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63年2月)

 

    2月2日 回到北京。

 

    2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从明天起先开小会。

 

    2月6日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增产节约、精简、劳动工资和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等问题，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

 

    2月6日 审阅修改陈伯达二月三日报送的《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一文，将文章的标题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在引言部分“要提一下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的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一篇”。

 

    同日 向陈伯达推荐《内部参考》刊登的波兰刊物上的一篇介绍古巴对苏古分歧的看法的文章，写批语：“古巴的看法是正确的，值得一看。”文章指出：古巴认为目前世界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革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对帝国主义说来，冲突的主要地区和攻击目标不是早已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是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苏联强调用和平经济竞赛战胜帝国主义，而古巴认为殖民地解放和革命将带来帝国主义的灭亡，对帝国主义不能执行退让政策。

 

    同日 批示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一月二十七日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的报告《当前西欧党内左派力量的情况》（这个报告说：最近西方舆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后对国际共运形势的评论有一点颇为值得重视，即认为赫鲁晓夫拥有的“多数”已成问题。报告引述洛桑报的评论：“中共在同苏联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不是那么孤立”，而是“这一集团还要加强”，亚洲的党大多数“已表明爱好谁”，古巴“无疑已采取了支援北京的立场”，认为赫鲁晓夫最愕然的是“他竟然在东德也发现毛的拥护者”。）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2月9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2月11日28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全面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关于粮食工作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规定；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会议还讨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2月15日 阅张平化二月十四日报送的中共湖南省委二月八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共湖南省委的这个报告说：湖南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严重的，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影响之下，已经变质或正在演变。湖南起初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单干风上面，没有彻底揭露各种“牛鬼蛇神”的面目，因此没有能教育干部和解决干部本身的问题。去年12月下旬对全省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上面，强调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鉴于这次运动的特点是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运动中坚持了从上而下、先内后外的原则，先教育干部，后教育群众，先解决内部问题，后解决外部问题。我们突出地抓住了训练干部这个最重要的环节，干部的问题解决不好，到群众中去就一定会搞乱。在群众中开展运动，强调由点到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运动中，串连组织贫农，树立贫农优势，组织好阶级队伍。一个多月的运动，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打退了敌人的气焰，遏止了黑风，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当前生产。），批示：“湖南报告很好，印发会议同志研究。河北的经验也很值得介绍，请河北省委同志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写一个不长的报告，印给会议同志们看。”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一行，刘少奇、彭真、贺龙等参加。毛泽东说：你们在东南亚站住了脚，我们感到很高兴。你们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发展，希望你们继续巩固、继续发展。你们是王国，尼泊尔、阿富汗也是王国，同我们都是友好的。总统制国家也有些是帝国主义国家、反动派当权的国家。所以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实质。毛泽东还提醒西哈努克要警惕颠覆和暗害活动。

 

    同日 审阅修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稿的引言部分，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十六日，再次审阅这篇文章的引言和第二部分，将第二部分的标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三次大论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并批示陈伯达：“有了一点修改。第二章的题目都换了，你看如何？再打清样送我看。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

 

    2月17日 审阅中共中央本日《关于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等材料和反修正主义文章的通知》（这个通知说：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由《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和1963年1月16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致词，苏联《真理报》1963年1月7日和2月10日的编辑部文章，以及法共、意共某些同志攻击我党的一些有关的材料。对于赫鲁晓夫的两篇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文章中的突出的错误论点，将用黑体字排印，以引起读者注意。我们暂时还不发表文章直接回答赫鲁晓夫和《真理报》，而是用发表他们的文章并把其中某些地方排印黑体字，和发表批评法共、意共的文章等方法，不指名地予以反击。至于何时直接地、指名地回答赫鲁晓夫和《真理报》，还要看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定。），批示杨尚昆即办。

 

    2月18日 上午，审阅修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稿第八部分。针对苏共不在苏联的报刊登载和不在电台广播中国答辩文章的情况，加写一段话，其中说：“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改后批示：“请伯达阅后，加以斟酌，再打清样送我看。”在十八日下午陈伯达送审的按毛泽东的修改打印的第八部分的清样上，毛泽东将这一部分的标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963年2月18日，邓小平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说：“刚才同伯达、康生在主席处谈伯达主稿的长文，他说要我们一块谈一次，定稿。发表时间原定二十五日，可能推迟两天。请你们先看看。谈的时候快一些，争取三次（每次三时半）谈完。”）二十日，审阅陈伯达十九日晚送审的这篇文章的引言和第八部分的清样。陈伯达送审时注明：“根据您的指示，第一部分加了一些话，第八部分加了两千多字。”毛泽东阅后批示，指出：“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这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三期、第四期和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至四日《人民日报》，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2月19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张国华（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关于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作战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当张国华讲到这次作战对参战部队也是最实际的一次考验时，毛泽东说：特别是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是一到就打。一三○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也是在路上做动员工作的，一到就打，很仓促。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开头谁想打呀？没有想打嘛。你十号走，二十号打仗，从动身到打仗，中间只有十天。我也来不及见你。当张国华讲到印军营以上的指挥员在战斗中没有起到作用时，毛泽东说：我们要注意，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总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总是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的同志，省委的同志，中央的同志，你们要准备打仗。当张国华讲到我们这次打的是军事仗，更是打的政治仗时，毛泽东说：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当张国华讲到这次打近战多时，毛泽东说：所以，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信当了面打近战、夜战我搞你不赢。当张国华讲到部队情绪高是因为中央后发制人的方针激发了部队的士气，普遍憋了一口气时，毛泽东说：最基本的原因你还没有讲到。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第二，就是你所讲的，三年以来，憋了一口气。当张国华讲到这次战斗中西藏人民表现很好时，毛泽东说：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现在得到解放了，因为他们是无产者半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的劳动人民是用同志的态度。当张国华讲到集中优势兵力时，毛泽东说：还是老话，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如果是围城就要十倍兵力，如果是野战就要五倍兵力，在具体的战术动作上就不止了，就要占绝对优势。当张国华讲到印军最怕侧后迂回时，毛泽东说：这不仅是印军，从古以来，哪一个军队都最怕这一手。张国华讲完后，毛泽东说：他还没有讲那个西段，西段很艰苦，那是多少公尺深的雪，这么困难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要在我们全党、我们全军，在人民中间，讲这个经验。

 

    2月20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二月十七日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说：在1962年10月省委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各县三级干部会议后，就在全省向广大农民群众传达讲解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修正草案，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形势、任务的讲话，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取得很好的效果。现在整风整社已进入第二阶段，普遍学习、贯彻“六十条”，抓四清（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估计全省整风整社运动在3月底或4月初可告一段落。这次运动的基本做法是：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十中全会的3个文件；各级党委书记带头深入社队，亲自开讲；先上后下，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层层发动，步步深入，搞好试点，取得经验，指导一般。），批示：“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请各同志连同湖南那个报告（已印），一起加以研究。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河北省委这个报告、湖南省委二月八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一下发。

 

    2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刘少奇、叶季壮等在座。毛泽东称赞古巴人民是好同志、好朋友、好人民，古巴党是好的党，古巴有好的领导者。关于中古两国的贸易，毛泽东说：再过几年情况会好一些，贸易会更多一些。我们两个国家差不多，是穷国，工业不发达，地下矿藏未开发。我们建国已经十三年了，经验还很缺乏，现在正在总结经验，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经验，可以给人家参考，你们也有经验，可以互相参考，互相交流。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离美国又远，人家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不足为奇。古巴国家小，只有几百万人口，离美国又那么近，但是革命胜利了，还站住了，所以人们很注意。有些拉丁美洲的人来中国研究革命经验，我劝他们先去古巴，先去研究古巴的经验。中国的斗争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长，从一九二七年起到一九四九年共用了二十二年。毛泽东还说，美国的手伸得很长，在中国周围建立了军事基地。现在我们的仗还未打完，台湾尚未解放。

 

    2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二十二日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交来的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来信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要召开国际会议，为了筹备国际会议，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毛泽东在会上说，这个事情不宜迟，我马上要见契尔沃年科。会议后，立即会见契尔沃年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伍修权参加。毛泽东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中央给我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们还有些意见，但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有一点不满意的，就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东德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现在有四十三个党公开骂我们，当然所有的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们赞成休战。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这就是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在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最近，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党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我看不会。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你们的信中说：“我们两党有义务找到摆脱目前状况的出路，勇敢而坚定地去扫除妨碍我们友好的东西。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而且应该走的唯一道路。”这很好，我完全赞成。这个是文件，还要看怎样做。我们现在来好好地团结起来，好好地把分歧问题来解决一下，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拖一拖，把现在这一种僵局搞活跃一点。我们准备在回答法共攻击我们的文章之后，再回答意共和美共的文章。然后就暂时不发表文章了。关于两党会谈的时间、地点、方式，毛泽东说：听说赫鲁晓夫同志要到柬埔寨访问，能不能就便在去之前或者回来路过北京，我们当面谈一谈。如果不然，我们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会谈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像一九六○年莫斯科两党会谈那样，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后来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经过中苏两党协商才达成协议。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先由中苏两党会谈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将方案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两种方式都可以，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你是不是还要我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现在不准备去。

 

    2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2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问题、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三个问题。当刘少奇讲到这次斗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时，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当刘少奇讲到我们对修正主义的策略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了一气之后，写信来又要开会。当刘少奇讲到不是以让步求团结时，毛泽东说：但是某些让步恐怕还是要作，比如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那个时候我们所作的让步。当刘少奇讲到所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际上只是对左派或者可能接受马列主义立场的人才是可能的时，毛泽东说：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承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说，而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学说，否认阶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三无世界，首先是无阶级，“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军队。刘少奇说：现在就有人提出来同赫鲁晓夫立即分裂，认为分裂有利，并且举列宁的例子，说列宁是坚决要求跟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和决裂的。毛泽东说：那是后头，开头不是，经过很长一个时间。当刘少奇讲到如果赫鲁晓夫把分裂强加在我们头上，我看也没有什么时，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办法呀？我看中苏长期分裂不可能，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当刘少奇讲到我们不怕分裂时，毛泽东说：我们讲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当刘少奇讲到我们准备写五六个小册子系统阐述我们的观点时，毛泽东说：都可以出。哲学问题需要写本小册子，经济学也需要写，但是经济学比较难一点，我们经验不够。当刘少奇讲到我们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国家和军事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当刘少奇讲到就是有可能，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时，毛泽东说：根据十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来看，也有可能使我们大多数干部了解，使他们跟群众结合，首先是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就有可能团结上中农，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当刘少奇讲到今后我们大概五年要进行一次群众性的整党，例如我们现在要进行的“五反”一样时，毛泽东说：五年搞一次，太长了不好。

 

    2月2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各省农村工作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讲就要备课，对自己也是提高，要提问题讨论，要解答。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第一步找贫下中农开会，然后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我们现在究竟怀的是什么孕？当有同志提出现在严重的问题在于党的建设时，毛泽东说：要重新整党。有的党员开会不到，什么作用不起，意志衰退，他起不了模范作用那就请他不要做党员了。要加强党的经常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整党建党要抓，要当作大事情搞。毛泽东还说：党代会明年开好。我们的工作到明年会做得更好一些，粮食也多一些，国际形势也会好一些。今年在于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亿斤。要把粮、棉、油抓好。今年夏天再把农业纲要四十条议一议。下次会在七月半或七月下旬开，在这期间不再找你们了。

 

    2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平行作业，邓小平、陈伯达、康生，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在邓小平介绍会议要通过的文件后，毛泽东讲话。他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让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去串连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各大区的党委、省委、地委、县委要注意去争取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就是贫下中农。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于我们没有进行教育，没有教材，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要多少时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则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牛鬼蛇神打下去。毛泽东最后强调：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工作，工业、农业、文教、“五反”、统一战线、精简等各方面的工作很紧张，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毛泽东还在会上念了各国通讯社对《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多列士，当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等同志》的反映材料。他说：《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