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报》题写报名。
12月2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简报》第六十五期刊载的一份材料，材料反映部队离职休养干部中担心“三不变”不能落实、希望调整军衔级别等思想问题尚未很好解决，离休干部的住房多数还没有落实。毛泽东批示：“刘、周、邓、彭、贺阅，退毛。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
12月3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整顿院校工作的报告。报告说：长沙政治学校实行面对面的领导，领导干部深入教学第一线，一年有三到六个月参加教学活动，并且以身作则，使学员时时受到好作风的影响。他们依靠群众，大家办校。这是值得所有院校学习的。但是，在全军院校中办得像长沙政治学校这样好的还是少数，多数院校还存在较多的问题，故决定在全军院校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由叶剑英主持。毛泽东阅后批示机要秘书徐业夫：“电话问叶剑英同志：长沙政治学校有无总结性的材料，如有，请他给我一份。”
12月5日 阅薄一波十一月二十六日转报的谢富治十一月十五日报送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批示：“一波同志：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送朱、贺、罗、陈毅、定一、康生、冷西阅后，退一波。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报告说：在该厂揭发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有八种表现：一、弄虚作假，欺骗国家(计划指标“以多报少，大打埋伏”;技术经济定额“假造公式，以低报高”;产品质量“以劣报优，以次顶好”;清仓核资“谎报亏损”;工程计划“先小后大，骗人上马”)。二、损公利厂，不顾整体。三、损人利己，剥削友邻。四、贱买贵卖，唯利是图。五、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六、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布置任务靠奖金;执行任务靠奖金;刺激情绪靠奖金;政治工作靠奖金)。七、科学实验，为名为利。八、胡花滥用，浪费惊人。在报告说“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七日，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
12月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陈毅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李先念、伍修权访问阿尔巴尼亚，廖承志、赵毅敏访问意大利的情况汇报。
12月9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六日给宋任穷的信，批示：“此件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总政的同志们阅读。”刘少奇的信中说：送上河南省委十一月三十日关于集中整训工作队，解决县社两级骨干“四不清”问题的报告，请你看看。从中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一些县社领导干部中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大体情况。实际情况可能比报告中所说还要更多更严重一些。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怎样估计县社两级骨干的情况，才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河南的县社骨干的情况如此，东北各省干部的情况是不是另外一种情况呢?这是值得你们深思的。由于我得到的东北这方面的情况很少，所以我写这封信给你，想引起你们的注意。
12月10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九日送阅的陶铸十二月一日关于在广东花县的一个生产队蹲点情况的报告(陶铸1964年12月1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我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近两个半月，了解到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干部和平演变以及基层组织被篡夺的情况，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我所在的生产队已经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以7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他们同1户上中农、1户富农、4户地主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了相当严重的剥削。这样严重的问题，绝非这个生产队与花县所独有，而是在广东全省以至中南其他各省、区都普遍和大量地存在着。)、十二月六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真正做到搞深搞透的一些意见给刘少奇的信(陶铸1964年12月6日给刘少奇的信中提出：一、要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二、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应以公社、大队为重点，全面彻底地调整这两级的干部，特别是领导核心。三、今后省、地、县各级干部每年都要分别到生产队蹲点1至2个月、2至3个月、4个月。四、必须从经济上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帮助在生活上和生产上确实困难的贫下中农。)。刘少奇提出，陶铸的报告和信“我意可印发不久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毛泽东批示：“可以印发。又，在报告第六页(应为第五页——编者注)上，我批注了几句话，请你看看。”在陶铸报告第五页谈到我们过去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与新特点盲然无知，对阶级斗争中出现的这样严重的情况，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去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作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听见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
12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2月12日 审阅李富春报送的国家计委十二月七日《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长期计划考虑包括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要具体些，但仍是纲领式的;十五年设想主要是战略布局和总的奋斗目标，包括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和四个现代化可能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准备在今冬明春广泛征求地方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的意见。明年一二月份先搞一些反映专题研究的长期计划简报，向中央报送，以使我们及时得到指示。明年三四月份拟定计划纲要，五六月份提交中央讨论。简报的题目，现在想到的主要有十七个(17个题目是：(一)财政收入、支出的分配和基本建设的规模问题;(二)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问题;(三)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四)一、二线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区的后方建设问题;(五)现有企业(主要是一线地区的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综合利用和迁厂问题;(六)技术革命和各行业的技术政策问题;(七)发展农业问题;(八)轻工业和市场问题;(九)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各方面协作，以及和战结合问题;(十)冶金工业的建设问题;(十一)煤、电、油和建筑材料的规划问题;(十二)铁路、公路、航运、邮电的建设问题;(十三)机械工业的规划;(十四)外贸和援外问题;(十五)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试行和推广，包括劳动、工资、奖励制度的改革，劳动力的规划，教育事业的规划;(十六)国家储备问题;(十七)财政体制和计划体制。)。毛泽东阅后批示：“富春同志：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又，十五年计划，此文内未见提及。”十三日，又在彭真十一日送阅的计委这个报告上批示：“已阅。退彭真同志。这个程序问题写得还好。缺点是粗枝大叶，只见几根骨头，没有皮毛血肉。”
同日 阅薄一波十二月十日报送的陈正人十二月四日给他的信和陈正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批示：“送少奇、薄一波同志酌处。同意转发。”毛泽东对陈正人的信和报告写了一些批注。陈正人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泽东批注：“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在信中谈到拖拉机厂的领导同志每星期劳动两个下午处，毛泽东批注：“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信中谈到“目前我所注意的问题，主要放在社教运动方面。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到后一步来研究”。毛泽东批注：“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陈正人的报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对陈正人的信和报告再次批示：“此件太长，似可不发。”
12月13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十二月十一日报送的准备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1964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周恩来说：主席意见，把这个稿子在18日发给人大代表手上。写上：各位代表：送上这个文件，请审阅，提出不同意见，以便修改。周恩来还说：主席看了第一稿，第三稿看了一部分，这次是第四稿，主席看得更仔细，已看到52页了，有些修改。后面的部分，主席看了以后还有东西要加。)。报告共三个部分：(一)调整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二)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三)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报告第一部分中说，“事实上，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还有很多不熟悉的事物”。毛泽东将这句话中的“有一个”改为“有很多个”，“还有很多”改为“还有很多很多”。在这句之后加写：“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在报告第一部分中谈到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处，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还将报告中的“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短的时间，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一句中的“比较短”改为“比较不太长”，“迎头赶上”改为“赶上和超过”;并在这一句话后加写：“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在报告第二部分讲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之后，毛泽东加上“革命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二十九日，审阅《政府工作报告》第三次摘要稿，将“我们已经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句中的“达到或者接近”改为“可以认为是”。并批示：“作了一些修改，即把可能使外国人害怕而又不必要的字句改了一些。”
同日 阅张平化十二月六日给刘少奇的信，批示：“少奇同志：此信很好，似可印发(指印发1964年12月15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请你酌定。”张平化信中说：我在湘潭县良湖公社良湖大队蹲点已经三个月。这次蹲点才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证明了我过去根本不了解基层的情况。良湖大队的情况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六十九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组织要多于三分之一。我们有个想法：宁愿时间长一些，决不降低标准去赶进度。搞好一社是一社，搞好一县是一县。
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当前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解决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会议在十二月下旬形成《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十七条，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批示照发，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4]811号文件印发。会议即准备结束。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停发[64]811号中共中央文件的通知。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上旬开始，中央工作会议继续举行，讨论纪要。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多次讲话。最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修改整理出共有二十三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通称“二十三条”。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5]26号文件印发了这个纪要，印发纪要的通知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12月1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介绍赫鲁晓夫下台及十一月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情况，指出勃列日涅夫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我们应该准备新的斗争。接着，刘少奇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映的一些问题，提出请会议讨论。在刘少奇讲话中，毛泽东多次插话。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一次利用人大开会，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本想开个小会，既然你们都到了，那就大家都来。毛泽东插话说：实际上是中央全会，都到了嘛，而且是扩大的。刘少奇说：陶铸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毛泽东插话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刘少奇说：王任重说要清党，可以不讲清党这个话，恐怕有大批党员要清掉。毛泽东插话说：我是赞成的。我老早讲过，总要搞出几百万。他们不像样子，广大群众反对，这不是共产党员嘛。刘少奇说：有个别地方已经查出黑地来，群众搞了“四清”，就把黑地报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有一个征购问题，现在还没有普遍地查清楚黑地，如果对现在个别地方已报出的黑地进行粮食征购，那报出黑地的是肯定要吃亏的。毛泽东插话说：不能去征。要在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加购一点。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最后，毛泽东说：每天下午三点半要在这里开一次大会，上午开小组会，或者看文件。有话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12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陶铸、李井泉在会上发言。
12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宋任穷、刘澜涛在会上发言。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我们干部来说，是一次重新整风的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组织来说，是一次大清理。把这次革命搞好，搞彻底，才有可能建设一个好的党。西北地区共有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县市，共有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如果把以前夺权的也算上，就占百分之五十。
12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李雪峰在会上发言，他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省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县是否同时搞，可以不作规定，把下面搞清楚后再定。
同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十二日送阅的江华关于第一次蹲点的报告和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整训工作队骨干的情况简报。刘少奇提出这两件可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示：“照发。”江华的报告说：我于十一月二十日来到上虞县梁湖公社华山大队第五生产队蹲点。进村以来，感受最深的是，农村中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实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从梁湖公社的情况来说，已经不止是三分之一的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工作队共同的看法是，这次运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浙江省委的简报说：党内的右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许多同志对于党内和干部中的和平演变、两面政权的严重情况，长期认识不清。思想作风上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要是脱离阶级斗争实际。
同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十二日送阅的中共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召开各工作团政委第一次紧急会议纪要。刘少奇提出此件似可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示：“照办。”纪要说：会议讨论认为：工作队进村以后，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两极分化，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12月1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魏文伯(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谭震林在会上发言。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宣布，从二十日起，工作会议停开几天，再开时再通知。
同日 阅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高扬文十二月八日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阶级斗争带动生产斗争的报告，批示：“要把原本上薄一波同志那些批注印上去。我在原本末尾也批了几句话。”毛泽东批注的话是：“这个报告写得清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有些报告写得太长，结果无人看，或者看一半就丢下了。”高扬文的报告说：在阶级斗争胜利形势带动下，白银公司今年生产斗争的三大任务是生产铜两万吨(国家计划一万六千吨)，精简三千人，上缴利润六千万元(国家计划五千三百万元)，已经在十二月五日完成。他们把两个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做法和经验是：一、阶级斗争是核心，首先必须把阶级斗争的仗打好。二、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生产斗争。三、在生产斗争中也要敢于革命，彻底革命。四、以不断革命精神，组织生产高潮。五、经常用阶级斗争胜利的实例，向广大职工进行活的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六、充分发挥老工人的作用和技术人员的作用。七、在革命运动中，培养三八作风，坚持干部参加劳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
12月2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少数省委第一书记，共三十一人。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整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讲分子。干部里面无非是左、中、右。我相信，右的，特别坏的，总是只占一部分;左的也很少;中间派有人讲问题不那么很多，但是沾了一点，坏事也做了一点，要把这一部分人拉过来。划地富的结果，户数不要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要不超过百分之十左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是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问题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但是现在正是有劲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一盆冷水下去，我又怕泼冷水。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再搞五个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退赔，实在拿不出来的，宽大处理算啦。会议讨论主要矛盾如何提法时，陶铸说：我同意城市、农村是“四不清”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矛盾的意见。李雪峰说：主要矛盾除严重的“四不清”干部以外，还包括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毛泽东说：严重“四不清”干部，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刘少奇问，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四句是：“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见杜甫《前出塞》九首之六。)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说：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
同日 同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今天二版关于设计讨论的四篇小文章全看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四篇小文章，指《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关于“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的讨论》专栏第6期登出的4篇短文：《带着党的政策下现场》、《走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放下“施工指导”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不能把工厂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编者按指《人民日报》的编后，题目是《根本问题在哪里?》。)大白菜也上了头条(指刊登在1964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的《卖菜札记》和短评《领导还是被领导?》。)，很好。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内容，要学习。
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现在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2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陈伯达、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谈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当前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
12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会见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团长、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等，并观看古巴芭蕾舞团的演出。
12月24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未定稿。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国家的作家，刘少奇、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比如文学、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历史遗产要接受，但是要批判地接受。客人们提出希望毛泽东能给亚非作家说几句话，毛泽东说：团结起来，击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我的话就是这么一句，没有更多的话。
同日 晚上，审阅陈伯达本日晚十时报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未定稿，十二月二十四日，二稿)，共十六条，毛泽东阅后于晚十一时批示：“照办。”他对第一条中的“在上面的，有中央、省、地、县、区、社的那些反对和不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句话作了修改，删去“和不”两个字。随后，陈伯达将这个文件由十六条增至十七条(十六条是：一、运动性质;二、统一提法;三、工作方法;四、抓全面;五、时间;六、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七、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配合;八、工作队的成员;九、集团问题;十、给出路;十一、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十二、生产队规模;十三、基层干部任期;十四、监督问题;十五、四大民主;十六、工作态度。陈伯达增加的第十七条是：“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报送毛泽东审阅。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标题下括号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所署日期改为“十二月二十七日”，批示“照发”。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印发这个纪要，发至县团级以上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队党委。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停发纪要的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12月25日 阅罗瑞卿十二月二十四日送阅的香港《新闻天地》刊载的《核子劫后生机未灭》一文。该文说：就科学家理论上而言，核子爆炸后的地区，因大量辐射尘的浸染，将寸草不生，动物灭绝。最近美国科学家一行，回到六年来被封锁的美国原子弹试验“靶场”——西太平洋的比基尼岛和恩利威吐克环礁时，却见杂花生树，好鸟飞鸣，鼠跳鱼跃，海藻漂浮，而莫不惊叹大自然在劫后复苏的伟大活力了。毛泽东批示：“已阅。退罗瑞卿同志。”并指示罗瑞卿，此文可作为参考资料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和全国人大代表看看。
12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阿尔及利亚民兵代表团，罗瑞卿、彭绍辉(彭绍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在座。毛泽东说：非洲经常被人瞧不起，亚洲也一样，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崇拜外国，叫做亲美、崇美、恐美。现在，我们通过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亲美变成了轻美，崇美变成了反美，恐美变成了把美国当成了纸老虎。你们要吸取中国的教训。要记住这一条，太平洋不太平。你们是地中海国家，你们那里有个第六舰队，我们这里有个第七舰队。美国人整我们，也整你们。
同日 毛泽东生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邀请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委负责人、劳动模范、科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聚会，共进晚餐。毛泽东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有工人，有农民，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毛泽东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12月2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纪要。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先后发言。陈伯达发言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表达主席的思想，具体部署没有写上。根据主席的指示，将矛盾的性质加以说明。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把大家意见加以总结，说“四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会上有同志提出只写主要矛盾好不好?主席指出还是写上几种，便于比较。当陈伯达谈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发言谈到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过去封建王朝三年一轮换时，毛泽东插话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同日 同李井泉谈话，就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性质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并对李井泉不善于听取同志意见，致使有些同志对他有意见不敢讲，怕他，而使西南局工作相对较弱的情况，提出批评。
12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纪要。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行不行?第一条，性质问题。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还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大家都觉得，第三种提法比较妥当，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外，就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错了，你也得听下去，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工作态度，不要使人怕。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我只讲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头一条性质问题，一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在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八十五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末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人家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合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毛泽东在会前要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内有《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会场，发言时当众读了党章和宪法中的有关条文。)
12月29日 写信给田家英：“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毛泽东根据自己的记忆，笔录了《三垂冈》(《三垂冈》诗为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诗如下：“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12月31日 阅陈伯达十二月三十日报送的他同余秋里(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石油工业部部长。)关于工业设计问题谈话的记录，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副总理各同志看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新年联欢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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