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晚，我们姐弟兄妹四家寻访父母新四军革命历程来到南通，这儿是我们母亲的老家。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给我们自家的革命烈士——外公张小圃和小叔公张子聪扫墓。
在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乡下，一条小河边，有我们外公和小叔公的烈士墓。烈士墓所在的这片土地，是我们母亲自小生活的家。
曾经，这里是一座有四十多间房的大宅院，院里住着外公他们弟兄三家。是日伪军的铁蹄，毁了母亲的这个家；是国民党还乡团，残酷杀害了我们的外公张小圃和小叔公张子聪……
我们的外公张小圃，出生于江苏南通县（今南通通州）金沙区杨家港镇南边乡村的一个耕读世家，是当地著名乡贤，群众威望很高。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时，他毅然参加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当选为南通抗日民主政权的县参议员和区参议会副主席。他鼓励支持包括我们母亲张颖、大舅张子嘉、二舅张宏献、小姨张宏芳在内的所有子女都参加了革命，自己还带头减租减息，家里成为共产党开会、办事的落脚点和新四军的联络站。日伪军想利用他在地方的名望，以种种官职利诱拉拢，均被他拒绝。后被敌人抓去关进碉堡，仍不屈服。在日伪“扫荡”“清乡”中，敌人把他的家抄了，威逼他就范，他干脆横下心斗到底，自己动手把家里房屋全拆了，以绝敌念。这种坚强不屈、毁家抗日的大义行为，受到抗日民主政府高度赞扬，特地赠他一面锦旗，上书“舍己为群”四个大字，《南通县报》专门报道了他的事迹。没想到的是，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月，担任南通县惩奸委员会副主任的外公被国民党还乡团屠杀，身中九弹，壮烈牺牲。随后不久，担任抗日民主政权乡长的小叔公，又倒在国民党还乡团的刀枪下，场面极其悲壮！
外公和小叔公牺牲时，他们的子女们，都在新四军队伍里转战南北。两年后，在渡江战役胜利的喜悦中，我们母亲才得知噩耗，心中之痛，无法言表！
23年前，母亲和舅舅小姨们共同撰写了他们的家史和对外公小叔公的追忆之书——《永远寄托的哀思》。
18日一早，通州区新四军研究分会会长张宏杰、秘书长陆子森和会员费抗震等同志就在烈士墓地前等候我们。他们提前一天就帮我们定制好了花篮，上午陪同我们扫墓。
尽管通州区新四军研究分会编写的《江海怒涛——新四军抗战在通州》《通州红色故事读本》，都分别载有外公和小叔公两家的革命事迹，通州区革命历史纪念馆里，还陈列有外公张小圃的抗战事迹与相关照片，今天，我们还是向通州新四军研究分会郑重地赠送了一本《永远寄托的哀思》。
通州区新四军研究分会会长和我们表舅、小叔公张子聪的儿子同名，也叫张宏杰，真是缘分！这是我们向他赠书时的合影。
《永远寄托的哀思》书中，讲述了外公和小叔公牺牲前后的情形，后来也写进父亲的回忆录——
张颖到新四军后，她的哥哥、弟妹，包括大叔小叔家的叔伯弟妹都相继参加了革命。哥哥张子嘉和嫂子易尊五在南通地区坚持斗争，其余的都转战在苏北和山东各个战场，失去音信。渡江战役期间，张颖接到在我南通县政府工作的嫂子来信，未及高兴，却得知父亲和小叔已先后惨遭敌人杀害的噩耗，她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张颖的父亲张小圃先生“虽属工商业者兼地主，但为人正直，富有民族正义感，一向热心地方福利事业，为群众排忧解难，是当地较有名望的开明人士”。大革命时期他就同情农民运动，对共产党有接触，有了初步认识。
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县政府对当地一些有正义感、有名望、主张积极抗日的绅士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把他们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共同奋斗。一九四一年夏初，在建立金沙区政府时，县政府领导物色区长人选，曾要求张颖父亲出来担任金沙区区长。她父亲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转推荐了瞿树滋同志，......南通县召开了第一届临时参政会，张颖父亲应邀出席，并被选为县参议员。随着各区参政会的相继召开，又被选为金沙区参政会副主席。
一九四一年秋冬，日伪军侵占金沙后，为了政治伪化的需要，他们力图拉拢当地一些头面人物组织“维持会”......他们要张颖父亲出任金沙区伪维持会长，后又要他担任伪清乡特区公署的“地方事业促进会”主任，还派人送来邀请信、委任状等......父亲坚决不当汉奸，视其为奇耻大辱。经常骂来劝说者“没有中国人的骨气”，对家人说：“国家坏就坏在这些汉奸手上！”敌伪军见对张颖父亲软的一手不成，转而采取种种威胁手段想逼父亲就范......有一次，日伪军扫荡路过她家，将家里栽种在小溪边的一排柏树的树头全部砍光。她父亲看到后说：“这是做给我看的，我倒要看看是我的头硬，还是树的头硬！”
抗战胜利后，在惩处叛国汉奸运动中，张颖父亲被任命为南通县惩奸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县长孙卜青兼任。在一次金沙公审汉奸的万人大会上，父亲以自身的遭遇和当地百姓所受的迫害，进行了血泪控诉，痛斥日伪汉奸的罪行，群众听后无不义愤填膺。最终叛逆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一九四六年冬，国民党卷土重来，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反动地主组织还乡团，乘机对贫雇农反攻倒算，进行疯狂的报复，斗争的残酷性有甚于抗日战争......基于这样严峻的形势，我们党曾派瞿树滋同志动员父亲转移到后方去。就在父亲被害的前三天夜里，新四军金沙区做联络工作的陶不吝、刘文斌以及短枪班班长李鹤松同志带了一个短枪班，到家里与父亲接头。......父亲谈了一些敌匪活动情况......陶、刘听后，担心父亲被害，又一次要求他转移。但父亲不同意，认为自己在当地有较好的群众关系，地形又熟悉，可以在原地坚持斗争。区干部觉得父亲能在当地坚持斗争，对稳定群众情绪，联系我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同时我方当时确实也没有稳定的后方，就暂时同意了父亲的意见，约定三天后再来与父亲详谈。
没想到就在第三天，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父亲五十三岁生日的这一天，刚刚入夜，还乡团陆振亚部下一行五六人，冒充新四军南通县警卫团敲家门，要张颖父亲开门为他们烧开水喝。父亲信以为真，当即披上衣袍而起。门一开，一阵乱枪射来，父亲身中九弹，当即倒地气绝身亡。......父亲牺牲以后，《江海报》作了报道。我专署负责同志曾指示县政府，打算举行追悼会以表彰父亲的革命气节，以鼓舞斗志，后来因斗争环境恶化未能举行。
父亲的后事全由小叔操办。父亲的牺牲给小叔带来巨大的悲痛，当时他在给子嘉的信中写道：“近日你父惨亡，恨不能追之于地下，故心痛不止，恐难久活人世，此仇此恨恐我独立难报。”嘱子嘉兄妹：“杀父之仇，其深如海，虽不能即日报雪，务要牢记，勿忘以图报之于将来，更要在仇人不能死灰复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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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叔公儿子张宏杰回忆文章】
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我们外公牺牲9个月后，小叔公也惨遭敌顽杀害。据小叔公的儿子、我们的宏杰表舅回忆——
小叔公张子聪在我们外公的影响下，积极靠拢共产党，抗战中，接受抗日政府委任，担任金东乡乡长。任乡长后，他积极完成县区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带头实行“二五”减租，带领当地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他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帮助新四军筹粮筹款，收集、传送情报，动员青年参军，协助区政府组建武装中队，狠狠打击日伪军，还毅然把16岁和14岁的两个年长些的儿子送到东台县参加新四军。
抗战胜利后，小叔公转入地下斗争，担任我党情报员。1947年1月3日，外公牺牲后，小叔公压抑极大悲痛，料理完兄长后事，更加奋力为党工作。是年秋天，他根据南通县副县长瞿树滋指示，参与做顽敌的策反工作。不想消息走漏，10月11日小叔公被国民党便衣短枪队抓捕，我军赶来营救未能成功。敌人对小叔公用尽酷刑，打断小腿，小叔公仍坚强不屈，骂不绝口！最后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胸，又补上几枪，子弹穿眼而过，小叔公牺牲的场面悲壮至极！那年他才42岁。
解放后，杀害我外公和小叔公的那些双手沾满烈士鲜血、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刽子手，终于被人民政府镇压，得到应有的下场！改革开放以后，外公和小叔公相继被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85年4月，南通县人民政府召开了隆重的烈士追悼大会，表彰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
半年后，就在外公牺牲的宅基地上，政府修建了烈士墓，把外公和小叔公的遗骨移入，墓上竖起两块烈士碑，四周栽植了青松翠柏。通州金沙乡人民满怀深情，在通往烈士墓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小圃桥”。如今，“小圃桥”已修建多座，最早的这座名为“小圃一桥”。
在通州区新四军研究会同志和家乡亲属的陪同下，我们来到外公和小叔公的烈士墓。
我们姐弟兄妹四家夫妇捧着鲜花、抬着花圈进入烈士陵墓祭扫，在张小圃、张子聪烈士墓前敬献花圈、鞠躬，并绕墓缅怀，沉浸在对祖辈先烈的无限哀思中。
过去那些年，多少个油菜花开的春天，我们曾经陪同着长辈们前来这里祭扫——
我们脑海里清楚地印记着，我们的母亲、舅舅舅母们，他们是怎么一个又一个地站上墓台，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地痛说国恨家仇，说我们外公和小叔公的为人和他们的牺牲，说对我们后代的嘱托……
这是14年前，2010年清明时节，我们陪同已坐轮椅的父母，与二舅舅母和小姨夫一起回南通祭扫——
我们的妈妈与二舅，回忆他们父亲和小叔牺牲的情景，痛不欲生——
这是更早的2006年春天，我们陪同父母与大舅、二舅和姨家一起回南通扫墓，二舅站在墓台上讲话的情景——
那天，已患老年认知障碍的母亲，来到她父亲墓前，思维竟完全恢复正常——
这是当年祭扫时的合影，里面有我们的母亲张颖、父亲宋廷铭，大舅张子嘉，二舅张宏献、二舅母王萍，小姨夫朱崇儒和表姨张怡，还有小叔公的儿子张宏杰表舅夫妇，等等……
现在，他们一个又一个地离去了。留下我们，向年轻的后辈们，向同来祭扫的同志们，讲述我们家的故事……
中午，通州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张晓忠和副区长顾本勇等领导同志，在区人民政府行政中心盛情地请我们吃饭。
下午，顾本勇副区长又亲自出马，与区党史办、新四军研究分会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领导同志一起，陪同我们参观《南通市通州区革命历史纪念馆》——
【这是我们和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顾本勇，区新四军研究分会会长张宏杰，区委党史办副主任杨锋，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宋红军，新四军研究分会秘书长陆子森和会员费抗震，通州区烈士陵园主任曹春泉、副主任丁炜，在通州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一起合影】
通州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通州区烈士陵园内，展馆本着“以史叙事、以事带人、以人见精神”的理念，以丰富的历史文物、翔实的文史资料和现代多媒体表现形式，生动直观地展现了通州革命历史。
南通通州区，即原来的南通县。在这里，我们惊讶地看到，南通不光有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张謇，还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早在1924年共产党刚成立的大革命时代，就在南通宣传马克思主义。沈雁冰（茅盾）、陈延年都曾到南通开展党建工作。
看着南通县革命历史的一步步走来，看着南通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在中国两种命运抉择的时刻，南通人民毅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或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家乡坚特原地斗争，或转战在全国各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抛洒热血的历史，又想起我们的外公、小叔公，以及母亲和舅舅姨们，不禁心潮澎湃。
看抗战初期南通县党组织的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通党组织遭到破坏。1940年夏，中共江苏省委经过调查研究，慎重作出了开辟江北地区工作的决策。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11月，梁灵光带着秘书吴天石、警卫员洪刚一行三人，大胆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成功接管国民党南通县政府及县保安旅，成为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兼保安旅旅长、警卫团团长，四分区专署专员。
我们都知道，后来成为广东省委书记、省长，香港中旅第一任董事长的梁灵光，到南通当县长时仅24岁。是他，对当地一些有正义感、有名望、主张积极抗日的绅士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当年，我们外公张小圃就是被他邀请去县府开了个会，会前还对共产党存有疑虑，回来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兴奋不已，直夸共产党的干部：“梁县长看上去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而作起报告来头头是道，像弹棉花一样，一层一层分析透彻，令人信服！”正是从梁灵光的身上，他看到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希望，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并坚决支持我母亲他们四个儿女参加共产党新四军。
而在此之前，梁灵光的秘书、被称为“苏中才子”的吴天石，曾根据地下党安排，在南通女师和省通中任教。他是引导我母亲参加新四军的革命引路人。后来在苏中公学任教育处副主任兼宣教科长时，是我父母的直接首长，父亲还给他当过秘书。
看南通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过程——党中央关于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决策，召开各县参议会，成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通过“三三制”和参议会，团结了党外进步人士、社会名流和民主士绅共同抗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外公张小圃被选为南通抗日民主政权的县参议员和金沙区参议会副主席。当时县长孙卜青、区长瞿树滋、区委书记王余积以及县文教科和《江海导报》的同志，经常到家来开会、办公、休息，还有不少从敌占区介绍来根据地的青年，经过他转送到新四军去参加革命工作，家里实际上成了新四军的接待站或联络处。他还一再积极要求入党，是他的老朋友、区委领导瞿树滋劝说他暂时不入党发挥作用更大，让他留在了党外。
我们老爸在回忆录中特地写道：
在土改运动中，张颖的父亲又一次显示出高风亮节。过去抗战中他不怕牺牲，积极拥护减租减息，抗战胜利后搞土改，他又主动将自己十几亩自种田全都献给了农会，并积极协助当地贫下中农协会开展工作。当时，张颖在苏中二分区人民报社工作，曾接到父亲来信，说自己已把土地全部献出，并且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已经两次向县里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当时张颖是多么为自己的父亲高兴，为自己的父亲骄傲啊！
【这是通州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张小圃烈士的图片】
看南通地区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1943-1944年，这是抗战最残酷最艰苦的两年，日伪将南通列为在苏北“清乡”的主要目标。小时候，我们在母亲口中就听说过“跑反”这个词，那是抗战最艰苦阶段南通抗日军民与日伪军“大清乡”、“延长清乡”、“高度清乡”生死搏斗的写照。
在那种残酷情况下，外公和小叔公全家都只能疏散到周围群众甚至外乡群众家里去，有家不能回，过起了游击生活。可就这样，敌人也不放过。他们有目的地来到外公他们弟兄家，进行毁灭式抄家，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抢光、砸碎、烧光。外公和小叔公兄弟俩估计敌人还要来拆房子，当即决定自己把房子拆掉。当晚，在几十个乡亲的帮助下，用了一夜时间，将所有的房子拆除，木料隐藏转移，以绝敌念。果真几日之后，日伪军又来，见房屋已拆，恼羞成怒，竟将剩余的砖瓦也统统运到杨港修建碉堡，真是片瓦不留！以前是有家不能回，现在是无家可归。有正义感的乡亲就把自家房子借给他们住，支持他们抵抗日寇“清乡”。“不论如何受苦，在所不怨，甚至为革命牺牲，亦所不计”——这是当时小叔公写给我大舅信中之言，看出作为党外人士的他们兄弟对革命坚定的信念。
这是我们家的故事，也是南通地区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的小小一例……
看解放战争时期南通人民为新中国建立的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为应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保护实力，我军主力部队北撤，但有许多就像我外公、小叔公一样的群众基础好、熟悉当地环境的革命者不顾生命危险，留在了白色恐怖笼罩的家乡，坚持原地斗争。
每当讲起外公和小叔公惨遭杀害，我们都悲愤不能自已。而尤为感动的是，外公牺牲时，四个子女都在前线，丧事全靠小叔公操办。他在分别写给外公长子、我们大舅张子嘉和外公长女、我们母亲张颖的信中说：
“你父惨亡直至七终连家常用费统计约花三十余石，现亏欠甚巨。我生活虽然困难，对尔继母生活当竭力照料，决不使她生活发生问题，你不须记挂。惟不共戴天、血海深仇，务要时刻勿忘，必须报则而后已。”“县府（指我党县政府）拨借我又不敢多求，因在革命之期，革命事大，治丧事小，且政府所有为人民所有。”“想起我家在抗战及革命期间之遭遇，始而毁家流离，终至兄弟父子叔侄生离死别，叫我怎不伤心落泪。唯冀努力革命，早日成功，洩我积愤，死也瞑目”……
“血海深仇不能报之于即刻，务要你兄弟姊妹牢记于心，报之将来。”“雁群失序，今生不复，痛何如之，临笔滴泪，不容多写。接信之日，务遥为挂孝举哀，以尽为子之礼，至嘱。”
【外公张小圃牺牲后，小叔公张子聪写给我们母亲张颖的信底稿，以及张小圃牺牲前给儿媳信的残件】
看着残破信纸上小叔公俊秀的字迹，字字钻心，让人喷泪。兄长为革命牺牲，安葬费用不要政府承担，只要侄儿侄女“努力革命，早日成功”。此时斗争残酷有甚于抗战时期，兄长牺牲，自己也处极度危险之中，他的高风亮节，他的革命信念！
我们外公和小叔公，都是党外人士，且家庭都有一定财产。他们能抛家舍业，坚决跟党走，抗战时减租，土改中献地分给农民，毁家不惜，心系群众，直至献出自己生命，是他们的伟大，也说明了我们党的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然而，像他们这样的民主人士，在与日本鬼子作斗争时大难不死，却在抗战胜利后，倒在了为汉奸报仇的国民党还乡团屠杀的血泊中。为什么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反倒丢了政权？像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不失败天理不容！
抗战时期，我们的母亲、二舅、小姨等人都参加新四军先后离开了家乡，而大舅、表姨和表姨夫则长期留在南通县坚持对敌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南通县党政军历任领导》的展板上，看到了我们许多长辈的名字……第一次寻找到这些与我们从小到大、接触非常亲密的长辈们的革命历史足迹，众人又是一场兴奋，感慨万分！
我们的大舅张子嘉当年在南通县当过骑石区区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南通中学总校副校长、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
表姨张怡（二叔公的女儿），是上海求新造船厂叱咤风云的纪委书记，原来她还在家乡十总区当过区委书记呀！
表姨夫张绍仪（二叔公的女婿、张怡的丈夫）当年在南通当过县委书记、组织部长，1978年后曾任江南造船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后任上海船舶工业公司总经理。
在通州区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展板上，我们还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有母亲在县里工作时的几位老领导——梁灵光、周一峰等，有外公的老朋友、后任南通副县长、县长的瞿树滋，还有我们的老邻居章德，等等。
母亲当年的老领导、抗战时中共南通县委第一任书记周一峰，和他的老战友、时任南通县警卫团团长康林，百年之后都选择了将骨灰安放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南通通州革命烈士陵园。
康林将军（1916-1995），江西于都人，与广西壮族的周一峰一样，都不是南通人。他放牛娃出身，16岁参加红军，不仅抗战时期是南通警卫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还是24军72师师长，北京军区副司令位上离休。所以他也是我们二舅的老领导，还可以说是我爱人、我弟弟、我表弟夫妇以及表妹的老领导。最重要的，他女儿还是我们表弟媳的嫂子。所以提起他，大家都很有亲切之感。
【1945年4月，康林伯伯（右4）指挥全歼日寇24名的战斗后与战友们合影】
康林和周一峰相识在1944年。5月南通警卫团团长殷逸牺牲，康林接任团长，周一峰是南通县委书记兼警卫团政委。用康林伯伯的话说，抗战时期，他与周一峰是一个“工农干部”与一个“知识分子干部”日日夜夜生死战斗在南通这块土地上。1991年，周一峰去世，康林老泪纵横，抱病写了悼念文章。1995年他去世前，临终决定“要和周政委在一起”！
老战友，“黄泉”路上为伴，也是打虎亲兄弟啊！
要离开了，我们在烈士陵园高大的纪念碑下留影。
耳边，响起了一个熟悉的话语，那是我们的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前夕写下的——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那声音，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灵，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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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作者系新四军老战士后代；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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