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农村政策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以后，各地为落实《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各项政策，分别召开公社代表大会·通过算清经济账和作风账，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确保夏季丰收。
但是，退钱、退物是个困难的过程，阻力主要来自公社一级，因为「共产风」主要是实行公社所有制，共了各生产队的产。许多公社党委书记，虽然在口头上承认一平二调三收款是错误的，但要退款则没有现钱。真实情况是，有的公社确实把钱花光了，但大部分是舍不得把钱拿出来。退物也是一样，把好的留下，坏的退给生产队。
在中央和省的一再督促下，退赔工作才有了进展。湖北省麻城县召开万人退赔大会，县、公社当场宣布，拿出现金320万元，以及大量农具、牲畜、家畜等，分别退还给生产队。
在算账退赔过程中，暴露出大量的公社、生产队、甚至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估·贪污的问题。
22、给六级干部的信
毛泽东在4月29日直接给省、地、县、公社、生产队和小队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谈了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六个问题。批评了1958年的浮夸风，吹牛而已。强调今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密植，不是愈密愈好，要适度。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故而，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针对1958年提出放开肚皮吃饭的错误口号，强调节约粮食要十分抓紧。提出了按人定量，忙时多吃，开时少吃的要求。并告诚说：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改变了原来土地实行轮休的设想，指出，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总结1958年出现的浮夸风说：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23、给六级干部信的影响
毛主席这六点指示传达下去以后，基层干部反映非常强烈，认为：六个问题非常扎实，非常切合群众要求，今后的工作更好做了。
24、彭德怀对大跃进的建议
彭德怀按惯例同往常一样参加西北组讨论。从7月3日到10日的八天中，彭说：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人民公社我认为是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月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不只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
25、彭德怀上书
在访毛主席未遇以后， 彭德怀决心向他倾诉自己的意见，希望能把会议引向深入。从7月13日中午到14日下午，经过两次修改，经参谋赠抄后，彭德怀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于14日下午5时半左右，着参谋王承光将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但这拳拳之心，却惹来一场莫名大灾。导致庐山会议出现一场重大政治风暴的这封信，其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形势的估计；二是主要经验教训。
关于形势，彭老总不只对大跃进的成绩作了明确肯定，指出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说了自武昌会议以来问题也基本得到纠正。但是，说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因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其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处理经济建设，没有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等语，仍然是非常抢眼的。
26、参会人员的建议
周小舟在小组讨论中谈到彭的信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赵尔陆（一机部部长）说：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是有个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分析不够，容易引起误会。
陶鲁笳（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有缺点错误，必然非右即左；大跃进中主要的倾向，肯定不能说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总路线中的右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贾拓夫（国家计委副主任）说：彭的意见书总的是好的，建议精神是同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上山时，自己脑子装了很多问题，在西北组讨论时，感到缺点讲得不够，应该在肯定成绩下把一个指头的问题讲深讲透，从而得到教训。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对今后的跃进是不利的。
廖鲁言（农业部长）说：我认为彭总的精神、态度是很好的，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了，引起大家讨论，这已经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至于信中的内容，有些问题的估计，例如基本证实总路线是正确的、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不能同意。
刘澜波（水利电力部部长）也说：关于彭德怀同志给主席的信，有意见就说的精神是好的，主席讲过多次，要大家有话就说，应当提倡这种精神。
万毅（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参装备部部长）等人发言，也基本同意信中的内容和精神。
在小组会上，发表不同意彭德怀意见的如：
陈正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认为，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并不紧张，只有小部分地区紧张，市场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不同意彭信中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的说法。
贺龙认为，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贺龙接着说：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走火了。
张仲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不点名地批评了彭信中的观点。他列举了甘肃省1958年的粮食和大炼钢铁的数字说：这些成绩说明得不偿失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失有得的看法也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
陶铸说：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里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的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因此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左。这样就会把事情搞坏。虽然大家忧国忧民来提出问题，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
27、苏联对大跃进的态度
对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苏联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起初对大跃进是热情支持的。
《人民日报》1958年6月20日·当时，苏联几乎所有的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其中有86个经济区承担的任务特别多）、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工业企业数以千计
苏联对人民公社，则持较为谨慎的态度。直到1958年底，苏联领导人对公社的不同看法，才由西方开始流传出来。
28、反右的目的
政治上批右倾思想，组织上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的是继续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29、批判包产到户和解散公共食堂
如果说，对大炼钢铁得失的估计，直接关系到搞大跃进是否正确；那么，是否允许包产到户和解散公共食堂，就直接涉及到人民公社该不该搞了。因此，在批右倾，鼓干劲的整社运动中，批包产到户、批解散公共食堂也就势所必然。
30、城市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并没有对城市提出要求。只是在公社化浪潮中，郑州和哈尔滨等个别城市，自发地成立了人民公社，其性质类似社区服务性组织。
以上资料取自港中大国史及《人民日报》、《红旗》、《毛泽东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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