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备荒、为人民”，是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推动三线建设大战略时提出的响亮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口号，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在人民解放军中更是人人皆知并以此为己任。无论是在大喇叭里，还是在遍布城乡的标语里，到处都能听到或看到这七个字。这七个字的口号，在当时是人们引用最多、叫得最响的毛泽东话语中的一句。那么，这句口号是何时提出的?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经过呢?
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被周恩来概括出来
“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口号的提出，与1965年前后中共中央主持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事有着密切的关系。
进入1964年以后，毛泽东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有了一些新的考虑。当时，中国周边形势日趋严峻，他大大加强了对备战问题的考虑和重视，强调要加强三线建设。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三五”计划对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当余汇报到“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时，毛泽东指出，必须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考虑。他说：
“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一千个亿，搞个八百亿、九百亿。一九七○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粮食四千八百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一千六百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
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说：
“主席提出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想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周恩来把毛泽东思考的三个重点，用一句简明的话表达了出来，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最初的由来。
周恩来的概括，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从现有文献看，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复信，正式提到了这个口号。
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问题，“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这件事，意在提醒中央和地方的同志要“持久地认真地实行”。他强调说：
“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的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
1967年4月，“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作为“毛主席语录”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公开发表，很快就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连在一起使用，成为一段时间内中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一个总的概括。
1969年，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一位渔民，拿着苏联边防军向中国领土射击的炮弹皮，声讨苏联罪行
紧张备战的原因：60年代中国周边战争阴云密布
毛泽东在第一位考虑老百姓的前提下，为何要把备战摆在如此突出的位置，大力推动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那是因为当时中国周边战争阴云密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得不对此形势做出战略选择。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经历过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此时急需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配合国内调整。然而，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不仅没有稳定下来，反而越发跌宕起伏、杀机四伏。未雨绸缪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时刻关注着这些外部挑战，思索着诸多问题背后的关联、本质和走向，思索着应对的措施，为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日夜操劳着。三线建设的决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做出的。
这一系列外部挑战，可以从1962年中印边界爆发的那场短暂冲突谈起。1962年10月17日，2万多名印度军人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当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会议，果断决定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央军委随即下达关于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反击。
这场自卫反击战历时一个月，前后包括两个阶段：1962年10月20日至29日是第一阶段，11月16日至21日是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开始后，中国边防军在东、西两线的作战都迅速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边防军的英勇反击下，印军随后发起的进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通过两个阶段的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东线全部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在西线全部肃清了印军的入侵据点，全线推进到中印传统习惯边界中国一侧距边界20公里处，取得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的彻底胜利。
虽然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为了维护中印关系大局，保持外交斗争的主动，11月2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到1963年2月28日，中国全部完成边防部队后撤计划和建立民政检查站的部署。此举向世界表明了“谁爱好和平，谁要战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战略上的主动权。这一反击作战，挫败了一些扩张主义者的反华阴谋。
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是在中方长期忍让却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做出的有力回应。自1959年开始，印度方面便不断挑起边界争端，其背后有着很复杂的国际背景，同国外反华势力一直以来图谋插手中国西藏内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印度右翼势力对华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策略。中国军队胜利后主动撤退，此事却余波未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极力歪曲事实经过，指责中国政府。中印之间发生的这场军事冲突随后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中印边界冲突之后，中美、中苏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极为复杂的变化。不久，中苏论战也拉开了序幕。
中苏关系恶化导致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愈加频繁的中苏边境事件，则更加引发了中方的担忧，进而恶化了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
在新疆，自1960年起苏联方面就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从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起，中苏边境地区便不安宁了。据有关统计数字，从这时起到1964年10月，共发生1000余起边境纠纷。1962年3月至5月间，在新疆伊宁、霍城、塔城等地区出现了6万多居民在苏方策动下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1962年中印发生的边界战争，令本已风雨飘摇的中苏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中苏矛盾的不断激化，特别是边境纠纷的愈演愈烈，使中共中央逐步认识到一旦在其他战略方向上发生战争，苏联已经不能作为中国稳固的战略后方了。1964年4月9日，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向毛泽东报送了在新疆防范苏联军队进攻的备战方案，正是这一深层忧虑的体现。中国当时面临着多面受敌的险恶处境。于是，毛泽东开始思索调整战略部署、加强战略后方这一更深层次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可以说，中印、中苏关系的恶化成为随后中国重新调整战略后方部署、推动三线建设、加紧备战的重要原因。
可是，纵然当时的中印、中苏关系已经陷入很困难的境地，甚至在边界发生了局部军事冲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却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认为中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仍然是美国。特别是越南战争的扩大化，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直接促使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决心全面开展三线建设。
1964年“北部湾事件”发生以前，美国曾经不断增兵进驻南越，这已经引起毛泽东的担忧。美方一度把不越过北纬17°线作为避免与中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红线来遵守。然而1964年8月5日“北部湾事件”发生以后，事情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美国直接越过北纬17°线对北越实行大规模轰炸，越南战事严重升级。1965年3月，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随时准备进犯北越。美国军用飞机不断入侵中国海南岛、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发射导弹，打死打伤边防战士，露骨地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北部湾事件”是越南战争的重大分水岭。
美国国会于1964年8月7日通过北部湾决议案，授权总统以他的判断动用包含武装力量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应付此事件。这事实上给予了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不经宣战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权力，于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参与程度无可避免地不断攀升。
美方不断挑战中方战略底线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局势发生的变化，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对有可能爆发的战争进行准备。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任务。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毛泽东说：
“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新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由此拉开大幕。
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
三线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西南、西北地区(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大三线”建设是重中之重。
为了全面推进三线建设，国务院进行了明确分工：三线建设新扩建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一、二线向三线地区迁移的重要工厂，由国家建委负责;为三线建设提供原料、设备，由国家经委负责。在此基础上，1964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支援和检查小组，负责从总体上组织、统筹、督促、检查三线建设项目进展情况。
1965年3月、1966年1月、1966年3月，中共中央相继批准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分别由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担任委员会主任。
在各大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之下，各省、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的三线建设领导小组，负责人均为当地主要领导同志。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力、分工明确的三线领导机构，对于有效调动各方资源，全力推动三线建设开展，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随着调研、勘探、选址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三线建设的重点不断突出，分别包括：建设攀枝花、六盘水、酒泉三个钢铁工业基地;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重点建设成昆、贵昆、川黔三条铁路线;建设三线动力系统等。
从1964年启动到1965年，短短两年时间不到，三线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就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300多项。
1966年4月17日，余秋里在向中央的汇报提纲里，详细介绍了三线建设开展头两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重要进展。其中说：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
攀枝花铁矿，1968年可以基本建成年产650万吨矿石的生产能力，甘肃酒泉镜铁山铁矿，1968年可以建成年产350万吨矿石的生产能力。
贵州六枝、盘县、水城三大煤矿区，原计划在1970年达到770万吨的生产能力，1968年可能达到这个水平。
冶金工业在大三线配合国防工业的项目，除遵义薄板厂以外，1968年都可以建成或者基本建成。
刘家峡水电站，原定在1970年安装的第一台22万5千千瓦的机组，1968年就可以安装起来。
……
报告令人振奋地汇报进度：“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其中，钢、棉纱、石油、棉花，1967年就可以达到或超过1970年的计划指标;煤炭、发电量、有色金属、机床、化肥、粮食等1968年可以完成1970年的计划指标。
报告肯定地说：从现在的情况看，三年的时间完成原定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三线建设在头两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三五”计划在三年内完成，这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充分显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影响深远。累计2000多亿元的投资，上千万的劳动大军，波及13个省份，长达16年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跨度，总计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特别是三线建设强调对工业体系的投资，为后来西部地区的发展，乃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都打下了坚实基础。
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些成绩：
三线建设过程中，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以及一些支线和专用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建成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芙蓉，陕西韩城、铜川，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煤矿区，新增原煤开采能力达11211万吨;建成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火电站68座;新建攀枝花等钢铁工业企业984个，有色金属工业企业945个;等等，不胜枚举。
西昌、攀枝花属于大凉山彝族地区，费孝通1991年到那里考察后，感慨地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中西部地区初步建成了相当规模、门类齐全、产研结合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这样一个巩固的战略大后方，为国家长远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对中华民族的长久繁荣发展而言，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壮举。
三线建设还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千千万万的三线建设者，他们的感人事迹汇流成河，印证了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顽强精神，值得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缅怀和继承。广大三线建设职工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把三线建设看作神圣的事业，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全力以赴。只要一声令下，家可以撇下，背上背包，立即奔向党所指定的地方。行动之快，不亚于军队接受战斗命令。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都不退缩、不逃避，迎着困难上，充分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自美国1961年派兵进驻南越开始，他就已经在密切关注对手的动向了。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做出的很多预见都是极其准确到位的。例如，1963年8月29日，他就指出：“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他做出预言仅一个多月后，即1963年10月初，肯尼迪决定推翻吴庭艳政权。11月初，吴庭艳兄弟二人在政变中被杀。再比如，毛泽东最早在中央决策层面强调三线重要性的时间点是1964年5月，而越战的转折点——“北部湾事件”是当年8月。这三个月的提前量，为备战争取了极为宝贵的时间，同时充分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极其准确的。他当时已经准确估计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了。没有这样的战略判断以及随后备战的努力，其后果不堪设想。
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加强备战、推动三线建设的决策，不是一时之举，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与事实根据的。人们不能简单地用事后战争并没有发生这一结果，来责备前人做出的决策。
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其往往事与愿违，在某种程度上，准备打恰恰是为了不打，只有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才能争取最好的结果。
关于这个道理，1963年9月，毛泽东在有关部门送审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其中说道：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1965年6月，毛泽东还说过：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
反观之，如果我们在那种紧张环境下不去积极备战，而是坐等局势好转，恐怕谁都不能保证当时已然密布重重的战争阴云真的会烟消云散。
正像“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所要表达的那样，备战从根本上还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康福祉。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决策者，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决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必须具备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手做准备。虽然后来战争并没有发生，但这种充分的准备无疑是必须做出的选择和努力。这是三线建设决策留给后人的一条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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