精神与艺术感染力的辞藻，恐怕很难出自自称“猛张飞”的彭德怀之手。这些“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只能出自毛主席之手。
在毛主席的成功统战工作下——特别是中共在毛主席指挥下取得山城堡大捷、痛歼胡宗南精锐部队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催促蒋介石抗日，并在蒋介石顽固坚持“剿共”之时毅然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极其遗憾、不满的表示：“报告表明,中国党中央不顾我们的警告,实际上已同张学良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友好关系，邓发本人就是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过来的,他个人去过张学良那里,并认为张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忠实拥护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第26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如果中共听了共产国际的、不与张学良建立友好关系，怎么可能有逼蒋抗日、迫使蒋介石让步的西安事变呢？共产国际毫无确切事实根据的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和汪精卫挑起、认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七卷》：《中国发生事变（<真理报>社论）》1936年12月14日）“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证实,张学良兵变无非是日本在中国挑起的又一事端,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和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人民运动。”“日本人挑起的这次事件,便是这一协定既定手段的形象化表演。毫无疑问,这种经过周密策划制造可怕的挑衅事件的手法将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继续采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七卷》：《国际评述（1936.12.17.<真理报>）》）都是完全错误的。
共产国际指责张学良、杨虎城背后是日本人，有什么原始证据呢？他们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依据。蒋介石一直顽固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只有在张学良、杨虎城打起抗日旗帜并采取了扣押蒋介石的办法之后，蒋介石才被迫暂时表态放弃这一顽固主张——这是迫使蒋介石抗日的、不利于日本正确方法，怎么能说是给日本助力呢？面对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无端指责，“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毛泽东传》：《第十七章、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次，即使“言必称希腊”的博古，也对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无端指责表示不满、公正的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后来毛主席总结说：“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36年，四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相在建国后总结中共与苏联关系历史时也表示：“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11页。）总之，西安事变的方法是正确的——不以抗日的旗帜、兵谏的方式打蒋介石一顿、逼蒋介石一下，他就一直先打内战而不先抗日；西安事变带来的意义也是巨大的——挨了一顿打、被逼一次之后，蒋介石确实不得不在抗日和内战问题上让步了——所以西安事变就是革命性的、有利于抗日的，而不是反革命的、利于日本的！
中国共产党主张有条件的释放蒋介石、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让步，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严重误判、片面认为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站在了正义的一方——如果中共听共产国际的、助长蒋介石的嚣张气焰、拥护蒋而反张杨，蒋介石不可能不得不做出让步、西安事变也不可能收到如此良好的效果。
中共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不同的。共产国际把蒋介石宣传为坚决抗日、为了实现抗日目标而积极投入统一大业的“蒋大英雄”：“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南京政府在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开始采取一系列旨在促使国家统一,使四分五裂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措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七卷》：《中国发生事变（<真理报>社论）》1936年12月14日）“众所周知,南京政府统一全国的意图遇到了各军阀派系的顽固抵制,这些军阀集团都有不同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保持中国原已存在的混乱局面,而且还想制造新的更加混乱的局面。”（《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十七卷，第412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过去一年间中国各方面势力已进一步团结于南京政府周围,而南京政府已表现其领导全国抗战之意志与能力。”（《西安事变资料选辑》：《消息报》1936年12月14日社论。西北大学等编）共产国际所说的所有这些对蒋介石的夸赞，无非是要表明——“蒋大英雄”在西安事变中是正义的一方、支持和拥护“采取正确政策”的“蒋大英雄”并反对张杨“兵变”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那么，共产国际笔下的、为“全国统一”和“抗日”而努力的“蒋大英雄”的真面目是什么呢？
真实的蒋校长，并不是共产国际笔下的“蒋大英雄”。这时，“蒋大英雄”只不过在叫嚣着“攘外必先安内”并坚决反对停止内战、拼了命一样坚决的在“追剿”代表人民的中共。让我们看看“蒋大英雄”的丑态。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赴西安,督促东北军、西北军‘围剿’陕北红军。”（《蒋介石年谱》，第236页。1995年版）“蒋大英雄”继续与人民为敌、在中共早就主张停止内战后仍然要“剿共”——这叫为统一而战？这叫为破坏抗日大局而战。26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称国民党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急缓不辨,不‘剿共’而轻言抗日,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危害国家的不忠不孝之人,一定要子以制裁。”（《蒋介石年谱》，第236页。1995年版）这句话足以暴露蒋介石的真面目——他的目标不是重点抗日、促成统一战线，而是继续打内战，甚至要制裁所谓“轻言抗日”的进步力量。28日，蒋介石接见张学良。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剿共”的建议。但是蒋介石毫不犹豫，“对此，立即驳回。”（《蒋介石年谱》，第236页。1995年版）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5分钟之坚定也。”（《蒋介石年谱》，第236页。1995年版）蒋介石的日记证明——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蒋介石当时确实顽固坚持“剿共”，而张学良关于坚持抗日的建议是正确的。蒋介石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他自己在日记中的记录证明了他绝对不是共产国际心中的“蒋大英雄”。如果张学良不是真心抗日、真的想搞阴谋政变，他完全没必要在这时劝蒋介石抗日，直接找机会对蒋介石突然袭击足矣。就凭此，足以证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完全是促进抗日救国的正义之举。
10月31日，蒋介石接见张学良、阎锡山，“张、阎要求停止‘剿共’，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对此意见,蒋即予‘面斥’。”（《蒋介石年谱》，第236页。1995年版）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接见张学良，“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说西安方面要求抗日的情势紧迫，或将生变,请务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年谱》，第237页。1995年版）7日，“下午,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近又绥远告急,国家民族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民族抗日第一,对红军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勃然大怒，严厉斥责其受了共产党迷惑，应加紧‘剿共’,并谓:‘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此后，杨虎城又去劝说,也被蒋拒绝。”（《蒋介石年谱》，第237-238页。1995年版）可见，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已经多次劝蒋介石停战，但是毫无效果。12月8日，蒋介石“召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刘多茎至临潼共进早餐，要他们继续‘剿共’，对刘多茎说:‘现在剿共军事仅剩最后5分钟了,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又对王以哲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蒋介石年谱》，第238页。1995年版）10日，蒋介石“在临潼接见张学良，对其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当场严词拒绝。”（《蒋介石年谱》，第238页。1995年版）最终，顽固反动、不停叫嚣“我天经地义”的蒋介石不得不面对西安事变对他的惩罚。
这就是蒋介石——与共产国际宣传的“蒋大英雄”、“蒋大善人”完全不是一个人。共产国际塑造的、在西安事变中完全站在“正义”一方的“蒋大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我们中共听了共产国际的、把蒋介石当“正义者”“受害者”“小白兔”——在这时承认“蒋大善人”的“正确”、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不逼他让步，我们的“联蒋抗日”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与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方针无异、与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战略目标也是南辕北辙。主席最终决定怎样对待蒋介石？“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毛泽东传》：《第十七章、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主席与博古、张闻天根据实际情况商讨决定了对蒋介石采取“以斗争求联合”的方针，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拥蒋而反张杨，保证了中共的主动。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共领袖们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做出让步。“蒋介石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毛泽东传》：《第十七章、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真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第三，中共在12月18日放弃15日提出的“罢免蒋氏”口号，完全是中共独立自主做出的政策调整，与共产国际无关——共产国际在中共20日收到的、他们16日起草的电报——也就是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国际给中共发的第一份电报中，没有一句和罢免不罢免蒋介石、杀不杀蒋介石沾任何边。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的1936年3月4日，中共就开始改变曾经的抗日反蒋方针。“这时，南京政府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中共接触，他们的代表来到陕北。毛泽东、张闻天等向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毛泽东传》：《第十七章、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后，中共多次在共产国际8月中旬“取消抗日反蒋”指示收到之前就公开提出与蒋介石和解、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毛主席甚至在1936年5月5日发出了论述力度惊人深厚的停战议和电。然而，“蒋大英雄”依旧顽固坚持反共、内战方针，叫嚣“攘外必先安内”。西安事变当天，12月12日，毛主席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对西安事变采取的5点紧急处置意见。其中第5点是“争取蒋军全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我方步骤问题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日。）之后12月13日，面对蒋介石极端顽固的反共态度，我们曾经提出过“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毛泽东传》：《第十七章、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口号，但是并没有一句话提到杀蒋，而且坚持“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些都是停止内战的正确主张。之后不久的12月18日，我们中共就自己改变了罢免蒋氏的决定、自己做出了前文提到的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决定。
共产国际这时并没有像谣传中一样在13日发过禁止杀蒋的电报。《季米特洛夫日记》中也没有起草这封电报的任何记载，并如实记载了共产国际得知、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的全部过程（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十七卷》第523页）。苏联灭亡后，多数档案有了公诸于世的时机。这时，在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操作下，俄罗斯学者经常刻意有选择的公布并刻意歪曲解释一部分档案资料来抹黑中共、吹捧苏联。但是，他们从未发布谣传中的12月13日电。12月1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了西安事变以后第一封电报，其中包括“(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实行合作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同苏联联合的口号。请通报国统区的党组织。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第265-266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些内容，没有一句话提到反对罢免蒋介石或者不能杀蒋介石的问题，其中的绝大多数要点也被毛主席在12月15日早就提出过。共产国际的目标是正确的、与毛主席12月15日提出的相同。但是方法上，相比于共产国际否定张学良和杨虎城并为蒋介石站台的办法，毛主席联合张学良和杨虎城、强迫蒋介石妥协的办法更符合实际情况。共产国际的办法，只会助长蒋介石的嚣张气焰。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表示：在西安事变中，中共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判断与对策是正确的、共产国际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判断是错误的；如果没有中共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就不可能有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对蒋介石的逼迫，也不可能有蒋介石在“剿共”问题上的让步、对抗日问题的被迫重视。
我们还可以毫不动摇地表示：在西安事变中，中共对蒋介石的判断是正确的、逼迫蒋介石让步的对策是正确的，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判断是错误的、对待蒋介石的方法也是不利于斗争的；没有中共独立自主的选择与斗争，就没有蒋介石的被迫让步。
我们也可以放心大胆的表示：从罢免蒋氏到有条件释放蒋氏，都是中共独立自主做出的决策，与共产国际是无关的。在西安事变中，中共和共产国际都有正确之处。综合来看，中共的正确之处是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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