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 阅康生报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聂元梓，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后来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云，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于1966年5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康生报送毛泽东的是《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5月27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这张大字报。)，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二日在《人民日报》等报发表，《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立四新”(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同日 阅周恩来五月三十一日报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五月二十六日召开的这次会议研究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并决定如遇紧急情况需要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毛泽东批示：“总理：此件已阅，很好。”
6月3日 审阅新华社本日两篇电讯稿，分别批示：“已阅。同意。”第一篇电讯稿说：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第二篇电讯稿说：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这两篇电讯稿在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高校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会议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诬蔑人;(八)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6月5日 上午，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六月四日报送的关于外电十分注意我宣布改组北京市委并注意报道首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况报告，批示：“即送江青阅。另陈伯达率工作组(穆欣等)于六月一日(应为5月31日。)进入人民日报，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
6月6日 同意周恩来关于六月十六日到罗马尼亚访问一周等事项的电话请示。
同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公布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要点。同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
6月7日 答复周恩来的电话请示，同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九日来杭州，并在杭州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同日 答复康生关于有些文章提出周扬问题(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错误地指控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197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予以彻底平反。)，要点周扬名的电话请示，说：待常委同志来后再商定。
同日 同意邓小平关于六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陶铸调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后书记处各同志调整分工的报告。报告说：邓小平负责中央调查部，陶铸负责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及文教办公室、中央组织部，李富春负责工、青、妇及中央统战部，康生负责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谭震林负责中央监察委员会，李先念、叶剑英、李雪峰因主管专门工作，故未分工管理中央部门。
6月8日 晨一时，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六月七日关于重新调配中宣部副部长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九日会议拟请陈伯达、汪东兴及各大区负责人都参加，是否可以，请酌定。”
6月9日12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等汇报有关工作，研究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
6月10日 在杭州会见胡志明，康生、伍修权、江青在座。毛泽东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常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见杜甫《曲江》二首之二。)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谈到中国和越南的工业建设时，毛泽东说：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十几年，就可以搞成。炼钢要采用新技术。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此外，中国还有一条经验是布局很不合理，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现在我们初步搬了，一个厂分成两个厂，一分为二。
同日 晚上，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2日 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会上，有人谈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6月14日 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报送的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个专案小组的名单。
6月15日 离开杭州，前往长沙。
6月16日 专列途经南昌。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同日 晚上，到达长沙。晚十一时，阅外交部本日关于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的活动安排和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批示：“拟同意。请刘、邓酌定。”方案建议同罗方着重谈国际形势、中苏关系和中罗关系三个问题。
6月17日 下午，乘汽车到韶山，住滴水洞。
6月19日 答复汪东兴六月十八日夜的电话请示。汪东兴请示说：胡乔木回到北京后，要求参加工作。邓小平、康生、陈伯达、陶铸等商量后请示，可否让他参加康生主持的编辑《毛泽东选集》工作。毛泽东答复说：可以，也可以参加其他工作，如文化大革命，但不一定参加文化革命小组。可以写写文章，如社论。到各大学看看大字报。
6月21日 给湖南省委接待处干部萧根如题词：“努力学习”。
6月23日 阅刘少奇、邓小平六月二十二日来信。信中提出：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书记处建议并得到几个常委同意，拟将主席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一”这天发表。次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电话告知中央办公厅：少奇、小平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的信昨已送主席，主席阅后说，在党内印发就行了。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电话记录上批写：“主席讲：暂不发表，再等一年。已告陶铸同志。”
6月24日 上午，在韶山水库游泳。
6月26日 在韶山滴水洞接见中共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请毛泽东为韶山灌区题词，毛泽东说：要高产才算，灵了再写。
6月28日 上午，离开韶山，途经长沙，晚九时专列到达武昌车站。在专列上听取王任重关于湖北省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下专列后住东湖客舍。
6月30日 晨二时，复信刘少奇、邓小平，正式答复他们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在建党四十五周年之际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稿的提议。复信说：“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12条草案，曾扩展为23条，最后确定为16条，在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扩成为二十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二十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中共中央华东局1966年6月21日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中说：6月3日至6日，华东局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和讨论了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关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研究了以下政策和部署：一、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二、坚定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要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同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右派，要抓要害，抓要害的单位、要害的人物，特别是要首先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重新组织革命的文化队伍。四、“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五、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值得参考。”
6月 作《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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