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到底是谁在搞浮夸风？事实必将还毛主席一个清白。
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他亲自弯下身子去数了一下稻棵，并且问乡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 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
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么? 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1958年10月8日，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视察天津专区霸县胜芳公社的丰产稻田，高兴的站在丰产田密集的稻子上合影。
亩产11万斤的稻田，人可以站在稻子上。
新闻照片：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批示：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每亩能收三百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二百斤增长百分之五十，何况还有三百五十到四百斤的希望。（《毛泽东年谱》）
我们来看看毛主席是怎样调查研究的：
摄影师舒世俊回忆，在列车上的省、地、县和生产队长会议上，干部们的说法五花八门。
毛泽东很不高兴。他突然问地方官员：“你们信不信上帝？”大家只是鸦雀无声地呆坐着，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不信，我信！”干部们惊呆了，没人吱声。毛泽东说：“上帝是谁？他就是老百姓，是人民！你们把上帝惹翻了，非垮台不行！”
1959年4月29日 ，毛主席写了《党内通信》，要求下发至省、地、县、社、队、小队。
发表《党内通信》的背景
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工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设书记处，推荐邓小平为zong书记。（此职位邓从1956-1966担任了10年）
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对南斯拉夫代表说：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建国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9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1952年7月调中央任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1956年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zong书记。
从1958年起，毛泽东逐渐发现了干部中存在严重的问题：共产风、说假话、浮夸风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
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毛泽东对当时的浮夸风等问题忧心忡忡，但是他的意见无法通过宣传正常渠道让广大干部百姓听到。他不得不一个月内四次以《党内通信》的名义把自己的意见下发，明确提出反对刮共产风，要求尊重价值法则，尤其是反对浮夸风造假。
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毛泽东直接跨了六级要求一直下发到村民小队，希望他们能听到自己意见。后来发现这封信，很多地区并没有下发。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圾、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觉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 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后记：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彭德怀指责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逼毛主席认错。毛主席承担了所有责任。
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58年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超过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
李锐到处造谣说：“大跃进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经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有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科学家的文章才相信的，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李锐造谣的目的，就是为了抹黑毛主席，嫁祸钱学森。
1980年，邓小平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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