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 (1917年4月10日〔23日〕)
俄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关头有下列基本特征：
这次革命的阶级性
1.仅仅代表一小撮操纵全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官吏)的农奴主—地主的旧沙皇政权已经被打碎和废除，但还没有被彻底摧毁。君主制还没有正式废除。罗曼诺夫匪帮还在策划保留君主制的阴谋。农奴主—地主的大土地占有制还没有消灭。
2.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转到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就这一点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同那些在1906—1914年间异常热心地拥护血腥的尼古拉和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公开君主派(如古契柯夫和其他一些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政治家)缔结了同盟。李沃夫之流的资产阶级新政府，企图而且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家族就在俄国恢复君主制问题进行谈判。这个政府在革命词句的掩护下，任命旧制度的拥护者担任国家要职。这个政府把国家机器的全部机构(军队、警察、官吏)交给资产阶级，力求使整个机构的改革愈少愈好。新政府已开始竭力阻挠群众的革命创举，不让人民从下面夺取政权(这是革命真正胜利的唯一保障)。
直到现在，这个政府连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它并不触动地主土地占有制这一农奴主沙皇制度的物质基础。对金融垄断组织、大银行、资本家的辛迪加和卡特尔等等的活动，它根本不想去调查、公布和监督。
新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最主要的部长职位(内务部、陆军部，即指挥军队、警察、官吏，指挥压迫群众的全部机构的司令部)，都属于明显的君主派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这些昨天的共和派，违背自己意愿的共和派，只得到一些不能直接指挥人民、同国家政权机构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职位。劳动派代表和“也是社会党人”的亚·克伦斯基，除了用响亮的词句麻痹人民的警惕性，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由于这一切原因，即使在对内政策上，资产阶级新政府也不配享有无产阶级的丝毫信任，而无产阶级也不应当予以任何支持。
新政府的对外政策
3.由于客观条件，现在对外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是为了瓜分资本主义赃物，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勾结起来进行战争的政府。
新政府屈从于俄国资本及其强有力的保护者和主子即世界上最富有的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违反由兵工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绝大多数民族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愿望，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去制止各民族为资本家的利益而互相残杀。它甚至不公布那些明明具有掠夺内容(瓜分波斯，抢劫中国，抢劫土耳其，瓜分奥地利，夺取东普鲁士，夺取德国殖民地等等)、明明把俄国和英法帝国主义强盗资本联结在一起的秘密条约。它承认沙皇政府缔结的这些条约;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其他专制魔王掠夺和压迫了更多的民族，它不仅压迫大俄罗斯民族，而且玷污和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它变成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
新政府在承认这些可耻的掠夺性条约以后，违反由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大多数民族明白提出的要求，不向交战的各国人民建议立刻停战。它只是用一些冠冕堂皇、有声有色、但毫无内容的宣言和词句来敷衍搪塞，这样的宣言和词句在资产阶级的外交家口里，一向是用来欺骗被压迫人民中轻信而幼稚的群众的。
4.因此，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不配享有丝毫信任，不仅如此，向它继续提出要求，要它表达俄国各族人民的和平意志，要它放弃兼并等等，实际上也只是欺骗人民，让人民空抱不能实现的希望，阻碍人民觉醒，间接使人民容忍战争继续打下去，而这一战争的真正社会性质，则不是由善良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进行战争的政府的阶级性质，由这个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同俄、英、法等等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联系，以及由这个阶级所实行的真正的实际政策决定的。
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和它的阶级意义
5.我国革命最主要的特点，最需要慎重对待的特点，就是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天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所谓两个政权并存，就是说有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补充的、附加的、“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显然是绝大多数的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推翻了整个沙皇君主制，不仅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经到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的居民群众的直接力量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6.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显然得到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信任的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苏维埃，竟自愿把国家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自愿把首位让给临时政府，同它达成支持它的协议，而自己则只是充当监视和监督立宪会议的召开(召开的日期，临时政府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宣布)的角色。
这种史无前例的异常独特的情况，使两种专政交织在一起：一种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李沃夫之流的政府是一种专政，就是说，是既不依靠法律，也不依靠预先表示出来的民意，而是依靠暴力夺取的一种政权，而且这种夺取是由一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来实现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工兵代表苏维埃)。
毫无疑问，这种“交织”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现在，俄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在各处拼命用各种办法排除、削弱和消灭兵工代表苏维埃，以求建立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只是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时刻，这时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这种过渡的不稳定的局面的阶级意义(以及阶级原因)在于：我国革命也同其他一切革命一样，要求群众有高度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同时一下子就把数量空前的普通人卷进了运动。
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极、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剧地增加起来。
俄国就是这样。俄国正在沸腾。在政治上沉睡了10年、因受沙皇制度残酷压迫和替地主工厂主做苦工而在政治上受压抑的千百万群众，现在已经觉醒过来并渴望干预政治了。这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小业主，小资产者，即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那些人。在欧洲各国中，俄国是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
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感染了和俘虏了非常广大的工人群众。
小资产阶级过的生活是业主式的，不是无产阶级式的(就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言)，所以它在生活上依赖资产阶级，在思想方式上也跟着资产阶级走。
对资本家即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就是俄国群众的政治现状的特点，这就是在欧洲一个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以革命速度产生出来的现象。这就是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之间达成“协议”的阶级根源(我要强调说：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默默达成的协议，轻信地不觉悟地让出政权);这种协议给了古契柯夫之流一块肥肉，给了他们真正的政权，而苏维埃所得到的只是克伦斯基之流的许诺、尊敬(暂时的)、恭维、空话、保证和奉承。
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较少，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
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一直到社会革命党人，都始终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组织委员会的党(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也是一样;非党的革命者(斯切克洛夫等)同样随波逐流，或者没有抵挡住、没有来得及抵挡住这种浪潮。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的策略特点
7.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注重客观事实，注重群众和阶级，而不是注重个别人物等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实际情况的特点必然造成当前策略的特点。
这种特点提出了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酸醋和苦汁掺入到革命民主词句的甜水中去”(这是我们党中央委员泰奥多罗维奇同志昨天在彼得格勒全俄铁路职工代表会议上说的，这句话说得非常中肯)。要进行批评，说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训练和团结觉悟的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成员，使无产阶级从“普遍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中解脱出来。
这好像“只是”一种宣传工作。其实这是最实际的革命工作，不如此就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因为目前革命所以停顿，所以被空话阻塞而在“原地踏步”，并不是由于外界的阻碍，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使用暴力(古契柯夫暂时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士兵群众)，而是由于群众的轻信的不觉悟。
只有同这种轻信的不觉悟作斗争(斗争的方法只能是并且应当是用同志的态度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指出实际生活的经验等)，我们才能从猖獗一时的革命空话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扬群众在地方上大胆坚决的首创精神，促使他们自动地去实现、发展并巩固自由、民主和全部土地归全民所有的原则。
8.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的经验创造了两种保持对人民压迫的方法。第一种是使用暴力。尼古拉·罗曼诺夫一世(刑棍尼古拉)和尼古拉二世(血腥的尼古拉)已把这种屠杀方法淋漓尽致地表演给俄国人民看了。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已被受过多次大革命和群众革命运动“教训的”英法资产阶级修饰得非常精巧。这种方法就是欺骗，恭维，说空话，无数的许诺，小恩小惠，小处让步，大处不放等等。
俄国当前的特点就是从第一种方法极其迅速地转到第二种方法，从用暴力压迫人民转到恭维人民，用诺言欺骗人民。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把持着政权，维护资本的利润，为了俄国资本和英法资本的利益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时用空洞的诺言、堂皇的宣言、娓娓动听的声明来敷衍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这类“厨子”的高谈阔论，尽管这些“厨子”在那里不断地威胁、劝告、央求、恳请、要求、慷慨陈词……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
这种轻信的不觉悟和不觉悟的轻信，必然会日益消失，特别是对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更是这样，因为实际生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教他们不要信任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应该”教导人民信任资产阶级。无产者应该教导人民不信任资产阶级。
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
9.“几乎把一切”都吞没了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它的最大最鲜明的表现要算是革命护国主义了。正是革命护国主义是俄国革命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死敌。
谁在这一点上失足而不能自拔，谁就谈不上革命。不过群众的失足和领袖不同，因此，他们的解脱方法也不一样，他们是经过另一条发展道路、经过另一种方法求得解脱的。
革命护国主义一方面是群众受资产阶级欺骗的结果，是农民和一部分工人轻信的不觉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的反映，因为小业主从兼并和银行利润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他们“神圣地”保卫着以残害其他民族来腐蚀大俄罗斯人的沙皇制度的传统。
资产阶级欺骗人民，利用了高尚的革命自豪感，把事情说成似乎由于革命的这一阶段，由于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准共和国代替了沙皇君主国，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在俄国方面就发生了变化。人民也就相信了(暂时地相信了)这种谎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的偏见，即认为除了大俄罗斯民族以外俄国的其他民族都是大俄罗斯人的某种私有财产或世袭领地。沙皇制度卑鄙地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大俄罗斯人习惯于把其他民族都看成一种下等人，“理应”受大俄罗斯支配，这种腐蚀作用是不能一下子就消除的。
我们要善于向群众说明，决定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的，不是某些个人、集团以至某些民族的“善良愿望”，而是进行战争的那个阶级的地位，那个阶级的政治(战争是这一政治的继续)，资本这一在现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的种种联系，国际资本的帝国主义性质，俄国在财政、银行、外交上对英法等国的依赖等等。要巧妙地用群众易懂的话说明这个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谁也不能不出差错地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宣传的方向，确切些说，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不管用多么漂亮的话，用怎样的“实际”理由来辩护，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都是背叛社会主义，都是彻底背弃国际主义。
“打倒战争”的口号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估计到当前任务的特点，没有估计到必须用另一种方法去对待广大群众。我看，这个口号就同“打倒沙皇”的口号一样，“想当年”笨拙的鼓动家带着“打倒沙皇”的口号贸然闯到农村，结果挨了一顿打。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拥护者是真心诚意的——不是指个人，而是指阶级来说，也就是说，他们所属的阶级(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兼并和扼杀别的民族方面确实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与资产者和“知识分子”先生们的情况不同，这些人明明知道不放弃资本的统治就不能放弃兼并，却还要用漂亮的词句、无边无际的许诺、多不胜数的担保来无耻地欺骗群众。
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把问题看得非常简单平常，他们说：“我并不愿意兼并，但是德国人向我‘闯过来了’，因此我维护的是正义的事业，而完全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的利益。”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向他再三解释，告诉他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愿望，而在于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关系和条件，在于战争同资本利益、同国际银行网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反对护国主义，才是严肃的，才有希望取得成效———也许不会很快取得，但这种成效会是牢固而可靠的。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10.战争不是“凭愿望”就能结束的。靠单方面的决定是结束不了战争的。像一个护国派士兵所说的“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结束不了战争的。
靠各国社会党人的“协议”、全世界无产者发起的“行动”、各国人民的“意志”等等，是结束不了战争的。所有这类充满在护国派、半护国派、半国际主义派报纸的文章中的词句，所有这类充满在无数的决议、号召书、宣言以及兵工代表苏维埃的决议中的词句，无非是小资产者的空洞的、天真的、善良的愿望而已。关于“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关于无产阶级轮番发起革命行动(继俄国无产阶级之后，按“顺序”该是德国无产阶级)等等词句，是最有害不过的了。这一切都是路易·勃朗主义，都是甜蜜的幻想，都是玩“政治运动”游戏，实际上是再现关于猫儿瓦西卡的寓言。
虽然战争确实只有利于资本家强盗，只会使他们发财，但战争并不是由资本家强盗的恶念造成的。战争是由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资本的发展、全世界资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国家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争得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
1917年二、三月的俄国革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开端。这次革命迈出了停止战争的第一步。但是只有迈出第二步，即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这将是在全世界“突破战线”———突破资本利益的战线的开始;无产阶级只有突破这条战线，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的惨祸，给人类带来持久和平的幸福。
俄国革命既然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也就把俄国无产阶级推上了这种“突破”资本“战线”的阵地。
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11.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目前还没有为人们所理解，这不仅表现在大多数人还不明白苏维埃的阶级意义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表现在他们还不明白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确切些说，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最完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类型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权力属于议会;国家机器，管理的机构和机关，和往常一样，有常备军、警察以及实际上从不撤换、拥有特权、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
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革命时代，产生了一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国家;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这种国家从某些方面来看已经不成其为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就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它以人民自己的直接武装代替了脱离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巴黎公社的实质就在于此。资产阶级的著作家们曾谩骂和诽谤巴黎公社，错误地认为巴黎公社打算立刻“实施”社会主义。
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开始建立的正是这种国家类型。由全俄人民代表立宪会议或由苏维埃会议统一起来的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它的出现是由于千百万人民的主动，是由于人民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动地创立民主制度，既不等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教授先生们拟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法律草案，也不等待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中的老学究和老顽固(如普列汉诺夫先生或考茨基)放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承认在任何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
与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上述时期需要的，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和旧类型的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
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回到君主国是非常容易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整个压迫机器——军队、警察、官吏仍然原封不动。而公社和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则打碎并铲除这个机器。
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限制并压抑群众自主的政治生活，不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工兵代表苏维埃则与此相反。
工兵代表苏维埃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马克思曾把这种国家类型叫做“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通常有人反驳说：俄国人民还没有条件“实施”公社。这是农奴主的论调，他们也曾经说过：农民还没有条件享受自由。凡是在经济现实中和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识中还没有绝对成熟的改革，公社即工农代表苏维埃都没有“实施”，也不打算“实施”，而且也不应当实施。经济破坏和战争造成的危机愈深，就愈需要最完善的政治形式，以便更容易地医治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可怕的创伤。俄国人民的组织经验愈少，就愈应当坚决着手人民自己的组织建设，而不是专靠一批资产阶级政客和占据“肥缺”的官吏去做。
我们愈迅速抛弃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旧偏见，愈热心帮助人民立刻在各地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使其支配全部生活，李沃夫之流先生们愈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人民就会愈容易选中(通过立宪会议，如果李沃夫迟迟不召开立宪会议，那就不通过它)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人民自己进行新的组织建设，起初难免不犯错误，但是犯错误而不断前进，总比等待李沃夫先生召集法学教授来草拟关于召开立宪会议、关于永远保存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和扼杀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法律要好。
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并做好宣传，那么，不仅无产者而且十分之九的农民也会起来反对恢复警察，反对从不撤换的、拥有特权的官吏，反对脱离人民的军队。新的国家类型的实质就在这里。
12.用民兵代替警察，这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产生出来并正在俄国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改革。我们应该向群众说明，在大多数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改革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资产阶级，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阶级，也总是恢复专制制度下的那种脱离人民、受资产者指挥、惯于多方压迫人民的旧式警察。
不让警察恢复，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全民的民兵，把它和军队融合起来(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从15岁到65岁(可以大体上以此为少年和老人参加的年龄标准)的男女公民，人人应当参加民兵。资本家应当按照雇佣工人和仆人等等在民兵中执行公务的天数付给他们报酬。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至于护理病人、照料流离失所的孩子、注意饮食卫生等等的“警察”职能，除非妇女享有实际上的而不是纸上的平等，是根本不能完满实现的。
不让警察恢复;发动全体人民的组织力量来建立人人参加的民兵，———这就是无产阶级为捍卫、巩固和发展革命而应当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任务。
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
13.现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俄国农村在最近是否会展开强大的土地革命。我们无法知道，农民中近年来确已加深的阶级分化，即一部分人成为雇农、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另一部分人成为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这样的问题，要靠实际经验，也只能靠实际经验来解决。
但是，为了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不仅绝对必须立即提出土地纲领，而且绝对必须宣传那些立刻可以实现的实际措施。
我们应当要求全部土地国有化，就是说，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家中央政权所有。这个政权应该规定移民用地的数量等等，定出保护森林、改良土壤等等的法律，严禁土地所有者(国家)和租地者(农户)之间有任何中介行为(严禁土地转租)。但是支配土地的权力以及规定地方上占用土地的条件，都应完全由各区域和各地方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而绝不应操在官僚、官吏的手里。
为了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和增加产量，为了发展合理化的大农场和对它们实行社会监督，我们应当在农民委员会内部争取把没收来的地主田庄都改建成大规模的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苏维埃负责监督。
社会革命党人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词藻和政策，特别是什么“消费”土地份额、“劳动”土地份额以及“土地社会化”等等空谈;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说明，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小经济制度决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生活贫困和遭受压迫的状况。
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一定要立刻把农民代表苏维埃拆散，但它应当说明，必须组织单独的雇农代表苏维埃和单独的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代表苏维埃，或者至少要组织这种阶级地位的代表，作为总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单独的党派，举行单独的定期会议。否则，民粹主义者说到农民时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甜言蜜语，就会成为富裕农民欺骗贫苦群众的护身符，而富裕农民只不过是资本家的一个变种而已。
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按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或完全是官吏的腔调进行宣传，劝告农民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不要夺取地主土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号召农民立刻自动地实行土地改革，并根据当地农民代表的决定立刻没收地主土地。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坚持必须增加食品生产，以供应前方士兵和城市，严禁任何损坏牲畜、工具、机器和建筑物等现象发生。
14.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当坚持宣布并坚持立刻实行的，就是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被强迫并入或被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的各大小民族，即被兼并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充分自由。
没有真正实现分离的自由，任何放弃兼并的声明和宣言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或是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愿望。
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它力求各民族彼此接近以至进一步融合，但是它不想通过暴力，而只想通过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由联合来达到这个目的。
俄罗斯共和国愈民主，它组建成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愈顺利，各民族劳动群众自愿趋向这种共和国的力量就愈大。
分离的完全自由，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详尽规定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办法，——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
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
15.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是，只有躲在“准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诡辩家，才会以这个真理为借口，替那种不执行实际上业已成熟的迫切革命措施的拖延政策进行辩护，而这类措施在战时已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了，因为这是同日益逼近的经济的彻底崩溃和饥荒作斗争所绝对必要的。
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持实现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医治战争的创伤，不可能防止即将临头的破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不去侵犯那些正是靠“战争”大发横财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空前的高额利润。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
16.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义务正是在现时特别突出地提到了首要地位。
现在，只有懒汉才不拿国际主义发愿起誓，连沙文主义护国派，连普列汉诺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连克伦斯基也都自称为国际主义者。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更有责任把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口头上的国际主义作一个鲜明、确切、清晰的对照。
只向各国工人发表宣言，空口担保自己忠于国际主义，企图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各交战国革命无产阶级发起行动的“顺序”，硬要在各交战国社会党人之间订立关于革命斗争的“协议”，忙于召开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开展和平运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主张、企图或计划，无论它们的炮制者怎样真诚，但从客观意义来看，都只是空话，至多不过是天真的善良愿望，只能为沙文主义者欺骗群众打掩护。在玩弄议会欺诈手段方面最圆滑、最老练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早就打破了纪录，他们一方面高喊空前响亮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词句，同时又极其可耻地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加入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内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或公债(像齐赫泽、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近来在俄国所做的那样)，反对本国的革命斗争等等。
好心肠的人常常忘记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严峻而又险恶的环境。这种环境容不得空谈，而且会嘲弄天真甜美的愿望。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
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和马尼洛夫精神。
战争爆发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三种派别;谁要是离开现实的基础，不承认这三种派别的存在，不对它们进行分析，不为真正的国际主义派进行彻底斗争，他一定会软弱无力，束手无策，陷入错误。
三种派别如下：
(1)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这些人同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首先是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
这些人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各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大多数都是这样。这就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先生之流，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盖得、桑巴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英国的海德门、费边社分子和“拉布分子”(指“工党”的领袖们)，瑞典的布兰亭之流，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和他的党，丹麦的斯陶宁格和他的党，美国的维克多·伯杰及其他“保卫祖国派”等等。
(2)第二派即所谓“中派”，这些人摇摆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之间。
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对政府多方施加“压力”，从多方面“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赞成各种各样有利于和平的运动，赞成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同时也赞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和平。“中派”赞成“团结一致”，反对分裂。
“中派”是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的王国，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像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者。他们是那些客观上被资产阶级收买(用优厚的工资、荣耀的职位等等)的工人阶层和集团，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帮助他们为瓜分资本主义的赃物而进行争斗。
“中派”是一些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的环境等等败坏了的守旧派，是习惯于待遇优厚的职位和“安稳的”工作的官吏。从历史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的阶段即从1871—1914年的阶段向新阶段的过渡;过去的阶段给了无产阶级许多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一门艺术方面，这门艺术就是广泛而又广泛地进行缓慢的、坚持不懈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创了社会革命的纪元那时起，新阶段的到来在客观上就成为必然的了。
“中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1914年8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中派”就是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和帝国国会中的所谓“工作小组”，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和整个所谓“米诺利特”(少数派)，英国的菲力浦·斯诺登、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的其他许多领袖以及一部分英国社会党的领袖，美国的莫里斯·希尔奎特以及其他许多人，意大利的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等，瑞士的罗伯特·格里姆等，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之流，俄国的组织委员会的党——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
自然，个别人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从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转到“中派”立场，或者从后者转到前者。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随意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同样，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派别随意转到另一派别，虽然有人力求融合各个派别，但政治生活中的派别是各不相同的。
(3)第三派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我们把他们1915年9月发表的宣言作为附录转载于后，使读者能够就原件了解这一派别的产生)。
这一派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既同社会沙文主义也同“中派”彻底决裂。他们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本国”。他们坚决反对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甜言蜜语(社会和平主义者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梦想不打破资本的枷锁和统治而获得永久的和平)，反对利用种种借口来否认因这次战争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适当的和及时的。
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国是“斯巴达克派”即“国际派”，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它的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派别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的最有名望的代表。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卡尔·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帝国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随后他又到柏林一个最大的广场———波茨坦广场上，向示威群众散发秘密印成的传单，号召“打倒政府”。他被逮捕并被判处苦役。他现在被关在德国的苦役监狱里，在德国少说也有几百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的演说和信件中，不仅同他本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谢德曼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等等)作无情的斗争，而且同他本国的中派即同他们的齐赫泽、策列铁里(即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之流)作无情的斗争。
在110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托·吕勒两个人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团结一致”，反对全体议员。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除他以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像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所正确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一具发臭的死尸。
德国另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团体是不来梅的报纸《工人政治》。
堪称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在法国有洛里欧和他的朋友们(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已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以及在日内瓦出版《明日》杂志的法国人昂利·吉尔波;在英国，有《工联主义者报》及英国社会党和独立工党的部分党员(如罗素·威廉斯，他曾公开号召同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分裂)，有苏格兰的国民教师社会党人马克林，他因从事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判处苦役，因同一罪名而入狱的还有几百个英国社会党人。他们，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美国，有“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机会主义“社会党”内那些从1917年1月开始出版《国际主义者周报》的人;在荷兰，有出版《论坛报》的“论坛派”(潘涅库克、赫尔曼·哥尔特、怀恩科普、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后者曾是齐美尔瓦尔德的中派，现在已转向我们);在瑞典，有青年党或左派党，党的领袖有林德哈根、图雷·涅尔曼、卡尔松、斯特勒姆、塞·霍格伦，霍格伦曾在齐美尔瓦尔德亲自参加建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工作，现因进行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判罪入狱;在丹麦，有特里尔和他的朋友们，他们退出了以斯陶宁格大臣为首的完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在保加利亚，有“紧密派”;在意大利，最接近国际主义的是党的书记康斯坦丁诺·拉查理和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塞拉蒂;在波兰，有拉狄克、加涅茨基和其他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此外还有罗莎·卢森堡、梯什卡和其他由“总执行委员会”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瑞士，有一些左派，他们草拟了举行“全民投票”的理由书(1917年1月)同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作斗争，1917年2月11日，他们在特斯举行的社会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原则上革命的反战决议;在奥地利，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左派青年朋友，其中一部分人常在维也纳的“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内活动，极其反动的奥地利政府现已查封了这个俱乐部，这个政府还因弗·阿德勒英勇地——但欠考虑地———枪击首相而对他进行迫害;以及其他等人。
问题不在于细微差别，就是在左派中也有不同的细微差别。问题在于派别。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只有他们才代表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只有他们才是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在社会民主党人以至所有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在帝国主义战争这种环境中客观上必然要起变化。谁如果只限于向资产阶级政府“要求”缔结和约或“要求”它“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等等，他在实际上就是堕落到改良派的立场。因为战争问题在客观上只能用革命手段来解决。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摆脱战争而缔结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可以使各国人民从发“战争”财的资本家老爷们亿万利息的盘剥下解放出来。
可以而且应当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但是不能陷入马尼洛夫精神和改良主义去要求那些与帝国主义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和阶级斩断这些联系;而不斩断这些联系，用战争反对战争的一切议论都只是空洞的骗人的词句。
“考茨基派”即“中派”是口头上的革命家，实际上的改良主义者，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帮凶。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17.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一开始就站到动摇的“考茨基派”即“中派”的立场上，这就使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不得不立刻划清界限，分离出来，发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主要缺点，它破产(因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了)的原因，就是在同社会沙文主义、同以在海牙(荷兰)的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等等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旧国际彻底决裂的问题上，在这样一个实际决定一切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动摇不定。
在我国还有人不知道，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考茨基派。而这正是一个不能不考虑到的基本事实，现在西欧已经都知道这个事实。就连沙文主义者，德国的极端沙文主义者海尔曼，即极端沙文主义的《开姆尼茨报》的编辑兼由帕尔乌斯出版的极端沙文主义的《钟声》杂志的撰稿人海尔曼(自然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是热烈主张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的人)，也不得不在报刊上承认，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一个东西。
到1916年底和1917年初，这个事实被完全确认了。虽然昆塔尔宣言斥责了社会和平主义，但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右派，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方面去了，如：考茨基之流在1917年1月和2月的一系列演说;法国的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致投票赞成社会党的和平主义决议(1916年12月通过)和“劳动总联合会”的和平主义决议(劳动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该决议也是在1916年12月通过的);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这样，他们全党采取了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而屠拉梯本人在1916年12月17日的演说中，甚至“滑到了”(当然不是偶然的)用民族主义词句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地步。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罗伯特·格里姆，在1917年1月，同他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格罗伊利希、普夫吕格尔、古斯塔夫·弥勒等)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1917年1月和2月举行的各国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两次会议上，有一些国家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如国际青年组织书记和出色的国际主义报纸《青年国际》的编辑明岑贝格，我党中央的代表季诺维也夫，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代表卡·拉狄克，“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哈特施坦等，曾正式痛斥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行为。
俄国无产阶级得到的很多;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还没有机会像在俄国那样发挥出那么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多得者应当多予。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德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德的“考茨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之流、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应该立刻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
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已经建立并且在活动了。
这就是我在上面一一提到的那些“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他们，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如果说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为数尚少，那么就请每个俄国工人问一问自己：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的前夜，俄国的觉悟的革命者多不多呢?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主张和政策。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宣布”国际主义，而在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对订立协议和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抱希望。只要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打下去，国际间的往来就会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铁钳钳住。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附加的政府的“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在1917年4月也没有准许瑞士社会党人、瑞士社会党书记、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滕进入俄国(虽然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是来探望妻子的亲属的，又因他在里加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为此坐过俄国的监狱，并为获准出狱曾向沙皇政府缴纳过保释金，他来是想取回这笔保释金的。)，既然“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竟能够在1917年4月的俄国做出这种事来，那么现在资产阶级关于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的诺言、词句和宣言究竟有什么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政府拘留托洛茨基应当怎样解释呢?不让马尔托夫离开瑞士，想把他骗到英国，使他遭到同托洛茨基一样的命运，这又应当怎样解释呢?
我们不要陷入幻想，不要自己骗自己。
既然事实证明，一些忠于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连从斯德哥尔摩进入我国都得不到许可，连他们的信件都不准寄来(尽管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完全可以用最严密的手续来审查这些信件的)，那么，“等待”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或会议就无异是背叛国际主义。
我们党不应当“等待”，应当立刻建立第三国际，这样一来，在德国和英国监狱中的千百个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成千上万正在举行罢工和示威而使威廉这个恶棍和强盗畏惧的德国工人，就可以在秘密传单上看到我们的决定，看到我们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并且只是对他)的兄弟般的信任，看到我们现在也决心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国际主义信念了。
多得者应当多予。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俄国这样的自由。我们利用这种自由，不是为了鼓吹支持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革命护国主义”，而是要勇敢地、忠实地、本着无产阶级的和李卜克内西的精神去建立第三国际，建立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叛徒以及“中派”这些动摇分子势不两立的国际。
18.根据上述情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绝对谈不到统一的问题，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宁可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只剩下两个人——这就是说和革命无产阶级在一起——也丝毫不能有同组织委员会的党，同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统一的想法，因为这些人甘愿同《工人报》的波特列索夫结成联盟，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公债，他们已经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了。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谁想帮助动摇分子，首先要自己不动摇。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19.现在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名称问题，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
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社会民主党在下面主要两点上歪曲和背叛了这个宣言：(1)工人没有祖国，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2)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被第二国际歪曲了。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屡次———例如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点，恩格斯在1894年又更通俗地重复谈过这一点。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是我的第一个论据。
第二个论据：我们党(社会民主党人)的名称的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国家的。
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领袖们，像普列汉诺夫先生、考茨基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歪曲了。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是必需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考茨基之流不同)这种国家并不是指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我的第三个论据是：现实生活，革命，实际上已经在我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虽然它还处在幼弱的萌芽状态，可是这种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这已经是群众的实践问题而不只是领袖们的理论了。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由脱离人民的武装队伍来控制群众。
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也是国家，因为我们需要武装队伍，需要最严格的秩序，需要用暴力来无情地镇压君主派和古契柯夫—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尝试。
但是，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在俄国许多地方，这种武装队伍就是群众自己，就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那些居于人民之上、脱离人民、拥有特权、实际上从不撤换的人。
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看通常是资产阶级的那种民主，这种民主通过旧的君主制的管理机关即警察、军队和官吏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要向前看正在诞生的新的民主，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能自己统治自己的。
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不仅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这个词在目前，在1917年3月以后，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家“消亡”的前驱。
我的第四个论据，就是应当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
现在的形势已和1871—1914年不同，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意识地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用语。因为当时，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历史把缓慢的组织教育工作提上了日程。此外别无他法。无政府主义者当时(现在还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错误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时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工人被帝国主义的利润所腐蚀，巴黎公社遭到失败，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刚刚(1871年)胜利，半农奴制的俄国仍然沉睡不醒。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时局，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了解了要慢慢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
我们也应该了解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我们决不要重蹈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人时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使全人类濒临深渊，使全部文化濒于毁灭，并且不知还会使多少百万人走向粗野和死亡。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当这个革命开始的时候，当这个革命怯懦地、不坚决地、不自觉地、对资产阶级过分信任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大多数的(这是真情，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议员、“社会民主党”报纸——要知道影响群众的正是这种工具———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跑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群众惶惑不安，糊里糊涂，受了这些领袖的欺骗。
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
就让“许多”工人去真诚地理解社会民主党吧。现在是学习区别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时候了。
主观上，这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的领袖。
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却是这样：我们党的旧名称便于人们欺骗群众，阻碍运动前进，因为群众在每种报纸上，在每个议会党团中处处见到那些说话最响亮、行动最引人注目的领袖，而这些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主张”同社会主义的叛徒，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他们都拿着“社会民主党”所开的旧期票要求兑现……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会把我们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淆起来……”
为什么我们不怕同社会民族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混淆起来，不怕同法兰西共和国激进社会党人这个用资产阶级手段欺骗群众最高明最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党混淆起来呢?“……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正是这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把明天的革命任务，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把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把包围着无产者的那帮“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家伙对实际事业的破坏都丢开不管了。
这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守旧的理由。
而我们是要改造世界。我们要结束这场有数万万人卷进去、有千百亿资本利益纠缠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而这场战争除了进行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
可是我们又自己怕自己。我们还舍不得脱掉那件“穿惯了的”、“可爱的”脏衬衫……
现在已经是丢掉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
1917年4月10日于彼得格勒
后记
由于经济破坏和彼得堡各印刷厂窝工，我这本小册子已经过时了。小册子是在1917年4月10日写成的，今天已经是5月28日了，可是还没有出版!
小册子是作为一个行动纲领草案来写的，准备在我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用来宣传我的一些观点。小册子曾经用打字机打了若干份，在会前和会上发给一些党员，也总算起了它的一部分作用。现在，1917年4月24—29日的代表会议已经开过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也早已公布(见《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我的小册子有不少地方成了这些决议的初稿。
现在我只希望在涉及这些决议的场合，小册子对阐明这些决议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我还想谈两个问题。
在第27页上我建议，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代表会议没有同意我这个意见，因此我不得不对关于国际的决议案投反对票。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代表会议犯了错误，事变的进程会很快地纠正这个错误。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也是在推迟第三国际的建立(虽然这违反我们的意愿);我们不摆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死亡的齐美尔瓦尔德这个沉重的包袱，就是间接地阻碍第三国际的建立。
现在我们党的处境(在全世界所有工人党的面前)正是要求我们必须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现在除了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拖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就能立刻放手去建立第三国际(同时，只要情况允许，还可以利用一下齐美尔瓦尔德)。
可是现在，由于代表会议的错误，我们只好消极地等待，至少要等到1917年7月5日(即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的日子;只要它不再来一次延期，就是万幸!它已经延期一次了……)
不过，代表会议闭幕后我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登在5月12日《真理报》第55号上的一项决议把错误纠正了一半。决议说，如果齐美尔瓦尔德去同部长们商量问题，我们就退出齐美尔瓦尔德。我愿表达如下希望：一旦我们召开“左派”(即“第三派”，“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见上面，第23—25页)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另一半错误将会很快得到纠正。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1917年5月6日成立的“联合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好像更是过时了。
其实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一点也没有过时。它的一切论述都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这种分析对交出6个部长给10个资本家部长做人质的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来说，像火一样可怕。既然小册子的一切论述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它就没有过时，因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加入内阁，只不过稍微改变了一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同资本家政府协议的形式，而我在小册子第8页上曾有意强调，“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
事情愈来愈清楚：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不过是资本家的人质，“革新了的”政府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根本不想而且也不会履行自己的任何漂亮诺言。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在政治上已经自杀，他们已经成了资本家实际扼杀革命的帮手。而克伦斯基则已堕落到对群众使用暴力的地步(参看小册子第9页：“古契柯夫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群众”，而克伦斯基竟已经来实现这种威胁了……)。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已经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政治上自杀。这一切，人民是会看得愈来愈清楚的。
联合内阁只是我的小册子简要分析过的我国革命根本阶级矛盾发展中的过渡现象。这种现象不会长久存在。不是后退到全面的反革命，就是前进到使政权转到另外的阶级手中。在革命时期，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中，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
尼·列宁
1917年5月28日于彼得堡
1917年9月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50—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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