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当时的形势发展很快，毛主席说他的护士长预料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实际上毛主席在战略上早有预判。所以得知消息后，当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外交官觉得准备不足，打算暂时先派熊向晖带几个人去观察一下再说的时候，毛主席果断决定由乔冠华担任团长，率领代表团高调参加26届联合国大会，还要作一个“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讲话。毛主席这个时候的想法说法做法一下子就成系统了，过去大家谈论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比较多，其实毛主席关注到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处在第二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批国家在联合国也加入了投票支持我们的行列，用毛主席的说法，那些国家当了“红卫兵”，造了美国的反!这是世界格局的新的道器变通之变，唯有毛主席有这个气魄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
毛主席有着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当他发现有第二世界国家当“红卫兵”，造美国的反，他会怎样做呢?
01
联合国通过了2758号决议后，当时的秘书长吴丹专门向我国外交部部长发来电报，告知有关情况，并“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接到此电报后，周总理和外交部的有关负责人沟通后，于1971年10月26日晚到中南海毛主席书房汇报。
毛主席那天很高兴，谈了很多观点，主要的意思如下：
【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
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指吴旭君同志)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十九个，非洲国家二十六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七个国家投我们的票。
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总理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请注意毛主席的这个说法：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
老人家把这一批处在第二世界国家，比作“造美国的反”的“红卫兵”，很有意思。
有人可能会说，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在1974年提出来的。
可是请注意，毛主席的这个理论从何时开始酝酿的呢?
至少可以追溯到1946年8月6日毛主席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也就是这次谈话里，毛主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同时毛主席还指出：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当时毛主席认为，目前美国进行的甚嚣尘上的反苏宣传，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美国在国内和国外面临的困难，是为了“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在反苏的借口下，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因此，只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扩张，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可以看作毛主席“中间地带理论”最早的说法。
到了1963-1964年，毛主席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说法及其内涵逐渐明确为“两个中间地带”：一个“中间地带”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这是后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部分)，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第二世界的主要部分)。这两部分国家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有个逐渐发展过程，那不是凭空搞出来的，是毛主席根据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进而总结归纳出来的一套理论。
毛主席的理论，从来就不是那种脱离实际的东西，都是与现实有着不可分离关系的真理性的认识。
因此，在解释我们为什么能够那么快就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时候，不能片面理解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
毛主席的原话：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去的!
毛主席这个说法是说得通的，因为主要是第三世界，这也没有把第二世界国家排除在外。毛主席说的那一批“红卫兵”国家，正在变——道器变通之变。毛主席实际上就是在提示当时在场的外交官们，要全面看待问题，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
02
我们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后：
第二世界国家的首脑纷至沓来
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田中角荣应邀来华访问，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首相竟然轻描淡写把日本倾侵略中国说成是给中国国民添了“迷惑——麻烦”，无疑这给双方当时比较友好的气氛制造了大麻烦。周总理当场就表现了极大不满，日本方面为此也很紧张——他们似乎也并不是有意淡化日本侵略一事。原来是翻译上，对迷惑一词说法存在差异。也就是日方说得通的，中方认为说不通。虽然日本方面表示愿意按照中方意思予以纠正，但毕竟这还是一个事关政治的文化问题。27日晚，在周总理的陪同下，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来到中南海，接受毛主席的会见。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巧妙破解了那个难题。
毛主席挥洒自如和日本客人进行了坦率友好的沟通，消除了客人紧张心理，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事，可谓一锤定音。
会见结束的时候，毛主席把自己读过的一套《楚辞集注》送给了田中首相。
这份礼物非同寻常。
日本客人都知道毛主席博古通今，是大哲学家。
他们回到住处，估计赶紧研读毛主席读过的书。
也许太紧张，田中首相一下子流起鼻血来。
随行的女医生采取紧急措施，才止住。
田中首相捂着自己的鼻子，连续3次叮嘱医生要保密，千万不能传出去他这个时候流鼻血。
50多年过去了，这个插曲可以作为一个故事聊聊。
但毛主席送给田中首相的那套书，肯定是富有深意的。
这个事情，不妨这样解读。
田中首相在中方欢迎宴会上就日侵华战争谢罪使用“迷惑”一词。
中日两种语言都有“迷惑”一词，可意思差异极大。日文中“迷惑”めいわく，(汉语拼音读meiwaku)，翻译成中文就是“添了麻烦”。
田中首相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其中“添麻烦”就是用了日语“迷惑”一词。
毛主席认真告诉对方：“年轻人坚持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因为在中国，只有像出现不留意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表示道歉时才用这个词。”
看来，关键要把迷惑这个词的源头找到，那样才能正本清源。在毛主席送给客人的那套书里，其中在《楚辞·九辩》(作者为宋玉)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那应该是“迷惑”最早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这一词的源头。
日方最后正式表述改成：“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可以想象，当田中首相看到毛主席提供的资料时心里该是多么激动!
他从内心该是多么敬佩我们的毛主席。
以至于流鼻血，也是在所难免，也是情有可原。
毛主席并没有当面说那么多历史典故，而仿佛是随意之间送礼物给对方。
这就给对方留足了面子，同时也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去研究领悟。
结束中国之行，回到日本之后，田中首相把毛主席的书精心复制了了一套，通过外交渠道又回赠给毛主席。
这不是有点像反馈学习心得?
表示领悟到了其中的深意。
毛主席送《楚辞集注》给日本首相，这是一个十分巧妙，又极富深意的做法，到了这个时候才算让大家都想得通，也只有这个时候才叫行得通。
这就是毛主席独特的道器变通。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集注》为宋代朱熹所著。
毛主席从青年时期就精心研究这些经典，到了晚年老人家运用经典，已经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
我们从日本客人毕恭毕敬的态度，可以看出什么来呢?
1974年1月5日，毛主席这天上午8时半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同他进行了友好、广泛的谈话。谈话时，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向毛主席转达了田中内阁总理大臣的问候，并且祝毛主席身体健康。后来田中首相因为洛克希德事件辞职，三木武夫就任首相，大平正芳继续留任大藏大臣。
日本是中国的邻国，近代以来中日之间发生过两次战争，两国人民深受其害。发动战争的人，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鬼子理应受到惩罚，怎样惩罚才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这是真问题。事实证明毛主席不用枪毙人的手段，而用改造日本战犯的想法说法做法，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古今中外独树一帜的道器变通。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不仅把像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这样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鬼子改造成人，而且把他们全部放回日本，这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壮举，这对于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来说，是一次精神震撼，也是一次文化洗礼，这对于日本国内那些敌视新中国者的心理征服，恐怕是有不可估量意义的——毛泽东文化的力量，对于人民来说是希望得到的，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来说是恐惧的——这无疑对于中日两国友好相处是有巨大的积极影响的，对于中日两国人民消除战争阴影决定性影响。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日本大藏相、后来的首相大平正芳说：
【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讲是难以估量的。】
毛主席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有神交，虽然戴高乐将军未能在有生之年和毛主席见面，但法国总统蓬皮杜于1973年9月访问中国，毛主席在北京会见了十分熟悉戴高乐的蓬皮杜
历史有时候是十分有趣的，在白求恩的故乡加拿大出现了父子总理，老特鲁多和小特鲁多(加拿大现任总理)。老特鲁多1973年访问中国，对毛主席，对新中国发表了极具代表性的评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1973年10月来自白求恩故乡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毛主席10月13日在中南海会见了他。
这位加拿大总理，姑且称之为老特鲁多访华演讲中有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标准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GDP乃至他的经济实力，而是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给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参与政治的能力。
老特鲁多认为，毛泽东的中国创造了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是对19世纪发展模式的超越，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他评论说：“你们的国家(中国)所进行的社会试验已经证明是成功的。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纪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已经越来越不看军事实力，甚至也不看经济成就，而是看人民的福利。对于一个政府的真正考验，在于它能否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价值、工作的成就和事业的实现。在最终书写20世纪历史的时候，能够被荣幸地提到的是那些成功设计并实现了这样一种制度的领导人，这种社会制度保证了每个人的希望，力图充分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个社会公正的分配社会资源，并允许它的公民有参加活动和作出贡献的机会。”
老特鲁多指出：“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激发起人们的兴奋之情，是因为你们在组织中国人民应对挑战时表现的卓越才能，贵国政府在贵国人民中唤醒一种合作、献身、改善集体和个人生活以及自觉自律的精神，在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政府能做到这一点。”
他说：“尊敬的毛主席、周总理，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开创的一个先进的制度，你们国家所进行的社会试验是成功的。这就是加拿大人民对你们表示尊重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制度，也在努力为一般劳动者参与政治提供机会，是你们抛弃了过去社会的发展观，而力图去建立一个新的和谐国家，在这方面你们是属于未来的领导人。”
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老特鲁多发来唁电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毛主席的精神和政治哲学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他的历史作用是，调动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并带领他们摆脱贫穷、奴役、分裂和战争。新的中华民族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加拿大人赞赏这种在毛主席指引下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平等和集体主义创新精神。”
到了1993年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老特鲁多来到上海参加国际会议期间，接受了记者采访。
英国前首相希思1974年5月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已经下野，但中国仍然以接待首脑的规格给予他，这使得他十分感动。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就感觉到毛主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毛主席十分喜欢这个英国右派。
1975年年初，毛主席出面邀请德国右派政治家巴伐利亚州州长兼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访华。这样的举动异乎寻常，因为当时执政党的领袖施密特总理还未访华。
1975年10月30日，毛主席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总理施密特时，曾问在座的外宾，是否看过海克尔的著作。只有施密特和他的顾问克劳斯·梅奈特看过，其他外宾有的还不知道海克尔其人，年轻的翻译甚至将海克尔译成了黑格尔。毛主席立刻纠正，“是恩斯特·海克尔”。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中说，他和毛主席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
一个月后，克劳斯·梅奈特在德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介绍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情况。他指出：“海克尔怎么会给这位深居紫禁城的伟大老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 梅奈特的分析是：海克尔秉持一元论哲学，马克思主义也坚持一元论哲学，但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海克尔走得更远，海克尔认为，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或许，“随着年事渐高，毛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了，也越来越把目标称之为状态”。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
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在那次谈话中，他与主席讨论了国际局势和东西方关系。他不赞成毛泽东关于西方与苏联之间必有一战的看法，但认为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欧洲的弱点。毛主席说：“西德并不弱小。你们有6000万人口，但是用一句话概述西方的局势，那就是欧洲是由一些矛盾的国家组成，因此它太软弱。”
有个叫希伦的曾经问过施密特：他(指毛主席)准确地说中了欧洲的要害，这个透彻的观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吗?
施密特回答：毛泽东当年的说法直到今天都没过时。我回答说：欧洲统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欧洲有的国家已有1500多年历史，要把这些国家归到一个屋檐下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一代甚至两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经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1970年代，我们初步建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确认，到了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各国政要纷纷来华访问(之前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来的比较多，此后第二世界国家首脑几乎都来了)。他们来华少不了三件事：下了飞机坐红旗(车)，坐着红旗住钓鱼(台国宾馆)，住了钓鱼就去见主席。当然，他们最想做的事情还是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谈。
李克勤后记：毛泽东文化有个维度——圆，圆满的圆，讲究战略上的整体性全面性，力戒片面性。从外交战略上看，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就是涵盖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理论，既有分类，又有综合。
既有道器变通之根(根本)，也有道器变通之基，有了根基的实践，比较容易成为道器变通之源，这样根与源就结合在一起了，我们的外交战略是有根源的。
请看，这根本、根基、根源，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圆满的理论体系，以此支撑的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不创造奇迹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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