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策略书 (1917年4月8日和13日〔21日和26日〕之间)
说明
1917年4月4日，我在彼得格勒就标题所点出的问题先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当时到会的都是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代表，他们就要回到各地去，因此不容我有任何拖延。会议结束后，主席格·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全体到会同志向我提议，要我随即在准备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再作一次报告。
不管立刻再作一次报告对我来说有多么困难，既然我自己的同志和孟什维克都有这种要求，而他们又因归期在即，确实不容我拖延，我也就没有权利推辞了。
在报告会上，我把我那篇发表在1917年4月7日《真理报》第26号上的提纲念了一遍。
无论提纲或是我的报告，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和《真理报》编辑部都引起了一些分歧。经过多次商谈，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把这些分歧拿出来公开讨论，这样，可以给将在1917年4月20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我党(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供材料。
为了执行这个展开讨论的决定，我把下面这几封信刊印出来，在这些信里，我并不想对问题作全面的研究，而只想提出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任务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几个主要论据
第一封信 对形势的估计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做法，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必然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
现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根据哪些确切肯定的客观事实来确定自己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呢?
在登载于1917年3月21日和22日《真理报》第14号和第15号上的我的第一封《远方来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中，以及在我的提纲里，我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因此我认为，这一时期的基本口号或“当前任务”就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真理报》第15号)
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中。
1917年二、三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掌握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阶级的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个新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这里，我们会听到喜欢把自己称做“老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反对者的喧嚷声：难道我们不是向来都说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重蹈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覆辙，他们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
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做“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关于这些变异，我将在以后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才可能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因为不要忘记，彼得格勒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政府没有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无论警察、脱离人民的军队或是权势极大的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都不存在。这是事实。这正是反映了巴黎公社类型国家的特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旧公式包括不了的。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实际生活，而不是重复一些已经失去意义的关于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词句。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以便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现在执政的是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难道不也是另一阶层、另一类型、另一性质的资产阶级吗?怎么能得出结论说这一阶层不能取得政权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呢?
老布尔什维克往往是这样议论的。
我的回答是：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形势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士兵和农民的代表，自由地进入了第二个政府即附属政府，自由地补充、发展和完善着这个政府。同时，他们又同样自由地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这是一种丝毫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现象，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曾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维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还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太可笑了。
农民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这是可能的。我不仅没有忘记这种可能，没有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而且我在直接地确切地表述土地纲领时还估计到一种新现象，即贫雇农和农民业主之间发生着更深刻的分裂。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农民会听从社会革命党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劝告;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受了资产者的影响，转向护国主义，劝告人们等待立宪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直到现在连召开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
可能，农民会继续保持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协议，保持他们目前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忘记土地运动和土地纲领，将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忘记现实，同样会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现实向我们表明了资产阶级同农民已达成协议的事实，或者用更确切的、少带法律含义而多带经济和阶级含义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同农民已实行阶级合作的事实。
只有这一事实不再成为事实，只有农民离开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而这一点要留待以后专门去谈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想到将来可能有这样的阶段，而忘记在农民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现在自己所负的责任，他就会变成一个小资产者。因为他在实际上会鼓动无产阶级去信任小资产阶级(“它，这个小资产阶级，这些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就一定会同资产阶级分开”)。他只想到“可能”有一个愉快而甜蜜的未来，那时农民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他只想到“可能”有这样一个愉快的未来而忘记了不愉快的现在，忘记了农民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目前还在充当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充当李沃夫“陛下”的反对派。
我们上面所假设的这种人，很像甜蜜蜜的路易·勃朗和媚人的考茨基分子，决不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俄国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
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也正像马克思在1871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详细论述过的，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充分保证大多数人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我在提纲中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要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为了避免对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两次着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的“说明”工作。
愚昧无知的人或普列汉诺夫先生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可以叫喊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谁只要肯思索和学习，谁就不能不知道，布朗基主义是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却明明是大多数人民的公开的直接的组织。在这样的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自然不会而且绝对不会陷入布朗基主义的泥潭。这样做，也不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因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否认在从资产阶级统治向无产阶级统治过渡的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而我则用丝毫不会引起误会的明确态度，坚决主张在这个时期必须有国家，不过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和巴黎公社的经验，这种国家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而是没有常备军、没有同人民对立的警察、没有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的国家。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统一报》上拼命地叫喊无政府主义，这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我在《真理报》(第26号)上曾向普列汉诺夫挑战，要他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1872、1875年在国家问题上是怎样教导的，普列汉诺夫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只能是默不做答，只能像被激怒了的资产阶级那样咆哮一通。
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顺便提一下，在他那本论无政府主义的德文小册子里，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不懂的迹象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尤·加米涅夫同志在《真理报》第27号上的一篇短评中是怎样表述他同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的“分歧”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更确切地了解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
加米涅夫同志写道：“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有两大错误：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问题提得不正确。这种抽象的、简单的、单色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提法，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谁这样提问题，谁现在只是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谁就无法了解极其复杂的至少是“两色”的现实。这是从理论上说。而在实践上，他就是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举手投降。
确实是这样。现实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除了现实的政府外，还存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后一个“也是政府”，它自己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自己使自己依附于资产阶级政府。
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
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
第二，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俄国是否还能建立一个脱离资产阶级政府的单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能建筑在情况不明的基础上。
如果这样的专政还有可能，那么，走向这种专政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立刻坚决地、彻底地使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小资产阶级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转向了沙文主义(=护国主义)，“支持”资产阶级，依赖资产阶级，害怕撇开资产阶级等等。
这个小资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取得政权，但是它不愿意，那怎么才能“推动”它去执掌政权呢?
只有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分离出来，摆脱这些小资产者的畏缩心理，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团结起来，才能使小资产阶级觉得脚下发“烫”，在一定条件下不得不把政权拿过来;甚至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也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也会赞成齐赫泽、策列铁里、社会革命党人和斯切克洛夫掌握无限权力，建立单一政权，因为这些人毕竟都是“护国派”!
谁立即迅速而彻底地使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谁就是在下述两种可能情况下正确地反映运动的利益，一种情况是俄国还会出现一个单独的、自主的、不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一种情况是小资产阶级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永远(也就是一直到社会主义来临)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我们之间。
谁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个简单的公式行事，谁就像是在保证小资产阶级一定能够不依赖资产阶级。这样做他也就是在目前乖乖地向小资产阶级投降。
附带说一下，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公式”，不妨回忆一下我在《两种策略》(1905年7月)中特别强调的一段话(《十二年来》第435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加米涅夫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到了1917年，还只看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过去。而实际上，这个专政的未来已经开始，因为雇佣工人和小业主这两者的利益和政策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并且是在“护国主义”、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这样的极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这里我要涉及加米涅夫同志上述议论中的第二个错误。他责备我，说我的公式“指望”“这个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不对的。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在提纲的第8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
一个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是不可能反对把实施社会主义当做直接任务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俄国建立“公社国家”(即按照巴黎公社类型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能“立刻”办到，因为这需要所有(或大多数)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代表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等人的策略和政策的全部错误和全部危害。而我十分明确地声明过，我在这方面只“指望”“耐心的”说明(如果要实现“立刻”就能实行的转变，还用得着耐心吗?)!
加米涅夫同志有点“不耐心地”说过了头，他重复了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偏见，似乎巴黎公社想“立刻”实施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可惜的是公社迟迟没有实施社会主义。公社的真实本质并不在资产者通常寻找的那些地方，而在于它创立了一种特殊的国家类型。这样的国家在俄国已经诞生，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加米涅夫同志没有深入思考事实，思考目前存在的苏维埃的意义，思考苏维埃在类型上、在社会政治性质上同巴黎公社国家的一致，他不去研究事实，却开始谈论我似乎“指望”“立刻”会发生的事情。很遗憾，他是在重演许多资产者的故伎：不让人们注意迫切的、现实的、实际生活提出来的问题，如什么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按类型来说是否高于议会制共和国，它是否更有益于人民，是否更民主，是否更有利于斗争(例如同缺粮作斗争)等等，而引导人们去注意“指望立刻转变”这种空洞的、貌似科学而实际毫无内容的、教授们感兴趣的毫无生气的问题。
这是一个空洞的虚构的问题。我所“指望”的仅仅是，无非是：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处理增加粮食生产、改善粮食分配、改善士兵给养等等实际困难问题上，会比官吏和警察高明。
我深信，工兵代表苏维埃会比议会制共和国更快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关于这两种国家类型的比较，在另一封信里再详谈)。它们会更好地、更实际地、更正确地决定怎样才能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以及究竟能够采取哪些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对银行实行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今天，德国的容克和资产者正采取这种步骤来对付人民。明天，只要兵工代表苏维埃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它就会更好得多地采取这种步骤来为人民谋福利。
是什么东西迫使我们采取这种步骤的呢?
是饥荒，经济失调，即将临头的崩溃，战争的惨祸，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惨痛的创伤。
加米涅夫同志在他的短评的结尾说：“在广泛的讨论中，他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被接受，这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唯一可能接受的观点，因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希望继续成为而且应该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党，而不至于变成共产党员宣传员的小团体。”
我认为，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形势的估计是非常错误的。加米涅夫同志把“群众的党”和“宣传员的小团体”对立起来。但是要知道，“群众”现在正好感染上“革命”护国主义的狂热。在这种时候，一个国际主义者能够抵制“群众的”狂热，不是比“希望继续”同群众“在一起”，即一起感染上流行病要更体面些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欧洲各交战国里，沙文主义者不也是借口希望“继续同群众在一起”来为自己辩护吗?难道不应该在一定时期内站在少数地位来反对“群众的”狂热吗?为了把无产阶级的路线从“群众的”护国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中解脱出来，宣传员的工作不正好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吗?把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搅在一起，不分析群众内部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护国主义得以流行的条件之一。轻蔑地谈论无产阶级路线的“宣传员的小团体”，恐怕不太妥当吧。
1917年4月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5—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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