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自作者回忆录。
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为都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而都受到了枇评，但是主席都把他们保了下来。陈伯达当时就马上转了过来，他在庐山上就写了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还被主席引用过。胡乔木和田家英的关系很好。他们两个和陈伯达的关系却都不好，他们碰在一起就老要说陈伯达的坏话。
编辑《毛选》时期，我和陈伯达的直接接触多起来了，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去向他汇报工作。但我在无意中却发现，只要我去向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那时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大了。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一直都很好，可在这次调查中却老挑我毛病，只要是被陈伯达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说我办得不好。
陈伯达对清样并不都看，看也看得不认真，他好像只对某些特别的东西有兴趣。例如毛主席改过的清样，他看得很仔细，甚至在主席改过的清样上，再做些技术性的修改，或写上几个可有可无的字。毛主席改过的清样，是文档的珍品，陈伯达改上几个字就弄得很不协调，大家对他的这一做法都看不惯。此外，第一卷有个《本书的出版说明》，原是田家英起草好了的，陈伯达改了一些字，让人重新打印，再送主席，给主席的印象好像全是他写的。这类小动作胡乔木、田家英他们就不搞。田家英以前叫陈伯达老师，后来就有点看不起陈伯达了，背地里叫他“老夫子”，带有讽刺的意味。
陈伯达这个人心眼小，他和田家英的最初的矛盾，是因为主席原来让陈伯达起草他在“八大”上的闭幕词，可陈伯达引经据典，长篇大论的，写了几次主席看了都不满意。作为闭幕词，提纲挈领的就可以了。后来主席就叫田家英重新写，主席对田家英起草的闭幕词很满意。这样一来，陈伯达对田家英就很嫉恨了。
田家英跟我说，陈伯达对自己手下的人很不好，就像对奴隶一样。陈伯达的秘书姚一、史敬棠都一天到晚挨他的骂。到最后他们给调走的时候，陈伯达把他们的鉴定都写得很坏。柴沫也是属于陈伯达领导的，可是他和陈伯达的关系也不好，他老往田家英这里跑，他和田家英谈得来。陈伯达因此也对柴沫记恨在心。
陈伯达原先对我还是挺好的，他把我从中南海后楼研究室调到《红旗》杂志社，一下子就叫我当历史组的组长。这是越级提拔。邓力群对我说，老夫子从来没这样提拔过人，你是个例外的例外呀！
但是后来我同陈伯达逐渐产生了一些矛盾。在刘搞资反路线的时候，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讲了一些反对工作组“抓游鱼，反干扰”的话。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轻工学院是薄管的。他不愿意中央文G和薄他们发生矛盾和冲突。但当我向江汇报的时候，江却说我说得还不够。我说，可陈伯达叫我少说话。江说，你别理他。江回到北京，就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士兵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当时陈伯达就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那里说了他什么。其实，我那时只是如实地汇报，并没有故意去说他的坏话。不过，从这以后，我总觉得陈伯达老是怕这怕那，患得患失的，互相间的疙瘩就多起来了。
尽管陈伯达是组长，又是公开发表过很多文章的理论权威，但实际上他的威信并不很高。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一出什么事情，就往下面推。好多人都吃过他的亏，我自己也有多次的经验。
有一次，陈伯达和他的夫人吵架。他夫人说，我把你在背后说毛主席的坏话全都写信给中央。陈伯达一听急了，他马上来找我，因为我是管群众来信的。我说，你最好叫她不要写。夫妇共命运，你向她讲明道理，说不通，我替你去说。否则，她的信只要一到信访办公室，那都是要登记的，再拿出来就难了。那真是“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其实，我这也是故意吓唬他的。后来他听了我的话，和他夫人缓和了关系，他夫人也没有写信。
陈伯达在理论上的确是有一定水平的，但可惜不成体系。不像康，康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理论上是成体系的，讲起来是一套套的。康的口才也好，临机反映也很快，但他的处事能力不如总理，思想方法片面，决定问题不够谨慎，甚至对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好好研究就根据几点未经核实的材料轻率作决定，所以他办的案子常有水份，冤案也不少。
有一次我和陈伯达在主席那儿开会，说到现在有些人参加会议，大会小会都不讲话。主席就说，那不是成了息夫人了吗？息夫人是息国（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的绝代美人，嫁给了国君，后来息国被晋国所灭，息国国君被杀。息夫人没自杀，也没殉葬。因为她太美了，晋国的国君就把她收为妃子。息夫人也不反抗，你愿意怎么就怎么，她温顺地伺候晋国国君，但就是不讲话。晋国国君也允许她不讲话。这个时候，陈伯达插话说，息夫人是嫁给晋献公的，公子重耳就是她的儿子。这事有点新鲜了。主席说，哦，我还不知道这事呢，陈伯达真是个历史学家。陈伯达听了很得意。
回来以后，我觉得，公子重耳的母亲是息夫人？这么大的事，怎么我从来就没听说呢？于是我就去查书，可不知翻了多少书，都没查到有这事。这事整整耗了我一个晚上时间，但我基本上也肯定这是没有的事。第二天，我和陈伯达见面时就说，老夫子，你说的那个息夫人是晋文公母亲的事，我查了一晚上资料都没查到。你是在哪儿看到的，我回去再查查。陈伯达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他就叫他的秘书去找《史记》、《左传》等书。书拿来以后，他就翻，翻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我说，不用翻了，我都翻到公羊传了，都没有。他相信了，说，哎哟，这怎么办呢？我说，你别着急，你马上给主席写个说明。他说，对。那你给我写一个吧。我说，这不行，这个必须是你的亲笔。他说，你写，写完我来抄。我就给他写了：主席，咋天开会我曾说，息夫人是公子重耳的母亲。回来我核对了许多书都没有查到，这件事怕是我记忆失误了。干扰了主席。陈伯达抄完就赶紧给主席送了过去。主席后来也没有再提这个事。
田家英到处收购清人字画和其他古董。浙江省文物商店有一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写的“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对联，他看了喜欢，就硬要人家卖给他。人家说，那是国家的东西，是我们的镇店之宝，非卖品，不能卖。田家英不依，硬是要买。人家没有办法，就请示浙江省委，结果上面说，那你们就让他写个借条，允许他先借去看看吧。这一借，哪还有还啊。田家英死后，这对联都在他家属的手里。人家拿着田家英的借条去要，不知他的家属还人家没有？据说现在这副对联的价值上亿。当时陈伯达知道了这件事，也去向浙江文物商店借文物，说田家英能借，为什么我不能借。人家只好找了另一件邓石如的作品“借”给他。所以说他们两个都没过好社会主义关。
陈伯达平时的生活比较奢侈。他嘴上也讲为人民，还专门写了幅字送给我，但社会主义关不容易过。要过社会主义的关，那就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凌驾于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否则就不要侈谈什么“为人民”。
然而这种事情康就没有。康是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大家。在文G的时候，也低价收购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家里人。
陈伯达与康的关系一直不大好，他们两人之间的成见很深，而且总是互相猜忌。那次我和陈伯达、杨成武一起去上海听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的时候，从主席那里出来住进锦江饭店。陈伯达说，这次我还是住上次住的那个楼层，上次来时，康就住在我楼上。我说，这次康没来啊。陈伯达说，上次康就住在我的上面，整天在我的头上拉屎拉尿。这是陈伯达向我们公开表达他对康的不满。这也不能全怪陈伯达，因为康经常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给陈伯达难堪，陈伯达的口才远不及康，经常吃亏。
文G中，中央党校有人贴康的大字报，康就怀疑是陈伯达在背后指使的。北大有人贴了陈伯达的大字报，陈伯达也怀疑是康和聂元梓搞的。其实我去看了都不是，是群众自发搞的。那个在中央党校写康大字报的，是关锋的一个好朋友，姓李，他那时就反对康。但这个事情绝对不是陈伯达搞的，也不是关锋叫他写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要打倒关锋的时候了，而康是保关锋的，关锋不可能叫人去贴康的大字报。
文G中对工作组的一些作法，一些学生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向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工作组就对这些学生进行打击。
江跟我说，我就不赞成派工作组下去跟学生搞对立。我把江的这个意见跟陈伯达说了。陈伯达就问，这是不是主席说的？我说，我只是听江说，但我想江说的这些话，一定是问过主席的。陈伯达也认为是这样，于是，陈伯达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就讲是不是不要再派工作组下去了，让群众自己选举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来领导自己？可那时陈伯达还只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刚上任的中央文G小组组长，在那些参加会议的大人物面前。根本不算一回事。加上他讲话声音小，又是福建土腔，嗫嗫嚅嚅的，许多人也没有听懂。所以，陈伯达讲完之后，没有人响应他，也没有人驳斥他。刘虽然显得不耐烦，但总算没有打断他；邓在他讲话的时候，则连头都没抬一下。所以后来陈伯达很委屈地说，我只是个小小的老百姓，连讲话都没人理睬。总之是会议没有理睬陈伯达的意见，继续往各学校派工作组。
陈伯达因为公开提出打倒陶铸的事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他想不通。他来跟我说，我都不想活了，主席骂我骂得那么凶！我说，你可不能自杀，那是叛党啊。他说，马克思的女婿就是自杀的，也没人说他叛党。我看他认真了，就劝他，主席骂你，那是对你抱有希望，是为你好，他对你不好就不这么骂了呢！你看他后来骂过田家英吗？他琢磨了半天，说，是啊，主席倒没骂过田家英呢。
我后来想，陈伯达有时在一些问题上确实是有点投机心理，但他只是在共产党内的这一派和那一派中间搞投机，是党内投机。而并不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搞投机。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到了中央文G的团结。尽管这主要是康和江的事，但我的责任也很大。对此我也是应该反省的。
后来打倒王力、关锋时，陈伯达表现得最积极。因为平时我们三个人常常一起揶揄他，我们为什么要揶揄陈伯达呢？因为他老是摇摇摆摆，一天到晚说些丧气话。他老给我们说，文G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得罪的人越来越多，怎么得了，将来很多责任都是要由我们来承担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更有政治经验，他知道文化大革命搞到最后就会搞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跟他说，你干啥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跟着毛主席革命，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就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得失败。他毕竟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可当时我们对他很反感。
当时陈伯达见到王力、关锋的问题严重了，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便说这两篇文章他都没有看过，是王力、关锋擅自决定发表的。关锋在会上说，那两篇文章是他叫《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根据他和王力的意见起草的，然后他和王力作了修改审定。他们应该为这个错误承担责任。但他说，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这篇文章最后是经过陈伯达批准才发表的，而并不像伯达同志说的是他们擅自决定发表的。可是陈伯达不承认，他说：“毛主席说我是刘盆子，人家早就把我当刘盆子啦。我根本就没看过这篇社论，他们就发了。”关锋就说，这文章明明就是你签发的，而且你还在上面还作了一些文字改动，在稿子上还有你亲笔加的一句话，“举起你的双手，迎接阶级斗争新的大风暴吧！”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于是总理就当场叫人去把原稿调来，可原稿被陈伯达拿走，找不见了。总理又叫他的秘书去陈伯达办公室找，结果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在审稿时写的字，而且陈伯达还写了“照发”的批语。这下子陈伯达没办法了，就又推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糊里胡涂的，忘了。
尽管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大家也明白，这件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G的组长，把他拿下来，震动就太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说了，看来这个文章是经过伯达同志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头脑不清楚，也情有可原。关锋、王力同志当时应该把文章交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关锋、王力同志仍负有主要贲任。
毛主席对陈伯达看得很透。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船要沉了，就往林那里跑。康从来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跟着毛主席会得罪什么人的这种事。康比陈伯达坚定。后来有人说，康在去世前，向毛主席揭发江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是叛徒，这很可能是夸大的误传。我以前在中南海工作的同事告诉我，康在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省人事，中央送给他的文件都是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的。是不是那时有人揭发江、张，康在清醒时叫人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