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来信 (1917年3月)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3月7日〔20日〕)
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已经爆发了。这第一次革命想必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
这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1917年3月1日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根据在瑞士得到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已经结束了。这第一阶段想必不会是我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
一个已经维持了许多世纪并且在1905—1907年这三年极其伟大的全民的阶级搏斗中依然保持了下来的君主制度，竟在短短8天之内(这个天数是米留可夫先生在拍给俄国一切驻外代表的大吹大擂的电报中说的)就土崩瓦解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
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
为了使沙皇君主制在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当时需要有许多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条件的配合。现在把其中的主要条件列举如下。
没有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三年间所进行的极其伟大的阶级搏斗和所表现出的革命毅力，第二次革命的进展就不会这样迅速，也就是说，这次革命的开始阶段就不会在几天之内完成。第一次(1905年)革命深深地翻松了土壤，根除了世代相传的偏见，唤醒了数百万工人和数千万农民去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使俄国社会中一切阶级(以及一切主要政党)彼此表明了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了它们的真正的本质，表现了它们的利益、它们的力量、它们的行动方式以及它们的当前的目的和未来的目的的真正相互关系。第一次革命以及接着到来的反革命时期(1907—1914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的全部实质，使它达到了“极限”，揭露了它的全部腐败和丑恶，揭露了以穷凶极恶的拉斯普廷为首的沙皇匪帮的极端厚颜无耻和放荡淫逸，揭露了罗曼诺夫家族的全部兽行，正是这些大暴行制造者使犹太人、工人和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俄国，正是这些占有几百万俄亩土地的“头号”地主为了保全自己和本阶级的“神圣的私有制”而无恶不作，无罪不犯，任意摧残和扼杀国民。
如果没有1905—1907年的革命，如果没有1907—1914年的反革命，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境内其他民族中一切阶级的“自决”，这些阶级相互间以及它们对沙皇君主制的态度的决定，就不可能像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的8天内表现得那样明确。这8天的革命就像是——如果可以这样譬喻的话——经过十来次主要的及次要的预演后所作的一次“表演”;“演员们”对于彼此的面貌、自己所扮的角色、自己所站的位置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都极为熟悉，连各种政治倾向和行动手段上稍微有点意义的细微差别也都揣摩得非常透彻。
但是，如果说被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及其走狗斥之为“大叛乱”的1905年第一次大革命，在12年之后引起了1917年“灿烂的”“光荣的”革命(它之所以被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宣告为“光荣的”革命，是因为它(暂时)给了他们政权)，那还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万能的“导演”，他一方面能大大加速世界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则能引起空前严重的世界危机，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这里除了需要异常加速全世界历史的进展以外，还需要全世界历史的特别急剧的转折，才能让沾满血污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车子在这样一次转折中一下子倾覆。
这个万能的“导演”，这个强有力的加速者，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
说这次战争是全世界的战争，这在目前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因为合众国和中国今天已经有一半卷入了这场战争，明天就会完全卷进去。
说这次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在目前也是无可争辩的了。只有资本家及其走狗，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用一般批评性的形容语，而用大家熟悉的俄国政界的人名来表示)，只有古契柯夫们和李沃夫们，米留可夫们和盛加略夫们，只有格沃兹杰夫们、波特列索夫们、契恒凯里们、克伦斯基们和齐赫泽们，才能否认或抹杀这个事实。无论德国资产阶级或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进行这次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为了扼杀小民族，为了确立对于世界的金融统治，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为了用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的手段来挽救濒于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
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
这一转变过程已由1917年的二、三月革命开始了，这次革命的第一阶段首先向我们表明，当时有两种力量共同打击沙皇制度：一方面是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和地主连同他们所有不自觉的追随者，再加上他们所有自觉的领导者，即英法两国的大使和资本家;另一方面是已经开始吸收士兵和农民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苏维埃。
有三个政治阵营，三种基本政治力量：(1)沙皇君主制政府———农奴主—地主的首脑，旧官吏和旧将军的首脑;(2)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十月党—立宪民主党，跟着他们跑的小资产阶级(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伦斯基和齐赫泽);(3)在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体贫苦居民群众中间寻找同盟者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三种基本政治力量甚至在“第一阶段”的8天之内就把自己的面貌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这甚至对于笔者这样一个远离事变发生地点，只能看到外国报纸上一点简略电讯的观察者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在详细说明这点以前，我应该先回头说一说我这封信中论述头等重大因素即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那一部分。
战争的铁链已经把各个交战的国家，各个交战的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们”，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奴隶主们连在一起了。一团血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关头的社会政治生活情景。
在战争开始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如德国的大卫之流和谢德曼之流，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等等，老早就痛骂革命家的“幻想”，痛骂巴塞尔宣言的“幻想”，痛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梦幻般的滑稽剧”了。他们百般颂扬似乎是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生命力和适应性，——正是他们这批人曾经帮助资本家在各国工人阶级中间培养“适应性”和驯服性，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阶级。
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资产阶级并没有能长期推延战争所引起的革命危机的到来。这一危机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所有国家日益发展，从正遭遇着“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用一位不久前访问过德国的观察家的话来说)的德国起，直至饥荒也已逼来而组织得远不及德国那样“高明”的英法两国止。
在无组织现象最严重而无产阶级最革命(其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的品质，而是因为有“1905年”的富于活力的传统)的沙皇俄国，革命危机自然就最先爆发了。这一危机因俄国及其盟国遭到多次最严重的失败而加速到来。这种失败动摇了全部旧的政府机构和全部旧制度，引起了全国所有阶级对它的仇恨，激起了军队的愤怒，大批地清除了那些带有因循守旧的贵族习气和腐败透顶的官僚性质的旧军事指挥人员，而代之以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多半是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事指挥人员。那些公然对资产阶级摇尾乞怜或者简直是毫无气节的人，曾经大吵大闹地反对“失败主义”，他们现在面临一个事实，这就是最落后最野蛮的沙皇君主制的失败同革命大火的燃起有历史的联系。
但是，如果说战争初期的失败起过加速爆发的消极因素的作用，那么英法两国金融资本，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同俄国十月党及立宪民主党的资本的联系，则是通过直接策划反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阴谋而加速这一危机到来的因素。
对于事情的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英法报刊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而保持缄默，德国报刊则幸灾乐祸地大肆渲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冷静地面对现实，交战的前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的那些外交官和部长们的假仁假义的官场外交谎言也好，交战的后一个集团的那些在金融和军事方面同前者竞争的人的嬉皮笑脸和挤眉弄眼也好，都不能使我们困惑。二、三月革命的整个事变进程清楚地表明，英法两国大使馆以及它们的代理人和“内线”，为了阻止尼古拉二世(我们希望并且要设法使他成为末世)同威廉二世“单独”妥协和单独媾和，早就在作疯狂的努力了，他们联合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一部分将军以及军队中特别是彼得堡卫戍部队中的一部分军官，直接策划了以废黜尼古拉·罗曼诺夫为目的的阴谋。
我们决不给自己制造幻想。我们决不陷入某些人所犯的错误：像动摇于格沃兹杰夫—波特列索夫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之间、动不动就陷入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的“组委会分子”或“孟什维克”那样，现在就准备歌颂工人党同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对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等等。这些人为了替自己那套陈旧的、背熟了的(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辩护，公然掩盖英法帝国主义者同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起进行的阴谋活动，而这一阴谋活动的目的是要使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主要打手”下台，起用几个比较有活力的、有生气的、能干的打手来代替他。
革命胜利所以那样迅速，而且从表面上乍一看是那样彻底，只是因为在当时那种异常奇特的历史形势下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潮流，两种完全异样的阶级利益，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汇合起来了，并且是十分“和谐地”汇合起来了。其中一个方面是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他们曾经推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一伙人去夺取政权，以求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以求更疯狂更顽强地进行这场战争，以求再屠杀数百万俄国工农，好使古契柯夫之流获得君士坦丁堡……好使法国资本家获得叙利亚……好使英国资本家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另一个方面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全体城乡贫苦居民)争取面包、争取和平、争取真正自由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深刻的运动。
谁要是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支持”用英国钞票“堆成的”、和沙皇帝国主义一样丑恶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帝国主义，那简直是愚蠢的。革命工人一直在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今后还将彻底破坏可恶的沙皇君主制，至于在一个短暂的情况特殊的历史关头，布坎南、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一伙人图谋另换君主、最好换成另一个罗曼诺夫，这就帮助了革命工人，但革命工人并不因此而感到欢喜，也不感到不安!
事情就是如此，而且也只能如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不害怕真理，善于冷静地权衡革命中社会力量的对比，善于在估计任何“当前形势”时不只看到它今天的、现有的特性，而且还看到它更深的动因，看到俄国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更深刻的相互关系，他就会这样看问题，也只能这样看问题。
彼得格勒工人和全俄国其他地方的工人，为反对沙皇君主制，为争取自由，为农民争取土地，为争取和平，为反对帝国主义大厮杀，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英法帝国主义资本势力，为了继续进行和加强这场大厮杀，竟制造了宫廷倾轧，勾结近卫军军官策划阴谋，怂恿、鼓励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并暗中安排了一个已经完全拼凑好的新政府，这个政府在沙皇制度遭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初一些打击时就夺得了政权。
在这个新政府里，真正重要的岗位，战斗的岗位，决定性的岗位，即军队和官吏，都掌握在昨天还充当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帮凶的十月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的手里，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手里，而米留可夫及其他立宪民主党人坐在那里则更多是为了装饰门面，为了充当招牌，为了发表甜蜜的教授式的演说，“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在这个政府里不过是当一个专用空话欺骗工农的丑角。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群人。
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统治着我国，并且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在1907—1914年反革命时期，最后——而且是用特别快的速度——在1914—1917年战争时期，已经在政治上非常迅速地组织起来，已经把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等等抓在自己的手里。到1917年，这个新阶级已经“几乎完全”执掌了政权;所以沙皇制度一遭到打击就立即倾覆，为资产阶级扫清了地盘。帝国主义战争要求各种力量极度紧张化，大大地加速了落后的俄国的发展进程，使我们“一下子”(仿佛是一下子)就赶上了意大利和英国，并且几乎赶上了法国，获得了所谓“联合的”、“民族的”(即适合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和愚弄人民的)、“议会制的”政府。
除了这个政府(从这次战争看来，实际上不过是拥有亿万资本的“英法”“公司”的伙计)，同时还产生了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工人政府，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城乡全体贫苦居民的利益。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它正在努力联系士兵和农民以及农业工人，当然，特别是农业工人，首先是农业工人，同他们的联系要甚于农民。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我们首先应该力求尽量客观准确地判明这一形势，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牢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沙皇君主制被打垮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摧毁。
想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府，其实是“英法”金融公司的一个伙计，它不得不许诺给人民一些自由和小恩小惠，而这些自由和小恩小惠是以不妨碍这个政府保持其统治人民的权力和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为限度的。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体贫苦居民群众即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它正在努力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
这三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决定着目前的形势，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形势。
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不深刻的，暂时的，是仅仅由一时的特殊情况引起的，即由帝国主义战争中事态的急剧转折引起的。整个新政府都是君主派，因为克伦斯基口头上的共和主义实在是不庄重的，是政治家所不齿的，客观上是玩弄政治手腕。新政府还没有彻底摧毁沙皇君主制，就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地主王朝勾搭上了。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需要君主制政府作为官僚和军队的首脑，以便保护资本对于劳动者的特权。
说工人为了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势力就应该支持新政府(这样说的显然有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和契恒凯里之流以及说话吞吞吐吐的齐赫泽之流)，这种人就是工人的叛徒，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和平和自由事业的叛徒。因为实际上正是这个新政府已经被帝国主义资本，被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掠夺政策束缚住了手脚，已经开始勾结(并没有征求过人民的意见!)王朝，已经在为复辟沙皇君主制而工作，已经在迎请新的沙皇接位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极，已经在设法为他巩固宝座，废除正统的(合法的、靠旧法律维持的)君主制而代之以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式的(靠弄虚作假的人民投票维持的)君主制。
不，为了真正同沙皇君主制进行斗争，为了真正保证自由，不只是在口头上保证，不是靠花言巧语的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空口许诺，那就不是工人应该支持新政府，而是这个政府应该“支持”工人!因为获取自由和彻底摧毁沙皇制度的唯一的保证，就是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加强、扩大和发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意义和力量。
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空话和谎言，都是自由派和激进派阵营中的政客们的自欺欺人的把戏。
要帮助工人武装起来或至少要对这件事不加阻挠，——这样，俄国的自由就将不可战胜，君主制就不可能恢复，共和制就会得到保证。
不然，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就会恢复君主制，丝毫也不会实现、确确实实丝毫也不会实现他们所许诺的任何“自由”。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府，即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即使真心诚意想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古契柯夫和李沃夫有诚意)，那也不可能办到。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因为它是主战的政府，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政府，是从事掠夺的政府，它想掠夺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和土耳其，夺取君士坦丁堡，重新侵占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边疆区等等。这个政府被英法帝国主义资本束缚住了手脚。俄国资本只是那个掌握着数千亿卢布名叫“英法”环球“公司”的分公司。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面包，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它最多只能像德国那样给予人民“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可是人民是不愿意忍饥挨饿的。人民会知道，而且大概很快会知道，面包是有的，而且也是可以取得的，但是只有采取不崇拜资本与地产的神圣性的手段才能取得。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自由，因为它是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它畏惧人民，并且已经开始勾结罗曼诺夫王朝了。
关于我们最近对待这个政府的策略任务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里来阐述。那里我们将指出，当前形势即从革命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其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口号，即“当前任务”应该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
现在，当我们只限于分析革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有哪些同盟者?
它有两个同盟者：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千百万计的、广大的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这批群众需要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这批群众必然会受资产阶级、特别是受就生活条件来说同他们最为接近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定影响，他们会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战争的残酷教训，因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这伙人愈坚决地进行战争而显得愈残酷的教训，必然会把这批群众推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迫使他们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新制度下的相对自由，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首先用最大的努力来启发和组织这批群众。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成立农业工人苏维埃，这是最重大的任务之一。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农业工人单独成立自己的苏维埃，而且要使贫穷困苦的农民离开富裕农民单独组织起来。关于现在所急需的这种组织工作的特殊任务和特殊形式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封信里谈。
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二个同盟者就是一切交战国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目前他们在颇大程度上受着战争的压制，而代表他们说话的往往是那些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格沃兹杰夫和波特列索夫一样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者。可是，随着帝国主义战争一个月一个月地进行，无产阶级已经逐渐在摆脱他们的影响，而俄国革命又必然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
拥有这两个同盟者的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能够而且一定能够首先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以取代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半君主制，然后再争得唯一能给备受战争折磨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
尼·列宁
载于1917年3月21日和22日《真理报》第14号和第15号(有删节)
全文载于194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3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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