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2日后，红二、四方面军兵分三路，再次“北出陕甘”。
按中央指示和两个方面军商定的计划，红军总部为这次“北出陕甘”作出的部署为：先以左、中、右三路纵队穿过草地，到松潘、包座一线集结；尔后向甘南的岷州、洮州、西固（今舟曲）地区进攻，打开与一方面军会师的通道。
其行军序列和日程大致为：
⒈李先念率骑兵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五局和八十九师为先遣军，经色达、壤塘及川青边境开路筹粮；
⒉罗炳辉率红三十二军随先遣军跟进；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率红军总部、红四军十师、十一师和红三十军主力为左纵队，于7月3日从甘孜出发，沿李先念所率先遣军路线跟进，经阿坝穿越草地，向包座地区前进；
⒊自7月7日起，贺龙、关向应等率红二方面军分作两个梯队，沿左纵队路线跟进；
⒋7月2日，红九军、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二七七团、红四军十二师、独立师，红军大学，总供、总卫两部从炉霍出发，沿已先行出发已到达壤塘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队路线跟进，组成中纵队，由徐向前指挥，经杜柯、壤塘、查理寺，穿越草地，向包座地区开进；
⒌董振堂、黄超率红五军及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主力（两个团）组成右纵队，于7月10日从绥靖（即大金）、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芦花、毛儿盖，穿越草地，向包座地区开进。
这次北进，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说，是再次翻越雪山，再次穿越草地；对于新编组的红二方面军来说，是继续翻越雪山，首次穿越草地。幸运的是，这次两军共同北进，有朱德、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党性坚强；有徐向前、陈昌浩等痛定思痛，两军将士认识统一，行动坚决，再无一年前的那般辗转蹉跎。会师后，两军基本上没有任何迟疑，几乎是立即就踏上了北进的行程。
然而甘孜会师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左纵队是二、四方面军部队合组的，“外来的和尚”任弼时正好有机会了解年前“北出陕甘”中的那些纠纠葛葛是是非非，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弥合矛盾加强团结”的工作。而朱德总司令之所以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那意思也实在是再明白不过了：这位反复无常经常横生枝节的“张主席”太需要有人制约了，太需要一位同为党内元老且有正气、有魄力能跟“张主席”拍桌子讲话的人物来制约了！宽厚的朱总司令一个人势单力孤，又是年前“北出陕甘”的当局中人，很难拿住“张主席”。相对而言，党性坚强讲原则讲纪律的“任胡子”则相对超脱，跟“张主席”讲起话来份量那当然是大不一样的。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后来也说：“要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无疑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1]
朱总司令的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合度，张国焘无论如何也是没法拒绝的。
红二、四方面军这次“北出陕甘”的行程相当艰巨，而其中尤以左纵队为最。
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处都筹不到粮食！除了从绥靖、崇化地区北上的右纵队因人数较少、行程较短而筹粮较易外，左纵队、中纵队都遇到了相当严重的缺粮问题。左纵队甚至还不得进入青海班玛地区以图缓解“粮食危机”，然而去得那边厢却发现比这边厢还要困难。关于红军在此间的缺粮情况，从朱德、张国焘、任弼时7月12日致继进的红二方面军首长们的电报及红六军团首长致红军总部首长的电报中可以窥得一斑：
贺、肖、关、陈、王并转罗、李：
一、据先念电：王楼[2]到哑龚寺[3]五十里，哑龚有五百户，粮牛均搬走。八十九师、骑师今续向阿坝进，我们今在绒玉[4]休息，明续向王楼进。
二、绒玉、王楼、哑龚寺一带，均不能补充二方面军粮牛，从鱼火寺到阿坝至少六天，沿途只有野菜和湾[豌]豆苗。
三、日庆究跑失牛羊若干，能否在附近搜寻回？
四、二方面军在目前粮食最严重状况下，只有如下办法：
⒈二军[团]之四、五师既有七天粮，在加紧节省及吃野菜下可按程向阿坝继进。军直及六师，尽可能在东谷、大吉寺及前进途中搜山挖窖，前面各梯队很少挖窖搜山，用一切方法带足十天粮。
⒉军直及六师到日庆后，速向上游甲溪寺以上远出筹牛粮，向东翻过一个山即到西倾寺河，顺河下即到西倾寺沿途打牛厂。
⒊六军[团]利用今天休息时间，在西倾、鱼头筹粮牛。
⒋两军均须大找野菜，宿营须在野菜多的地方，每天以野菜当正粮，杀牛羊连皮带骨和血不可半点浪费，牛肉及粮食只可当菜吃，每天吃四两，无论如何每人须存三斤干粮不准吃，此事万分严重，望各首长亲自督促执行。
五、六军[团]及卅二军请根据情况及路程，如粮不大困难，则全部迅向绒玉跟进，否则即以一部去打牛厂，余向绒玉进，立决即行，并告知我们。
六、在停止筹粮时刻，应全吃野菜。
朱、张、任
十二日八时[5]
7月15日，陈伯钧、王震向总部报告了红六军团进至绒玉后的缺粮状况：
朱、张、任、贺、肖、关：
㈠本十五日六军全部到绒玉，明十六日除留两营收容外，余向王楼运动[行]进三天，我大部尽吃野菜及干皮，现表现严重饥疲状态，死亡四十余。
㈡二军应尽量节省调济[剂]。
陈、王
十五号[6]
往后几天的情况更加严重：17日，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率模范师和十七师沿玛柯河上行去白玉寺筹粮不果，被迫中途折回，返回途中又反遭“饿困”，不得不向先行去阿坝的部队求援……
《王震传》谈到过这件事情：
7月20日，红六军团到达了离阿坝50里的横排山[7]下，此时战士再也走不动了，加上连夜下起暴雨，战士们都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陈军团长带来了30头牦牛，说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送来的。王震同指战员们禁不住与红三十军送“礼”的战士们热烈拥抱，以表示对兄弟部队的友爱和无私精神的感谢之情。[8]
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陈伯钧7月21日日记亦有记载：
七月廿一日阴，雨。
行军。顺河而下约四十里，再折向北到长梁子山脚，约五十里。晨六时后出发。顺河而下，走了四十余里，再折向东北进沟约五里，得悉，长梁山坡有牛百余头向我赶来。是时，尚准备翻山赶到阿坝，便派人去侦察系何部赶来之牛。最后得悉，此地到阿坝尚有五十余里，赶来之牛系迎接六军的。于是，我们当即选择适当地点布置露营。是夜，雨落不止，王震同志于午后派骑兵排送信给我们，言模范师、十七师饿困，要我立即派人送牛去接济。[9]
中纵队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据红军大学《从炉霍出发一个半月政治工作报告（1936年9月23日）》记载：
一、红大是于七月三号从炉霍出发，八月十九日到达岷县南四十里之大草摊，共历时一个半月，中间除因为筹粮共休息七天（壤塘一天，三湾二天，四门坝一天，葛曲河半天，中包座一天，救济寺一天半）外有四十天是在行家走路的中间。
二、一个半月的行军中，共计爬了比较大的山八个，最大的是按坝附近的一个，上下各卅里。阿坝以前大多是带山地行军的性质，阿坝以后，才是在广大的草原中行军，一直到达包座。[10]
这个报告所言的“八座较大的山”中，目前能够确认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共有7座，即：老则嘎登，海拔4352米；老则山：海拔4251米；扎格海格山，海拔4747米；斯盖德山，海拔4545米；昂木尼尕，海拔4436米；沃日卡，海拔4290米；雍隆垭口，海拔4028米。
而在这一个半月的长途行军中，他们能够得到粮食情况是这样的：
一、粮食：炉霍出发各人背的及牛背上驮的糌粑粉：平均每人携带约十五斤糌粑粉（注：旧称，下同），驮牛牦牛炉霍出发的共180头平均约每五人一头，食盐每人没有带够三斤，平均只每人约一斤，这是炉霍出发时所携带的粮食。
二、在沿途只壤塘每人补充生麦子五斤，三湾挖窑共挖一千多斤麦子（注：红军大学有教员学员近千人），一部分部队补充了一部麦子（按各部的需要来补充的），在三满由总供始部接收四军领来大小牦牛卅头，在葛曲河道由四局发给牦牛大小卅头，这是在途中所补充的粮食。[11]
在这次长达45天的长途行军中，为保证以尽可能少的减员抵达目的地，红军总部曾严格规定：每人携带的粮食“每天只能吃4两”——过了噶曲河后增至7两，违者最高的惩罚是“处决”！
徐向前想必也是愁肠百结，他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直属纵队7月1日就赶到了中壤塘附近，就地筹粮十来天却依然难解“粮荒”，在继续上路去阿坝前的7月12日，他也不得不致电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报忧求助：“据问义斋、乃贵，按坝五天上让口。我们估计再约四天到毛儿盖，由让口至毛儿盖须十五天以上，但沿途均难有粮补充，草地是否有野菜，即有，亦难供此大部队过路”，“建议中纵队全集阿坝。如此即令九十三师经满容向阿坝西北方大遇截牛、羊，到阿坝后，亦可出齐哈马渡河筹牛、羊，或还有办法”。[12]
阿坝这条路线在原定部署中属左纵队行军路线，中纵队要是也去挤那条道就相当于两个纵队共用一条粮道。朱德、张国焘想必也是十分为难，次日给徐向前的复电措辞相当委婉：“左纵以一部出阿坝西北或由齐哈马过河打牛厂，实有必要”，“如阿坝有粮，中纵一部当可出阿坝；但你们目前应用一切方法使中纵速吃野菜，能有十五天粮以到达巴西、阿西为目的”。[13]
硬着心肠说话的朱德、张国焘心中未必就没有万般的苦涩。
——按下葫芦就起瓢，顾此就要失彼，手心手背都是肉，挨饿也只好大家匀着挨。
7月22日以后，左、右纵队陆续进至阿坝、查理寺一线，也陆续开始穿越草地。
红军总部到达阿坝那天，党中央领导人也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
朱、张、任同志：
甲、目前陕甘宁为汤恩伯、杨虎臣、高佳滋、高双城、张学良、何柱国、于学忠、马鸿逵各部共一百五十余团，在蒋介石命令压迫之下，向我进攻。毛炳文全部、马步芳一部亦被我吸引到甘北附近，正图先击破我再阻止你们北上。
乙、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全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
丙、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丁、国际电台连络从六月起已畅通，望国涛兄将四方面军的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
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
七月廿二日[14]
两个好消息：苏区军民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共产国际电讯联系恢复。
穿越草地时是这次“北出陕甘”前的最后冲刺阶段，红军总部严格规定的每日粮食食用量随着目的地的逼近遂渐放开，从每日2两，4两，7两……政治工作人员们天天都向部队报告距离包座的行程，鼓动大家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争取最后的胜利！
7月27日，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15]，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16]——这是给张国焘又垫了一个台阶，也是继续把他往正确的位置上归置。2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询问红二、四方面军：“目前确至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并指出：“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最大变化。”[17]同日，红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进抵包座。29日18时，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率红军总部抵达包座[18]。8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占包座捷电，无任欣慰”，“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望酌。”[19]
陈伯钧、王震率红六军团在左纵队行军序列中靠后，这个时候他们正赶往噶曲河西岸。王震和红六军团将士们是第一次在草地行军，而陈伯钧已是第三次进出草地了。8月2日，当红六军团进抵噶曲河畔时，回想年前“张主席”止步于此间的固执，陈伯钧触景而生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感概：
噶曲河不大，水不深亦不急，比阿坝河（大金川上游）还好过。且沿河上下尚有森林，可资架桥造船之用。但我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能过此河？怎能以一水之隔，而根本改变了我们的战略方针！这样看来，噶曲河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将是一个有意义、可纪念的地名了。[20]
“不出一年你们也会北上的！”——这还不到一年啊？
一语成谶啊一语成谶！
注释
[1]《西北局的光荣使命（199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王楼，今译王柔，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放班玛县亚尔堂乡王柔村一带。
[3]哑龚寺，今名阿什姜寺，位于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放班玛县江日堂乡阿什姜村。其藏语全称“阿什姜贾页显密讲修州”，因位于所处地域，又通称“江日堂贾贡巴”，是一座有着数百年悠久历史的寺院。
[4]绒玉，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放班玛县灯塔乡班前村一带。
[5]《朱德等关于红军第二方面军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致贺龙等电（1936年7月12日8时)》，《后勤工作·文献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从书编审委员会）第517～第5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6]《陈伯钧、王震关于红军第六军团到绒玉及粮食困难情况致朱德等电（1936年7月15日）》，《后勤工作·文献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从书编审委员会）第5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7]横排山，长征红军自己的命名，垭口海拔4003米，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西北部川青边界的克哇村和德格村之间。
[8]《王震传》第7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9]《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270～第27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0]红军大学《从炉霍出发一个半月政治工作报告（1936年9月23日）》，军事科学院油印资料。
[11]红军大学《从炉霍出发一个半月政治工作报告（1936年9月23日）》，军事科学院油印资料。
[12]《徐向前为建议中纵队全部取道阿坝就粮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7月12日19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朱德、张国焘对徐向前十二日建议的复电（1936年7月13日17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红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7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5]此前原拟成立的是西南局，因转战地域的变动，后改为成立西北局。
[16]《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第30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7]《中革军委询问二、四方面军行动情况致朱德、张国焘、任粥时电（1936年7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关于红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到包座致林育英等电（1936年7月29日18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甘南敌情及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意见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0]《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273～第27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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