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 由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2日 晚上，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三十一日康生回京，传达主席指示。与彭真、康生商定，拟开书记处会议，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4月9日12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意见，并对彭真进行批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陈亚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穆欣，当时任中共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66年6月任总编辑)。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杨永直，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
4月上旬 阅彭真四月一日送审的《中共中央转发的批语》稿，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中央的批语说：“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此件于四月十日发出。(1979年5月3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对因受《纪要》影响而被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甄别平反。)
同旬 阅周恩来、彭真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批发王任重同志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意见》稿，批示：“同意。”中央批示指出：“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此件于四月十日发出。
同旬 阅周恩来、彭真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的批示》稿，批示：“同意。”中央批示指出：“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是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他最近又提出各省、市、自治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农业机械化计划，争取从今年起，用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这个任务是同他指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紧紧联系着的。”这个指示于四月十日发出。
同旬 阅《光明日报》总编室三月三十一日编印的《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四七五期，批示：“已阅，退江青同志。”这期情况简编刊载了《周予同(周予同，当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教授。)说按照翦伯赞的性格他是会写答辩文章的》、《寿进文(寿进文，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谈上海部分盟员在批判中的动向》等材料。
同旬 阅江青四月一日报送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编印的《记者简报》，批示：“已阅。退江青。”这期简报刊载了一些历史学家对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的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的反应。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篇文章分析不够全面，说“让步政策”不是翦伯赞的主要问题，早在一九四一年陈伯达就在《解放》杂志上提出了“让步政策”，后来影响到许多人都用上了。
4月14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四月十二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这期摘要刊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中国音乐学院抽调部分师生试行在工厂办学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阅后批示，指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同日 审阅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编印的文件《毛主席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收录了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的一段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泽东批注：“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4月14日、17日至月底 多次审阅修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通知稿》(这个通知稿经多次修改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于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通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1967年5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十四日上午，修改四月十二日送审稿后批示：“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上午八时半批示：“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作报告，最后定案。”上午九时批示：“恩来、小平、彭真同志：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从四月十七日至月底，毛泽东对通知稿又作了多次修改。毛泽东前后修改的主要情况如下：(一)在通知稿的“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之后，加写：“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二)在通知稿的“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之后，加写：“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三)在通知稿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之后，加写：“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四)在通知稿中加写一段话：“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五)在通知稿的“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之后，加写：“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六)在通知稿的“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之后，加写：“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七)在通知稿的“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之后，加写：“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八)在通知稿中加写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九)在通知稿末尾加写：“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4月16日24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刘少奇从1966年3月26日起，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巴基斯坦(当时属巴基斯坦，今为孟加拉国)、缅甸。回国后于4月20日到达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魏文伯、江华等。
4月20日 上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22日 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比如文化局、宣传部等等。斗争要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大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这些材料无非是对、基本对、不对三种。这个通知(指正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不破不立，彻底破，破中有立。你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比如马克思破黑格尔就是立，破空想的社会主义就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多搞一点，都搞干净不可能，如“四清”一样，清不干净。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4月23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四月十九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批示：“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4月24日 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5日 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4月28日 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康生谈话，继续批评彭真。毛泽东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打不倒，倒了还要起来反抗。赞成鲁迅的意见，古书不可多读，但经史子集，也要硬着头皮读一下，不读人家会欺负你。
4月 阅胡乔木四月五日关于《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批示：“已阅。退乔木。”对胡乔木为《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加的题注作了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九三○年，中央红军由福建汀州(长汀)进军江西。七月，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准备第二次攻取长沙，结果未能攻入。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敌人已有准备，进攻长沙是不正确的。但当时由于蒋、冯、阎在河南大混战，南方湘赣诸省在半年之内，除长沙、南昌诸城之外，其余地方都无强敌。所以红军乘此机会，攻取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第一次敌人的‘围剿’准备了条件。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说服，中央红军的干部终于改变作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余等地，使红军力量和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首词是写红军在进军中的豪情壮志的。”胡乔木的报告还说：“《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据袁水拍同志告主席意见，仍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七律·送瘟神》一诗中的‘千村薜苈人遗矢’，据读者来信和查阅有关典籍，拟改作‘千村薜荔人遗矢’。以上两处正文的更动，未知可否?请一并指示。”毛泽东批注：“可以。”
同月 阅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三月九日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毛泽东批示：“已阅。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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