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天不作美——老天爷也看不过眼了。
《历史的回顾》中写到了这次西渡黄河计划流产的缘由之一：
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1]
都这样了，张国焘仍然固执己见，
傅钟说服红四方面军电台负责人：给朱总司令发报
在1936年9月27日的洮州会议上，他又提出“绕道而行”。
与会者傅钟回忆了这次会议的情形：
张国焘不想与中央会合的思想是很固执的，西进已经山穷水尽了，他还坚持，说前面不通，可以绕道西进。
朱总司令劝他说，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
张国焘还想来一个漳县会议，争取多数支持。于是又有一个洮州会议，在城里一个天主教堂里召开的。张国焘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笔者注：这是共产国际指示声称“不能允许”的）。大雪封山，可不可以从南边绕道。
陈昌浩立刻说：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增多，部队怎么带？
徐向前同志也语重心长地劝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
肖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几位同志会前和我交换过意见。感到中央已有明确命令，不能再犹豫含糊，于是在会上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意愿。
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才被迫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静会地区。[2]
徐向前、陈昌浩都说得很在理，要再过人烟稀少就粮困难的雪山草地，部队真是不好带了。就是这次掉头西进，也曾发生了“整连的逃跑”，而且人家来去清楚明白——出走前还留下信来：“等到你们真正革命再见”[3]。
的的确确，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是真不想再折腾了。
知难而退
那天，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也致电请党中央“最后决定四方面军行动”[4]，党中央也迭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除明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合并详陈理由外，还告以了“兰、凉线虽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此为邓发亲历函告者。敌如先占要点，我将是绝大困难[5]”等情况。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党中央，决定再次北上，且“决不再改变”[6]。
9月28日，朱德、张国焘下达《通庄静会战役计划》。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和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报告红四方面军“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7]。
——张国焘终于将“陕北同志”称作了“党中央”。
而这个称谓变化的重要前提是——张国焘在洮州会议上“被迫放弃西进主张”。
红四方面军再次启动北上行程后的10月1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就红四方面军一支部队的部署问题致电中央，“党中央”再次赫然出现在电文抬头。[8]此前还底气十足的张国焘，折腾出一场本以为可以就此远走高飞的风波后，反而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过去的新“错误”，如今还不得不极不情愿地走向在他心目中仍然很矮小的屋檐……
其实这在此前就已见端倪：张国焘拧着脖子跟中央叫板的同时，也在悄然撤去“西北局与陕北同志取平行关系”这个最后的台阶。比如前几天9月26日12时，他在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执意坚持“西进”的同时，也发出了“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9]这样“预留后路”的“示好”信息；当晚20时，他在致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刘伯承等的电报抬头中，也不显山不露水地并列上了一个“及党中央”……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作5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红四军为第一纵队，经官堡（今会川）、渭源、华家岭，攻占青江驿、翟家所；红三十军为第二纵队，经鸳鸯铺、榆盘镇袭占通渭；红九军为第三纵队，经野狐桥、中堡里至新市镇；红三十一军为第四纵队，进至通渭、马营一带；红五军为第五纵队，随红九军之后向庄浪、威戎镇方向发展。
此前，为了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指示红一军团以红一师（欠第十三团）附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由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经硝河城向西兰大道挺进；红十五军团以七十三师一个团和骑兵第三团组成特别支队，向靖远方向挺进。9月12日，红一军团特别支队攻占海原县郑旗堡，击溃敌人三个骑兵营，红十五军团特别支队占领打拉池；14日，红一军团特别支队占领将台堡；18日占领隆德县的界石铺……
9月28日，在得悉红四方面军已经开始北上后，中革军委即令红二师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中间的战略支队；30日，红一方面军以红一军团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为左纵队，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为右纵队，分别经硝河城、郭城释向隆德、静宁、会宁出动，接应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2日，红一方面军一部占领会宁城。
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完成了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任务。
红四方面军的北进基本顺利，没有发生太值得一提的战斗：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同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红一军团主力及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在会宁以东的青江驿、界石铺会师；9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一师部队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10日，两军战友和当地群众在会宁城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庆祝红一、四方面军再次会师……
至此，在经历过诸多曲折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行程两万余里，先后转战川、康、青、甘四省，三次穿越草地，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60座以上，其中12座是翻越两次以上；跨越长江、黄河两大水系江河71道（5级以上）。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时的80000余众的大军，至会宁会师时包括沿途“扩红”的尚余33000余人，先后付出了6万人以上的减员代价，历经曲折与重挫，终于实现了“北出陕甘”的战略目标。
会宁会师
红四方面军重新踏北上行程的那几天，红二方面军也被迫提前向北转移。
就在张国焘西去又东来折腾的那十来天里，正从宝鸡西进的中央军胡宗南部先头部队已经与第三军王均部靠拢，虽然这对于正在北进中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以及正南下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附近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主力都没有什么即时性威胁，但红六军团原拟向宝鸡的行动却因此而已失先机之利，被隔断在渭河以南的方面军主力制敌不成反被敌制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且因“……胡宗南部乘机由西安进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同毛炳文和王均部靠拢了。王均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还乘机向成县发动了进攻。川军孙震部也由武都进至康县一带，企图同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南北夹击红二方面军，致使红二方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10]
10月1日，已经感觉到了孤悬敌后遭致合击危险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中革军委：
现在敌人已进到利害变换线下，我活动内幅狭小，地区贫苦，人口甚少，不利我扩红、筹资粮与休整。我们建议在现地一星期后，我方面军即出动，经天水、宝鸡间北渡渭水至洋屯、清水、张家川、连[莲]花镇地域。这样，一方面可策应一、四方面军之会合，同时我背靠一、四方面军争取休补，以便尔后估计西渡后好在敌之外翼活动。[11]
次日，中革军委即复电同意。于是，红二方面军也开始向北转移。
红二方面军的转移行动却十分仓促被动，也缺乏必要的掩护。转移令下达时，部队都分散在徽县、两当、康、成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准备建立根据地，而成县已被国民党军第三军王钧部占领。川军第四十一军孙震部也正由武都向康县进逼……
形势严峻，为夺得抢渡渭水的先机以摆脱敌军压迫的危境，红二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先行出发，致使分散在康县活动的红二军团六师十七团收拢不及，遭敌优势兵力截击包围，与军团和方面军首长失去联系。面对危境，红二方面军首长决定方面军主力经高桥镇、横河镇，在甘谷以东的乐善镇附近抢渡渭水，尔后继续北进。而国民党军第一军胡宗南部、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第三军王钧部很快觉察到了红二方面军是仓促行动并无掩护，遂放胆倾力围击，致使红二方面军被敌人前堵后追，行进极为艰难，红六军团在甘谷以东的盐关镇遭敌伏击，损失很大。10月10日在抢渡渭水时又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因情势危殆不及架桥，全军不得不冒险徒涉，又付出不少牺牲。
此后的行程中，红二方面军又多次遭敌地面堵截和空中轰炸，但他们一路闯关夺道，奋勇前进，终于在10月22日进抵静宁的将台堡，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所率红二师胜利会师，结束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个月，行程两万余里，先后转战湘、鄂、黔、滇、康、川、甘、青、陕九省，历经大小战斗110余次，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30座以上——其中海拔4903米的藏巴拉山是红军长征中跨越的最高山口，占领过长征中海拔最高的县城；跨越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水系92道江河（5级以上）。先后付出一万数千人的减员代价，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北出陕甘”的战略任务。
红二方面军将士经过千辛万苦的曲折，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党中央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的长征，以三大主力红军实现“北出陕甘”的战略目标而划上句号。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历时两年的长途转战中，跨越雪山85座山以上；跨越长江、黄河、珠江、淮河四大水系263道江河（5级以上）。经过各路红军主力殊途而又同归的伟大远征，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完成了中国革命主流武装力量的第一次整合，而且从此开始站在民族革命斗争大潮的潮头！
1936年11月21日，会师后的红军三大主力在山城堡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主力,粉碎了蒋介石以强大军事压力压迫红军接受苛刻“合作条件”的企图，进一步巩固了陕甘苏区，也进一步巩固了已经取得的统战成果：共产党人具有蒋介石也难以战胜的力量，共产党人有足够的魄力足够的能力成为正在形成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柱石……
20多天后的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国际国内进步力量的推动和促成之下，国共两党终于在“团结合作，共赴国难”上达成共识。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二、四方面军分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并立即开赴山西，走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第一线，很快就在华北敌后遍地布点，创造出了有声有色的抗日局面。而南方各游击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也于不久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随即开赴华中前线，与华北的八路军互为呼应，在敌后开辟了一块又一块的抗日根据地……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共产党人真正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正如朱德总司令所预言的：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以铁的意志血的牺牲去完成了“北出陕甘”战略任务的中国工农红军各大主力，的的确确在随之而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成为了真正的抗日先锋军、抗日模范军。
非常抉择，结出了非常成果。
大潮，正在涌来——不，已经涌来！
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了历史大潮的潮头。
注释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5～第7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彭德怀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29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贺龙等关于建议中央迅速作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致中央领导人电（1936年9月27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中共中央明令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致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9月27日18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3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6]《朱德、张国焘等关于东出会宁会合红一方面军致中共中央并二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9月27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朱德、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28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8]《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九十三师行动的电报（1936年10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5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9]《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关于先期占领甘北等问题（1936年9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2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另，此前的9月10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似有一电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内容似有“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与军事方针之领导”之提议——参见《贺龙、任弼时等请求红四方面军暂停止在现地区待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致朱德等电（1936年9月2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0]《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5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贺龙、任弼时等建议红二方面军北渡渭水致中央军委及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0月1日14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45～第7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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