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他对现实一直有着浓厚的关注兴趣。尤其是对于日本。他先后两次旅日（而非留学），而后又长期阅读日文学术期刊，他对日本的依赖和感情可以略见一斑。那么，七•七事变之后，在全国人民磨刀举旗、准备杀敌决战的时刻，陈寅恪对日本侵华行为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借助于他的好友吴宓对他的真实记载，可以得知，见《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记载：
“晚饭后，7一8与陈寅恪散步。寅格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尤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请注意，陈寅恪居然主张：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这就是那个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两次跑到日本以“家族滞在”的签证去“留学”、去“东游”、去“附焉”——他的老爹陈三立先生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抗日绝食忧愤而亡的陈寅恪，作为中国知识精英居然却提出如此观点！
为此，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新年在《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一文中十分不满地感叹和无奈的洗地，陳寅恪“他自己也以民国遗民自居。陈寅恪是世家子弟，极为重视门第，门第氏族也成为他历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视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陈寅恪可以称得上最顶级的民国范儿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陈寅恪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寅恪谓……屈服乃上策……’陈寅恪和吴宓自比顾炎武，他们把亡国视为必然。……他们在根本认识上却像周作人一样，看不到中国潜在的力量，看不到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从而陷于消极绝望。”且不说，所谓“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之说就是对当时国民政府和华北地区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各种抗日运动的抹杀和污蔑！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战斗在第一线的29军的抵抗行动，看看究竟是否存在“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之现实！
1937年7月26日晨1时，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下令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驾驶四十辆日本军车，装满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由天津出发日夜兼程赶赴北平。大队长广部带兵于凌晨5时30分从天津出发。当天下午2时左右到达丰台。他迅速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等人商讨进入北平城内的方式，决定假冒北平日本大使馆卫队出城演习归来，由广安门或前门开车入城。最后觉得还是从广安门入城比较容易。40辆车队中，扣除物资和弹药之外，实际列入进城车队的是26辆车队的官兵。
当时，驻守在北平广安门的是赵登禹部132师独立27旅679团团长刘汝珍及其官兵们。当日军行进到广安门城门下时，刘汝珍首先率团坚决阻止日军进城，并紧急致电宋哲元将军。宋哲元将军愤怒地从牙根里蹦出一句话：“敢强入城者，一律给我打！”。
接到命令后，聪明的刘汝珍团长决定来个瓮中捉鳖。他先下令开城，诱日军进入。当自以为得意的日军第三辆军车刚开进城时，刘汝珍立刻下令开火。瞬间机关枪和手榴弹四起将日军分割为城内、城外两部分，陷入了混乱。日军多人被当场击毙。
我们从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亲自写的一篇《吊辞》中可以看出当时29军战士抗日杀敌的英勇，居然引起了血腥残暴的日本陆军中将的哀叹！
在这篇《吊辞》中，狂妄不可一世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在文章一开始居然使用了“残暴的支那军人”这几个字。由此可见，中国军人一旦真的开始抗日，就彻底改变了以往忍辱负重、被动挨打的懦夫形象！让我们为英勇抗战的29军将士们喝彩！
当宋哲元将军得知消息后，立刻给何应钦将军发电报，报告了日军由广安门强行进入北平城的问题；“限即到。南京。部长何：三一一二密。今日下午七时，敌用载重车三十余辆，载兵约五百
名之谱，由广安门强行入城，经我守兵阻挡，不服制止，以致互相冲突，刻正在对峙中。似此情形，敌有预定计划，大战势所不免。除饬各部即日准备外，谨闻。职宋哲元叩。”于是，中日两军在广安门城楼四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攻城不下又急于解救已经入城的被围的日军，日本广部大队长紧急要求调炮兵和飞机轰炸增援，力图打开缺口，杀进北平城。
27日，宋哲元将军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抗战。作为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当然知道这一面向全国发表在各个报纸上的宋哲元将军坚决抗战的通电。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向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也下达正式作战令。日军香月清司中将正式向宋哲元将军下达电报：日军将在28日发动进攻北平。
于是，29军最后的北平保卫战发生在南苑、北苑、西苑。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着主要由韩国军人组成的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和第11旅团，以及伪军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西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29军驻南苑部队将士全线阻击。最后，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
这是华北中国军队的抗日行动！
请问，华北地区我军抗日行动壮烈而英勇，可歌可泣！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怯懦和投降？作为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陈寅恪，为何如此污蔑华北地区的抗日热情和抗日成果？为何如此歪曲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日部署？
我们再看看吴宓对他的另外一次记录，再见《吴宓日记•1937年7月21日》记载，在这里他再次主张：“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可见，对日主和的投降主义就是这个著名文化大神的基本国策了！既然如此，那么他的诗歌中对大汉奸汪精卫的同情和暧昧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4年，当他得知大汉奸汪精卫死亡的消息后，立刻撰写了一首七律，表达了他的哀思如下：“七律《阜昌》，甲申冬作时卧成都存仁医院。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7日》记载了他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陈寅恪，而“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萧）公权”。这里的阮踽即阮籍的父亲，竹林七贤之一。褚渊，南齐尚书。在诗中，他把汪精卫和刘豫相提并论，以“阜昌天子”比喻汪精卫。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认为汪逆是遭受了“冤禽公案”。
陈氏如此的汉奸卖国观点，居然可以逃脱国民政府的除奸运动，实在当要万分感谢他的好友吴宓没有出卖他。不然的话，还真不知道他能否活到抗战胜利呢？！更要感谢他建国后躲过了镇压反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诸多政治大清洗运动，“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和双目失明的现状挽救了他免于被更深入的审查和揭露！否则，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一个身体健康又有如此丧权辱国观点的臭老九，怎么可能会可以逃脱历次严酷政治运动下进行的历史审查？！
我们再看看当代那个造神神棍、陈粉作家岳南在《南渡北归》一书中如何给汉奸教授陈寅恪漂白的：“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以史观今，企图‘在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而中国漫长的历史留给后世的一面镜子，就是立足于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归而终至灭亡的事实。这个事实在陈寅恪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并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晚晴消亡，民国兴起，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刚刚缓过一口待死之气，又遭逢日本小鬼入侵，按照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国人‘上诈下愚’的德行，实难与雄视亚洲，具有超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本帝国抗衡。”可以发现，在国人一场现代造神运动中，当代作家岳南甚至忘记了一个中国作家和学者的最基本的国格！在大敌当前之时，陈寅恪居然发出了这样的丧失历史学家国格和人格的观点，实在让我们感到痛心！难怪他后来成了汉奸教授！当然，我们更痛心和震惊现代某些人不分青红皂白、丝毫没有任何政治气节的“漂白”和解释！大量陈粉们，集体失声！装聋作哑！！而以自称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陈寅恪的身心伤害为中心的《陈寅恪最后的20年》一书，居然对这一重大问题视而不见……这里，没有任何人“欲安置先生”，更没有任何日军拿枪逼迫他必须这么说必须就范，完全是他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次意外表露。陈粉们编造的种种陈家抗日神剧，无非都是现代神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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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正，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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