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军政大学，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事政治大学。它是西柏坡时期党中央为培养全国规模战略反攻中的华北乃至全国战场上急需的大批中高级指挥人才而创办的。虽然冠以地域性名称“华北”，但实际上担负着全国性军校的重任。自1948年4月开始创办，到1950年9月改名为华北陆军军官学校的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华北军政大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政骨干，为加速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战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创办大军校
1948年春，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继续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4月30日到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决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这时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280万人，并拥有了炮兵、工兵等新的兵种部队。然而随着全国规模战略反攻的到来，正面战场即将开始更大规模的战斗，迫切需要大批中高级指挥人才补充军队。
在向西柏坡转移途中，中央经过多次酝酿，决定要按照办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在华北创办一所大军校，不仅要直接为解放战争服务，培养、输送正面攻坚战军政骨干，还要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国防建设着想，为我军未来的正规化建设培养人才。当时在华北，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城南庄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发出了《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成立了华北局、华北军区等机构。两区合并后，华北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对于全国的解放战争极为有利。中央明确要求，“委托华北局创办大军校……决定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步兵学校，晋冀鲁豫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合并，组建华北军政大学。”
二、建立健全领导机构使军校尽快步入正轨
为了尽快建立一个大规模、高质量的大军校，培养更多的能进行正规化作战的军政干部，服务于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着手建立、健全各级机构，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军校各项工作尽快走上正轨的当务之急。
办大军校就必须有一个懂行且专职的校长。初到城南庄，毛泽东就同有军事教学经验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交流建校事宜。聂荣臻建议，“校长不要兼任，一定要专职，否则对工作有影响。就像我，名义上是晋察冀军政大学的校长，可一打起仗来，学校的事哪里还顾得过来”。此时，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执教于黄埔军校，后又担任过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校长的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叶剑英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在与周恩来探讨达成共识，并征求了朱德的意见后，决定了校长的人选。
时任中央后委书记的叶剑英是1948年3月底带领后委机关人员先期到达西柏坡的。毛泽东在城南庄召见了叶剑英，告诉他：今后战争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我们的干部缺乏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需要重新学习。中央决定在华北办一所军政大学，想让你去当校长兼政委，你看怎样？叶剑英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决定，走马上任。
5月23日，叶剑英到校任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机构调整和干部配备，依靠组织力量进行建校工作。根据中央和军委的决定，军校的领导除了校长兼政委叶剑英之外，还有副校长萧克，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在组织机构方面，机关设教育部、政治部、校务部和校首长办公室。大部下面设二级部或处、科。全校学员编为学员大队，在校首长和各机关领导之下进行教学工作。在建立行政机构的同时，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经中央和华北局批准，由叶剑英、萧克、朱良才、教育部长谭家述、办公室主任薛子正、政治部副主任李克如六人组成校党委会，统一领导全校的工作。党委分工，叶剑英负责全盘工作并分管教育，萧克分管行政，朱良才分管党政工作。
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萧克后来回忆，“华北军大是根据中央关于办‘大军校’的指示组建的，所谓‘大军校’，就是将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二分校和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等单位合并。我们当时分析，组建‘大军校’也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建设打基础。谭家述为教育部长，陶汉章为训练部长，李钟奇为校务部长。学校设政治、教育、校务三个大部和校首长办公室，校首长和三大部直接领导各学员大队。同时学校自上而下成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叶剑英为校党委书记。校党委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军校党委领导成员组成了三个领导小组：以叶剑英、谭家述、陶汉章三人组成教育小组；以萧克、李钟奇、牟泽衔（校务部副部长）组成行政小组；以朱良才、李克如、黄作珍（组织部长）组成党政小组。凡学校党委要讨论和决定的全校性教育、党政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均先由有关小组事先研究，提出意见和方案，然后提交校党委讨论。这样既调动了各机关部门的积极因素，又提高了党委会的工作效率。
华北军政大学的重大问题由中央决定，日常工作、后勤供应由华北局负责。为了工作方便，中央特决定叶剑英任华北局委员。5月21日，华北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军政大学的工作。叶剑英参加会议并发了言。会议经过讨论，确定军政大学首批招生名额为：步兵团级干部500人，营级干部1000人，炮兵、工兵、参谋、摩托专业和政工干部各500至600人，共招收学生4000至5000人。6月11日上午，全校连以上干部参加了成立大会，华北军大在西距石家庄不足10公里的获鹿县南新城村正式成立。军校将毛泽东提出的现阶段全党全军工作的指导方针“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作为军校各项教学活动应遵守贯彻执行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成千上万的政治上坚定、能掌握与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正规建军和正规作战的军政干部，以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军校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和管理教育。军事方面，首先要抓好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教育，特别是要注重学习毛泽东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在此基础上抓好战术、技术教育。依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战术教学侧重于攻坚战、山地战、水网稻田战、河川战训练，并加强各兵种合同战术的教育；技术教学则侧重于炮、工、摩托等专业训练，重点是山炮技术训练；工兵技术训练以爆破和架桥为主，同时进行坑道作业和筑城训练。政治教育有四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时局与任务、党的政策。政策教育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土地政策、城市工商业政策、新区政策、俘虏政策。管理教育主要是：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及管理教育部队的方式方法，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
三、整顿思想，分科编队，为办好军校打下坚实基础
华北军政大学成立初期，大家思想比较混乱。有人认为，成立军校只不过是精兵简政，合并几个单位而已，对军校担负为革命战争培养军事骨干这一光荣使命认识不足。有些教员和机关干部不安心学校工作，想到前方去；还有学员认为学校学习的东西到前方用不上，尤其是工农出身的学员，担心文化程度低，学不好。
为了扭转局面，把华北军政大学办成一所为战争服务的正规化学校，在中央军委和华北局的领导下，叶剑英带头做思想工作，并要求各级领导耐心帮助大家端正认识，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5月下旬至6月底，军校还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党政会议，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研究制定了军校各项大政方针，说明我军正向着大规模正规作战的方向迈进，号召全校同志要认清战争形势和自己的职责，克服不利于工作、学习和团结的各种消极情绪，愉快地接受党赋予培养干部和到校学习的光荣任务。并要求教员和各级领导从政治上、军事上以及科学文化知识上帮助学员，使他们能经过短时期的训练，奔赴战场，当好指挥员，这些为正式开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深入进行思想教育，保证思想工作经常化，学校各部门制定了一整套党政工作制度，还通过创办校刊《华北军大》，组织开展学习竞赛、立功创模和各种文体活动，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经过初步整顿，很快结束了合并初期的混乱状况，全校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从思想和组织上保证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7月1日，军校举行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亲临检阅，勉励大家办好学校，为人民立新功。由于是五个单位组建而成，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工作经历各不相同，所以军校对全校学员进行考试和分科编队，把不同程度的学员按照教学目的组织到各个教学组织中去，实行因人施教。到8月底，全校学员共7238人，编成8个大队和3个直属队。营级干部人数较多而编成2个大队；团级干部，炮兵、工兵干部，政工、参谋人员，以及预科学员各编1个大队；3个直属队是：台湾队、华南队、高干队。军大还附设一所步兵学校，有学员4948人，两校共有12186 人。分科编队后，全校人员从组织上走上正常轨道，保证了工作和学习开始沿着正规化的方向前进。
四、广纳贤才，培育师资，抓住办好军校的关键
教员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教员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教学的质量。军校初建时，能够上课的教员只有36人，且只能担任12个单位的教学科目，按学校48个教学单位计算，教员缺额高达四分之三。而长期在校的教员缺乏实战经验，刚从前线来的缺乏教学经验。为了教学计划能正常实施，军校经校党委会多数同志同意并请示上级领导后决定“搬师请贤”，即从敌人阵营中起义、投诚和被我军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有真才实学者来校任教。
经多方面努力，很快在华北军政大学集中了270多名有一定军事理论或技术专长的旧军官。这些人大都曾就读于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等，还有苏联、美国、日本的留学生。但他们担心任教得不到信任，摘不掉帽子，思想上动摇。当时，确有部分干部对这些旧军官政治上看不起、军事上不服气、生活上看不惯。有些学员说：“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这是给自己脸上抹黑！”叶剑英在校党委会上要求各级领导对旧军官要做到政治上平等、思想上重视、态度上诚恳、生活上关心，着重在党内进行政策教育，统一了干部的思想认识。
为了打消部分旧军官的顾虑，萧克、朱良才等校领导多次给他们做报告，并且有针对性地与个别人谈心，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在学习组织上将他们与党员干部编在一起，不歧视、不轻视。学校依据教学能力，将全校教员分为初、中、上、高四个级别，分别享受排、连、营、团以上干部待遇，各级都有伙食补贴和教员优待，极大地调动了教员的积极性，提高了教学质量。
通过耐心帮助教育，这些旧军官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在教学中发挥了聪明才智，做出了积极贡献。如曾任傅作义中将参谋长的郭宗汾，是个工兵专家，因能力和表现出众被任命为军大的工兵主任。
五、自编教材，教学民主，努力适应战争形势发展新需要
在建校之初近半年时间里，全校干部教员打了一场自编教材的“硬仗”。因没有现成教材，导致一些教员授课无从下手。为解决“教材荒”，本着对学员负责、对教学使命负责的态度，经过大讨论后，军校综合了一部分干部的意见，收集国内外军校的基本军事教材，结合教学目的进行重新编写。在编写战术教材的过程中，军校教育部又抽调一部分有军事理论又有文化的教员组成参战组奔赴战场，先后参加了太原和济南战役，观摩实战，收集作战经验和有关资料，回来帮助教员和学员及时了解前线的最新情况，以战教战，将实际作战经验补充到教材中去，使学校教育与战场实际紧密结合，受到了师生的欢迎。就这样，全校很快有计划地编译了30多种军事教材和20余种政治教材，为全校统一教学内容打下了良好基础。
军校初建时不仅教材奇缺，教学经验也是严重不足。军校合并以前的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是以培养连、排基层干部为主，华北军政大学则以培养营、团级指挥员及炮、工、摩托、参谋、政工干部为主。教员多为旧军官，课堂上仍沿袭旧的一套教学方法。针对这一情况，军校倡导教学民主和学以致用，所有教育工作者要实行民主教学，奉行“官教兵、兵教官、官教官、兵教兵”的方法，即教员教什么、如何教，都要同学员商量研究，写好授课提纲。
军校所倡导的民主教学，一开始并没有被大多数教员所理解，教学矛盾逐步暴露，出现了“三个不一致”，即：教员讲授的东西与学员要求的东西不一致；教员讲授的内容与学员理解的程度不一致；教员用来说明原理原则的事例与学员作战经验不一致。为此，校长叶剑英带着学员反映的意见，经常深入课堂和训练场，同大家一起研究，组织观摩，相互学习。经过系统总结，把整个民主教学概括为教学准备、教学实施、教学检查三个阶段。即：教员授课前深入调查学员的实际水平，听取学员对所授课目的意见和要求，拟定授课提纲；授课时由若干教员、助教组成教学组的成员全部参加，主讲教员讲完后，其他教员补充，学员可以质疑；定期召开教学检查会和学员代表座谈会，对教材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总结检查，不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军政人才。
北平、天津相继解放后，华北军政大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学府。1948年12月中旬，叶剑英奉命前往北平市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以后，仍兼任校长、政委，对学校的各项重要工作实施领导。军校日常工作则由萧克副校长主持。次年春，萧克也调离，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经过一年的工作，军校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一周年时朱德题词祝贺：“你们开展了很多工作。收集了过去的战争经验，编写了许多教材，训练了一部分教员，教育毕业了一大批学生。这是你们与全体教职员努力的结果。你们的教育方法，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为国防教育打下了新基础。”
1950年9月，为适应全军整编和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华北军政大学改为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华北军政大学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后，200余名教员跟随刘伯承到南京创办军事学院，一部分到北京参加训练总监部的建设工作，大部分军事教育骨干留在石家庄组成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后几经演变，成为现在的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办学的两年多时间里，克服教学器材和物质条件差等困难，甚至在敌机不断空袭的情况下办学，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先后向华北和全国各战场培养、输送各兵种骨干和初、中、高级军政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4.6万余名，培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1000余名，研究和编写教材80余种。作为人民战争的产物，华北军政大学成为新中国军政干部的大学校，为许多学院输送过教学骨干，对促进解放战争进程和军队建设，争取全国胜利早日实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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