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细菌战”又称“十八秋”细菌战，指的是日寇华北方面军于1943年秋季发动的细菌战。
时间回到在1943年，对于以馆陶、临清为中心的鲁西冀南地区而言，那是一个波澜壮阔且深邃的历史年份。
严重的旱灾如阴霾般笼罩了这片土地，使农作物遭受重创，产量锐减。这还不算完，接踵而至的蝗灾如暴风骤雨般席卷而来，让当地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
他们期盼着久旱之后的甘露能带来一线生机，然而天公并未垂青，反而降下了连续七天七夜的大雨。
这场无休止的雨水使得卫河与漳河的河水迅速上涨，水位飙升。卫河的多处河堤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压力，决堤而溃。
由于卫河的河床高于周边地面，洪水如猛兽般咆哮着冲向大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临清、馆陶等卫河流域的960平方公里范围被洪水淹没，无数家园被毁，人们流离失所。
洪水退去后，瘟疫如同幽灵般在废墟上蔓延。霍乱——这种被老人们称为“人瘟”的疾病在这片土地上肆虐，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
然而，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并非是天灾，而是日军的一个阴谋。他们将瘟疫散播到这片土地上，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这个真相直到多年后才被逐渐揭开，让人们痛定思痛，铭记这段历史。
由于日军不断深入侵华，战线持续拉长，其资源短缺和兵力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使得这些问题愈发严重。
在华的正面战场久攻不下，对抗后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也未能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抗日力量却在不断壮大，使得日军深感战争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1943年4月，在日军总参谋部召开的秘密会议“保号碰头会”上，731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出了一项极具争议的主张——使用大量的细菌武器以先发制人。这一主张得到了会议的认可，从而确定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计划。
据战后战俘的供述，这次细菌战的目的多样。
首先，是为了消灭抗日根据地的力量;
其次，也是为了检验日军部队在霍乱盛行地区的行军作战的防疫力和持久力。
此外，还为了检验细菌武器的杀伤力，为未来对苏联的进攻中使用细菌武器做好准备。
日军细菌战总头目——石井四郎
在1943年的八月下旬，鲁西地区遭遇了连续的暴雨侵袭，这导致卫河的河水迅速上涨，形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军趁机发动了代号为“华西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细菌战行动。
由于这一年份是日本的昭和十八年，因此这次作战被简称为“十八秋鲁西作战”。
这次作战中，制造细菌的部队被称为“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他们表面上在进行卫生防疫工作，但实际上却在进行着研究细菌战等见不得人的勾当。
图 | 侵华日军在鲁西活动时印刷的出版物
8月27日，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团第四十四大队队长广濑利善率领着60人的精锐之师，亲自出马，在临清县附近的小焦庄卫河西岸果断展开了决堤行动。
紧接着，驻扎在馆陶的第四十四大队第三中队也在中队长蓬尾又一的带领下，从馆陶城(现今的山东冠县北馆陶镇)出发，果断决开了位于馆陶县城下游15公里的尖冢镇东南卫河拐弯处的北堤。
到了8月29日，南馆陶镇(现今的河北馆陶县城所在地)的日军第四十四大队第二中队也加入了决堤的行列。中队长福田武志率领小队长岩田和夫等30人，在南馆陶以北5公里拐弯处社里卜村南的北堤上再次进行了决堤行动。此外，日军四十四大队还对临清大桥附近的河堤发起了决溃。
与此同时，卫河西北的漳河、溢阳河以及滹沱河也相继发生了决堤事件。然而，这些决堤事件是否为日军所为，目前尚无确凿的证据。
李培文，这位曾经的临清先锋办事处的办事员(现已故)，是目睹了那些罪恶的罪行的人。
他与沙福堂、刘锡文等人一样，都是1943年鲁西细菌战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清晰地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陈述了当年所见的惨状。
图 | 受害老人向人讲述当年日军制造的劫难
他亲眼见证了二三十名日本士兵乘坐小汽艇抵达卫河西岸，用铁锨无情地挖开了河堤。河水因之汹涌，几近漫出河岸。
百姓们闻讯赶来，面对日军跪地哀求，希望他们能停止决堤的计划，因为一旦决堤，他们所在的村庄将面临灭顶之灾。
然而，日军对这些哀求置若罔闻，用枪托将人击退至堤沿之下。在临清村民与日军激烈的冲突中，卫河弯曲处的水流被挖开了一道五米长、半米宽、半米深的口子，洪水如猛兽般向西岸堤下倾泻而下，瞬间冲垮了长达一百五十多米的堤坝。
河水咆哮着向前奔腾，流速迅猛，浪头巨大，人们无处可逃。当时正在临清城门嬉戏的五名儿童，惊恐地呼喊着母亲的名字，转瞬间就被洪水吞噬。
从村中逃出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们背负着包裹，被洪水追赶得无路可逃，最终身陷滔滔大水之中。田地里的谷物瞬间消失无踪，正在劳作的年轻人被洪水淹没，有些人甚至无法从树上和房顶上下来。
这场灾难不仅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连驻武城县二十里铺的日军一个分遣队也未能幸免。由于决堤放水的消息未事先通知他们，当洪水来临时，他们无法及时逃脱，最终全部被淹死。
滔滔洪水决堤而出，这仅仅是那场阴谋的序章。更为严重的是，日军竟在卫河中撒播了致命病菌。这些病菌随着汹涌的河水四处扩散，所到之处瘟疫随之蔓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那些未被洪水淹没的地方，日军更是采用了飞机投撒的方式，将霍乱病菌播撒在鲁西冀南的大地上。
特别是在山东的范县、朝城县、阳谷县等地的解放区范围内，日军通过飞机扔下的罐头炸弹进行细菌传播。罐头里装的，竟是令人恐惧的霍乱菌。卫河决口的中心区馆陶县，被水淹没的面积占据了全县的64%，全县范围内普遍爆发了霍乱病。
日军为了使霍乱瘟疫能够更大范围地蔓延，不仅驱逐疫区的民众，使他们四散奔逃，还大肆抢夺粮食、牲口、棉花等物资。
他们甚至对疫区进行了三次“讨伐”和扫荡，攻击解放区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以此来检验他们在霍乱疫区的作战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第五十三旅团第四十四大队的五百余名士兵，在没有接受霍乱疫苗注射的情况下，被命令在霍乱疫病的高发期，由广濑利善大队长指挥，展开了一场以“抵抗试验”为主的讨伐作战。
他们侵入了临清、馆陶、堂邑县一带，不仅驱赶携带霍乱菌的患者掺杂在农民之中去各地避难，同时还寻找并攻击八路军及国民党军。
日军还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严禁掠夺所有食物资源，严禁使用除防疫给水以外的任何水源。
同时，他们还规定屋舍的使用必须得到军医的许可，否则将不得使用。此外，疫区内的厕所也被禁止使用，以防止疾病的传播。
这些看似是为了防疫霍乱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也是为了检验日军的防疫力和抵抗力在霍乱区的效能。
据战后一名日本兵的供述，他们所到之处，无论哪个村子都在流行霍乱，有霍乱患者和死者，甚至在宿营的地方也难以找到安全的地方。
战争中遗留“烂脚病”的老人
河北尖塚(原属临清)87岁的常书德老人回忆道：“那时候，日本鬼子经常在村里肆意挖掘，挖完就匆匆离去。那时正逢大水来临之前，村子里并没有听说霍乱的传闻。然而，一旦大水涌入，村庄就陷入了混乱。有些人开始患上一种名为‘霍乱转筋’的疾病。那些患病的村民，他们抽搐得无法言语，手伸不直，身体不断痉挛。曾经一米七八的壮汉，竟然抽搐得只剩下半截身躯，蜷缩的样子就像一只小狗一样无助。就这样，他们很快便离世了。”
老人继续讲述道：“这种霍乱的面积非常广泛，只要有人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源，无论是一家人还是整个村庄，都难以幸免。只要一起吃饭的人中有人感染了这种疾病，一家接一家的人就相继死去。”
另外，据临清市刘垓子镇的刘锡文老人回忆道，他曾听闻伯父早上去执行葬礼的场景，当伯父埋完人后返回，发现自己的腿已经无法再抬起。没过多久，就在夜里不到十点的时间，他的伯父也离世了。
在刘垓子镇的刘垓子村至乜园村的十里范围内，如今已是一片荒芜，野草蔓延得与树木一般高。由于长期无人居住，这里的人死后甚至无人安葬。恶狗野狼出没其中，无情地啃食着遗弃的尸首。
每当回想起这段记忆，刘锡文老人内心都充满了痛恨、恐惧和仇恨。如今他已81岁高龄，每当提及此事，仍会感到心惊肉跳。有的人家几天之内死绝，以至于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
霍乱菌的传播与饮食的关系极为密切。尽管井水可能被污染，但普通百姓通过煮沸井水饮用，能够有效杀灭水中的病菌。
然而，在连日的大雨侵袭下，河水泛滥成灾，环境变得湿漉漉的，许多房屋出现漏雨甚至坍塌的情况。面对这样的困境，一些家庭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用油布搭建棚子以避雨。
由于缺乏干柴火来烧水，他们只得无奈地饮用生水、食用未经烹饪的食物。甚至有时火柴也无法点燃，他们只能看到别家升起的烟雾，急忙前去借火。他们将湿物置于锅底烘干，以备后续使用。
随着家中的食物逐渐消耗殆尽，部分农民开始变卖家中的财产以维持生计。起初，他们卖掉了田地，然而由于饥荒的影响，卖地的人越来越多，土地的价格不断下跌。
最初，一亩肥沃的土地能换回十几斤粮食，但到了后来，只能换取几个粗糙的窝窝头。当地卖尽后，他们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无论是衣物、柜子还是甚至屋梁，只要能卖出去换取粮食，都被他们毫不犹豫地拿去变卖。
甚至一个大立柜也只能换得四五斤粮食的微薄收入，而三个窝窝头却能换得三间房屋的木料。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们常常是吃了这顿没下顿，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苦之中。
这次鲁西地区爆发的霍乱细菌战，是日军精心策划的一场惨绝人寰的暴行。该战从当年某月开始，持续至十月底，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战争的阴影笼罩了山东省卫河沿岸的十数个县区。
他们不仅在卫河以西、邯郸以东以及石家庄以南、新乡以北的广大平原低洼地域扩散霍乱细菌，更是利用洪水这一自然力量，将病毒迅速传播至四五十个县。
据不完全统计，因洪水、霍乱和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高达数十万之多。有的学者认为死亡人数可能接近42.75万人，但也有人质疑这个数字的真实性，认为这可能是对日军战俘的供述随意拼凑得出的结果。还有观点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50到60万人。尽管日军战俘的供述提供了部分数据，但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这些数字。
时至今日，“十八秋鲁西作战”所造成的中国平民死亡人数仍然难以精确统计。然而，无论数字多少，这都无法改变日军细菌战的罪行事实。
这场日军细菌战给鲁西、冀南的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深重灾难和痛苦。这些冰冷的数字无法完全反映这场战争的残酷和恶果。
日军对于这次细菌作战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密措施。这次行动以“十八秋鲁西作战”为代号，巧妙地避开了“细菌”字眼。
无论是军方内部的通信还是下达的命令，都运用了隐语来代替，以此掩饰其真实意图。部队的作战行动则以卫生防疫为幌子，暗地里却策划着霍乱作战。
直接指导这场霍乱作战的机构是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的“防疫本部”。这个本部由师团参谋长江田稔担任部长一职。在那个时代，除了极少数的高层和指挥官外，其他的官兵和执行人员都蒙在鼓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执行的是一场细菌战。
当战争的硝烟散去，这支军队深知其违反了国际公约，罪孽深重。因此，在日本战败投降时，他们决心销毁一切罪证。大部分战犯通过伪造身份、混入侨民或普通部队等手段潜回日本本土，只有少数人被俘虏。
这些被俘的日军战俘在沈阳和太原受审时，纷纷揭露了这支魔鬼部队进行细菌战的暴行，同时也曝光了他们销毁罪证的事实。
然而，美国为了独占日本的细菌战资料和经验，与细菌战的总头目石井四郎达成了交易，对石井四郎以及三千多名细菌战战犯进行了包庇——不追究他们的作战犯罪责任。这使得日军细菌战犯得以逃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得到了一些战俘的供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信息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调查。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在众多正义人士的不懈努力下，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段沉痛的历史，提醒着人们战争的残酷和邪恶，铭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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