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痛心地问：“老同学，国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奖金啊，值得你把命搭上？”
邓稼先对冲着杨振宁笑了笑，吃力地伸出了两个手指头，对他说：“20块，原子弹10块，氢弹10块。”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曾用“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这样的幽默语言，激励中国人民和志愿军战士，展示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气概。
但是，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毛主席很清楚现代武器装备的重要性。1951年5月，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同年，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请他的中国学生杨承宗回国后给毛主席捎句口信：“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帝国主义多次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核讹诈，毛主席提出要坚决发展原子武器，并于1955年1月15日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在罗布泊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封锁。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1964年10月19日，毛主席提出了他的判断：“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
后来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遏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为新中国乃至全世界至少已经赢得了60年的和平时光。
此刻，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为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作出巨大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及无数默默无闻为原子能事业提供物质保障的解放军战士、工人与农民。
而说到科技工作者，就不能不提被评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邓稼先同志。
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邓稼先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从事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好了一辈子隐姓埋名的准备，参与到了原子弹的秘密研制，担任二机部核物理研究所理论部主任，负责核弹理论设计工作。
邓稼先同志作为业务负责人，凡事亲力亲为。他一共参加了32次核试验，其中有15次是亲临现场指挥。一次，爆炸实验失败，必须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那片地区，找到重要部件用手捧回来。就是这事故，导致他的身体被射线严重损害，患上了直肠癌。
在80年代的一次试验中，邓稼先仍然坚持使用“领导特权”，把检查雷管的危险工作揽在自己身上，不让别的同志涉险。在邓稼先身上，我们看到了持之以恒的无私与大无畏精神。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因直肠癌大出血去世。在邓稼先同志的追悼会上，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谈到了我国的核事业发展，充满骄傲地对杨振宁说道:“中国的两弹用时最短，花费最少。”杨振宁的回复则是：“如果要搭上科学家的性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邓稼先与杨振宁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如果不是放弃当时全世界最好的科研条件、克服艰难险阻回到条件极其艰苦的祖国，隐姓埋名从事核武器研究，邓稼先在最前沿的核物理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未必会低于杨振宁！
然而，这样的“遗憾”更反衬出了邓稼先同志的伟大与无私。
在邓稼先病重垂危的1986年6月，回国交流的杨振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看望自己的好友邓稼先。看着邓稼先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杨振宁痛心地问：“老同学，国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奖金啊，值得你把命搭上？”
邓稼先对冲着杨振宁笑了笑，吃力地伸出了两个手指头，对他说：“20块，原子弹10块，氢弹10块。”
事实上，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没有对研制原子弹的科研人员颁发任何奖状、奖金。直到1985年，国家才给原子能研究所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额为10000元，最后按10元、5元、3元3个等级发给个人。
从资本主义国度归来的杨振宁，在考量要不要贡献力量，甚至要不要“把命搭上”问题时，询问的是能够获得“多少奖金”。
我们姑且把这个问题称作“杨振宁之问”。
“杨振宁之问”，体现的不仅仅是个人道德水平的差异，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与作为资本主义老大哥的美国，两种制度、两个社会的根本差异。理解了这种差异，才能真正理解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核。
中国在解放前连铁钉、火柴都不能生产，而新中国成立仅仅15年，就从古老大地上奇迹般地锻炼出了一支庞大的核工业队伍，引爆了一颗高水平的原子弹。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7年多，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即战略核导弹的试射成功，美国用了11年，我国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最直观的，就是速度方面的差异。
如果说新中国在原子能领域取得的科技成果虽然都是自己独立研制出来的，但并不是世界首创，那么，下面的一系列成就呢？
1965年完成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1974年完成国家鉴定的杂交水稻两项成果则是享誉中外的重大发明；
1970年代初，我国就上马了640工程即反导项目，如果不是70年代末的突然下马，发展进度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
1976年，陈创天提出的非线性光学效应的阴离子基团理论享誉国际，随后他带领团队发现的BBO和LBO晶体被誉为“中国牌晶体”，后来更是研制出全球独一无二的氟代硼铍酸钾晶体（KBBF），让中国领先美国激光技术15年；
70年代初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领先程度得到当时世界数学界的普遍认同，连1972年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都主动提出想会见这位在当时中国的科学“圣人”……
这就是“敢为世界先”！而这仅仅是毛泽东时代创造出来的众多科研成果中的一小部分。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可以无私奉献、高效协作，这一先进的生产关系高度契合了现代科研体系高度综合性、协作面广以及系统性等特性。仅仅是原子弹的研制，就离不开当时举国一盘棋，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同、无私配合、集中攻关……如此才创造出了速度方面的奇迹。
社会主义国家科研工作的突飞猛进让美国感觉到了焦虑，而美国的重大科研项目都是由大公司承担的，为了弥补不同私人部门在协作方面的门户壁垒以及效率低下，美国国防部依托军工巨头成立了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DARPA），在国防部的直接领导和操控下实现了军事科研与军火集团的紧密结合。尽管如此，军工巨头和资本主义的科学家不可能为美国国防部无私卖命，DARPA成立以后尽管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科研经费却根本降不下来。
美国在1957年至1965年间的429次火箭发射中，1/4失败，这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实验活动，在全世界绝无仅有。美国军方在背后支持的马斯克星舰火箭项目更是把“以飞代试”、“快速迭代”发展到极致，这种模式的确大大加快了相关项目的推进速度，但代价高昂。星舰系统的发射成本高达30亿美元，说是在”烧钱“并不夸张。
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哪怕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了降低科研成本，火箭发射力争是零失败。
美国开发一架第四代战斗机需几十亿美元，一艘战略核潜艇开发费达上百亿美元；由罗克韦尔国际公司研制的B2隐形战略轰炸机的研制开发费更高达400亿美元；美国正在进行的火星探测计划，项目预算更高达25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些钱大部分都进了美国大资本的口袋，这么庞大的开支来自美国人民的血汗以及美国通过美元白条从其他国家掠夺的财富。
相比之下，70年代，中国运十的研制费用总计5.377亿人民币，而同时期，美国和欧洲研制一家同等规格的民航客机，成本至少需要15-20亿美元。这就是科研成本的巨大差异。
也正是因为在成本方面的巨大差异，才让新中国科研工业水平在一穷二白的物质基础上飞速发展起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支撑邓稼先、钱学森这样一大批科研工作者不计报酬地为了祖国的国防和科研事业“把命搭上”呢？
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工人阶级主动要求加班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社会风气，在之后的几年才慢慢形成。而1957年，钱学森就曾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一等奖，并得到奖金一万元整！但钱学森拿到钱后，却毫不犹豫将钱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为学生买了一百多把计算尺。
没有任何人给钱学森同志提出过要求，这种不要奖金、不要报酬的做法，逐渐在中国的广大科研工作者中形成了一种大家自觉践行的风气，以至于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已经不需要这种物质奖励了。科研工作者这种不要物质奖励的行为，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阶级身上广泛存在的优秀品质。在毛泽东时代，广大科研工作者与其他的劳动人民一样，光荣地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
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也绝不会让科研工作者饿着肚子搞科研，科研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和家庭社会保障在当时的中国都是较高的。国庆50周年献礼影片《横空出世》为我们再现过当时的场景：三年困难时期，科研工作者的生活保障是大大高于解放军战士的，战士们也能完全理解和支持；以至于在吃饭的时候，科研工作者谎称自己饭量小，要把食物匀给战士——也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出现这一幕。
80年代以后，物质奖励和奖金制度又重新回归了，这才“成就”了“杨振宁之问”的经典对话。
所以，两弹一星精神的形成，离不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离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人人向钱看，不平等和人压迫人的现象回归，又凭什么要求个人无私、无畏地奉献呢？
所以，两弹一星精神的形成，更离不开公有制下与私有观念决裂的一个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高尚的、有益于人民的个人。邓稼先同志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真正成长起来的高尚的人。
1971年，邓稼先在给杨振宁的信中写道：
你这次回来能看见祖国各方面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这真是难得的机会。希望你能了解到祖国的解放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毛主席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你谈到人生的意义应该明确，我想人生的意义就应该遵照毛主席所说的这句话去做。我的世界观改得也很差，许多私心杂念随时冒出来，像在工作中，顺利时就沾沾自喜，不顺利时就气馁，怕负责任等等。但我愿意引用毛主席这句话，与振宁共勉……
邓稼先给杨振宁的信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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