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 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下午，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说，湖北计划今年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说：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你们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你们是不是去向群众宣讲过两个十条?你应当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毛泽东还问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指出要少开会，少发文件，少要表格。谈到粮食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村人均留粮标准，是不是要有个杠杠;生产队粮食分配，要有基本口粮。
同日 林克打电话告诉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最近对国际方面的问题比较注意，希望每天能把这方面的文件、资料送来。
4月3日 苏共中央在《真理报》发表苏斯洛夫在二月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和二月全会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在公布这两个文件的同时，《真理报》发表一篇社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的重大步骤。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将上述三个文件全文转载。
4月5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中共湖北荆州地委第一书记王玉珍、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谈话，王任重参加。姜一汇报黄冈专区有一千八百多个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大队。毛泽东问：这些大队的生产好不好，为什么这些大队不肯改为生产队核算。姜一回答：这些大队，原来生产都搞得比较好，有一个好的支部书记和领导核心，水利建设搞得比较好，公共积累也比较多，所以这些大队的群众不赞成改为生产队核算。毛泽东指出：将来所有的公社，都要走这个方向。王任重说：去年麻城有一部分队由生产队核算又改为大队核算，被省委通报制止了。毛泽东说：只要群众真正赞成，不要勉强制止。
4月6日 阅陈毅四月四日报送的外交部党委关于机关干部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情况的报告，批示：“退陈毅同志。此件已阅。这样做很好。不知我各驻外使馆，亦有理论学习否?”报告说：外交部机关从一九六三年三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的一年中，举办了五期十七级以上干部轮训班和两期十八级以下干部小轮训，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以及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经过学习，理论水平、政策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收获很大。
4月8日 批示林克：“日本代表团，何日经武汉去越南?我想同他们在武昌谈一次话。再问明白为要。”
4月9日 阅罗瑞卿三月十五日报送的关于新疆地区备战方案的报告。报告说：在新疆地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确在加紧制造边境紧张局势，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做好应对其进攻的一切必要准备。关于备战方针：根据主席指示，新疆地区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一是经济问题，二是政治问题。只要把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再加政治上挂了帅，依靠劳动人民群众，新疆地区就更加巩固了。这是防止和战胜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发动武装进攻和进行颠覆活动的根本保证。在军事方面，我们必须贯彻积极防御、后发制人、准备持久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批示：“退罗瑞卿同志，照办。”
4月10日 下午，在武昌再次会见由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王任重、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看了苏联的材料(指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1964年二月全会上作的《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和二月全会通过的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决议。)吗?没有新的东西。我们只批评赫鲁晓夫一个人，他批评了我们七八个人。有我，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还有刘宁一、刘长胜、陶铸和陈毅等同志。他这一炮放得不响。他还要采取“集体措施”，还要开会。我们准备起草一个提纲，在中苏两党会谈中提出来，准备作为世界共产党会议的一个决议草案。单靠我们一个党是不行的，如果有日本、印尼、朝鲜、越南等党参加起草就比较好。公开论战首先是对国内的党有好处，使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员和干部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共产主义;其次是国际上的。要感谢赫鲁晓夫去年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这使我们好办了。在七月十四日以前，我们也不好公开批评他们，只能指桑骂槐。公开论战是他们自己挑起的，现在他们又很害怕公开论战。我们敢于发表他们的文件，他们则不敢。对他们四月三日发表的苏斯洛夫的报告，我们要发表，要替他们广播。至于国际会议，我看几年之内开不成。开分裂的会，还不如不开。维持表面上的关系，比在表面上搞破裂要好得多。一九六二年八月，我们讨论了党的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十中全会，发表了全会的公报。那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国际问题上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有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看中国不能尽看好的，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这是次要的一面，但不可忽视。
同日 下午，离开武昌，次日晨到达长沙，住蓉园。王任重同行。
4月13日 下午，在长沙蓉园召集邓小平、康生、王任重、张平化、吴冷西开会。毛泽东说：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这个贺电稿是在北京起草的，比较长，其中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和争论问题。)要修改。这个贺电应该争取在苏联发表，使他能够发表。要使右派看了，也感到我们不是不愿意团结的。如果他登，就打乱了他的计划，不登也就输理，这是又团结又斗争。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右派，赫鲁晓夫还是比极右派好一点。贺电写的内容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问题，可以说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这个“一旦有事”，是指对赫鲁晓夫不利的事情，而不是讲别的。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这次他们发表二月全会的报告、决议，看起来形式上似乎气壮如牛，但内容很虚，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真是色厉内荏。原来在北京定稿的那封复信，少奇同志建议要推迟发表，这个意见好。因为现在他们二月全会的文件公布了，情况变了，所以要改写后才能发。《九评》、《十评》要抓紧，之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题目我在北京讲了一些，你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题目。毛泽东请邓小平转告周恩来，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否则我们只还账，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账。如果他们不要，那就把账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是要我们东西的，这是还账。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
4月14日 下午三时半，在给赫鲁晓夫的生日贺电(第一方案(1964年4月13日晚上和14日上午，邓小平、康生、吴冷西等按照毛泽东关于修改给赫鲁晓夫生日贺电的意见，起草了两个稿子，一长一短，于14日上午报送毛泽东。第一方案指比较长的那个稿子。))上批示：“此件好。略有增改，请酌定。再印七份，立即发给我们四人和陶王张三人。下午五时开会通过。”毛泽东将贺电稿开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改为“亲爱的同志，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在贺电末尾，加写：“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五时，毛泽东在蓉园召集邓小平、康生、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吴冷西讨论贺电。毛泽东表示基本上同意第一方案，他说：还是稍为多说一点的比较好，不要太潦草，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当作重要的策略步骤来看待的。
4月15日 下午，在长沙会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丁西林(丁西林，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胜利是一件大好事。非洲只有你们一个国家是打出来的，你们给非洲树立了一面旗帜。现在你们重新干起，白手起家。我相信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面，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走过来的。现在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好多干部也是这样。
4月16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祝贺七十寿辰的电报发出。贺电说：“亲爱的同志，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和长寿。”“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的。”“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同日 晚上，在长沙蓉园与陪同刚果客人从北京来长沙的周恩来谈话。随后，和周恩来一起会见刚果(布)(刚果(布)，当时称刚果共和国，1968年12月改名刚果人民共和国。)特使安托万、刚果(利)(刚果(利)，刚果共和国的简称。1964年8月改名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10月改名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复称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洲团结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张平化等在座。在谈到黑人遭受侮辱时，毛泽东说：只有压迫人的人，才是低贱的。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大陆，压迫人、杀人的人和政权才是低贱的。谈到卢蒙巴(卢蒙巴，原刚果(利)民族运动党主席、刚果(利)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60年9月，刚果(利)发生军事政变，卢蒙巴被联合国军以保护为名加以软禁。1961年1月，被冲伯叛乱集团杀害。)因为没有掌握武装而被杀害时，毛泽东说：卢蒙巴并不是没有群众，很多人拥护他，他就是没有武装。要接受教训，要把自己武装起来。什么叫政权?主要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什么叫独立?就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独立。什么叫自由?自由也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自由，人家就要压迫你们。什么叫平等?没有军队，谁同你们讲平等，美国人不同卢蒙巴讲平等。当安托万对中国的支援表示感谢时，毛泽东说：你们在那里反对帝国主义，削弱帝国主义一份力量，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好处。所以，我们不把你们的事业只看作你们的，而是也看作我们的事业。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你们有权利得到我们的支持。中国人民不支持你们，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者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
4月18日 晚上，离开长沙。次日到达南昌。
4月21日 在南昌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方志纯，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1965年3月代理省长，4月任省长)。)、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白栋材，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黄知真，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谈话。毛泽东询问江西的工业情况后说：一九六二年我到南昌时，白栋材同志说工业上还没有一个章程，他替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工业搞了十几年，到底怎么个搞法?在杭州时，林乎加同志曾要我按延安整风的办法，讲他几篇。现在有了“双十条”、“六十条”，全党各级干部、各阶级都有了个章程。在谈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要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谈到教育改革时，毛泽东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
4月22日 离开南昌。次日到达杭州。
4月24日 阅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报第一至八期，批示：“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五月会议(指中共中央准备在1964年5月举行的工作会议。)一谈。”会议简报反映的是：与会代表的构成以及他们参加会议的心情、所抱的态度和提出的要求;五个地区分组讨论阶级路线问题的情况;各地区代表参观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会受到的阶级教育的情况;分组重点讨论党和贫下中农互相依靠问题的情况，等等。
同日 阅中共公安部党组关于调查处理一个劳教分子问题的情况报告，批示：“刘、周、邓、彭阅。这个材料可以一看，看后退回徐子荣同志。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4月25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并宴请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和中央委员奥克，谢富治、江华、霍士廉、林乎加等参加。毛泽东说：一九六○年，赫鲁晓夫为什么那么急于要对中国党进行突然袭击呢?这是因为他感觉到存在危机，看见一个党不那么听他的话，于是就急于要扑灭这个火花。但是他的压力不灵。接下来又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等这一套，又不灵。在一九六一年就搞二十二大那一套。看来修正主义猖狂的高峰是在二十二大，以后就走下坡路了。去年我们发表了六月十四日的信，他就来了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我们发表了七篇文章，他就作出了二月十四日的决议和以苏斯洛夫名义发表的报告。他本来是不想发表那个报告和决议的，但我们却要他发表。我们的办法就是写一篇文章，即《八评》，这样就逼迫得他把那决议和报告发表了。对苏联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评论完，大概还有两三篇。然后再写几篇评二月十四日的决议和报告的文章。在这之后就可以研究你提出来的问题(在这次会见中，希尔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发表一篇全面分析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也是经过了好几年的准备和考虑，才逐步地看透了他们。事物在没有充分暴露之前，人们不能懂得它的本质。
4月26日 审阅为发表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报告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按语稿，批示：“康生、冷西同志：按语看过，很好。可在今日广播，明日见报。”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按语，和苏斯洛夫的报告、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决议、《真理报》的社论。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这个按语，发表了赫鲁晓夫最近期间的反华言论。
4月28日 同江华、霍士廉、林乎加、谢富治谈话。首先听取谢富治汇报服刑人员的劳动改造问题。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是重人还是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做人的工作，就是不能压服，要说服。接着听取中共浙江省委汇报工作。林乎加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六十条”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如果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生产力终究会突破的。霍士廉说，群众赞成生产队核算，但大队可以办点企业，搞点积累。毛泽东说：看来基本核算单位要扩大一些，生产队平均十七户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但马上改变有问题。江华、霍士廉说：自留地解决养猪饲料，不能算口粮。毛泽东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搞得慢一些，我们是全国最慢的，以公社来算我们试点的只占百分之五。毛泽东说：那不要紧，你们经验还不足。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百分之五，“五反”还只进行了百分之三，“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谈到机构庞大时，毛泽东说：因为不打仗了，太平世界机构庞大，一打仗人也就不愿意集中在一起了。过去延安机关两万多人，胡宗南一进攻，中央就分了两部分，我们留在陕北的只有几个人，我、总理、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五个人，工作了一年。
4月30日 审阅修改康生、吴冷西四月二十九日报送请毛泽东定稿的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这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4年3月7日来信的复信稿。苏共中央来信提出3条建议：一、1964年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二、26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1964年六七月召开;三、同兄弟党协商于1964年秋举行国际会议。)，批示：“康生、冷西同志，并请告中央常委各同志：同意这封信，只在第七、八、九页上，作了一点增改。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毛泽东对复信稿作多次修改，加写了四段话：“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好呢?有什么话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公开分裂吗?”“同志们，我们是反对分裂的。在你们扬言要抛出的法宝统统都抛出来之前，在双方的论点和意图都弄清楚之前，在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前，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只能导致分裂，我们是不能同意的。”“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十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现在没有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没有第三国际组织那样的有权召集国际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由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样做是非法的，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的。对于这点，你们、我们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知道的。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悍然不顾我们和很多兄弟党的劝告，一定要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党，急急忙忙地开一个这样的会议，把它当作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话，那么，你们就将处于被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大声斥责的地位，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而把你们标榜的所谓团结的旗帜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你们愿意干这种事吗?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五月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审阅康生、吴冷西四月二十九日报送请毛泽东定稿的中共中央给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的复信(这是中共中央对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1964年3月25日来信的复信。来信附有由他们提出的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的呼吁书草案。)(草稿)，批示：“康生、冷西同志：同意这封信。”复信说：像你们要求的那样，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或者由中共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注意到，你们党的四月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立场的声明。你们一面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上，参加了公开论战的行列。请问，你们这样做，把你们自己放到一个什么地位上了呢?我们在最近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概括了我们关于公开论战的意见，也回答了关于召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的问题。为了使你们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的立场，随这封信附去我们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共中央愿意重申，我们将一如既往，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为加强中罗两党、中罗两国和中罗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作不懈的努力。
春 作《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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