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 乘专列到达杭州，住汪庄。
6月2日 阅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五月三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十五期。其中《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认为，约翰逊政府在积极准备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打算同中国进行一场较量。毛泽东批示：“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指1965年4月1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了。”
6月9日 在杭州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和夫人，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退出联合国就更加自由了。至于我们，现在他们不让我们进去，就是让我们进去，我们现在也不进去。要进去，必须由联合国声明取消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另作一个美国是侵略者的决议。希望你们好好搞，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成长起来，逐步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搞些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石油工业你们已经有了，还要发展农业，粮食不要靠进口，不要从美国进口粮食。毛泽东说：如果美国人一步一步地向越南北方扩大侵略，打到河内，只要越南政府要求我们去，那我们是要参加的。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境内来，我们就有理由了，我们就可以打出去。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看来帝国主义是准备打的，实际上打起来他们一定会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苏联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个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打出个印度尼西亚和几个民族主义国家;如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就没有了。
同日 听取汪东兴汇报公安工作。当汇报到依靠群众专政，矛盾不上交时，毛泽东说：对矛盾不上交的认识得有一个过程，要对干部进行教育。要让他们懂得：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要放在本地，因为老百姓熟悉了解他们，便于监督改造。不要一发现反革命分子就统统逮捕起来，杀掉他们，这样会引起他们的子女同我们对立，同时也涉及到他们的劳动力和生活问题。汇报到整顿公安队伍时，毛泽东说：队伍不仅要整顿好，还要培养新生力量。
6月11日 在杭州汪庄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江华、叶飞、刘培善、贾久民、伍洪祥(叶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贾久民，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洪祥，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方志纯、唐亮(唐亮，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当时因病休养。)、谭启龙、魏文伯、陈丕显、陈光(陈光，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李葆华和陈伯达等参加。毛泽东说：韩先楚对我帮助很大，他在江西上高县作了调查，说县、省一级人太多。江苏以前说省级机构减到三千五百人，要那么多做什么，五百人即可。省委、县委顶事的就那么几个人，每个人带个秘书就够了。我想要彻底把这个问题搞一下。当魏文伯汇报一九六四年华东地区粮食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亿斤，今年农业生产计划下面有些加码时，毛泽东说：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农业生产计划不要层层加码，慢慢搞上去，越性急越搞不好。当魏文伯汇报一九七○年可以达到一千五百亿斤时，毛泽东说：这个差不多。每年增产八十亿斤靠得住吗?增产是否可以那么快?你要打上水旱灾害。当江华汇报今年讲过革命化春节，没有人买肉时，毛泽东说：要生产，也要消费。讲节约，结果猪肉没人吃，花布无人穿，东西卖不出去，节约节得先念不好过。猪肉有人要，农民才会养猪。物价是一个问题，贵得没有道理，货物多就要卖便宜些，薄利多销这个问题讲了多少年，总是行不通。当魏文伯汇报华东地区的社教运动准备一九六八年搞完时，毛泽东说：不要马马虎虎。一九六八年春万一搞不完，留点尾巴也可以。人总是大多数可以教育过来的，不要搞得很苦。你们是严还是宽?不严不成，太严也不成，要宽严结合。主要是教育，不是整人，对贫下中农可以说清楚。毛泽东还说：江苏省委要下面讲省委的缺点，很好。你们(问陈光)社教运动有主动权了吗?你们要下面都向省委提意见就有主动权。也不要老检查。检查要有分析，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弄得一无是处也不好，一不是反革命，二为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检查三年一次就行了。毛泽东谈到某些干部的缺点时说：不要有什么山头，不要有宗派主义，不管南北中外，包括犯错误的，只要能改，就要团结，这样就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我们不是要团结外国人吗?首先要团结我们自己。谈到文艺工作时，毛泽东说：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过去没有演戏的、画画的，医生也很少。成分还是要看的，但不要唯成分论，看表现，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背叛地主、资产阶级就可以了。
同日 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为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写的《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批示：“康生、冷西同志：此文已经看过，写得很好，照此发表。”这篇文章在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七期发表。
6月13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胡志明，董必武、江华在座。谈到越南问题时，毛泽东说：总之，我们是有准备的，美国要怎样打，我们就怎样打。约翰逊这个人不高明，不对头，不合逻辑，没个准。当胡志明谈到他上个月离开长沙后去了很多地方，参观了孔子的家乡曲阜时，毛泽东说：孔子的家乡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四十多年前，一次是解放后。孔子自己就乱杀人。他当了首相才七天，就杀了他的反对派少正卯。少正卯只是爱说话，会说话些，他把孔子的学生争取过去了。孔子杀他，是为了抢学生。这件事后来被荀子揭发出来。荀子是唯物主义，孔子是唯心主义。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儒家的左派。孟子和孔子一样，也是唯心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有些事，秦始皇的办法不对。他虽然只统治了十三年，但影响有几千年。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你什么时候感到需要休息，就到我们这里来，去什么地方都行。
6月15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召集本日由北京来杭州的周恩来、彭真、陈毅、李先念、罗瑞卿开会，研究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
6月16日 上午，在杭州汪庄召开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周恩来、彭真、陈毅、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江华出席。在汇报前，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我把你们的文件都看了。我看你们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各地方提的要求高了，你们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行不行?在余秋里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要发展农业，大体上解决吃穿用时，毛泽东说：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一百四十亿元)，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工业靠学大庆。在余秋里谈到这次三五计划的方针中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有人认为这样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违反了农轻重安排原则时，毛泽东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哩!是倒过来了。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过去在农业方面花了些冤枉钱。在余秋里说我们理解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长期的，在一定时期内要具体化，要有所侧重时，毛泽东说：对嘛!在余秋里谈到三五计划期间无论如何要把三线主要东西搞起来时，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也可以准备两手，一个是搞成，一个是搞不成。搞不成无非是时间拖长一点。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余秋里说：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要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来布局。毛泽东说：对。毛泽东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强调指出：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一千个亿，搞个八百亿、九百亿。一九七○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粮食四千八百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一千六百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周恩来1965年8月23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说：主席提出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想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同日 由杭州到达上海。
6月20日 上午，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陈丕显、江青参加。谈话内容包括学术讨论、中国文学史、京剧现代戏、教育改革、《辞海》等。关于学术上的争论，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怕批评，要有批评才能进步。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指周谷城——编者注)，而是群众自发地来批评你。这次批评了你一下，对于大家都有好处。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批评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该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区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形式逻辑，讲的就是形式，那就是关于思维形式的法则嘛。毛泽东对刘大杰说要看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说以后你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刘大杰向毛泽东提出文学史方面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韩愈的诗文有点奇。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顶多可以说有些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之说。他反对迷信。刘禹锡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宋朝的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宋神宗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我们要学习王安石这种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见解。刘大杰问：唯心主义的东西要不要搞?毛泽东说：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作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就是研究过去的东西也要留心去发现同一时代的对立面。比如，梁武帝和范缜就是对立面：一个提倡佛教，一个反对宗教。在唐代唐宪宗的时候也有这种对立面，提倡宗教和反对宗教。刘大杰问：对清代乾嘉学派如何评价?毛泽东说：对乾嘉学派不能估价太高，不能说它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但是它的确有成绩。雍正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兴文字狱，有时一杀杀一千多人。到了乾隆时代改用收买政策，网罗一些知识分子，送他们钱，给他们官做，叫他们老老实实研究汉学。与此同时，在文章方面又出现了所谓桐城派，专门替清王朝宣传先王之道，迷惑人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像龚自珍这些人，出来既反对乾嘉学派，又反对桐城派。前者要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后者替封建统治阶级做宣传，两者都要反对。后来又出来康梁变法，都没有找到出路。最后还是非革命不可。谈到京剧改革时，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还是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出几个好的剧目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红灯记》、《沙家浜》都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关于教育改革，毛泽东强调要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关于《辞海》，他说：我看了一些。关于过去的东西注解还过得去，关于现代的东西讲得要差一点，比如“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些条目讲得太简单，不能说明问题。
同日 中午，离开上海。路过南京时，在专列上听取江渭清等的工作汇报。当晚到达蚌埠。二十二日回到北京。
6月25日 听取林克在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张八屯公社高镇大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毛泽东首先问高镇大队的夏收情况，公社和县的情况，以及划阶级的情况等。当林克汇报到高镇大队划阶级时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时，毛泽东表示赞成，指出：争取团结多数是列宁的思想，后来我们根据列宁的思想概括了几句话，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当汇报到选举干部时，毛泽东问：干部选得怎么样，是否选了原来的干部?群众是否满意?他说：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一定大换班，要具体分析。
6月26日 上午，同汪东兴谈话。汪东兴谈到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余秋里传达了毛泽东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精神时，毛泽东说：这次我又压了他们一下。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没有大注意。这次一来了就是一千多亿(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搞这么大的建设，要供给粮食，运输搞不上去，西南三条铁路一下修不起来，钢材、木材供不应求，将来可能又要来个反复。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要他搞，要么就听不进去，就不搞，要搞就拼命搞。什么都怕过分，我先纠正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毛泽东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其实，大三线我有点担心，小三线我不担心，省里搞嘛，他有多少就搞多少。大三线就不同了，有的厂不能搬就不要搬。如鞍钢那么大，怎么能搬呢?旧的搬了，新的没有搞起来。能搬就搬，不能搬就算了。毛泽东说：你们不是讲矛盾不上交，少捕少杀吗?会不会偏到该捕的也不捕了，民愤大的、行凶杀人的连一个也不杀了，不要又偏到另一面去了。该捕的还要捕，硬不准捕也不对，捕得太多了不好。什么都不能过分。敌人，就是你们说的四类分子，也不要看成铁板一块。我就是怕我们的同志思想片面。
同日 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医务人员说：有些是应该戴的，例如做手术，不戴，怕医生口腔、鼻腔的细菌传染病人伤口。)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将上述谈话的整理稿委托汪东兴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暂不发表，将来再说。退东兴同志存。”
同日 复信章士钊。信中说：“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见《诗·卫风·木瓜》。)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
6月29日 审阅谢富治六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他六月十一日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讲话(谢富治的讲话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要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要上交;公安工作的备战，包括思想上的备战和具体工作上的备战;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取缔教会的非法活动;公安机关的“四清”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要争取今明两年搞完。)的记录稿和公安部党组关于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的会后报告，批示谢富治：“此两件都已看过，照此办理。会议如有好的意见，可以吸收。”“改了几句。”谢富治的讲话中说：“主席讲，天下太平，很好。天下不太平，也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将“不太平”改为“大乱”。在这句话后加写：“乱(指战争)有乱的极大好处，例如我党经历过二十五年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不算在内)，还不是都打胜了。”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邓颖超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要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政府就不巩固。学会军事比较快，学会自然科学，培养工程师，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不培养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就不能发展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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