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节选) (1920年4—5月)
[51]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写成并出版，分发给了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书中的论点和结论是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为了能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出书，列宁曾亲自过问该书的排印计划｡这本书于1920年4月27日脱稿,5月5日手稿发到国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5月9日,一校样发回莫斯科｡5月23日,列宁将5月12日写完的该书增补部分连同经他校阅过的校样一起发往彼得格勒｡6月12日该书俄文本出版,接着法文本和英文本也几乎同时于7月在俄国出版｡列宁在5月23日写的一封有关这本书的出版工作的信,载于《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第380页｡1920年下半年,这本书的德､英､法､意译本分别在柏林､汉堡､伦敦､纽约､巴黎和米兰出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手稿上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的尝试)》和一段讽刺性献词:“谨将此小册子献给最可敬的劳合—乔治先生,以对其1920年3月18日所作的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对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极有教益的演说表示谢忱｡”但是,列宁亲自校阅过的该书第1版,以及根据这一版刊印的其他各种单行本和全集本都删去了这个副标题和献词,只有《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刊印过这个副标题和献词｡———132｡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即公历11月7日)后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巨大的差别，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
当然，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是极大的错误。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与其说是懂得了这一点，不如说是他们凭着革命阶级的本能而领悟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的辩护人。例如，1919年维也纳出版的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11册)，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人的整个思路和整套思想，更确切些说，表明了他们的困惑、迂腐、卑鄙和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一切又都是用“捍卫”“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详细评论，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再说了。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预见到可能会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 上写了一篇题为《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他是这样写的：
“现时〈与1848年不同〉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也愈来愈移向斯拉夫人那里。革命中心正从西向东移。19世纪上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揭开新世纪序幕的一些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向俄国转移……从西欧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也许现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为西欧革命动力的源泉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风，促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对于西欧来说早已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支持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垮得更快一些。但是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的是，牺牲的人会很多很多)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将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会革命的幼苗，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摧毁反动势力的坚冰，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18年前写得多好啊!
[52]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 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 《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 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 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 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编辑｡因此,从第52 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将第52 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1905年5月第100 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于1905年10月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 号｡———133｡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呢?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 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19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如饥似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年)。处处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备应变。国外的侨民报刊，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 的招牌)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 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导致群众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自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还有无数中间的、过渡的、摇摆的派别。确切些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真正代表阶级的各种思想政治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罢工斗争的广泛和激烈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政治罢工又发展为起义。领导者无产阶级同动摇不定的被领导者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实际检验。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在自发的斗争进程中诞生了。当时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争论，就预示了1917—1920年间的伟大斗争。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议会活动的策略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的更替，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的更替，以及这些斗争形式的相互关系和联系——这一切都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这个时期的每一个月，就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所受的政治科学原理的训练来说，可以等于“和平”“宪政”发展时期的整整一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反动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但同时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俄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发展突飞猛进。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破灭了。阶级斗争采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懂得———而革命阶级也正在从本身的痛苦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就不能取得胜利。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骨干保存得最多，发生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能力也最强。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了并且驱逐了口头革命家，这些人不愿意懂得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高潮起初来得非常缓慢，1912年勒拿事件 后，稍微快了一些。经过1905年，整个资产阶级看清了孟什维克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于是千方百计来支持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克服了闻所未闻的困难，才打退了他们。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运用了正确的策略，即既要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又必须利用“合法机会”，那他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最反动的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把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1914—1917年)。在“议会”极端反动的条件下，合法的议会活动使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布尔什维克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不彻底的和彻底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革命主张———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观点，都在我们的侨民报刊上充分反映出来了。第二国际中的书呆子和老懦夫，看到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派别”繁多，斗争剧烈，都高傲地嗤之以鼻，可是战争把一切先进国家中夸耀一时的“合法性”夺去以后，他们甚至连近似俄国革命家在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里组织自由(秘密)交换意见和自由(秘密)探索正确观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到。正因为如此，各国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好，“考茨基主义者”也好，都成了最恶劣的无产阶级叛徒。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在1917—1920年间获得胜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从1914年底就开始无情地揭露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法国的龙格主义 44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 首领、费边派 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见解，也同“考茨基主义”一样)的卑鄙龌龊和下流无耻，而群众后来根据自身的经验，也日益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至10月)。沙皇制度的极端腐朽和衰败(加上极其痛苦的战争的打击和负担)造成了一种摧毁这个制度的极大力量。在几天之内，俄国就变成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自由(在战争环境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和革命党的领袖，也同在最“严格的议会制”共和国内一样，出来组织政府;而且议会(尽管是反动透顶的议会)反对党领袖的身份，使这种领袖在革命中容易继续发挥作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4在几个星期内就对第二国际的欧洲英雄们、内阁派 以及其他机会主义渣滓的那套方法和手腕、那套论据和诡辩十分精通了。我们现在读到有关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伦纳和奥斯特尔利茨、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龙格、英国费边派及独立工党领袖等人的一切评述，总觉得是(事实上也是)旧调重弹，索然无味。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那里见过了。历史真是开了个玩笑，竟使一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抢到许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去了。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都破了产，他们在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上丢了脸，如果说现在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政党(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42、法国龙格派的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光彩地”丢了脸而且变得糊涂透顶，如果说所有这些人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的奴隶(同1848年自命为“社会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一模一样)，那么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身上看到了。历史开了这样的玩笑：1905年俄国产生了苏维埃;在1917年2月到10月间，孟什维克篡改了苏维埃，他们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破产了;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已经在全世界诞生，并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国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而第二国际的老英雄们也像我国孟什维克一样，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到处遭到破产。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发动反对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孟什维克的胜利斗争，是极其审慎的，所作的准备也绝不像现在欧美各国所常常认为的那样简单。在这一时期的初期，我们没有号召去推翻政府，而是说明，不预先改变苏维埃的成分并且扭转苏维埃的情绪，是不能推翻政府的。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即立宪会议，而是说，并且从我们党的四月(1917年)代表会议 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而“工农”共和国即苏维埃共和国，则要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议会制共和国好。没有这种谨慎的、周到的、细致的和长期的准备，我们就既不能取得1917年10月的胜利，也不能巩固住这个胜利。
[53]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右翼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137｡
[54] 指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 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 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是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主席。沙皇当局调动军队镇压罢工，于4月3日(16日)夜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 4月4日(17日)，2 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士兵们奉命向工人开枪，当场死270人，伤250人。勒拿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地向前发展。 ———139。
[55] 指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阿·叶·巴达耶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马·康·穆拉诺夫、费·尼·萨莫伊洛夫和尼·罗·沙果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在1914年7月26日(8月8日)的杜马会议上强烈抗议沙皇俄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并拒绝对军事拨款投赞成票。他们访问了许多工业中心，召集了多次反对战争的工人集会。1914年11月2—4日，他们在彼得格勒近郊的奥泽尔基镇召开了有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哈尔科夫和里加等地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了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一致表示支持。 11月4日，他们和全体与会代表一起被捕，1915年2月被交付法庭审判，以“叛国”罪名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140。
[56]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詹·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英国工党。 ——140、268。
[57] 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韦伯､比•韦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渐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又译“市政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但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 章第7 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22—327页,第26卷第278—284页)｡———140｡
[58] 内阁派是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亚·埃·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所以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被称为米勒兰主义。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 ———140。
[59] 四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代表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因而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和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列宁这里指的是这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和《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 分册第437—439､455—456页)｡———142｡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就不能这样说了。国外还极少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这种革命性有些像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照搬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历次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党光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重犯旧错误，这种错误总是会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以稍微不同一点的形式，以前所未见的打扮或装饰，在独特的(多少独特一点的)环境里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么毫无疑义，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19世纪70年代)曾盛极一时，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迎合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就有这种传统，而在1900—1903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特别巩固。布尔什维主义继承并继续了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倾向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种阶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极客观的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自己特别“革命”特别“左”，因为它肯定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摒弃这种做法。我们摒弃个人恐怖，自然只是出于对这种手段是否适当的考虑，如果有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或者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包围下所采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么这类人早在1900—1903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第三，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左”就是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附带说明一点，历史现在已经在广大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证实了我们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请注意，普列汉诺夫早在1900—1903年间就要求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 ，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在1913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叛卖行为 )同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最相近。现在1920年，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各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 11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毫无气节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如果我们现在大致回顾一下从巴黎公社到第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那么，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便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轮廓。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一封信，曾经异常鲜明、尖锐、直接、明确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可是这封信竟被倍倍尔从1875年到1911年搁置了36年)分不开的;第二，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最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主义同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一次是1908年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另一次是1918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 17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1908年，“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 。那时“左派”——其中许多人是优秀的革命者，后来还光荣地成了(而且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员———特别援引1905年抵制议会成功的经验作为论据。当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咨议性的“议会” 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 果然扫除了这个议会。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根本不参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义。而且当时的斗争内容是：让沙皇去召集第一个代表机构呢，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后来情况不同，既然没有把握并且也不可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客观形势，以及这种形势是否按照同样的方向和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那么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 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补救的错误，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几年中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补救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会非常迅速地高涨并转为起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正在维新的整个历史环境，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这个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它同以后各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机构(如保险基金会等)，那么他们就决不可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
1918年事情没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时“左派”共产主义者 只是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或者说“派别”，而且为时不久。 “左派共产主义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同志、布哈林同志，在1918年这一年就已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原来认为，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说来，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
现在当我听到人们，例如“社会革命党人”，攻击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的时候，或者当兰斯伯里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我们英国工联 的领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那他们也可以妥协”的时候，我通常是先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回答：
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给了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 “Do ut des”(“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一种妥协。
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派(考茨基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说伦纳之流的先生们了)，法国的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英国的费边派、“独立党人”、“工党分子”(“拉布分子” )等，在1914—1918年间以及1918—1920年间，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一个政治家要想有益于革命无产阶级，正是应当善于辨别出那种不能容许的、蕴涵着机会主义和叛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判，猛烈地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容许那班老于世故的“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和老奸巨滑的议员用泛谈“一般的妥协”来推卸和逃避责任。英国工联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领袖”先生们，正是这样来推卸他们实行叛卖所应负的责任，推卸他们实行那种确实意味着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变节和叛卖的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在政治上决不总是像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打一张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为了不给人留下曲解的余地，我想把一些基本情况提出来(即使是十分简要地)，以便对具体的妥协进行分析。
通过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同德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的党，从1914年底起就以行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也不愿走可以登上资产阶级政府大臣宝座的道路。革命在推翻了沙皇政府和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以后，又使这个党受到了新的、极大的考验：它不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实行任何妥协，而是作了推翻他们的准备，并且果真把他们推翻了。这个党取得政权以后，便彻底摧毁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这个党一面公布和废除了帝国主义者缔结的秘密条约，一面向各国人民建议媾和，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媾和而布尔什维克为加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后，它才屈服于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大家都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1914—1920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 3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正如他们国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都表明他们已沦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
(1)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167—170页。 ———编者注
(2)关于个人所说的话，作适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犯的错误不太大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加以纠正的人。
(3)拉丁文，意为：“我给(你)是为了你给(我)。”———编者注
[60] 格·瓦·普列汉诺夫在《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一文中写道：“在伯恩施坦先生的观点中现在只剩下了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实际上他离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拥护者比离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要近得多。然而他还是一个‘同志’，并没有人请他脱党。”———144。
[61] 看来是指《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11—115页)。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列金的叛卖行为。列金曾于1912年在美国国会向美国官方人士和资产阶级政党发表祝贺演说。列宁的文章发表于1914年4月的《启蒙》杂志。 ———144。
[62] 指1908年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斗争。召回派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集团，主要代表人物有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党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的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做“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最后通牒派是召回派的变种，产生于1908年，代表人物有维·拉·尚采尔(马拉)、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列·波·克拉辛等。在孟什维克的压力下，当时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通过了党团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独立的决议。最后通牒派不是认真地教育杜马党团，纠正党团的错误，而是要求立即向杜马党团发出最后通牒，要它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否则就把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最后通牒主义实际上是隐蔽的、伪装的召回主义。列宁把最后通牒派叫做“羞羞答答的召回派”。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 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斥责了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号召同这些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作最坚决的斗争，并把波格丹诺夫从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开除出去。 ———145。
[63] 指布里根杜马。布里根杜马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 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做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认为可以参加杜马选举并主张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 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 ———145。
[64] 指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的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十月全俄政治罢工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实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全俄总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 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变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诺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堡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145｡
[65]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阿·洛莫夫、瓦·瓦·奥博连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格·列·皮达可夫等。 “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张时多次指出,相信德国革命成熟和宣布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1918年4月,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目前形势的提纲》来对抗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他们否认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主张用“对资本实行骑兵突击”､颁布相应的法令和“生活公社化”的办法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反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反对使用资产阶级专家,建议完全摧毁银行信贷机构,加速废除货币,等等｡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见本版选集第3卷第511—540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146､488､661､771｡
[66] 工联即英国及其自治领的工会。工联成员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联领导人大多数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工联思想家们否认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实际上把工人政党的作用等同于工联的议会代表团。 ———147、537。
[67] 拉布分子即英国工党党员。英国工党于1900年成立，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 1906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从1924年起，工党领导人多次组织政府。 —— 147、247。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做“左派”，而是叫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 。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一本持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做《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鲜明、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了解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 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引文内的着重标记全录自原文。)
往下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这个“中央”在寻求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途径，说这个“中央”提出“原则上承认”斗争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参加议会活动)“的问题”，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一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图。小册子接着说道：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问题只是一个策略问题。不管怎样，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切政党统治的最后形式。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党的一切措施、党的组织、党的斗争形式、党的战略和策略，都应该适应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应该大力加以强调。为了把那些应当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各行业各阶层的最广大群众吸收进来，就必须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和最广大的范围内建立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汇集一切革命分子的场所，便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凡是响应‘退出工会!’这一口号的工人，都应当联合在这里。在这里，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最广大的战斗队伍。凡承认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和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至于进一步对正在斗争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之外的共产党的任务……”
“……于是，现在有两个共产党彼此对立着：
一个是领袖的党，它力图从上面来组织和指挥革命斗争，不惜实行妥协和参加议会活动，以便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可以参加掌握专政大权的联合政府。
另一个是群众的党，它等待革命斗争从下面高涨起来，为了进行这一斗争，它只知道并且只采用一个明确地引向目的的方法，而排斥任何议会方法和机会主义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推翻资产阶级，以便随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
凡是自觉参加过或仔细观察过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主义发展过程的布尔什维克，读了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不过，我们还是来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吧。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 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和阶级之间那种通常的、正常的和简单的关系，人们面对这种难于理解的情况，思想便发生了混乱。在德国，也像在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自由地正常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章杂志，通过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变化等方便办法来检验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和内战的展开，不得不放弃这种通常的办法，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结合使用这两种方式，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或组成或保留“领导集团”，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知所措，开始臆想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东西。大概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由于不幸生在一个具有特别优越和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的小国，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相互更替，因此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分化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直接间接地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坏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20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霍纳、卡尔·施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埃勒，就是这样的新领袖。埃勒企图使问题“深入一步”，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也许，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除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但是先让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讲几句话来结束前一问题。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1895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彼得堡的中心小组 已经开始形成，并且就要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30(1920年4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种病没有什么危险，一经治愈，机体甚至会更加强壮。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们特别要把总指挥部，把领袖们“藏起来”，隐蔽起来，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使他们去服苦役，并使其中许多人过早去世。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采用适当的隐蔽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马林诺夫斯基一只手把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使他们丧生，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事实，那些必须学会在反动工会里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国同志(以及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虑一下。
在许多国家里，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正在派遣而且今后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对付这种危险，办法之一就是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724页,第22卷第320—325页,第28卷第146页,第33卷第521､526､637页,第35卷第18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74—381页,第10卷第164—165､480—481､575—577页｡———编者注
(2)《共产主义工人报》 70(1920年2月7日汉堡出版的该报第32号所载卡尔·埃勒《论解散政党》一文)上说：“工人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摧毁政党，它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罗曼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头脑最糊涂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庄重的德国人(卡·埃勒和克·霍纳通过在上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庄重地证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庄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同时他们又极其可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竟也发表出这种极不恰当的议论。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还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这一点俄国人特别清楚，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曾特别经常地成为“时髦的东西”。
(3)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混进了我们党中央的这个错误。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告知杜马中的劳动派72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邓尼金去了。
[68] 原则上的反对派即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集团。这一集团在1919年10月于海德堡举行的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1920年4月组成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为了促使德国所有共产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11月暂时同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同时向该党提出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和支持其一切行动的要求。 1921年6—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要该党在一定期限内并入德国统一共产党。由于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这项决议，该党被认为自行退出共产国际。该党后来蜕化成为宗派小集团。 ———149。
[69] 沃拉皮尤克是德国语言学家约•施莱尔于1880年设计出的一种世界语方案｡———151｡
[70] 《共产主义工人报》(《Kommunistische Arbeiterzeitung》)是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的机关报,1919—1927年在汉堡出版｡———153｡
[71] 中心小组是列宁在1895年创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机构｡参加中心小组的有列宁､阿•亚•瓦涅耶夫､彼•库•扎波罗热茨､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尔•马尔托夫､米•亚•西尔文､瓦•瓦•斯塔尔科夫等10 多人,其中5 人(列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瓦涅耶夫和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155｡
[72]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 ———156。
六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德国“左派”认为对这个问题无疑应当作绝对否定的回答。他们以为只要对“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工会慷慨陈词，怒气冲冲地叫嚷一番(克·霍纳在这方面干得特别“庄重”，也特别笨拙)，就足以“证明”，革命家、共产党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许在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妥协主义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会里做工作。
不管德国“左派”怎样确信这种策略是革命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它只是几句空话，毫无内容。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本文总的意图，先从我国的经验说起，因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当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根据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0年4月)的统计，我们党有党员611 000人。无论十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党员人数的起伏都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党员人数比现在少得多。 我们担心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只配枪毙的野心家、骗子手一定会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最近一次我们敞开党的大门(仅仅是对工农)，是在1919年冬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而邓尼金攻占了奥廖尔(距莫斯科约350俄里)的时候，也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的时候，这时候冒险家、野心家和骗子手以及一切不坚定的人，决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产党飞黄腾达(倒可能预料到会因此上绞架或受拷打)。 12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 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根据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召开)的统计，现有会员已经超过400万。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较为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么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自然，要建立这种极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就要进行很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进行宣传和鼓动，及时地和经常地与工会领导者以至一切有影响的工会工作者举行会议，还要跟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孟什维克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信徒(虽然人数不多)，直到现在还在教唆他们进行各种反革命勾当，从在思想上维护(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工会“独立”(不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约束而独立!)，直到暗中破坏无产阶级纪律，如此等等。
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 ，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推广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答复群众的要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才来担任公职等等。最近颁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法令中，有一项法令就授权这种非党的代表会议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等。
其次，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这种民主机构，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最好的民主共和国里也是前所未见的;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党对这种代表大会极为关注)，以及通过经常把觉悟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项职务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实现城市无产阶级的专政，即对富有的、资产阶级的、进行剥削和投机的农民展开经常的斗争等等。
“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总的结构就是这样。相信读者一定会明白，为什么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看来，在熟悉这种结构、观察过它是怎样在25年内从一些不合法的地下小组发展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看来，什么“从上面”还是“从下面”，什么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不能不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说，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样。
至于德国左派谈论什么共产党人不能而且不应该在反动工会里工作，说什么可以放弃这种工作，说什么应该退出工会，必须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极纯的、由极其可爱的(也许大部分是极其年轻的)共产党人臆想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这种煞有介事的、非常深奥的和极端革命的论调，在我们看来也不能不是一派同样幼稚可笑的胡说。
资本主义必然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有的、长期形成的工种和行当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工种的工会，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经过许多年才能发展成为而且一定会发展成为规模较广而行会气味较少的产业工会(包括整个生产部门，而不仅是包括同行、同工种、同行当)，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不过，想用其他任何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都是异想天开，简直不值一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建立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进步，使工人由散漫无助的状态过渡到了初步的阶级联合。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如某种行会的狭隘性，某种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某些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但是除了通过工会，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这时候党更需要用新的方法而不单纯靠旧有的方法去对工会进行教育和领导，同时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仍然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国家整个经济的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而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手中，进而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上面所说的工会的某种“反动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难免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完全不懂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害怕这种“反动性”，企图避开它，跳过它，是最愚蠢不过的了，因为这无异是害怕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推迟到没有一个工人抱狭隘的行业观念、没有一个工人抱行会偏见和工联主义偏见的那一天才去实现，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国先进的国家里，毫无疑义，工会的某种反动性显得比俄国严重得多，这也是必然的。在我国，孟什维克过去在工会中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数的工会中，也还得到部分支持)，正是由于存在着行会的狭隘性、职业上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西欧的孟什维克在工会里的“地盘”巩固得多，那里形成的“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他们抱有行业的、狭隘的观念，只顾自己，冷酷无情，贪图私利，形同市侩，倾向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这是无可争辩的。同龚帕斯之流，同西欧的茹奥、韩德逊、梅尔黑姆、列金之流的先生们作斗争，要比同我国的孟什维克作斗争困难得多。他们完全是同一个社会类型和政治类型的人。但是必须无情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像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丢尽了丑，从工会中被驱逐出去为止。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不应该去作夺取政权的尝试)。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每个国家的深谋远虑、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者才能正确地估计这种程度。(顺便提一下，在1917年10月25日无产阶级革命后几天，即1917年11月间所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就是衡量我国进行这种斗争胜负的尺度。在这次选举中，孟什维克一败涂地，只获得70万票，加上外高加索的票数，一共只有140万票，而布尔什维克却获得了900万票。见《共产国际》杂志 第7—8期合刊上我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
但是，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争取过来;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如果忘记这个最浅显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反动反革命，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像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或者，按美国丹尼尔·德莱昂派使用的一个绝妙的极其中肯的说法，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的影响。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率，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如何滥用这个字眼的。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据瑞典《人民政治日报》 1920年3月10日所刊登的材料，英国工联会员，从1917年底到1918年底，已经由550万人增加到660万人，即增加了19%。 1919年底，已达750万人。我手头没有法、德两国的有关材料，但是证明这两国工会会员也有大量增加的事实，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事实同其他千百件事实一样，也最清楚不过地证明，正好是无产阶级群众、“下层”群众、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第一次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那班虽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产党人却站在一旁，空喊“群众”，“群众”!并且拒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臆想出一种崭新的、纯洁的以及没有沾染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没有行会习气和狭隘行业观念的“工人联合会”，一种将会(将会!)具有广泛性而只要(只要!)“承认苏维埃制度和专政”(见前面引文)就可以加入的“工人联合会”!!
很难想象谁还会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对本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半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在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
毫无疑义，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的先生们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些“左派”革命家的，因为后者像德国的“原则上的”反对派(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种“原则性”吧!)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的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拒绝在那里进行工作。毫无疑义，机会主义的“领袖”先生们一定会使用各种资产阶级的外交手腕，借助资产阶级政府、神父、警察和法庭的力量，来阻止共产党人进入工会，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从工会中排挤出去，尽量使他们在工会中工作不顺心，并且对他们进行侮辱、攻击和迫害。我们应当善于对付这一切，不怕任何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采用各种巧妙的计谋和不合法的手段，可以保持缄默，掩饰真情，只求打入工会，留在工会里，想尽方法在那里进行共产主义工作。在沙皇制度下，1905年以前，我们不曾有过任何“合法机会”，但是当暗探祖巴托夫为了追捕革命者、同革命者进行斗争而召开黑帮工人会议、组织黑帮工人团体时，我们就派遣我们的党员到这种会议上和团体中去(我个人还记得其中有彼得堡的优秀工人巴布什金同志，他在1906年被沙皇的将军们枪杀了)，同群众建立联系，巧妙地进行鼓动，使工人不致受祖巴托夫分子的影响。当然，在西欧，由于合法偏见、立宪偏见和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根深蒂固，进行这种工作要更为困难。但是这种工作能够进行而且必须进行，并且要经常不断地去进行。
我个人认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公开谴责并建议共产国际下次代表大会也来谴责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详细说明这种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极大害处的)，还要谴责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支持，都是一样)这种错误政策的行动路线。第三国际应当同第二国际的策略决裂，对于难以解决的迫切问题不应回避、掩盖，而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已经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了“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我们也应当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左派”共产党人。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25页。 ———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164—165页。 ———编者注
(3)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也就是祖巴托夫式的人物，他们和我国的祖巴托夫所不同的只是穿着欧洲的服装，具有欧洲的风度，在推行自己的无耻政策时采用一些文明、精巧和民主的粉饰手段。
(4)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61—68页。 ———编者注
[73] 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到1919年这一时期，俄共(布)党员人数变动如下：到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时，共有党员8万人;到1917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时，约有24万人;到1918年3月俄国共产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至少有30 万人;到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有313 766 人｡———157｡
[74] 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是1918—1921年期间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这种会议由地方党政机关召集｡参加会议的代表由工厂和农村按照召集机关规定的名额选出｡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在当时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曾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利用｡非党代表会议后来逐渐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都参加的代表会议所取代｡———158｡
[75] 《共产国际》杂志(《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曾用俄､德､法､英､中､西班牙等各种文字出版,编辑部由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该杂志刊登理论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曾发表列宁的许多篇文章｡随着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该杂志于1943年6月停刊｡———162､674｡
[76] 《人民政治日报》(《Folkets Dagblad Politiken》)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1916年4月27日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最初是双日刊，后改为日刊(1917年11月以前称《政治报》)。 1918—1920年该报的编辑是弗·斯特勒姆。 1921年，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后，该报成为瑞典共产党的机关报。 1945年停刊。 ——163。
[77]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美国的工会组织，成立于1905年，主要联合各种职业的非熟练工人和低工资工人。美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丹·德莱昂、尤·德布兹和威·海伍德积极参加了联合会的创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拉丁美洲和南非也曾建立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反对美国劳联领导人和右翼社会党人所执行的阶级合作政策，在美国组织了一系列群众性罢工(共计150多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会组织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反战斗争。联合会的某些领导人(海伍德等)欢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但是联合会的领导职务从1908年起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所掌握，因而在它的活动中也表现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特点，如不赞成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拒绝在美国劳联所属的工会会员中进行工作等。 1920年，联合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曾拒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联合会发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邀请。在20世纪20年代，联合会逐步退出政治舞台。 ———164、244。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极端鄙视又极端轻率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
“……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显然是错误的。 “回头再去采用”议会制!莫非在德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恐怕还没有吧!那么，怎么说得上“回头再去采用”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
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早10—20年或迟10—20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致估计在内的。正因为如此，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
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左派”的立场就是稳固的了。不过，这需要十分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加以证明，而“左派”连这样做的门径都还摸不着。在《共产国际驻阿姆斯特丹临时办事处公报》第1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20年2月)上登载了一篇《关于议会活动的提纲》，这篇提纲显然是反映了荷兰左派或左派荷兰人的意向，其中的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第一，大家知道，同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些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见解相反，德国“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认为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错了。单单这一点就立刻从根本上推翻了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论断。 “左派”应该证明，为什么他们那时的不容争辩的错误，现在却不成其为错误了。他们没有拿出也不可能拿出丝毫的证据来。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第二，在“左派”的法兰克福组织出版的同一本小册子里，除了上面详细摘引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到：
“……数百万的仍旧跟着中央党 〈天主教“中央”党〉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无产者正在提供众多的反革命军队。”(上述小册子第3页)
这些话显然说得太随便、太夸大了。但是这里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容争辩的;“左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便特别明显地证实了他们的错误。既然“数百万的”和“众多的”无产者，不仅仍旧赞成议会制，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那怎么能说“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显然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显然是德国“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做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在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异常野蛮、异常残暴，从而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里，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造就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就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特别仔细的研究，我们对这种错误特别熟悉，所以对别人身上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对于德国共产党人来说，议会制当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降低到本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你们应该对他们说不中听的真话。你们应该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叫做偏见。但是同时你们也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
即使不是“数百万的”和“众多的”，而是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产业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父走，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农业工人跟着地主和富农{L-End} 走，那么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说，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备受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真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第三，“左派”共产党人说了许许多多称赞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好话。有时我不禁要说：你们还是少称赞我们几句，多研究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这些策略吧! 1917年9—11月间，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如果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明确地说出来，并且加以证明，因为这样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正确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确的，那就应该由此作出一定的结论。当然，不能把俄国的条件和西欧的条件等量齐观。但是在专门谈“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我国的经验，因为不估计到具体经验，这类概念就很容易流为空谈。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至于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次选举收到了非常可贵的(对于无产阶级极为有益的)政治效果，我想，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详尽分析俄国立宪会议选举材料的文章中已经证明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丝毫不容争辩的结论：经验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的几个星期里，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留在必须以国际的观点来制定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而正是国际的策略)的共产国际，那就是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行动上背弃国际主义。
我们现在来看看“荷兰左派”主张不参加议会的论据。下面就是刚才提到的“荷兰人的”提纲中最重要的一条即第4条的译文(译自英文)：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经崩溃而社会已处于革命状态的时候，议会活动同群众本身的行动比较起来，便逐渐失去意义。在这种条件下，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机构，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这时候，拒绝以任何方式参加议会活动，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头一句话显然就错了，因为群众的行动，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如此。这种显然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看都是错误的论据，只是特别清楚地表明，提纲作者们既绝对没有考虑到全欧洲的经验(法国1848年、1870年革命前的经验，德国1878—1890年的经验等等)，也绝对没有考虑到俄国的经验(见上面)，没有考虑到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一般说来，或是就特定的情况说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性的共和制政府以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只要看看美国的例子就够了)，等等，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愈来愈有必要(有些地方早已有必要)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却根本不懂。
第二句话，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就是错误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极端反革命的议会，而且经验表明：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这句话说得极其不合逻辑。既然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机构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带说一句，实际上议会从来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中心”)，而工人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工人必须作好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作好准备)，去开展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用苏维埃去解散议会。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会使解散议会变得困难或者变得不那么方便。当我们胜利地进行反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斗争时，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那里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即无产阶级反对派这一点，对我们获得胜利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十分清楚，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布尔什维克这样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不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这对于我们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不是造成了困难，而是提供了方便。提纲的作者们陷入了混乱，他们忘记了多次革命甚至是所有革命的一条经验，而这条经验证明，在革命时期，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对派的活动配合起来，是特别有益的。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在这方面的言论活像空谈革命的学理主义者，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为主观上“否定”某种反动机构，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合成的力量把这种机构破坏了。使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说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荷兰和德国的左派给予苏维埃政权比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优越这一新的真理的，正是这种熊的帮忙 。自然，谁要是按照老套套笼统地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那也是不对的。我不想在这里来说明在哪些条件下抵制议会才是有利的，因为本文的任务要小得多，只是结合国际共产主义策略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来考察俄国的经验。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抵制一次是成功的、正确的(1905年)，另一次则是错误的(1906年)。我们分析一下第一次抵制的情形，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够使反动政权召开不了反动议会，是因为当时群众的议会外的(尤其是罢工的)革命行动正在异常迅速地发展，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给反动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和土地运动保证了自己对广大落后群众的影响。十分明显，在欧洲目前的条件下这个经验是不适用的。根据上述理由，同样十分明显，荷兰人和“左派”为拒绝参加议会的主张辩护(哪怕是有条件的辩护)，是根本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
在西欧和美国，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议员战时和战后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更卑鄙无耻，更具有叛卖性了。但是，如果在解决应当怎样去同这一公认的祸害作斗争的问题时，竟任凭这种情绪来支配，那就不仅不明智，而且简直是犯罪了。在西欧许多国家里出现革命情绪，目前可以说是件“新鲜事”，或者说是“稀罕事”，人们盼望这种情绪太久、太失望、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情绪所支配。当然，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为行动的，但是，俄国过于长久的惨痛的血的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靠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靠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正因为太容易了，所以不是完成困难的、极其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在欧洲各国议会里，建立真正革命的议会党团，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只是说出了全部真理的一部分，而全部真理是：俄国在1917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给工农带来重重灾难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称霸世界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部分原因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农民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接过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其他一些原因外，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要想“避开”这种困难，“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这个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你们要建立新社会吗?可是你们又害怕困难，不去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定、忠诚、英勇的共产党人组成的优秀的议会党团!难道这不是孩子气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瑞典的塞·霍格伦甚至在得不到来自下面的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尚且能够树立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动议会的榜样，难道一个迅速发展着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处在战后群众大失所望、愤怒异常的环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最可恶的议会里锻造出一个共产党党团来吗?!正因为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要厉害得多，所以共产党人只有从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机构内部，才能(并且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露、消除和克服这些偏见。
德国“左派”抱怨他们党的那些“领袖”不好，因此悲观失望，以至于采取“否定”“领袖”的可笑态度。然而处在常常必须把“领袖”秘密隐藏起来的条件下，要造就可以信赖的、久经考验的和享有威望的好“领袖”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要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就非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的考验。批评，而且是最尖锐、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斗争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只有这种批评(当然同时也要驱逐不称职的领袖，而代之以称职的领袖)才是既有益处又有实效的革命工作，才能一方面教育“领袖”，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教育群众，使他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任务。
(1)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25页。 ———编者注
(2)我很少有机会了解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博尔迪加同志及其“共产主义者抵制派”(Comunista astensionista)维护不参加议会的主张无疑是不对的。可是，根据两号他主编的《苏维埃报》 80(1920年1月18日和2月1日《苏维埃报》第3号和第4号)、四期塞拉蒂同志主编的出色的《共产主义》杂志 81(1919年10月1日—11月30日《共产主义》杂志第1—4期)以及我所能读到的几份零散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看来，我以为他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说，博尔迪加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对屠拉梯及其同伙的抨击是正确的，因为后者依然留在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里，依然当议员，并继续奉行危害极大的机会主义的老政策。塞拉蒂同志和整个意大利社会党 82容忍这种现象，当然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也会像在匈牙利那样带来很大的害处和危险，匈牙利的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就是从内部暗中破坏党和苏维埃政权的83。对机会主义的议员采取这种错误的、不彻底的或软弱的态度，一方面促成“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存在是对的。塞拉蒂同志指责议员屠拉梯“不彻底”(《共产主义》杂志第3期)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不彻底的正是意大利社会党，它容忍了屠拉梯之流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议员。
[78] 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里的天主教派党团联合而成，因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在会议大厅的中央而得名。中央党通常持中间立场。 —— 167。
[79] 熊的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 ——172。
[80] 《苏维埃报》(爯Il Soviet爲)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报纸。 1918—1922年在那波利(那不勒斯)出版。 1920年起成为意大利社会党共产主义者抵制派(弃权派)的机关报，阿·博尔迪加任主编。 ——175。
[81] 《共产主义》杂志(《Comunismo》)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刊物(双周刊)，1919—1922年在米兰出版，扎·塞拉蒂任主编。 —— 175。
[82]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基本上采取中派立场。 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左翼力量增强。 1919年10月5—8日在波伦亚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该党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处于多数地位的中派拒绝同改良派决裂，拒绝完全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该党左翼代表于21日退出代表大会并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 ———175、247。
[83] 指匈牙利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卖活动。1918年10月30日深夜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匈牙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25%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4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在军队中和后方加紧破坏活动,并在维也纳同协约国代表进行谈判｡他们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妨碍同协约国缔结和约和解除封锁为借口逼它辞职｡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 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被扼杀｡———175｡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可悲。请看看1874年恩格斯反驳33个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能做到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含义都极为深刻)：
“‘……〈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中说〉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弗·恩格斯《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 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论文集》俄译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页)
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表敬意，说瓦扬有“不容争辩的功绩”(瓦扬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极大的领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详尽的剖析。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像“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像兰斯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议论什么“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我们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种表现来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作过“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的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饥饿和苦难的境地)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见到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类似现象)，却把原因推给客观。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要花极大的气力，才能正确断定某一“妥协”的真实性质，———正像有些杀人案件，很难断定这些杀人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正当防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谋害。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远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定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抹杀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中，一切界限都是变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那么除了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和教育，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的、危害革命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竭尽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在两个同样进行抢劫、进行掠夺的国家集团间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年)时，这样的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种机会主义，就是社会沙文主义，也就是主张“保卫祖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实际上就等于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利益。在大战以后，保卫掠夺性的“国际联盟” 33;保卫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盟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议会制而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就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妥协的最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是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
德国左派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
“……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也真奇怪，这些左派既抱着这种见解，却没有坚决地斥责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左派不会不知道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对其他政党包括对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事实!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缺乏觉悟、如此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就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类蠢话的)，居然能得到荷兰共产党内某些党员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完全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样)!!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 (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多次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帮助，那就是说，同他们作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1901—1902年间，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之前，旧《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参加这个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结成正式的政治联盟 (时间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间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在工人运动内部反映出来的任何最微小的影响作最无情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直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级选举或在复选时)，从来也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对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调和的斗争，而是揭露他们的面目，揭露他们是冒充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曾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短期的正式政治联盟。 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每次都有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即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以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 ，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对“考茨基派”、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的斗争(纳坦松死于1919年，他当时已是一个非常靠拢我们、跟我们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的民粹派“革命共产党人” )。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联盟，我们未作任何修改就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也就是说，我们作了一次明显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们并不想用多数票压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妥协。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建议结成(而且不久就实现了)正式的政治联盟，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他们破坏了这个联盟，到1918年7月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继而又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我们。
因此，很明显，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想跟“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即考茨基派)结成联盟，便加以攻击，在我们看来是极不严肃的，而且这种攻击明显地证明“左派”是错误的。我们俄国也有过同德国谢德曼之流类似的右派孟什维克(他们参加过克伦斯基政府)和反对右派孟什维克而同德国考茨基派类似的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1917年，我们明显地看到工人群众逐渐离开孟什维克而转向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只占代表总数的13%，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历1917年10月25日)上，我们已占代表总数的51%。为什么德国工人有同样的、完全相同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却没有立即增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独立”党(虽然这个党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见和任何独立的政策，而只是摇摆于谢德曼之流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力量呢?
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大胆地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的工会，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出来，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显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那些已经证明不能理解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老领袖(如考茨基、希法亭，看来克里斯平、累德堡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还有一个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形成，并且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着。该党数十万无产者党员(党员总数似为75万)正在离开谢德曼而迅速靠拢共产党人。这个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年)上提议无条件地立即加入第三国际。如果害怕同该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简直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这种妥协一方面可以促进和加速共产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融合，另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产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要找到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骗子才会向德国工人和德国共产党人许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顺便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靠削弱孟什维克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孟什维克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动摇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动摇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转向无产阶级的分子，在他们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我们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不作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
最后，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坚持不承认凡尔赛和约 16，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明显的错误。这种观点表述得愈“庄重”、愈“神气”、愈“坚决”、愈武断(像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结果就显得愈不明智。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贝格等人的)那种竟然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结盟对协约国作战的荒谬立场，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不容许这样做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之流还待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翻、维也纳的苏维埃革命尚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 “独立党人”当时实行的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之流分担了责任，多少离开了同谢德曼之流进行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滑到了“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观点上去。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是这样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许诺，共产党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说：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就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断送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则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实现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而且立刻加以废除。能不能顺利地废除这个和约，不仅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德国的胜利，而且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国际上的胜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阻碍了这个运动，而我们却要帮助这个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他们的走狗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放过了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么，这种罪责就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的、不可战胜的、威震全球的堡垒)。硬要迫不及待地把摆脱凡尔赛和约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很合乎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的身份)，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国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法、英等国帝国主义者挑动德国共产党人，给他们设下圈套：“你们说你们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吧。”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同诡计多端而且目前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周旋，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了”，却像小孩子一样上了这个圈套。事先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我们是否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行为，而不是革命行为。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
(1)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362—364页。 ———编者注
(2)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在自己的基础上完全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
(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557页。 ———编者注
[84]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其前身是《民主周报》。 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最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出三次。由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编辑部工作，奥·倍倍尔负责出版工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于1870年12月被捕后，该报由卡·希尔施和威·布洛斯相继主持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经常给编辑部提供帮助和指导，使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 ———176。
[85]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就政治经济学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信》一书的评论中说：“历史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全然是在旷野上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时而经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怕沾上尘土和弄脏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见《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年俄文版第7卷第923页)———180。
[86] 指《火星报》编辑部同彼·伯·司徒卢威就共同在国外出版秘密刊物《时评》的问题进行谈判并曾暂时达成协议一事。在谈判中，《火星报》编辑部要求新刊物《时评》作为《曙光》杂志的附刊，期数不得多于《曙光》杂志，《时评》编辑部应在平等基础上由《火星报》编辑部与司徒卢威和米· 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组成。在谈判过程中发现，司徒卢威打算利用《火星报》编辑部为《时评》服务，企图把《时评》变成一个同《火星报》竞争的刊物。列宁在1901年1月30日写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叙述了谈判的内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6—88页)。后来，普列汉诺夫代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司徒卢威代表民主反对派共同准备了关于出版《时评》的声明。这个刊物最后没有出版。 《火星报》的代表同司徒卢威的进一步谈判以完全破裂告终。虽然如此，但由于存在这个协议，当时《火星报》刊登了司徒卢威的《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一文，曙光杂志社协助出版了由司徒卢威作序加注的沙皇政府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 ———181。
[87] 指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和1916年4月24—30日在瑞士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是列宁和格· 叶·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是尔·马尔托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社会革命党代表是马·安·纳坦松和维·米·切尔诺夫。参加会议的俄国代表还有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扬·安·别尔津和《我们的言论报》代表列·达·托洛茨基。参加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是列宁、伊·费·阿尔曼德和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是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社会革命党代表是纳坦松和化名为萨韦利耶夫、弗拉索夫的两个人。 ———181。
[88] 革命共产党人是在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以后退出该党的一部分人于1918年9月组织的革命共产党的成员。革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安· 卢·柯列加耶夫、马·安·纳坦松等。该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搞恐怖活动和企图破坏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俄共(布)合作。但是它的纲领是混乱和折中的，一方面认为苏维埃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该党成立后不断有人退党，其中有些人加入了俄共(布)，有些人回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内。该党曾被准许派两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共产党的决定之后，革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决定加入俄共(布)。同年10月，俄共(布)中央作出决定，允许自己的党组织接收原革命共产党党员加入俄共(布)。 ———181。
[89]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部门中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 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普通党员甚至领导人并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主义行动。 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182､491｡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英国现在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工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广泛的、强大的、迅速增长的、令人感到极有希望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英国社会党” 、“社会主义工人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 )希望成立共产党，并且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在“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 (1920年2月21日第6卷第48期)上刊载了该刊主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一篇文章：《向建立共产党的目标前进》。这篇文章叙述了上述四个组织谈判的经过，谈判的内容是：在加入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制度(而不是议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原来，不能立刻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它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在于要不要参加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共产党要不要加入旧的、行业性的(大半由工联组成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工党”。 “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反对参加议会，反对加入“工党”，在这方面它们和英国社会党全体党员或多数党员意见不一致，在它们看来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右翼”(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上述文章，第5页)。
这样看来，基本的分野同德国是一样的，虽然分歧的表现形式(同英国比较起来，德国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俄国的”表现形式)以及其他许多情况有很大差别。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左派”的论据。
关于参加议会问题，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证了同一期周刊上威·加拉赫(W.Gallacher)同志的一篇文章，加拉赫同志以格拉斯哥“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名义写道：
“本委员会明确反对议会制度，而且得到了各种政治组织的左翼的支持。我们是苏格兰革命运动的代表，这个运动力求在全国产业部门〈在各个生产部门内〉建立革命组织，并且以各社会委员会为基础建立共产党。长期以来我们同官方的议员们进行争论。我们过去认为没有必要向他们公开宣战，而他们也害怕向我们展开进攻。
然而这种状况不会长久继续下去。我们正在全线节节胜利。
苏格兰独立工党的广大党员对议会愈来愈反感，几乎所有地方组织都赞成Soviets〈俄语“苏维埃”一词的英语音译〉或工人苏维埃。当然，这对于那些把政治视为谋生手段〈视为职业〉的先生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说服他们的党员重新投入议会制度的怀抱。革命的同志们不应当〈所有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支持这伙匪帮。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将是很艰巨的。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些关心个人利益胜过关心革命的人将会叛变。对于议会制度的任何支持，都只会有助于使政权落到我们不列颠的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的手里。韩德逊和克林兹(Clynes)之流已经反动透顶。正式的独立工党愈来愈处于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的支配之下，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在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之流的先生们的阵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安乐窝。正式的独立工党极端仇视第三国际，而群众则支持第三国际。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支持机会主义的议员，都不过是为上述这些先生效劳。英国社会党在这方面不起任何作用……这里需要一个健全的革命的产业〈工业〉组织和根据清楚的、明确的、科学的原则去行动的共产党。如果我们的同志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这两种组织，我们会欣然接受他们的帮助;如果不能帮助，而又不愿意靠着支持反动派来出卖革命，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就请千万不要干预此事;这些反动分子正热心猎取‘光荣的’(?)〈问号是原作者加的〉议员称号，正渴望证明他们能够像‘主子’那个阶级的政治家一样有成效地实行统治。”
据我看，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出色地表达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或刚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做群众工作的工人的情绪和观点。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极其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善于表达群众的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的这种(往往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从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这封信中，无疑可以看到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目前所犯的和俄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和1918年犯过的那种种错误的苗头。
写信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满怀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这不仅是无产者，而且是一切劳动者，即德国人所说的一切“小人物”都能理解和有同感的一种憎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代表所表达的这种憎恨，实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成功的基础。可是，写信人看来没有考虑到：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
写信人透彻地了解到，达到无产阶级目的的工具不是议会，而只能是工人苏维埃，凡是至今还不了解这点的人，哪怕他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经验的政治家、最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最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诚实的公民和家庭成员，他也必定是一个最恶毒的反动派。然而写信人甚至没有提出，更没有想到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进入议会，不从内部去瓦解议会制度，不从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议会的任务，那么，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而同时写信人却提出了一种完全正确的意见，他说英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科学原则来行动。而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其他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它要求估计到在本国内部现有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要求决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
说韩德逊、克林兹、麦克唐纳、斯诺登之流已经反动透顶了，这是对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说他们想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老规矩来“实行统治”，说他们一旦当权，就一定会跟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一样行事，这也是对的。所有这些全都不错。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利益，应该在议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一定的支持。我现在拿英国目前的两个政治文件来说明这个意思：(1)劳合—乔治首相1920年3月18日的演说(根据1920年3月19日《曼彻斯特卫报》 的报道);(2)“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在她的上述文章中所发表的议论。
劳合—乔治在他的演说中同阿斯奎斯(此人曾接到出席会议的特别邀请，但他拒绝了)，同那些不愿意跟保守党人联合而想接近工党的自由党人进行了论战。 (在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信中，我们也看到他指出了自由党人转入独立工党的事实。)劳合—乔治证明自由党人必须同保守党人联合起来，而且要紧密地联合起来，否则，工党——劳合—乔治“喜欢称之为”社会党——就会取得胜利，而这个党是力求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向他的听众，向那些至今大概还不了解这点的自由党议员通俗地解释道：“这在法国叫做共产主义，在德国叫做社会主义，在俄国叫做布尔什维主义。”劳合—乔治说，这是自由党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自由党人从根本上说是拥护私有制的。这位演讲人声称：“文明正处在危险之中”，因此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必须携起手来……
劳合—乔治说：“……如果你们到农业地区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那里党派的划分仍然保持着原样。那里离危险还远。那里还没有什么危险。可是，事态一旦发展到了农业地区，那里的危险也会同今天的某些工业地区一样大。我国居民五分之四从事工商业，而从事农业的几乎不到五分之一。这是我每想到将来我们会遇到的危险时始终不忘的一种情况。法国的居民大都从事农业，在那里，确定的观念有着牢固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会变动得很快，也不太容易受到革命运动的激荡。我国的情况则不然。我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容易颠覆;如果它一开始动摇，那么，由于上述原因，它将比其他国家崩溃得更厉害。”
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劳合—乔治先生不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还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不妨也向劳合—乔治学习学习吧。
我们还想指出劳合—乔治演讲之后在讨论过程中发生的如下一个插曲：
“华莱士(Wallace)先生问：现在产业工人中间有很多是自由党人，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请问首相，您认为您在工业地区对这些产业工人所采取的政策会得到什么结果?可能的结果会不会使目前真心帮助我们的工人转过去大大加强工党的势力?
首相答：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自由党人互相倾轧这一事实，无疑使很多自由党人感到绝望而倒向工党方面，现在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很能干的自由党人参加了工党，他们在破坏政府的威信。结果无疑是社会上同情工党的情绪大大增强。现时社会舆论不是支持工党外的自由党人，而是支持工党，这是最近几次部分改选所表明了的。”
附带说说，这段议论特别表明，连资产阶级中最聪明的人物也弄糊涂了，不能不干出无法补救的蠢事来。就凭这一点也会把资产阶级断送的。尽管我们的人也会做蠢事(自然，条件是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时得到改正)，但是他们终究会成为胜利者。
另外一个政治文件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下述一段议论：
“……英克平同志〈英国社会党书记〉把工党叫做‘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组织’。英国社会党的另一个同志在第三国际代表会议上把该党的观点表述得更加明确，他说：‘我们把工党看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
我们不赞同对工党的这种看法。工党党员虽然非常多，但很大一部分是无所作为和不关心政治的。这就是那些加入工联的男女工人，他们之所以加入工联，是因为他们厂里的工友都是工联会员，是因为他们想领取补助金。
但是我们认为工党所以拥有这样多的党员也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工党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还没有摆脱的一种思潮的产物，虽然在人民的头脑里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人民很快就要改变这种情况……”
“……英国工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组织一样，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上台执政。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以便推翻这些社会爱国主义者，我们在英国既不应当拖延这种活动，也不应当犹豫不决。
我们不应当分散自己的精力去增加工党的力量;工党上台执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创立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来战胜工党。工党很快就要组成政府;拥护革命的反对派必须准备好冲击这个政府……”
总之，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在放弃那种历史上被数百年来的经验奉若神明的、对剥削者异常有利的“两党”制(剥削者的“两党”制)，而认为必须联合两党的力量同工党作斗争。一部分自由党人好像覆舟时的老鼠，纷纷跑到工党方面去。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政权转到工党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承认现在多数工人都拥护工党。他们由此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表示如下：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
恰恰相反，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或谢德曼之流走，既然他们还没有取得跟这批人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取得了这种经验，那么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活动，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登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既然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或者至少应当知道)，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战胜了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多数工人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就会对自己的领袖感到失望，转而拥护共产主义(或者至少会对共产主义者保持中立，而且多半是善意的中立)，那么这少数工人提出“不妥协，不转弯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像1万名兵士跟5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弯”，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10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顺便提一下，正是从劳合—乔治的演说中可以看到，在英国，这两个可以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显然正在成熟。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目前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有些革命者对这两个条件都抱着一种不够认真、不够重视、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既然我们不是一个革命的小团体，而是一个革命阶级的政党，既然我们要把群众争取过来(不这样，我们就有成为不折不扣的空谈家的危险)，那么，第一，我们就必须帮助韩德逊或斯诺登去打倒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更确切点甚至可以这样说，必须迫使前者去打倒后者，因为前者不敢去争取胜利!);第二，我们就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的多数根据切身经验确信我们是正确的，也就是确信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确信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叛卖的本性，确信他们必然要遭到破产;第三，我们就必须促使这样一种时机迅速到来，即由于多数工人对韩德逊之流感到失望，可以有很大的成功把握一举推翻韩德逊之流政府，因为那个极其精明老练的、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劳合—乔治尚且表现得十分惊慌，并且由于他昨天同丘吉尔“摩擦”，今天又同阿斯奎斯“摩擦”而不断削弱自己(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那么韩德逊之流的政府就一定会更加惊慌失措了。
现在我来更具体地谈一谈。在我看来，英国共产主义者应当根据第三国际的原则，在必须参加议会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四个党派(四个党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并成一个共产党。由共产党向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提议达成“妥协”，达成竞选协议：共同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按照工人投给工党和共产党的票数(不是选票，而是另行投票)来分配议席，并保留各自进行鼓动、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最充分的自由。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当然就不能同他们结成同盟，否则就是背叛;英国共产主义者绝对必须保持和坚持揭露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保持(1903—1917年的15年内)和坚持了揭露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即揭露孟什维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样。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同意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那我们就得到好处了，因为议席的多少，对我们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追求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尽可以让步(而韩德逊之流，尤其是他们的新朋友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新主子们，即那些转入独立工党的自由党人，对于猎取议席却最起劲)。我们所以得到好处，是因为正当劳合—乔治自己把群众“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群众中展开我们的鼓动工作，并且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工党更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而且还能够帮助群众更快地了解我们的全部共产主义宣传，我们将毫无保留、毫不隐讳地去进行这种宣传来反对韩德逊之流。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可以立即向群众指明(请注意，甚至在纯粹孟什维主义的和十足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内部，群众也是赞成苏维埃的)：韩德逊之流宁愿自己靠近资本家，而不愿使一切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得到群众的支持，因为这些群众特别在听了劳合—乔治的一番精彩的、高度正确的、高度有益的(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说明之后，都会支持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我们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好处，还因为我们可以向群众表明，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害怕战胜劳合—乔治，害怕单独取得政权，力求暗中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而劳合—乔治却公开伸出手去帮助保守党人反对工党。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在我们俄国1917年2月27日(俄历)革命之后所进行的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宣传，也正是由于同样的情况而得到好处的。那时我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请你们撇开资产阶级而掌握全部政权吧，因为你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总共只占代表总数的13%)。但是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却害怕撇开资产阶级而单独掌握政权;资产阶级很清楚，立宪会议一定会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政党结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它们只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多数，因而一再拖延立宪会议选举，这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不能毅然决然地同这种拖延行为斗争到底。
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同共产主义者结成同盟，那么共产主义者就可以立刻博得群众的同情，并使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威信扫地，即使我们因此而失去几个议席，那也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只在极少数绝对有把握的选区内，即在我们提出候选人时不至于使自由党人战胜“拉布分子”(工党党员)的选区内，才提出我们的候选人。我们将进行竞选鼓动，散发宣传共产主义的传单，并且在没有我们的候选人的一切选区内，吁请选民投票选举“拉布分子”，不选资产者。如果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认为这样便是背叛共产主义，或者是放弃对社会主义叛徒的斗争，那他们就错了。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无疑会因此得到好处。
现在英国共产主义者甚至要接近群众，要群众听他们讲话，往往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出来讲话，请他们投票选举韩德逊而不选劳合—乔治，那他们一定会听我讲的。那时我不仅可以向他们通俗地说明，为什么苏维埃比议会好，无产阶级专政比用资产阶级“民主”作招牌的丘吉尔专政好，而且还可以说明：我要投票支持韩德逊，这就像用绳索吊住被吊者一样;只要韩德逊之流很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那就会证实我是正确的，就会使群众转到我这方面来，就会加速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这正像他们的俄国和德国的同伙所遭遇的一样。
如果有人反驳我，说这种策略太“难以捉摸”，太复杂，不能为群众所了解，它会分散和分裂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集中力量去进行苏维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这些“左派”反驳者说：请不要把自己的学理主义强加给群众吧!俄国群众的文化程度大概不比英国群众高，而是比英国群众低。可是他们却理解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革命的前夜，即在1917年9月，曾提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名单，而在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在1917年11月，又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妨碍布尔什维克，反而帮助了他们，1918年1月5日他们就把这个立宪会议解散了。
关于英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第二种意见分歧，即是否要加入工党的问题，我在这里不能多谈。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的材料太少，而这个问题又特别复杂，因为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独特，它本身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通常的政党大不相同。不过，第一，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要是有人认为“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并且根据这一类原则来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那么他必然要犯错误，因为提出这一类原则无非是重犯法国布朗基派公社战士在1874年宣布“否定”任何妥协和任何中间站的错误。第二，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像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
但是讲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联系到英国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必须联系到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有关的共同结论。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
(1)看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加入“工党”，但不是全体党员都反对参加议会。
(2)俄国1917年11月立宪会议的选举，据悉有3 600多万选民投票，结果布尔什维克得票占25%，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得票占13%，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以及同类的各小团体得票共占62%。
[90] 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因此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费·罗特施坦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 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 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 1920年该党的绝大多数地方组织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186、279。
[91]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英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1903年由一部分脱离社会民主联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苏格兰人)在苏格兰建立｡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是主要由威尔士革命煤矿工人组成的小团体｡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是1918年5月在妇女选举权保障协会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小组织,盟员主要是妇女｡英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于1920年7月31日—8月1日举行｡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写入了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加入工党的条文｡上述三个组织因为不同意这些主张而没有加入英国共产党｡1921年1月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和当时称为“共产党(第三国际不列颠支部)”的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同英国共产党合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仍拒绝合并｡———186､248｡
[92] 《工人无畏舰》周刊(《Workers′ Dreadnought》)是英国刊物,1914年3月—1924年6月在伦敦出版｡1917年7月以前称《妇女无畏舰》｡1918年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成立后,是该联盟的机关刊物｡———186｡
[93] 《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 19世纪中叶起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起初是周报，从1857年起改为日报。列宁在这里提到的戴·劳合—乔治的演说是在英国议会下院自由党党团成员会议上发表的。 ———190。
十 几点结论
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显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独特的转变：在一个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罢工运动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在世界上第一次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单单1905年头一个月的罢工人数就等于以往十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罢工人数的十倍，而且从1905年1月到10月，罢工还在不断和急剧地发展。由于许多完全特殊的历史条件，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向世界不仅表明了被压迫群众在革命时的主动精神的飞跃增长(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表明无产阶级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表明经济罢工怎样和政治罢工结合，而政治罢工又怎样变成武装起义，表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怎样创造出了苏维埃这种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新形式。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工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壮大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对每个国家来说)“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第一种斗争看来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国家内展开了，这就是第二国际(目前事实上它已被击溃)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第二种斗争则存在于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至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坚持左倾共产主义的错误，虽然他们几乎普遍地、几乎绝对地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法国(如一部分过去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政党及议会活动采取不正确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苏维埃制度)，也就是说，毫无疑义，这种斗争不仅在国际这个组织范围内存在，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
然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条道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走得比布尔什维主义快得多;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上用了15年时间才使它这个有组织的政治派别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第三国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远比第三国际强大，还显得坚强有力，还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即直接和间接的、物质上(部长的肥缺、护照、报刊)和思想上的帮助。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到对第二国际的不满，这种不满正在蔓延和增长，这既是由于它推行机会主义，又是由于它不善于或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进行指导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转向苏维埃政权而反对议会制度，转向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在这方面主要的(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一切，然而是主要的)事情已经做到了。现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要找到转向或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这个步骤看来似乎比较次要，并且从某种观点上说，也的确比较次要，但是在实践上却更接近于实际完成任务。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没有这一点，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可是，这离胜利还相当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现在这条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都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怎样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 、德国的卡普 41之流)的专政，然后才能坚决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引导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采取这种新的立场，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么，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
以前的问题是(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因而宣传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这时候甚至那些带有小组习气种种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的，也能做出成绩来。但是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百万大军，配置当今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进行最后的斗争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已不能像还没有领导过群众的小组的宣传员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以千来计算群众;这时候要以百万、千万来计算了。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当今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的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部署就绪，以至决战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与我们敌对的阶级力量已经陷入困境，它们彼此进行混战，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使它们疲惫不堪;(2)一切犹豫动摇、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丑态毕露;(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画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了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丘吉尔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这种政治类型的人各国都有，只是依国家不同而稍有差别)的分歧以及韩德逊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的另一种分歧，从纯粹共产主义，即抽象共产主义，也就是从还没有成熟到采取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但是从群众这种实际行动的观点来看，这些分歧却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不仅想做一个觉悟的、信仰坚定的、思想先进的宣传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个群众的实际领导者，那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任务就是要估计到这些分歧，确定这些“朋友”之间不可避免的、使所有这些“朋友”一齐削弱的冲突完全成熟的时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以加速韩德逊之流(如果不指名道姓的话，那就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即自称为社会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们)的政权的建立和倒台;加速他们在实践中的不可避免的破产，从而启发群众接受我们的观点，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加速韩德逊之流、劳合—乔治之流、丘吉尔之流相互之间(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君主派之间，谢德曼之流、资产阶级、卡普派之间，等等)不可避免的摩擦、争吵、冲突和彻底分裂;并且正确地选择这些“神圣私有制的支柱”分崩离析的时机，来发起无产阶级坚决的进攻，把它们全部打垮，把政权夺过来。
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能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阶级经常(尤其是在“平静”时期，非革命时期)用合法斗争手段欺骗和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就以为合法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不合法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这是不对的。至于1914—1918年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当时最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闻所未闻的蛮横无耻的手段欺骗工人、禁止人们说这场战争具有掠夺性这一真理，有些政党和领袖却不善于或不愿意(不要说“我不能”，还是说“我不想”吧)采用不合法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的叛徒，那是对的。但是那些不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经爆发、已经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在这种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而在这以后，在胜利以后，无产阶级要“摆脱”这种糟透了的革命家却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历尽千辛万苦。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困难得多，因而也可贵得多。善于找到、善于探索到和正确判定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决定性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殊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
拿英国来说吧。我们无法知道，而且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什么时候那里将要爆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缘由最能唤醒、激起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非常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的全部准备工作，把四只脚都钉上马掌(正如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时候所爱说的那样)。能“冲开缺口”、“打破坚冰”的也许是议会危机，也许是由极端错综复杂、日益恶化和日益尖锐的殖民地的矛盾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所引起的危机，也许是什么别的，等等。我们谈的不是哪一种斗争将决定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会发生疑问，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已经解决了，并且彻底解决了)，我们谈的是什么缘由将唤起目前还在沉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起来，并且把他们一直引向革命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譬如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无论从国际或国内环境来说，革命形势都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但是，只要有反动军阀千万次无耻行径中的一次(德雷福斯案件 )，只要有这样一个“意外的”、“小小的”缘由，就足以把人民径直引向国内战争!
在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不断、始终不渝地利用议会选举，利用不列颠政府的爱尔兰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遇到的波折，利用社会生活中其他一切领域、一切部门和一切方面，并且要在所有这些方面，用新的方式，用共产主义的方式，照第三国际那样而不是照第二国际那样来进行工作。在这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叙述“俄国式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外国的共产党人说，这和通常的西欧议会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啊，那是在你们俄国，我们这里，议会活动却是另一个样子。”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世界上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在各国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系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议会工作。过去在我国的选举中，机会主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专讲实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传送和散发传单，走访工人住所，走访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大陆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走进最下层的平民酒馆，进入真正的平民会社、团体，参加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带议会腔)跟人民说话，丝毫也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利用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除了选举期间，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民鼓动机构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在西欧和美国，要做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是万分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任务不花气力都是无法完成的，而气力必须花在完成日益多样化的、日益涉及社会生活各部门的、从资产阶级手中逐一夺取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在英国，还应当在军队中，在“本”国被压迫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如爱尔兰和各殖民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会党的方式，而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要知道，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战后的今天，当各国人民受尽战争的煎熬而迅速地擦亮眼睛，认清了真相(真相就是：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只是为了解决应由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掠夺更多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社会生活的所有这些领域都布满了易燃物，可以触发冲突和危机、激发阶级斗争的机会也特别多。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中都有无数火星从各方面迸发出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能够彻底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就将肩负不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掌握一切种类的武器，既不能准备好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准备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个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出乎资产阶级和庸人们意料的若干胜利之后，全世界现在已经变了样，各处的资产阶级也都变了样。资产阶级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对它恨得咬牙切齿，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加速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用暴力镇压布尔什维主义上，因而削弱了自己在其他许多方面的阵地。一切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策略中应当估计到这两种情况。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克伦斯基在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疯狂攻击(特别是从1917年4月起，而到6月和7月就更加猖狂)的时候，做得“太过火了”。发行数百万份的资产阶级报纸用各种腔调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就帮助了群众来认识布尔什维主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热心”，不但是报纸，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充满了就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的争论。现在各国百万富豪在国际范围内的所作所为，使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衷心感谢。他们正同过去克伦斯基之流一样，全力恶毒攻击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同克伦斯基一样，在这方面也做得“太过火了”，同样也帮助了我们。法国资产阶级把布尔什维主义当做竞选鼓动的中心问题，责骂比较温和的或动摇不定的社会党人，说他们倾向布尔什维主义;美国资产阶级则完全丧失了理智，以涉嫌布尔什维主义为理由把成千成万的人抓起来，并到处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消息，造成人心惶惶的气氛;世界上“最老练的”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它很有头脑，很有经验，却也干着难以置信的蠢事，建立各种经费充足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协会”，出版专门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书报，增雇很多学者、鼓动家、神父来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为此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生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在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现在也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因为要用“缄默”来扼杀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已经办不到了。
但是同时，资产阶级看到的几乎只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方面：起义、暴力、恐怖;因此资产阶级特别在这一方面极力准备进行反击和抵抗。在个别场合，在个别国家，在某些短时期内，资产阶级也许能够得逞，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得逞，对我们来说也决没有什么可怕的。共产主义确实正在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长出来”，它的幼芽确实到处可见，“传染病”(这是资产阶级及其警察很喜欢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经深深侵入机体并且感染了整个机体。即使煞费苦心，“堵住”一处，“传染病”也会从另一处，有时甚至是最意外的一处冒出来。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疯狂挣扎，暴跳如雷，肆意横行，干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对布尔什维克杀一儆百，错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几千以至几十万个明天的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所做的一样。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终究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 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也遭到过镇压 ;谢德曼和诺斯克伙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巧妙的挑拨手段和狡诈的阴谋诡计杀害了15 000多个德国共产党人 36;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种种迫害削弱不了它，损害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我们要更有信心、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现在只缺一点，这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先进国家中蓬勃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缺少的就是这种认识，就是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
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通晓马克思主义和曾经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经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过并向别人传授过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许多东西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或者说，他们在实践中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会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等数学，不如说更像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那些圣哲仍然(现在还在)固执地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负三”大于“负二”。
应该设法使共产党人不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确切一点说，要较早地纠正，较快地、使机体较少受损害地消除这一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只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医治。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即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现在我们工作的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是这样扎实，这样有力，这样宏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驾驭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运动取得完全的、最终的、确定无疑和不可逆转的胜利的手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
惨绝人寰、卑鄙龌龊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它所造成的绝境，极其有力地推动和加速了世界革命，这场革命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如此迅猛，更替的形式如此丰富，在实践上对一切学理主义的驳斥如此富有教益，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指望能够迅速而彻底地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病医治好。
1920年4月27日
1920年6月在彼得格勒由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83页
[94] 指科尔尼洛夫叛乱。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俄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叛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又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就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3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 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 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 —— 201、515。
[95] 德雷福斯案件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重审这一案件。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 ———205。
[96] 指1917年的七月事变。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 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 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当天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当时正在内沃拉村休息的列宁，闻讯后于7月4日(17日)晨赶回彼得格勒。 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 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 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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