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屹视线】
导语
孩子父亲北大78级毕业生，跟我讲述过他在女儿去选择那些不可思议的挑战时，为女儿的担忧、甚至感动。孩子父母都希望她放弃自己的从医梦，因为实在太苦，完全可以拼爹拼妈的女儿，却放弃所谓的“常人求之不得的捷径”，却追随她心所欲的“梦想”。
当她还是美国名校杜克大学的大三学生时， 在写一份研究报告查阅世界医学史资料时，发现了一个不熟悉的英文词汇：Barefoot Doctor， 出于好奇，她即刻进行了延伸信息收集，结果发现，可以关于这个词的资料在西方文献中几乎没有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解释，而这个英文名词背后，却是一个关于上百万、涉及几千万人的故事。
作为一个生在美国的ABC （America 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的华裔），她经常被问到，你来自中国哪里？ 安娜很无奈，无数次重复地告诉对方，我是美国人，我在美国出生长大。
然而，一个青春期之前，与中文、与中国无链接的ABC，在整个大三暑假里，做了一件可以说，填补了医学史上的一个研究项目的空白、完成了几亿她父母一辈的人们，希望完成，却无法实现的夙愿。
安娜到底是谁?
安娜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缘份真是一个圆
安娜的英文名字是 （Anna Quian）她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父母都是华裔，尽管有这样的华裔背景，因为外交官家庭长大的母亲从小也在美国长大，所以安娜家里主要交流的语言为英文， 以至于她没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文，更没有去专门学习中文， 对父母故土家乡的了解，也极其有限。
原本与中文和中国不大交叉的两条双行线，就在安娜上大三时，突然发现的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医学名词，中国的情缘与安娜已经在无心插柳中，紧紧的链接起来。
安娜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美国西南部的凤凰城度过的，大学时，来到了美国北卡罗纳州的杜克大学，在校园里担任学生法律协会主席、活跃积极的她，却常常被同学问：“你是从中国哪个城市来的？” 中文不好的安娜，要用英文告诉对方：“我在美国出生的，我是美国人。”
被问多了， 安娜开始重新问询自己是谁？ 而后来的她，在填补历史空白的工程里，她用中文交流记录的能力，完全来自从上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打磨起来的中文水平。当初大学偶然加进的一个中文课程，并非知晓中文成为她生命中一段重要的研究工具。
因为从小励志要做医生，而名校杜克大学，最著名的学科都是与医学相关的专业，她的专业选择了脑神经学。大学期间，繁重的课业之外，她一直在大学实验室里跟导师工作，写论文研究报告，做资料整理，解剖小动物。
大三因为一篇论文查阅资料的时候，“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的词映入眼帘，这是什么？ 不穿鞋子的医生在中国？ 同时，安娜还发现，非洲和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形，被称为 “乡村医生”， 而关于非洲和印度乡村医生的研究内容、世界学术机构投入与服务内容，信息却很详实丰富，而对中国赤脚医生可以考证的资料，少之可怜。
安娜好奇的问询她的爸爸：“赤脚医生是什么？” 毕业于北大78级学声学物理的爸爸，被女儿突如其来的问题问懵了。 赤脚医生这个历史渊源， 60后之前的几代人，无人不知晓，今天却极少有人再谈论起了。
“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还有中国今天的卫生部部长陈竺都曾经当过赤脚医生，爸爸你知道吗？”
“关于赤脚医生的资料记载，怎么会这么少？ 有谁在研究他们？ 爸爸， 我可以从哪里获得更详细的背景书籍？”
做爸爸的，也许习惯了这个美国长大的女儿较真的劲头，就自己了解的常识，回答了女儿一些问题，但是，他绝对没有料想，后来，女儿把“赤脚医生”的世界，让她自己死磕得无法释怀，最后，安娜毅然决然的付之行动，独自一人去了中国，执意去“对话”曾经百万大军的赤脚医生们！
这是一场一个美国长大的孩子，以自己有限的中文能力，把所有复杂问题，都想得极其简单的使命：她想着，问着，跟着就去做起来。
先从网络上，联系到安娜认为有关的 “陌生”人，说好见面时间、地点，然后就一个人飞到中国，就此失踪， 期间的行程，她不愿意告诉她的父母， 就是不希望被父母“干扰”，她按照美国孩子做事情的思维方式，2014年整个暑假里，投奔到自己设计的规划中，可谓安娜自己的 - 赤脚医生发现之旅的“长征”路上。
小的时候，安娜和兄弟姐妹们跟着父母来过中国，那时由于不便的旅游环境，语言上的障碍，让安娜和兄妹，没有再迫切回到中国的渴望。而这一次，似乎曾经的印象全部飞到九霄云外，安娜怀揣自己的兴奋与期待，去发现一个新大陆。而这一切都和中文有关，与中国有关，与她父母的渊源有关。 这一切一切，真的是缘分啊，所有不相连的情缘，一丝一丝被链接起来。
打开了一段被封存的记忆
杜克大学景色，成立于1838年，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研究型大学，USNews排名美国大学第8位。
在展开安娜的故事之前，不得不提一下安娜母校：杜克大学。
行走中国时，面对大多数年过花甲的近百名老知青们， 安娜就像一个小娃娃。 问到安娜在哪里读书？安娜惊讶的发现：杜克大学，美国这么一所盛名的学府， 却不被了解。
所以，每次需要解释杜克在哪里的时候，安娜会告诉他们：就是现在苹果公司 CEO 的大学母校，更久远一些，就是美国尼克松总统的大学母校。再说到与安娜的理念相吻合的杜克理念， 安娜此行也获得了杜克大学的支持与赞助。
这段安娜自己的赤脚医生“长征路”，令她打开眼界的事件接踵而来。
不得不提到安娜与知青群体联系的过程，如同一个滚雪球，“赤脚医生”是“老”朋友，她是他们的“小”朋友。随着采访的继续，他们的情感愈来愈深厚。
一个朴实的愿望，加之一个朴实的行动，安娜都没有预想，会得到这么多新结识的“老”朋友的支持和厚爱。确确实实，知青赤脚医生们被安娜万里前来的访谈所感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早已被世界忘记的太久了，今天竟然还有人来倾听他们久远的故事？
几次考察采访的联系，安娜仅仅通过邮件自己找来，而且提前根本不知晓当地的情况，也不知晓要见面的陌生人是男士还是女士 （中文名字的特点），甚至对方的真实背景都无法确认，她就是凭着一种美好的向往和完全的信赖。 今天回想这样的莽撞，还是感到不可思议，也让远方的父母们实在后怕。 幸运的是，安娜真的遇见了一位再一位好人。
在山东和江苏山村考察走访时， 安娜常常为找不到厕所而苦恼，“来，我们一般就地挖个坑，就在这里解决好了。”面对这样的“热情”和现实，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西方富足生活环境里的女孩，该是多麽的尴尬和无奈！但她别无选择。
常常，早晨从当地旅馆睡房里起来，安娜经常恐怖的发现自己的身上被蚊虫咬了一片一片， 也许夜里太累， 睡梦中没有醒来，也许这个远道来的孩子，血的味道新鲜，连蚊虫都闻到安娜的与众不同。
安娜也经历了走访赤脚医生曾经生活的地方，午间吃饭时，碗里最上层漂浮着黑压压的一片，而这些黑色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们是飞舞的苍蝇 ......
还有让安娜变成“野蛮”人的几段经历，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一次安娜乘坐着火车从北京去山东平度县农村访谈赤脚医生， 火车抵达潍坊被告知她所要去的村子，必须走出火车站去换长途汽车，抵达好不容易找到的长途汽车站时，安娜惊恐的发现，她所要乘坐的那条长途线已经有好几百人在排队等待。安娜问询之后才知晓，每一天只有二班长途车路过，第一班已经走了，第二班马上发车，但大巴只能载40位乘客。
想到已经约好的采访，想到目的地有十几位老知青从各地赶到那个村等待她，而且只给她今天一天的时间，安娜眼泪都要急出来了。她解释给车站的管理人员，解释给前面排队的人，是否能让一下她上这趟最后一班车，但她的话就跟空气一样，没有任何人理睬她。
车终于来了，大家疯一样涌上去，原有的队伍全部乱了套，因为这是当天最后的机会…..说时迟那时快，安娜奋然不顾周围任何异样的眼光，一步从铁栏跨越过去，冲入拥挤着的人群，奋力捷足先登上一天唯一一辆的大巴。
这是什么举动？不可思议，回忆起来，连安娜都无法想象，从小守规矩的她，从来没有过这样出格的行为。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真的会表现得不是自己了。
许多次，抵达目的地是，安娜是被陌生的“老”朋友，当作要人迎接的，他们会举着事先准备好、写有安娜名字的欢迎牌子或横幅，有时就是一群爷爷奶奶们，像等待孙女一样等待着她的前来的场面。 不知晓，老知青们看到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90后，然后再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会如何感想？
这条赤脚医生发现之旅中的“长征”路上，许多画面，是这样定格的：
有的老知青把自己几十年压存箱底的知青物品，拿出来，给安娜看；
有的老知青把自己曾经使用过的针灸盒，送给安娜收藏；
有的老知青激动的连续数日彻夜不眠；
有的老知青见到安娜泪流满面；
有的早已远离喧闹的社会，却接受了安娜的访谈；
有的谈起50年前的故事，如同昨天历历在目 ......
赤脚医生在当时医疗落后的农村和山区，给许多农民家庭带来了希望。特别女人生孩子，如同徘徊在“鬼门关”这样的历史中，之前产妇或者新生儿的死亡率，不时会有发生。赤脚医生的出现，带给许多母子平安与关爱，这是千家万户农民们非常感激的事情，至今，许多农民和他们的后代，都非常怀念当年这些走进他们家庭里的年轻的赤脚医生们。
安娜与他们的对话中，老知青们娓娓道来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些被访谈者和他们的知青社团友善、热情、和蔼可亲的程度，完全超出了安娜的预料。
也许他们都老了，
也许他们被遗忘得太久了,
也许他们期待得太久了,
也许安娜勾起了被封存的记忆,
也许他们想起已经离世的战友,
也许
也许
许多许多也许
这一切一切，绝对不是当初安娜要做这个口述历史项目时，事先可以预料到的。
征途上的不便，衣食住行上的不惯，想想这些曾经的赤脚医生所经历的艰辛，已经如此微不足道。能对话近百万曾经的赤脚医生中的代表，安娜无比的欣慰，更非常感恩和满足，面对这群比她父母年纪还年长许多的爷爷奶奶眼睛里，安娜时时感受着那份深邃的情义和感动。
她来记录这段历史，是这些爷爷奶奶年龄的老知青，赐予给她无尽的温暖，给予她超越时空与年龄，岁月的洗礼和灵与肉的相撞，让她的《青葱岁月 - 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 》近20完字的文字立体起来。
始于脚下的长征
关于《青葱岁月 - 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作者安娜(Anna Quian)，书里是这样介绍她的：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和东亚研究双学位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
今天，安娜已经考入医学院学习，成为了一个准医生。“是不是这些赤脚医生的事迹，让她最终选择了终生从事治病救人的职业？”安娜被问道，她回答很明确：当然，他们的青葱岁月，对我影响很大。
近100位知青赤脚医生的采访，书里撰写了梁劲泰、王桂珍、冷明、刘兰玉、陈文玉、谭国庆、刘淑兰、麦永基、章大妈、沈小平、翁永凯、张雪珍、张丽华、赵立业、王世华、杨寿成、路受光、郭凯军、杨翠英、蔡超英、杨洪彦、彭群英、袁兆兰、孙立哲等赤脚医生的口述实录。
为了更全方位体现安娜 《青葱岁月 - 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 》的感悟和真实记录，本文选编安娜书中前言里的部分内容，分享如下：
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目前研究领域对赤脚医生的文献非常缺失，特别是在西方，有关此类的研究少之又少。在参考有限的有关赤脚医生的文献基础上，这里较多的采用了2014年夏季我到中国对知青赤脚医生的口头采访记录，凭借他们对历史的亲身回顾进行研究分析，通过他们拥有知青和赤脚医生双重身份的特别体验，体会他们当年接受生活挑战的历史原因和政治期许，赤脚医生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历史时期里的“新生事物”，是一个特殊现象。
中国有一部叫《春苗》的电影，场景是在1965年中国南方的乡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稻田里插秧，她那张被太阳晒的黝黑而憔悴的脸庞，却是一脸笑容，边唱边干活。从她那比旁人慢而生疏的动作可以看出她不是这里真正的壮劳力。突然传来大喊声：快来帮忙，脚被扎破了。这个女孩立刻冲向田头，奔向那个带有红十字的棕色药箱。她也是光着脚，和所有农民一样没有穿鞋，她提起药箱朝病人跑去。大家都称她为“医生”，这也许就是“赤脚医生”的由来。官方把这叫做“办农半医”，也就是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医生。
访谈是用中文进行的，中文不是我的母语，所以他们非常照顾我的语言能力，尽可能清晰地讲述。但引用这些口述历史作为论证材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无法确认当事人口述往事的确切和真实性，从时间久远的考虑他们记忆的准确性也是无法确定的。
做为一个年轻后辈和采访者，虽然无法证实他们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但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真诚，也可以看出他们对那段时光的情感和透彻的记忆，所以我选择了对他们毫无保留的相信和信任。
在北京、上海、山东的知青们为我的访谈还专门组织了座谈会，采访了来自北京，上海，平度、青岛，潍坊，淄博，连云港，还与内蒙古，延边，新疆，陕西，山东，黑龙江等地的知青座谈过。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知青赤脚医生们聚在了一起，共同回忆他们逝去的时光，作为一个倾听者，他们的叙述不但令我不胜嘻嘘，也令我感动并沉思。
当我第一次见到北京知青社团负责人时，他很吃惊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会对他们的历史感兴趣。在我与其他二十几位北京知青的聚会中，他声情并茂地讲到，他们应积极地记录他们的经历，否则没人会记得他们。他热情洋溢的讲话让大家频频点头并赞同。虽然他们有着苦难的经历，却看不到他们的颓废及愤怒，反到是他们对自己以往的经历有一种骄傲感。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已经被人们快要遗忘的这群人，依然我行我素的活在历史的感觉中，你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奇迹。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面对一个外国采访者的态度，没有对上山下乡运动有太多负面的谴责。而我自己的感觉至少他们是真诚的，而且人到暮年，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
其中有一位谈到，她当时拼命要求到边疆去，只是要象他哥哥一样去下乡，不想被落下。还有一个上海知青就凭着一首“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曲激励她去了延边插队落户。
曾是赤脚医生的习近平在一篇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中，对于那段生活的记述，几乎都是正面的。这些做为文革中的知青赤脚医生，他们大多很珍惜他们的经历，认为那不是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除了修理地球之外，他们还参与了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工作。
这些已经习惯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青年，无法适应落后地区的生活方式，也是矛盾加剧的缘由之一，诸如卫生纸，自来水，电及交通。在许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上，知青不得不改变自己，来适应当地的生活，包括天天刷牙，洗漱。有些地方则是残酷的气候，严寒或是酷暑，例如，在内蒙古，冬天气温低到华氏零下50度，夏天又在华氏105度。
而有些地方则是要面对残酷的生物，如吃人的蚊子，蛇，狼。 许多知青生病时，更是无法适应。总之，不是因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就是因为险恶的自然环境，使他们在剧烈的环境变化中，从心灵到身体都受到了难以忘怀的洗礼。
在与一般知青一样的基础上，赤脚医生还有额外的责任。 原则上，赤脚医生是在干农活的基础上，来提供一些医疗护理，也就是半农半医。这就意味着在他们干了一天活之后，在半夜还要出急诊，第二天还要照常下地干活。
自然环境对赤脚医生尤为艰苦，一位刘姓赤脚医生讲到，她常常要独自一人走夜路翻山越岭去看病。她浑身紧张害怕，因为要随时面对狼和蛇的攻击，就在50年后的今天，她依然难以想象，当时一个16岁的小女生是怎么熬过来的。
访谈中的上海知青张姓赤脚医生就是这样，她有了一位朝鲜族妈妈。她去的村子朝鲜族集中的地方，朝鲜族妈妈还给她做韩服。她在访谈时带来了一件给我看，其颜色和质地都非常漂亮，即使今天看起来也显得很昂贵，可见这在文革中是多么奢侈的礼物。
这位朝鲜族妈妈已有几个女儿，在中国这种情况再接纳一个干女儿是很少见的，她认为这是一种被认可、接纳和被融入的证明。 在谈到她这位朝鲜族妈妈的时候，她哭了，因为老人家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很惊讶看到这一幕，通常随着时间与距离的消失，知青与老乡的关系会淡化。她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的衣服和化妆都显示着她所居住的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傲气和习俗，但她却为一位生活在遥远北方边疆的老人去世而流泪，我和其他在坐的人都为她有这种情感而惊叹。
同样是北京的刘姓知青赤脚医生，可以看出她并不是很关心政治，她只是讲她插队当赤脚医生还是一个16岁的女孩时，是怎样在夜里翻山越岭去给农民看病，那种辛苦和恐惧。可最后她的话震惊了我，她说当病人要谢她的时候，她却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毛主席！这一切都是他给的。” 可在她的故事讲述中，一点看不出她有很高的政治倾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谭先生是青岛知青，在他下乡之前，只跟着他的亲戚朋友学了一些简单的医疗技能。当他第一次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另一位乡村医生认为那个病人只是简单的中暑，谭诊断后，认为是脑膜炎。他的坚持得到民兵连长的相信，立刻组织人把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不幸的是，病人第二天死于脑膜炎。他讲到这里，满眼泪水，5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对不能及时地挽救那个病人而遗憾，尽管当时他也没有治疗的条件。后来，他还用针灸治愈了一个当地中医的腹痛。由于这样的经历，他被当地农民开始信任，被称为是“从青岛来的大医生”。
但在我访谈的赤脚医生中却得到不同的结论，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都应用了针灸和草药，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其中几个还有很典型的案例，他们用针灸治愈了瘫痪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许多知青赤脚医生利用当地的资源采集并制作中草药，绝大多数赤脚医生是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西药主要是防御疫苗和消炎药。一些没用草药的地方多半是因为那里没有，象沙漠或草原地区。
我不怀疑赤脚医生是有能力使用西医药品的，象青霉素及疫苗制品，但许多都强调了当时西医药品的稀缺，那些更加偏远的地方几乎就没有西药。偏远农村对赤脚医生的依赖，多半是因为贫困和交通不便，他们通常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医院去看病，有的地方甚至要走几天几夜，西药一片难求是可以理解的。
在延边，张姓赤脚医生只能用铁饭盒在炕（炕，中国北方用泥土盖的床，可用来烧火取暖）边煮水给针具消毒。有的知青赤脚医生还有用一根针给全村小孩打防疫针的经验，因为没有多余的注射针头。除去西药紧缺之外，其价格对于农村的合作医疗也是很贵的。
谭，回忆到，努力辛苦劳动一年，他既下地干活又当赤脚医生，不但挣不到钱，到年底反而会欠队里的钱。因为他有时候还要用那点仅有的收入去买药，并免费给病人。那么用针灸治疗就相对容易并无需额外费用，草药也是可以从周边采集并制成的。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就有一位从没有使用过西药，因为她所在的地方离县医院很近，她只需看一些小病，一些酸痛和中暑之类，用针灸，拔罐，刮痧和草药就可以应付了。
上海知青赤脚医生麦先生，在新疆农垦建设兵团，因为没有电，曾不得不在煤油灯下做手术，他只有在医院6个月的医疗知识培训，就必须独立做阑尾切除和胃切除手术。对于当年一个赤脚医生来说，6个月的培训已经算是很久了， 许多甚至是零经验。即使如此，他的经验在西方国家也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工作很辛苦，他们似乎很少有怨言，不介意工作时间长或是夜间出诊，他们真心地认为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
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我事先没有准备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对行医真的有兴趣。因为在听他们讲述怎样成为赤脚医生的过程中，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很多都是被选择成为赤脚医生的，并非都是他们当初自愿要求去的。
农场赤脚医生的工作非常艰辛：“但我们从来没想过什么回报，觉得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那时精神上都挺快乐的，可现在看起来，当时确实是很苦的。”
几乎所有的被访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一个同感：就是他们对于他们工作的自我满足感。这体现在他们比其他知青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支持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信念，与他们得到老乡的认可和感激，从而感到自己个人价值的体现有关。
辛苦和劳累并不是赤脚医生面对的主要问题，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交叉感染也是经常要遇到的大问题，赤脚医生自己时时处在被感染流行疾病的危险之中。赤脚医生张女士在诊治几起肺结核的病人时，她自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她说她当时并不知道肺结核会传染，自然也就无所顾及。再加上她当时只有16岁，因为无知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病菌的传染只是危险之一，知青赤脚医生还要常常翻山越岭，在漆黑的夜里去看病。刘女士回忆到她在看病的路上经常会遇到狼和蛇。而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冷先生，则要在零下几十度气温下迎着刺骨的寒风去走几天几夜，遇到狼是家常便饭。也许，正是因为年轻，加上一种信念，让他们无所畏惧。
还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治病的成功率。有的接生过几百个孩子，几乎没有任何事故，孙立哲为老乡做过XX次手术，基本没有失手的。张女士和赵先生曾在一个地方做赤脚医生，他们曾诊治了一个脑瘫并长期卧床的孩子，大医院的医生已经放弃了治疗，但他们则坚持每天都去给她针灸按摩，最后，这个孩子竟可以下床走几步路了，而且还能认出这两位赤脚医生。
王桂珍是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之一，毛泽东的6.26指示就是在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上批示的，她说她曾成功地用按摩为心脏病患者止痛救治。麦先生在新疆当过多年的赤脚医生，他接生过上百个孩子，没有任何死婴案例。
我确定不是所有的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令人感动的经历，也有对那个令其人生暗淡的回避态度，也有认为忘掉那个时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就价值而言，赤脚医生有时侯要比那些在只在地里干活的知青更辛苦，又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不但要在夜里出诊，而且第二天还要照样下地干活。青岛知青谭先生说，他常常要走5公里路送血样到最近的医院去化验，然后再要去一次取化验结果。但他挣的工分跟别人一样，有时还要少一些，因为他们出诊不能全工下地干活。
除了挣的那些可怜的几个工分外，赤脚医生没有任何其它收入。事实上，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是很勉强运行的，许多地方连基本的配置和药品都买不起，好几位赤脚医生还记得，每次在他们回城探亲的时候，都是用自己或家里的钱给生产队买药。
虽说他们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回报，但大多数知青赤脚医生都得到过农民和病人的帮助，比如老乡会帮他们干地里的活，有时也请他们到家里，用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这样会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工作也并不都是徒劳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常常会温暖他们年轻的心，支撑着他们走下去。
事实上，被我访谈的赤脚医生，是那些被他们治愈的病人让他们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并体验到他们的价值。
冷先生在内蒙古“插队”了20年，当年赤脚医生在他那个牧区绝对是个苦差事。他是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上山下乡”最久人的之一，但他一脸的淡然，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太多的苦难。
他说至今仍有知青赤脚医生遗留在农村，他能回到北京工作在一所正规的大医院，已经很知足。我想也许正是当年的赤脚医生的经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让他后来一生都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知青赤脚医生们是有些资本来夸耀他们为农村做出的贡献，他们可以一一列举他们诊治过的病人，接生的孩子。赤脚医生则在艰苦体力劳动之余又拥有了一技之能，他们有的至今仍熟知针灸的技法，并说可以为我免费做针灸，那些接过生的知青我相信他们今天依旧可以，不管他们现在是否还是医生。
我有幸亲眼目睹了翁女士在火车救治被开水烫伤的乘客，虽说当时也有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在场，但他却退后了一步，让翁女士来救治病人。翁女士已有很多年没有行医了，可一旦碰到需求的时候，她很自然就出演了一位医生的角色并很快控制了局面，这也许就是她的赤脚医生经验使然。知青作为一个整体通常被称之为“被遗忘的一代人”，但我认为知青赤脚医生自己并没有被自己遗忘。
不管他们来自哪里而后来又走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他们乐于助人的精神，或是说在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也不愿说一个不字。
尾声
起初我是在与安娜的爸爸交流中，无意中听到他女儿这段不可思议的经历，顿然被感动，缘由很简单，我是中国77级、提前两年考入大学的在校高中生，虽然本人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磨练，但是，当年校友许多都是老知青，因为我与他们巨大的年龄差距，大学四年里，他们总是循循善诱的给我做“再教育”回忆。许多知青们的故事，早已深深扎进我的血脉中。
为此，历时三个星期采访记录安娜的故事，又让我沉浸在自己与知青“同桌的你我他”的青春岁月中。也许我的平面文字，无法全面呈现安娜与老知青对话实录的立体画面，然而，此文，自己竭诚还原一份历史口述，同时，我还在触摸着20年自己持续挖掘的主题：关于何谓美国教育的精髓。
曾经采访过的数百位名校生或者留学生，我的笔触始终关注在他们灵魂深处的内涵与磨练，更多的是反思，美国名校教育之路的道与术方面的“道”，而不仅仅落在如何考入名校的“术”的单方面。确实，对于许多人来说，术很重要，因为可以立竿见影；其实真正让人走远的是道，道需要岁月中，一如既往的修行。
安娜的所思-所想-所为，如果她没有那份强烈的激情和无畏；没有那份留给这个世界，要靠自己去打造和奉献的使命感；没有那份淳朴的真诚和行动；她是不可能去卷入这场磨心磨意志的“长征”之旅。
在安娜访谈结束时，老知青们有着一连串的问题：
这些访谈会以什么方式问世？
他们是否可以看到任何结果？
在当时行走中国的时候，作为一个在读本科大学三年级的安娜，并非能驾驭这些问题，包括及他们会对一位来自美国大学生，怎么会来关心中国知青赤脚医生的问题，也感到疑惑。
随着时间的流逝，赤脚医生这个群体逐渐地在老去，作为应该尽快地引起近代史学者们的重视和注意，能聆听这些亲历人的口述，因为也只有他们才能真实地展现那个时代的断面，也因为美国出生长大，杜克大学本科生的安娜：
无心插柳的发现
朴实的激情和不言弃，
还原记录了几亿她的父母前辈们，
也许还没有完成的一段再一段，
历史特定时期的心路历程。
感恩安娜！祝福安娜！
谨此向安娜致敬！
采访完成于美国东海岸 2017年7月盛夏
杜克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安娜
《青葱岁月 - 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 书封面
作者：安娜(Anna Quian)
书完稿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莱姆市
作者为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专业和东亚研究双学位学生
翻译： 金朝
原论文题目：Barefoot Docto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amining Educated Youth Experiences of Politicization and Remembrance
Anna Quian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orth Carolin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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