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按】此书为曾担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联总统军事顾问，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自杀殉国的苏联元帅、苏联英雄谢·费·阿赫罗梅耶夫与曾担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格·马·科尔尼年科在1991年合著的著作，于1991年12月26日由俄罗斯国际关系出版社出版。以下编译刊发的是此书的结尾章节。
苏联元帅А.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遗著：
《透过元帅和外交官的视角：1985年后的苏联外交政策的批判家》
结论部分译本
译者：冷西陈慧
科尔尼年科——
当我在思想上回到1985年，并放眼今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不禁产生许多疑问。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
1）当时，我为何全心全意支持后来被称为“改革”的进程？
2）为何我们如今的处境与当初的设想相距甚远？
3）若当年就知道今日国家面临的局势，我还会支持那场改革吗？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十分明确：在1985年，对我以及大多数与我志同道合的同志而言，非常清楚的是，我们的社会现实已无法维持原有状态。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亟待深刻、实质性的变革，而非停留在表面修修补补。因此，当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位向过去挑战并号召进行改革的政治领袖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我毫不犹豫地给予他支持。
然而，为何在今日我不得不提出上述的问题？为何许多规划没有如愿实现，或者结果与最初构想大相径庭？若尝试简要回答，恐怕主要原因在于：在我们称为“改革”的进程中，未能遵守一条对成功重塑社会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无论是采取革命性的方式还是渐进的方式，都必须使“推翻”的力量与“重建”的力量保持适当的平衡。但实际上，在改革中，破坏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建设的力量。
这一缺失的根本原因，可追溯到改革发起者们忽略了马克思的一个极富常识性的思想——此思想历久弥新，永不过时。马克思指出，建筑师与蜜蜂的区别在于，建筑师在动手建造之前，会在脑海中形成所要建造物体的理想蓝图（思想模型）。而要对一栋已有人居住的建筑进行彻底改造，比在空地上建造一栋新楼难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必事先决定每个房间的地板或墙纸的颜色，但至少应当明确是否需要更换或加固地基与承重结构。在改造社会这一比建筑改造难度更高的工作中，这样的原则更为重要。
令人遗憾的是，发起改革者们没有采纳马克思的这一理性建议，反而采用了拿破仑的信条：“先卷入战斗，再看如何行动。”我曾多次亲耳听到戈尔巴乔夫引用这句格言，尽管他并没有点名拿破仑，而是提及列宁在特定情境中也用过类似表述。
首个带来严重后果的例证，就是那场著名的反酗酒运动。我有幸亲历了1985年4月高层对该问题的首次讨论以及同年5月作出的那项臭名昭著的决议。当时，我就感到诧异：为何一句“不能再灌醉人民”的口号就能轻松否定所有建议谨慎行事的呼吁？如此复杂的问题却未经过缜密的分析和准备就贸然决策。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这场反酗酒运动本身（它既缺乏合理开端，又以失败告终），而在于它没有成为引以为戒的教训，警示我们避免在其他领域继续采取草率无序的做法。相反，这种行为模式似乎成为一种典范，用来构建许多其他改革措施。每次都只是宣布一个美好的目标，却不对实现路径与手段进行深入研究，一切都靠试错和无休止的临场应变。这种杂乱无序的方式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我们向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过渡的进程中。
如果改革的主要倡导者既没有，也拒绝拥有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深思熟虑的蓝图，那么就会有其他人（包括身边的人）设计出自己的模型。他们如同运用“基因工程”手段，将背离社会主义理想的“基因”植入改革的“代码”中。这里强调的是背离社会主义的理想，而非背离我们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毕竟，我们的确有许多方面需要变革。
这种对改革基因的操纵正符合某些个人或群体的利益，他们分布于国内外。他们起初并不打算更新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想彻底拆解它，让国家重回资本主义道路。对此，仍然相信社会主义这一更公平社会制度的人无疑难以接受。然而，那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包括我们在内，却在改革过程中被严重误导和瓦解。其原因在于，一些领导人实际推动的是拆解社会主义体制，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伪装成“革新派”，而改革的主要设计者在“革新”与“拆解”之间不断摇摆。
我认为，我们犯下的一个根本错误是：在未能清晰选择并认真构建新的经济与政治治理结构之前，就开始亲手摧毁原有结构。为了加速这一进程，最高领导层甚至亲自参与诋毁国家机关，随后对党的机关也大加贬损。尽管党和其机构拥有实际的权力，当然需要逐步解除其中不合理的权力功能，但这应当是在建立起新的权力结构基础上的有序过程。没有新结构作为替代，任何现代社会都无法正常运转。
相反，我们采取的却是毫无章法的做法：不是有计划地改革国家机关，将其治理功能针对问题进行修正，而是全盘否定和摧毁。最高领导层甚至发起了对“1800万名管理者”的攻击，并将厂长、工地工长、校长、医院主治医生、幼儿园园长以及打字员、勤杂人员等全部归为“官僚”，成为抨击的靶子。那些以批判“管理者”自居的人，甚至没有查阅资料，未曾意识到如果按他们的统计方式，美国作为他们心目中高效率的典范国家，其管理者比例其实比苏联还要高近一倍。
总而言之，我们当初的改革没有做到在破与立之间取得恰当平衡；缺乏对未来模式的理性构想，取而代之的是盲目行动、不断试错的路径。这种情况导致了最终改革方向背离社会主义的初衷，也使得仍相信社会主义理想的人陷入被动与困惑。结果就是，我们的国家走上一条与最初期待截然不同的道路。
对既有管理体系（包括经济领域）造成解体影响的，还有那条从高层发出的口号：“凡法律未禁者皆可为。”而当时的新法律尚未建立，加之社会整体法治意识低下，人们长期以来对法律的态度都可以用一句俗语概括：“法律如同车辙，想往哪儿拐就往哪儿拐。”在这种条件下提出上述口号，实际上就是为无法无天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做法的后果必然令人费解和惊讶。
同样有害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向混乱滑落方向的，是领导层所选择的“民主化”路径。民主化本身不仅让人欣慰，更是社会长期以来的诉求，但遗憾的是，它的启动和推进同样缺乏深思熟虑的工作方案。在几乎没有民主治理经验的社会环境中贸然推行民主化，如同让一个长期挨饿、未曾进食的人骤然暴饮暴食——他的生命将因此受到威胁。同理，从未经历过民主和言论公开化的社会如果突然过量摄入这类元素，也会面临类似风险。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的领导人并未看到这一点，他将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域实际交给了一些要么并不清楚其重要性、要么深知实情却有意借此实现自身破坏性意图的人。
在民族关系领域缺乏工作方案的现象同样以悲剧的方式展现出来，并伴随着人员伤亡。在这一对我国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领域，高层决策表现出随意性、自相矛盾，有时甚至袖手不作为，着实令人惊讶。
谈及对外政策，自1985年以来的六年间，尽管在缩减军备竞赛、减少军事威胁方面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功，但我们的对外政策中仍存在不少严重的失误。书中已对其中若干问题及低估外交专业性的重要性进行了具体论述。
若分析对外政策失误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值得指出：
首先，我们逐渐将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的正确见解偷换成另一种说法。二十七大曾明确指出，在当代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只能以和平竞赛与和平角逐的方式进行。这一主张后来却演变成了对抗本身已不复存在的论调，好像国际关系中只剩下伙伴关系、共识与其他和谐景象。而在国内，我们明智地重提社会内部始终存在矛盾及其不断被克服的观点，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在对外政策领域，我们却假装国际关系可以在没有矛盾的情况下发展。这种逻辑显然荒谬。
其次，我们从过去低估人类共同价值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突然一跃至另一个极端：仿佛除了全人类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外，世上再无集团、阶级、民族、区域利益。这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有害无益，因为其他国家和政党在国际舞台上考虑的利益远不止所谓的“全人类利益”。
第三，我们的行为举止仿佛一个基于人类共同价值的新世界秩序即将到来，或者就在转角处。然而，尽管这种秩序早日建立无疑是理想的，但将其视为近在眼前却是错误的。如同赫鲁晓夫当年预测苏联将在八十年代初建成共产主义，这种过于乐观的预言注定落空。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仍需漫长时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目标仍然只是理想，若不想以愿望代替现实，就不能假设全世界（除我们之外）都已经奉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准则。
我坚信，如果我们的对外政策更加稳健、务实和专业，那么在过去数年里我们本可取得更大成果，并以更低代价实现这些成果。对于我们内政而言，一直缺乏的正是这种务实与专业精神，对外政策同样面临相同问题。
对于内政与外交事务而言，戈尔巴乔夫的一项性格特征造成了同样有害的影响：他在选人用人时，更看重个人的服从与对他的私人效忠（尽管这种效忠常常只是在他转弯处仍未显露的短暂姿态），而不是看重这些人是否具有真正的专业能力和对共同事业的忠诚（这种忠诚意味着在主要方向上保持一致，但无需事事苛求相同）。
现在很难回答，如果当时就知道改革会令国家陷入今日的境地，我是否还会支持。当时的改革必要性无疑是存在的，我肯定仍会支持这一根本性的需求。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我会从一开始就更坚定地捍卫改革初衷中所宣示的社会主义更新目标，而非让改革走向拆解社会主义。若那样，也许我会在1988年底之前就被迫辞职。然而，如果所有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者都能及时意识到在没有清晰愿景和坚定掌舵者的航程中随波逐流的危险，也许我们本可避免当前的局面。
阿赫罗梅耶夫——
作为一名外交实践者，我将更加务实地分析过去六年的结果。我基本同意合作者对改革不顺原因的总体评价，并认同在苏共和国家领导人中确实缺乏成熟的改革规划和策略指导方针。
同样令人痛苦地承认，在这六年半的改革实践中，无论改革者出于何种主观愿望，其行动中“破坏”的因素远大于“建设”。实际情况是，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某些出于非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的误导下，用巨大的热情和毅力拆毁了自己曾以巨大牺牲建立的社会主义大厦——尽管这座大厦确有严重的扭曲和不足。我们既不清楚要改造什么，更不真正明白要怎样改造。批判过去时，我们明显缺乏勇气在当前承认事实，对人民讲出真相，直面现实并检讨自身错误。
在评价改革进程时，必须理解并考虑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改革是在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国家进行的，这个国家跨越多个时区，拥有多民族、多宗教的人口构成，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在这种条件下，不仅需要非常审慎的计划与步骤，更要在推进过程中考虑到社会与民族间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然而，现实是完全相反的。改革的发起者在许多问题上缺乏明确构想，既没有扎实的社会学研究作为决策依据，也没有认真倾听来自实践一线的声音。由于这些不足，我们常常按照“试错”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行事，这使得某些决策中蕴含的潜在风险无法得到及时警惕和规避。当问题逐渐浮现并酿成严重后果时，再去补救，往往为时已晚或付出高昂代价。
同样重要的是在改革过程中未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得到广泛信任的权威中心，改革举措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缺乏统一协调，致使部分措施在推进时相互掣肘，甚至相互抵消。长期积累的官僚主义弊病也在此时凸显出来，进一步削弱了改革的方向感与执行力。
若从这个角度审视问题，就能理解为何改革初衷虽好，却未能如愿实现。并不是因为当初的想法完全错误，而是因为执行过程缺乏整体规划和实施策略，更没有在困境中及时调整方向。可以说，这种局面是多方因素综合叠加的结果。
最后，如果从实践者的立场来看，对这场改革的评价应该更加谨慎。我们必须正视那些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工作以及社会地位在急剧变动中遭受冲击。在没有明确蓝图和稳健过渡机制的情况下，许多人的社会期望落空，产生了对改革的不信任情绪。这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潜力无疑是巨大的损耗。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在反思中汲取经验教训，明确改革应以目标清晰、步骤有序、协调统一为基本前提。在当时的语境下，如果能够做到对未来社会模式更为清晰的构想和更为稳健的政策推进，那么改革的结果或许会与今天大为不同。
苏联在1989年之前的权力结构与体制完全独特。世界上从未有过与之相似的权力架构。从上到下，各个层级都受到共产党的影响。70年来，苏共党中央政治局一直是苏联事实上最高权力机关。苏维埃政府是执行机构，负责落实政治局的决议。苏联最高苏维埃这一正式意义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只不过是为政治局的决议赋予法律效力的组织。类似地，共产党在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和区级的委员会，也指导并监督相应的苏维埃、经济组织，对工厂厂长、国营农庄场长、集体农庄主席的工作施加影响。任何苏维埃机构或经济负责人员若无相应党组织的同意，都无法做出重大决定。
可以说，共产党各级委员会是国家权力、经济管理体系以及社会道德规范形成的“大脑、骨骼和血液、神经系统”。关于这一体制在何时适宜、何时已落伍是个特殊的问题。但必须指出，这一体制是在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以强硬意志历经数十年塑造而成的，经过长期运行而较为成熟，并培养出大量具有丰富治理经验的干部队伍。
我个人在生命的大部分岁月里坚信这一体制是正确的。但在70年代末，我曾在中央机关工作一段时间后，亲身体验了其中的官僚主义与迟缓性，于是产生了疑问。到80年代中期，我们已然认识到该权力体系不合时宜，它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亟待改变。但是，要对这一根深蒂固的体系进行激进改革并在其基础上创建新体制的人，必须对这种改造的后果有清醒认知。须明白：他的决策与行动不仅影响当下，更关乎全民族的未来。必须明白，这种改造将从根基上震撼国家；一旦从苏共手中剥离权力职能，将等于拆除统一从高层权力机关直到市、乡（村）苏维埃的支柱。现有的经济管理体系也将分崩离析，成为各自独立、互不隶属的部分。依据苏联宪法，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并不服从于相应的全联盟机关，两者先前只能通过党的影响和纪律保持统一。此外，这种巨变还将对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领域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在我们国家，这些领域仅依赖国家经费维系和发展。更为关键的是必须考虑到，不可能在短短两三年内建立起哪怕最低限度可接受的新权力结构和经济管理体系来取代原有体制。为此必须培养新干部，而当时并无此类人才，或至少需要对现有干部进行再培训。
政治局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层是否意识到这一切？他们本应意识到。毕竟，政治局成员本身就是这套体制的产物，他们长期在党的权力与经济管理体系中担任要职。他们为何还要采取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轻率的决定——在顷刻之间剥夺党组织在经济治理中的权力职能？这无异于宣判国家经济的破坏性命运。“先卷入战斗，然后再看情况”的口号正是这类行为的写照。1989年，在党中央全会上讨论经济管理问题时，曾发生过激烈较量。许多中央委员会成员——既有党务工作者，也有经济管理者——都警告：不应同时进行政治权力改革与经济管理体系（尤其是垂直管理结构）的破坏性改变。然而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领导层决定同步进行这两大改革。1990年初，随着多党制的引入，共产党对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的影响依法被取消并立即消失。最糟糕的担忧都成真了。国家行政体系崩溃，各加盟共和国不再执行全联盟权力机关的决议。在数周之内，一个基于集中化管理和统一供给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即告瓦解，权力与经济管理体系同时陷入瘫痪。
在某些由反苏势力上台执政的加盟共和国中，为分裂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滋长提供了最有利的土壤。对异族公民的歧视开始有组织地展开，苏维埃社会被有计划地破坏。这种令人痛惜的结局并非过去时代的必然产物，其主要原因在于1985年后领导层的决策错误。
当年是否有另一种改革路径？现在已无法得到明确答案。但是在1989年，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基层，都有不少专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应先引入市场经济，而暂不激进改变政治权力体制。当然，这在现实中绝非易事，引入市场关系是一场巨大转变，可能会遭到党务系统中相当一部分人以及许多经济管理者的强烈抵制，改革步伐可能放缓，但不至于如反对分两步改革的人所声称的那样彻底受阻。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可作为佐证。政治局以及后来身兼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总统握有巨大权力，他们本可像主张稳健改革的人所说的那样，依靠党员多数的支持，通过压制党务系统的阻力来逐步改造经济。只有在市场关系得以落实后，再着手改革国家政权体系。如此渐进的根本变革虽需更长时间，但可避免国家政权毁于一旦，也能使数以千万计的人免于极度贫困、困苦和痛苦。
领导层为何选择这种高风险的同步转型路径？是什么因素驱使他们如此行事？他们是否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从当时做出并执行这些决定的人那里获得。
我个人并不认为苏共在1989年之前在国家权力体系、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今后仍应保持不变。事实上，将多党制确立为宪法原则及其所有派生后果是正确之举。但是，专业人士、党务和经济工作者的观点中或许也包含一定的道理：让苏共退出权力（即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应当稍晚于推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现在看来，同步变革政治权力结构、经济管理体系以及经济关系是1985—1990年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决策中最严重的错误。如今国家与人民正为此错误付出代价。
关于改革时期的对外政策，社会中存在激烈争论，意见两极分化。有些人将其视为改革年代最有分量的成就之一；另一些人则持强烈否定态度，认为此举只造成了苏联威望的受损、国际角色与地位的削弱，以及对以往巨大代价换来的成就的丧失。然而，那些了解苏联于80年代中期真实国情与经济状况的人明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是不可避免的。1985年后，继续同美国和北约进行军事对抗已超出苏联经济承受能力。
如果在1985年后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并与西方对抗，那么3至5年后，苏联势必将面临与今日同样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国际环境比现在糟糕得多。
自1986年起实施的苏联对外政策旨在改善并随后使与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停止军备竞赛和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然而，只有在我们放弃干涉华约成员国内政的前提下，西方才能理解并接受我们的政策。许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关键条件。在此基础上，苏联领导层与这些国家的党政领导人达成一致，不再干预其内政。作出这一决定并不轻松，它已隐含许多后来在这些国家发生的变化。但对苏联领导层而言，回旋余地有限，别无他途。
作为军方领导人，我们既看到了实施新对外政策的客观必要性，也预见到了这可能带来的严重隐患。新的国际环境下，苏联的安全保障能否得到可靠维护？1986年之后，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在军方领导层的心头。我们不断追问：部署在东欧国家的苏联军队将何去何从？这才是令我们担忧的问题，而非其他所谓传闻。西方和国内关于军方反对新外交政策的说法毫无根据。
那么，为何作者们如此强调外交部长（负责贯彻实施该政策）在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
界定苏联的外交路线与在实践中执行这条路线是两回事。最初的政策构想涉及多个部门，而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则赋予这条路线合法地位。至于实际执行方面，主要由苏联外交部负责。
我认为改革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总体是正确的，但有一点例外：这涉及到其中“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失衡。至于政策实施，则远非事事恰当。对外政策执行中的缺陷首要与谢瓦尔德纳泽（时任外长）的活动有关。
对武装力量而言，这六年改革期充满艰难，甚至是戏剧性的。作为军人，我在1986年就已意识到，我们对外政策的巨大转变和经济改革必将给陆海军带来艰巨的考验。在社会变革的年代，社会紧张度不可避免地上升，维持正常秩序和保障公民安全的条件更为复杂。
然而，大多数军方领导人从未料到改革会以如此自发而具有破坏性、甚至反社会主义的方式展开。坦率地说，军方领导层并未为经受当前国内危机的严峻考验做好充分准备。（我认为其他部门的领导者迷惘或许更甚。）实际上，完全做好准备是不可能的。谁能预见事态会以这种方式发展？我们从未在如此政治化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过，而现在却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下行动。此外，现实要求军队和海军投入到全新的任务和截然不同的条件中。这种新对外政策和自1986年以来实施的防御性军事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西方的关系，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军事威胁减少。但是，这种急剧转变并非毫无代价。短短三四年内，政治与军事力量对比出现巨大变化：东欧国家政权更迭、德国统一、华沙条约军事组织解散，苏联的战略地位发生根本转变。
同样，陆海军内部的变化也如雪崩般发生：裁军50万人，从东欧撤军、在本土重新部署兵力，为可能的侵略重建新的国防结构。这些都是以人组成的军队和海军，而变革如此迅猛，甚至军方最高领导层都难以及时理解、筹划并落实必要措施。然而，我们必须行动，必须对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作出反应，向陆军、空军和海军的将军、军官以及士兵和军士们解释正在发生的事及军队与海军在新形势下的作用和地位。
国内局势同样迅速改变。社会实现多党制，共产党在军队中的优先地位迅速消退。反对派展开争夺政权的斗争，时常采取违宪形式，而这也是军官们首次面临的局面。更糟糕的是，“新民主派”积极尝试将武装力量卷入这场斗争中。然而，军队与海军始终忠实履行宪法义务。军官们清楚，武装力量不是一支政治力量，不应参与政治博弈。他们的职责是严格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苏联总统的决定。但这种立场并不符合反对派的利益。因此，在改革年代，“民主反对派”发动了反军队的宣传攻势，诋毁军方领导人，进而诋毁整个军队。
然而，这种在改革期间由“民主反对派”发动的反军狂热实质上损害了国家的国防能力，将在其政治名誉上留下污点。反对祖国保卫者从未给任何人带来荣光。
高加索地区乃至中亚地区的民族冲突与武装冲突有时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苏联总统不得不决定派遣部队加以制止。一些加盟共和国不执行苏联的普遍兵役法，公开号召青年拒绝服兵役，还颁布了歧视军人与其家属的地方法规。这些行为导致波罗的海共和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地的当局与军方指挥部门之间关系紧张。
由此可见，遍及整个社会的全面危机迫使军队与海军的军官们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和任务。然而，军官们并未慌张。他们正气凛然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武装力量的领导层在困难面前也没有退缩，他们在新条件下找准自己的位置。面对形势的快速变化和改革年代赋予军队的众多全社会性任务，领导层在调整军队和海军结构。如今，我们需要数量更少但质量更高、现代化的军队。要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人民生活水平恶化的条件下完成这一任务十分艰难，但却必要。军事威胁尚未完全消失，国家利益仍需捍卫，我们祖国的领土完整亦需保护。
与改革年代许多失去社会影响力或彻底解体的社会力量和国家机构不同，武装力量保留了其战斗力与组织性。军队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并未削弱，大多数人民仍信任军队。这首先归功于军队和海军的军官们。
总结武装力量领导层在改革六年期间对军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我认为他们妥善应对了新形势下，往往是突然出现的任务。今天，武装力量仍有能力保护国家免受外部威胁，也能在进一步的社会改造中完成可能和将会出现的各项任务。考虑到国内形势，这是不小的成就。
陆军、空军和海军的主帅、元帅和将军和军官们深知自己的职责并准备为之奋斗。陆海军始终忠实于国家宪法，竭力防止政治对立升级为武装冲突。我相信，将来人民会对此给予应有的肯定和评价。
最后，我想坦诚回答我的合著者在结语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他是对自己提问，但在整个改革期间，这些问题对我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1. 为什么我在1985年支持那些不久后被称为“改革”的社会变革？
1985年社会改造伊始，我自觉且积极地支持它。因此我追随了戈尔巴乔夫。老路已行不通，国家与社会正走向危险的危机。
2. 为什么我们最终与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
我在本书中已坦诚地表达了我的看法。
3. 如果当时就知道今天的局势，我还会支持改革吗？
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但人类天生无法详尽预知未来，并根据未来情况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只能随着社会发展参与其中，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改变自己。但问题可换一种问法：在1991年，已经知道国家当前的局势后，我是否会支持1985年开始的改革？
答案如下：
以我在1985年所持有的社会与国家发展观而论，我不会支持。甚至可能会反对目前的改革。
然而，1991年的我仍是并将继续是共产党员，仍然主张社会主义道路。但我对社会和国家发展的认识在过去六年中已发生改变。如今已无退路，只能继续向前，为劳动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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