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主义基础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献给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
约·斯大林
列宁主义的基础是个很大的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题目就得写一整本书，甚至要写好几本书。因此，我的讲演自然就不能详尽地说明列宁主义，至多也只能简要地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虽然如此，我认为做这样一个叙述来指出几个为顺利研究列宁主义所必需的基本出发点，还是有益处的。
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并不是叙述列宁的世界观的基础。列宁的世界观和列宁主义的基础按范围来说并不是一回事。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叙述列宁主义应当从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开始。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我在我的讲演中只想从这个意义上来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
那么，列宁主义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这个定义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远没有概括全部真理。列宁确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实际情况中，而且应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宁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特殊环境中的应用，那么列宁主义就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纯粹是俄国的而且仅仅是俄国的现象了。可是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定义带有片面性。
另一些人说，列宁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而和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据说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温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开这种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革命部分和温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见解不说，那就必须承认，即使这个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定义也含有一部分真理。这一部分真理就在于列宁确实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是：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那时还没有发达的帝国主义，是训练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通常都指出列宁主义具有非常战斗、非常革命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主义所以具有这个特性，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它不能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特色；第二，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而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斗争，向来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训练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经达到尽头而转变为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成长和形成的。
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在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
第一个矛盾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金融寡头拥有极大的势力。和这种极大的势力作斗争，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或者向资本屈服，依旧过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
第二个矛盾是各金融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新瓜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注：“阳光下的地盘”一语引自德意志帝国外交大臣伯·毕洛夫的演说。1897年他在国会中说：“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金融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金融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这一不可避免的因素。而这个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逼近，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
第三个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可是，帝国主义在剥削这些国家时不得不在那里敷设铁路，设立工厂，建立工商业中心。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就是这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所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都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情况对于无产阶级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根本破坏资本主义的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使旧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矛盾，大体上就是这样。
十年前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在一起投入天平盘里，因而加速和便利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
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不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实践问题，而且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
这就是产生列宁主义的国际环境。
有人会向我们说：这一切都不错，但是这和当时并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俄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和首先是在俄国而且为俄国工作的列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正好是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诞生地呢？
因为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
因为俄国当时孕育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极大势力和沙皇制度的暴虐、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
其次，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这不仅是说它任凭外国资本自由进入，让外国资本操纵俄国国民经济中象燃料和冶金业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部门，而且是说它能拿出千百万士兵去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使用。请回想一下一千四百万俄国军队为了保证英法资本家极高的利润而在帝国主义战线上流血牺牲的事实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仅是帝国主义在东欧的看门狗，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从巴黎和伦敦、柏林和布鲁塞尔得到借款，而从人民身上榨取几亿卢布来缴付利息。
最后，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等等勾当中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谁不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沙皇政府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进行的呢？谁不知道，俄国是这次战争的重要角色呢？
正因为如此，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终于融合为统一的帝国主义的利益。
西方帝国主义在为维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倾注全力同俄国的革命决一死战之前，它能甘心失掉象旧时沙皇资产阶级俄国这样一个东方强大的支柱，这样一个人力物力的丰富宝库吗？当然不能！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谁想打击沙皇制度，谁也就必然要动手打击帝国主义；谁起义反对沙皇制度，谁也就必须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谁要是真想不仅摧毁沙皇制度，而且彻底铲除沙皇制度，那么他推翻沙皇制度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这样，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起来，并且一定要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而且，当时在俄国又掀起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俄国的革命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这样的革命决不会半途而废，它一胜利就一定要举起反帝国主义的起义旗帜，继续前进，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正因为如此，俄国当时一定要成为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不仅因为这些矛盾正是在俄国带有特别丑恶和特别不堪的性质而最容易暴露出来，也不仅因为俄国当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把西方金融资本和东方殖民地联结起来的最重要的支柱，而且因为当时仅仅在俄国才有能够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现实力量。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俄国革命不能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它不能不在一开始发展时就具有国际性质，因而也就不能不震撼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俄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狭隘民族范围内呢？当然不能！恰恰相反，当时整个环境，无论是国内环境（深刻的革命危机）或国外环境（战争），都推动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超出这个范围，把斗争搬到国际舞台上去，割开帝国主义的脓疮，证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粉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最后，推翻本国资本主义并为无产阶级锻炼出新的斗争武器，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以促进世界各国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俄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这样行动，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国际环境发生某种变化，使俄国能够避免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
正因为如此，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俄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俄国和列宁的“遭遇”差不多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遭遇”一样。德国当时孕育着资产阶级革命，正象俄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一样。当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写道：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换句话说，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移到德国了。
几乎用不着怀疑，马克思在上述这段话中所指出的情况，大概正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的原因。
关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也必须这样说，而且更必须这样说。这个时期的俄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它应当在欧洲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英法更不用说）更发展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革命；并且一切事实都表明这个革命一定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酵母和序幕。
不能认为下面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就是早在1902年，当俄国革命刚刚萌芽的时候，列宁就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写了以下的预言：
“历史现在向我们〈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约·斯大林注〉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
……“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换句话说，革命运动的中心一定要移到俄国来。
大家知道，俄国革命的进程足以证实列宁的这个预言而绰绰有余。
既然如此，那么进行过这样的革命和具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诞生地，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同时也成了这个理论和策略的创造者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二 方法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占统治的整个时代。为了说得确切起见，我应当补充一下：这里所指的不是机会主义在形式上的统治，而只是机会主义在事实上的统治。在形式上，当时领导第二国际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统派”，即考茨基等人。可是在事实上，第二国际的基本工作是按照机会主义的路线进行的。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那种惯于迁就的小资产阶级天性而迁就了资产阶级，而“正统派”又为了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为了维持“党内和平”而迁就了机会主义者。结果就造成了机会主义占统治的局面，因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正统派”的政策已经完全结合起来了。
这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即所谓战前的时期。当时帝国主义的那些毁灭性的矛盾还没有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当时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工会还比较“正常地”发展着；当时用选举斗争和议会党团还能收到“令人头晕目眩的”成效；当时人们把合法斗争形式捧到天上，并想用合法手段来“消灭”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当时第二国际各党养得肥肥胖胖，不愿意认真地想到革命，想到无产阶级专政，想到群众的革命教育。
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陈腐教条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论片断，代替了完整的革命理论。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记起马克思的理论，但目的是要阉割这个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灵魂。
萎靡的庸俗见解和小气的政客手腕，议会的外交手腕和议会的拉拢行为，代替了革命政策。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通过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口号，但目的是要把这些决议和口号束之高阁。
不是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接受教育和学习正确的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的问题，掩饰和抹杀这些问题。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不反对谈谈迫切而困难的问题，但目的是要用一种“橡皮性的”决议来敷衍了事。
第二国际的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库，就是这样。
然而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搏斗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在金融资本的极大势力面前，旧的斗争方法显然已经不够而无能为力了。
当时必须重新审查第二国际的全部工作及其整个工作方法，必须驱除庸俗见解、狭隘观点、政客手腕、叛徒行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抛弃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预备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预备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斗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
对第二国际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注：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列宁主义的肩上。
列宁主义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锻炼出来的。
这个方法的要求是什么呢？
第一，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在生动的实践的烈火中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理论教条，就是说，要恢复那个被破坏了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消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立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
第二，要根据第二国际各党的实际行为，根据它们的行动，而不根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是不可相信的），来检查第二国际各党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并当之无愧。
第三，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用教育群众和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去改造全部党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训练群众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要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批评，要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学习和接受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党的真正干部和真正领导者。
列宁主义的方法的基础和实质就是这样。
这个方法是如何实际应用的呢？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有许多理论教条，他们总是反复地搬弄这些教条。现在就拿其中的几个教条来看吧。
第一个教条：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机会主义者硬说：无产阶级本身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就不能而且不应当夺取政权。一点证据也没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能为这个荒谬的论点辩护。列宁回答第二国际的先生们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历史环境（战争、农业危机等等），使虽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把极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那么，为什么它不应当夺取政权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应当利用顺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来突破资本战线，加速总爆发呢？难道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说过，如果当时在德国可以用“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会“很好”了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当时德国无产者，比如说，和1917年俄国无产者比较起来是更少吗？难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没有表明，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喜爱的这个教条对于无产阶级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打击和打破了这个陈腐的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二个教条：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的、成熟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就不能保持政权，因此首先必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造就这种干部，然后才夺取政权。列宁回答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来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来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呢？难道俄国的实践没有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增长要比在资本政权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也在无情地打碎机会主义者的这个理论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三个教条：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是无产阶级不能采用的，因为这种方法既然在理论上没有根据（见恩格斯的批评），在实践上有危险（会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常态，会耗尽工会的基金），它就不能代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即议会斗争形式。列宁主义者回答说：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当时所批评的并不是任何总罢工，而只是某种总罢工，即无政府主义者为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总罢工（注：指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这和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么人和在什么地方证明了议会斗争形式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呢？革命运动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议会斗争仅仅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议会外斗争的学校和助力吗？难道不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斗争，用他们的总罢工，用他们的起义来解决的吗？第三，关于用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来代替议会斗争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主张政治总罢工的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打算用议会外斗争形式来代替议会斗争形式呢？第四，难道俄国革命没有表明，政治总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学校，是在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前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吗？——这和那些因为怕破坏经济生活的常态、怕耗尽工会的基金而发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斗争的实践也在粉碎机会主义者的这个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此等等。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幼稚病》（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因为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因为“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人民之友》（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理论应当由实践材料来检验。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决议，只要回忆一下“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一口号的历史，就足以了解这些以堂皇的革命口号和决议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勾当的党的政治实践是如何虚伪和腐败。大家都还记得第二国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五百五十五名代表。这次大会是在欧洲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开幕的当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游行和抗议发动战争的国际集会。大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共同反对战争问题。大会通过的宣言揭露了即将爆发的战争的掠夺性质，号召全世界工人运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力量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革命斗争。）（注：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会上投票赞成反战宣言，但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一开始他们就背弃了巴塞尔宣言和其他反战决议，站到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上举行的堂皇的示威，当时第二国际恐吓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发动战争，那就要遇到可怕的起义；他们提出了“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吓人口号。可是过了不久，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巴塞尔决议就被束之高阁，而向工人提出了新的口号——为了资本主义祖国的光荣而自相残杀。这一点有谁不记得呢？革命的口号和决议如果不加以实现，是一个钱都不值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要把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和第二国际在战争时期的叛卖政策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解机会主义的政客是如何卑鄙，而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如何伟大。
这里我不能不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在这本书中无情地痛斥了第二国际首领卡·考茨基企图不按实际行动去判断党，而按纸上口号和文件去判断党的机会主义态度：
“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情……全部资产阶级民主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加以比较，不要满足于唯心主义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找到阶级的现实。”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害怕自我批评的态度，它们那种竭力掩饰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而困难的问题、用一些只能把生动的思想消磨净尽而使党难于根据本身的错误去接受革命教育的粉饰太平的虚伪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缺点的态度，那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态度受到列宁的讥笑和痛斥。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批评问题时写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
有些人说：揭露本身的错误和进行自我批评，这对于党是有危险的，因为这会被敌人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列宁认为这种反驳是不郑重的，是完全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列宁还在1904年，当我们党还幼弱的时候，就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说过：
“他们〈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约·斯大林注〉一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小册子中的个别词句。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是久经战斗的了，决不会为这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
列宁主义方法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上已经有了。这个学说，照马克思的话说来，“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三 理论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问题：
（一）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意义；
（二）对自发“论”的批判；
（三）无产阶级革命论。
(1)理论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就是说，列宁主义的主要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为事实，是“执行”这些原理，至于理论，列宁主义似乎是很不关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屡次嘲笑列宁对于理论，特别是对于哲学的“不关心”。大家也知道，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而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我必须指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么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进行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说过和重复过几十次下面这个著名的原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党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处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列宁还在1902年预察到我们党的这种特殊作用时，就认为必须指出：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几乎用不着证明，现在当列宁的关于我们党的作用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列宁的这个原理具有特别巨大的力量和特别重大的意义。
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列宁高度重视理论的最明显的表现。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家知道，喜欢嘲笑列宁“不关心”哲学的普列汉诺夫竟不敢认真着手执行这个任务。
(2)对自发“论”的批判，或关于先锋队在运动中的作用。自发“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自觉因素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自觉因素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理论就已经登台，而在实际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谓“经济派”否认俄国有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鼓吹运动中的工联主义政策，把工人运动完全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
旧《火星报》的斗争和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尾巴主义”理论的精彩批判不仅粉碎了所谓“经济主义”，而且还建立了俄国工人阶级真正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斗争，就休想在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就休想使这个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可是，崇拜自发性的理论不仅是俄国的现象。它在第二国际所有的党内都是流行得最广泛的，虽然形式稍有不同。我指的是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个理论为一切事物辩护，使所有的人都调和起来，当某些事实已经被大家听厌以后，才指出这些事实并加以解释，而指出以后，就万事大吉。马克思说：唯物主义的理论不能只限于解释世界，它还应当改变世界（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可是，考茨基及其同伙却不管这一点，他们宁愿停留在马克思的公式的前半段上。
请看应用这个“理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有人说，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第二国际各党曾经发表恐吓言论，说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它们就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有人说，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这些党却把“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个口号束之高阁，而实行了一个相反的口号——“为帝国主义祖国而战”。有人说，这样变更口号的结果，几百万工人牺牲了生命。可是，如果以为这里应该归咎于什么人，这里有什么人叛变了或出卖了工人阶级，那就错了。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这样发生的。第一，因为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第二，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生产力水平”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应该归咎于”“生产力”。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正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而谁要是不相信这个“理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的作用呢？党在运动中的意义呢？可是，党对于象“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决定因素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假冒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来。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个以掩盖机会主义的真面目为使命的冒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就受到列宁攻击的那个“尾巴主义”理论在欧洲的翻版罢了。
几乎用不着证明，打破这种理论上的假冒，是在西方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的先决条件。
(3)无产阶级革命论。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
第一个原理：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内占统治地位；发行有价证券是金融资本的一种主要业务；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一；金融寡头的极大势力是金融资本统治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揭露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明显的寄生性，使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压迫百倍沉重起来，使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愤怒更加增长，把群众引上无产阶级革命这条唯一的生路。（见列宁《帝国主义》（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编者注））
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
第二个原理：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领土，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所有这些，一方面使各个民族的经济和领土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殖民地国家内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外部的殖民地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因素日益增长。
第三个原理：独占“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那些已经抢得领土的国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额”的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均势”的唯一手段，——所有这些都使第三条战线即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线紧张起来，因而使帝国主义削弱，并使头两条反帝国主义战线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战线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战线易于联合起来。（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三个结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列宁把上面一切结论综合为一个总的结论说：“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因此，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性质、范围和深度问题的看法本身也要改变，整个革命的方案，也就随着改变了。
从前，通常都是根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根据一切国家或多数国家的经济状况，根据世界经济状况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个别国家和个别民族的经济已经不是独立自在的单位，已经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因为旧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
从前，通常都是说，在个别国家内，或者确切些说，在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是否已经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这一整体的整个体系中已经具备革命的客观条件；而且，如果整个体系，或者确切些说，因为整个体系已经成熟到发生革命的程度，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并不能成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从前，通常都是说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是个别的独立自在的现象，而以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为敌方。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已经变成所谓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必须拿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总战线来对抗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从前，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
革命将在哪里开始呢？资本战线首先会在哪里，会在哪个国家内被突破呢？
从前，通常都这样回答：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
列宁主义的革命论反驳说：不，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而且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而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在1917年，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俄国比在其他国家薄弱些。这个链条就在这里被突破，而使无产阶级革命得以爆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俄国展开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千百万被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当时在俄国和革命对立的是沙皇制度这样一个极丑恶的帝国主义代表，它没有丝毫威信，并为全体人民所痛恨。虽然当时俄国资本主义不如法国或德国、英国或美国发达，但是帝国主义的链条在俄国却比较薄弱。
在最近的将来，这个链条将在什么地方被突破呢？还是在它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链条可能在印度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有年轻的战斗的革命无产阶级，而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民族解放运动这样一个无疑是伟大的和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在印度和革命对立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敌人，它没有丝毫威信，并为印度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群众所痛恨。
这个链条也很可能在德国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在印度发生作用的那些因素，在德国也开始发生作用；同时，印度和德国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别，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德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见《列宁全集》俄文第３版第２７卷第４１５—４１６页。）
简单地说：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分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
正因为如此，计算个别国家内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数，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已经失去了第二国际的那些不了解帝国主义的、象害怕瘟疫那样害怕革命的书呆子们所喜欢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其次，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曾经断定说（现在仍然断定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或者至少是一座万里长城，使这两个革命之间隔着一个相当长的间断时期，在这个间断时期中，已经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则积聚力量，准备对资本主义进行“决战”。这个间断时期通常是以好几十年来计算的，甚至更长些。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孕育着冲突和战争的帝国主义环境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环境中，当“繁荣的”资本主义已经变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而革命运动正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同包括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内的所有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因而使一切革命势力，从西方的无产阶级运动到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必须联合起来的时候，当不和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就不能推翻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时候，——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在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历史显然证明了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无怪乎列宁还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就在他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链条的两个环节，看做俄国革命规模的一幅完整的图画：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
我且不说列宁的其他较晚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这一点比在《两种策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有些同志却以为列宁在1916年才产生这种思想，以为列宁在1916年以前还认为俄国革命将停滞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于是政权也将从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机关手里转到资产阶级手里，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据说这种论断竟流传到我们共产党的报刊上来了。我必须指出，这种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我可以引证列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上（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公历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大会是由布尔什维克筹备召开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自己的代表会议。大会研究了当时已经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大会讨论了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对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孟什维克）的态度、党的公开的政治活动等问题。大会通过的各项主要决议都是由列宁起草的。大会制定了党在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修改了党章，通过了列宁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一条条文，废除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制度。大会决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中央全会任命列宁为该报编辑。）的著名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不是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即民主革命的胜利称为“‘秩序’的组织”，而是称为“战争的组织”。（见《列宁全集》俄文第３版第７卷第２６４页。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论临时政府（1905年）的几篇著名论文（注：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论临时革命政府》。——编者注），他在这几篇论文里描述俄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时向党提出的任务是“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使这个革命不仅得到执政当局的微小让步，而且要完全推翻这个执政当局”；他在这几篇论文里进一步阐明这个前途并把这个前途和欧洲的革命联系起来时继续写道：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延烧欧洲；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下备受折磨的欧洲工人也将发动起来，并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在1915年11月发表的著名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为吸收‘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将来还要为此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对于这种使资产阶级俄国从沙皇制度下、从地主的土地权力下获得解放的运动，无产阶级将立即（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加以利用，无产阶级不是用来帮助富裕的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用来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最后，我还可以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著名言论，他在这里援引了我们刚才从《两种策略》中引证过的那段关于俄国革命规模的话，而得出如下的结论：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
看来已经够了。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象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这样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不断”革命的思想不能看做是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最初是马克思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他的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中提出的。我们的“不断论者”正是从这个文件中取得不断革命的思想的。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不断论者”从马克思那里把这个思想拿来以后，就多少改变了这个思想，而一改变了它，就把它“弄坏了”，使它不合实用了。当时需要列宁用老练的手法来纠正这个错误，取得马克思的真正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为自己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
请看马克思在他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列举了他号召共产主义者应当争取的许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后，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是怎样说的：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换句话说：
（一）马克思根本没有主张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来开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革命事业，这和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的计划是相反的；
（二）马克思只是主张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完成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派别从政权的高峰上逐个推下去，以便在争得无产阶级政权后再把革命火焰燃遍世界各国，这和列宁根据他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以及他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所实行的一切是完全符合的。
由此可见，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不仅过低估计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意义，而且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
正因为如此，列宁嘲笑了我国“不断论者”的理论，称之为“独创的”“卓越的”理论，责备他们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哪些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列宁的这篇论文是在1915年，即在俄国“不断论者”的理论出现后过了十年写的。
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这个理论是半孟什维主义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关于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来“立刻”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是这样。
其次，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是可能的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跃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已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里必须记住：只有具备了某些完全必要的条件，才能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没有这些条件，就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请看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关于这些条件是怎样说的：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卷入政治运动……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终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宁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意思，他说，获得胜利的革命的任务就在于“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四 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基本问题：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1)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也能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门机关作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么它就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不能保持胜利并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这是不是说，事情只限于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取得政权——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由于许多原因，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些什么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完成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摆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三个主要任务：
（一）粉碎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
（二）用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并按照准备取消阶级，消灭阶级的方向来进行这一工作；
（三）把革命武装起来，组织革命军队，以便和外部敌人作斗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执行这些任务，完成这些任务。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到处诉苦，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
而资产阶级是有根据来进行复辟行动的，因为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
列宁说：“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
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哪里呢？
第一，“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
第二，在于“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丰富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第三，“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为“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见《到列宁全集》俄文第３版第２５卷第１７３页和第１８９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
几乎用不着证明，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些任务，要在几年内实现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针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级阶层。
马克思向工人说过：“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
列宁继承并发展马克思这个思想时写道：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大家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同样，必须“……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
(2)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在不侵犯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府人员的普通的更换、“内阁”的更换等等。各国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害怕专政象害怕火一样，竟用所谓“夺取政权”的概念来顶替专政的概念。他们通常都把“夺取政权”归结为更换“内阁”，归结为由谢德曼和诺斯克、麦克唐纳和韩德逊这一类人组成新内阁执政。几乎用不着解释，诸如此类的内阁更换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夺取真正的政权毫无共同之点的。麦克唐纳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在保留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条件下掌握政权，他们的所谓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御用的服务机关，只能是帝国主义脓疮的掩蔽物，只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当资本没有屏风就不便于、不利于、难于剥削和压迫群众的时候，它需要这些政府来做屏风。当然，这种政府的出现是“在他们那里”（就是说，在资本家那里），“在希普卡”（注：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俄军曾冒严寒扼守巴尔干的希普卡山隘，大批士兵冻死冻伤，俄军司令部战报却多次说：“在希普卡平安无事。”）并非平安无事的征兆；虽然如此，这种政府仍然不免是稍加粉饰的资本政府。麦克唐纳政府或谢德曼政府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隔天壤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府的更换，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列宁《国家与革命》）。
由此应当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无产者和一切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考茨基及其同伙所谓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空话，是资产阶级用来掩饰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的。“纯粹”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驯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这些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群众是没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的，这至少是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尔德家族和斯汀尼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所指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第二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资产阶级的官吏机构、资产阶级的警察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1871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的这句以大陆为限的话竟被各国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作为借口来叫喊：可见马克思曾经假定资产阶级民主有和平发展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可能，至少欧洲大陆以外的几个国家（英国和美国）是有这种可能的。马克思的确曾经假定有这种可能，并且有根据来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美两国做这种假定，因为当时还没有垄断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帝国主义，当时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特殊的发展条件，还没有发达的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可是经过三四十年以后，当这些国家中的情形已经根本改变，当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并普及于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当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也已经在英美出现，当英美和平发展的特殊条件已经消失的时候，关于这些国家不在此限的说法自然就应当失去时效了。
列宁说：“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支配一切、镇压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摧毁、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完毕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那么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做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对于最近的将来，这个假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
因此，列宁说得对：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3)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依靠什么组织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呢？无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旧的组织形式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无产阶级的什么新的组织形式能够起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掘墓人的作用，不仅能够摧毁这个机器，不仅能够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且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呢？
无产阶级的这个新的组织形式就是苏维埃。
苏维埃优越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因为苏维埃，而且只有苏维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在于苏维埃是能够团结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的唯一的群众组织，因此在这个组织中，群众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政治领导就能够最容易和最充分地实现。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革命斗争、群众政治发动和群众武装起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是能够摧毁金融资本及其政治附属物的极大势力的机关。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组织，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能尽量发挥群众在毁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建设无产阶级新制度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创造能力。
苏维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维埃统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组织，统一成为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这个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就在于：正是从前受资本家和地主压迫的那些阶级的最群众化和最革命的组织现在成了“全部国家政权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注：黑体都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组织形式，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和议会制的国家组织形式有原则上的差别；它是新的国家类型，不适合于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任务，而适合于使他们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的任务，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列宁说得对：自从出现了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的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
苏维埃政权的特征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存在着阶级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国家组织中最群众化和最民主的国家组织，因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结合和合作的场所，并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这个结合和合作，它就是多数居民统治少数居民的政权，是这个多数的国家，是这个多数专政的表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阶级社会一切国家组织中最富于国际主义的组织，因为它既然摧毁任何民族压迫而依靠各族劳动群众的合作，它就使这些群众易于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联合起来。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按本身结构来说，使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这个在苏维埃中最团结和最觉悟的核心易于领导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群众。
列宁说：“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的涣散落后的阶层。”而苏维埃政权的结构有助于实现这个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既然在统一的国家组织内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并用生产单位，用工厂来代替地域选区，就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他们学习管理国家。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军队不受资产阶级长官的支配，把军队由资产阶级制度下压迫人民的工具变为使人民从本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国。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吸收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群众组织无条件地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
这样，苏维埃共和国就是那个找了很久而终于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范围内必将完成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苏维埃政权是这种形式的发展和完成。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而且是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形式。”
五 农民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四个问题：
（一）问题的提法；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
（三）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
（四）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
(1)问题的提法。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
可是，这个情况丝毫不会使农民问题失去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大家知道，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认真研究农民问题正是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夜开始的，当时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全盘摆在党的面前，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俄国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争取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而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而谁要是害怕革命，谁要是不想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谁也就不会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同盟者问题是无所谓的，不迫切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把自己讥笑农民问题的态度看作文雅风度的表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实，这里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明显标志。
问题是这样：由于农民的某些生活条件而潜藏在农民内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农民，把农民中的多数被剥削者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从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就是要援助劳动农民群众的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援助任何一种农民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间接地便利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样或那样地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农民变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和同盟者的那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
(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包括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年）和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农民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离开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 （或称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领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企图用立宪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和暴乱。在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被击溃后，立宪民主党上层的大部分人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第134、227、296、409、535页。），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争夺农民的历史。杜马时期决定了这个斗争的命运，因为前后四届杜马时期给了农民一个实际教训，这个教训明明白白地向农民指出：他们从立宪民主党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拥护地主，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拥护沙皇；农民所能指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只是证实了杜马时期的教训，使农民最终离开资产阶级，使自由资产阶级最终陷于孤立，因为战争年份表明：希望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里得到和平完全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如果没有杜马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个领导权就引导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奥）资产阶级革命是循着另一条道路进行的。西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属于当时由于本身幼弱而没有成为并且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西方农民摆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不是从人数很少和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西方农民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旧制度的。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西方革命的结果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革命的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力量加强，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后备军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后备军，即失去了农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把自由资产阶级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无产阶级提到了首位，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俄国革命为什么有这个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独特现象呢？这个独特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比西方更发展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展开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1905年的教训以后），转而同沙皇和地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反对工农。
必须注意下面几个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
（一）俄国工业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集中程度。例如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象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几乎用不着证明，单是这一个情况，在具备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就已经使俄国工人阶级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力量了。
（二）企业中丑恶的剥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残酷的警察压制，——这个情况使工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罢工都变成巨大的政治行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彻底革命的力量。
（三）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在1905年革命以后已经变成对于沙皇制度的效忠和公开的反革命，这不仅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俄国资产阶级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而且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直接依赖政府的订货。
（四）农村中最丑恶最难堪的农奴制残余，加上地主的专权，——这个情况使农民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五）沙皇制度压制一切有生机的东西，并以自己的专横来加重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这个情况使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汇合成一条革命洪流。
（六）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切矛盾融合为深刻的革命危机，并使革命具有莫大的冲击力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应当向哪里走呢？农民应当向谁寻求援助来反对地主专权、反对沙皇专横、反对使农民经济破产的毁灭性战争呢？向自由资产阶级吗？然而它是敌人，——这是前后四届杜马的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向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 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社会革命党人否认农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支持沙皇俄国的战争政策，少数反对战争，形成了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党的领袖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在临时政府内担任要职。1917年11月，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内承认苏维埃政权，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敌视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它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苏维埃政权粉碎。——第137、230、277、431、488、507页。）吗？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比立宪民主党人“好些”，他们的纲领也是“合适的”、几乎是农民的纲领。可是，既然社会革命党人想单单依靠农民，既然他们在成为敌人力量的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软弱无力，那么，他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情呢？什么地方有一个新的力量，它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中都能一往直前，勇敢地走到前列去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帮助农民摆脱奴役，摆脱没有土地的情况，摆脱压迫，摆脱战争呢？当时在俄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呢？是的，是有的。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它还在1905年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斗争到底的本领、自己的勇气、自己的革命性。
无论如何，除了这个力量以外，别的力量是没有的，而且是无从得到的。
正因为如此，农民在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接近社会革命党人以后，就觉悟到必须服从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勇敢的革命领袖的领导。
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就是这样。
(3)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从二月革命（1917年）到十月革命（1917年）为止。这个时期比较短，总共只有八个月；但是从群众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训练来看，可以大胆地说，这八个月等于平常宪制发展时期的好几十年，因为这八个月是革命的八个月。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农民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感到失望，他们离开社会革命党人，他们重新转向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定无产阶级是能把国家导向和平的唯一彻底革命的力量。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农民、争取掌握多数农民的历史。决定这个斗争的命运的，是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叛乱（注：科尔尼洛夫叛乱 指1917年8月间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策划的一次反革命叛乱。指挥这次叛乱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命的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准备叛乱的中心是设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准备这次叛乱的同谋者。科尔尼洛夫于8月25日调集军队，企图占领彼得格勒，消灭苏维埃，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政府。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工人和革命士兵奋起保卫革命，于8月底粉碎了这次叛乱。）。
如果说从前，在前一时期，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权，那么现在，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当沙皇已经被推翻，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使国家经济完全破坏，使农民完全破产的时候，消灭战争的问题就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了。重心显然已经从纯粹国内性质的问题移到基本问题，即战争问题上了。“结束战争”，“摆脱战争”，——这就是疲惫不堪的全国人民首先是农民的共同呼声。
可是当时要摆脱战争，就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推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因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要把战争拖延到“胜利为止”。当时除了推翻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战争。
这是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它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派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极左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抛出政权以外，以便创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以便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党，主张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争取民主和平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大多数农民支持了工人为争取和平、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当时在农民面前没有别的出路，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这样，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给了劳动农民群众一个最大的实际教训，因为它明明白白地指出：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下，国家是不能摆脱战争的，农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有甜蜜的演说和虚伪的诺言，而事实上他们所执行的还是那个帝国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能够引导国家走上大道的政权。战争的继续拖延只是证实了这个教训的正确，督促革命前进，推动千百万农民和士兵群众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周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孤立已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如果没有联合政府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促使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是这样。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形成的。
(4)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如果说从前，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主要问题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后来，在二月革命以后，首要问题是推翻资产阶级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那么现在，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经济建设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了。加强和发展国有化工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通过国家所调节的商业把工业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便后来逐渐减少粮食税额，做到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振兴商业并发展合作社，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合作社，——这就是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当前任务。
有人说，这个任务也许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所不能胜任的。有些爱怀疑的人甚至说，这个任务简直是空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农民总是农民，——农民是由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不能利用他们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
但是，爱怀疑的人错了，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其中主要的情况。
第一，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训练，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向来珍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把他们获得自由归功于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的苏联农民，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恩格斯曾经说：“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见恩格斯《农民问题》1922年版）他的这一段话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他当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俄国共产党人在三次革命中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已经在农村中给自己造成了我们的西方同志所不敢梦想的影响和支柱，这一点还需要证明吗？这个情况不能不根本促进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实行经济合作的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爱怀疑的人硬说小农是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请听一听恩格斯关于西方小农所说的话吧：
“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协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改造。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象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
恩格斯说这些话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可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话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样容易和那样充分地实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在苏维埃俄国，才能立刻实行并完全实行使“自食其力的小农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实行为此所必需的“物质牺牲”，实行为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对待农民”，而且有利于农民的诸如此类的措施已经在俄国实行，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个情况也一定会便利并推进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第二，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极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极却是大众的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在这方面，由于农业合作社工作而在农村中发生的一些新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农业合作总社（注：农业合作总社 即全俄农业合作总社，于1921年8月成立，1926年6月撤销。）内产生了各个农业部门（亚麻、马铃薯、油类等部门）的新的巨大组织，这些组织是有广大前途的。例如其中的亚麻合作总社包括许多麻农生产协作社。亚麻合作总社以种子和生产工具供给农民，然后向这些农民购买全部亚麻产品，在市场上大批销售；保证农民也得到利润，从而通过农业合作总社把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联系起来。怎样称呼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呢？在我看来，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大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是和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例如纺织业的家庭手工制相比拟而说的；在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中，手工业者从资本家那里领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生产品交给资本家，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家里做工的半雇佣工人。这不过是指明我国农业应当循着哪一条道路发展的许多标志之一。其他农业部门中的其他类似的标志，我就不谈了。
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请看列宁关于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所说的话吧：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列宁往下讲到必须给予合作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和新的“社会制度”以财政支持和其他支持时继续说：
“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许多万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但是支持合作社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
说明爱怀疑的人是不对的。
说明列宁主义是对的，因为列宁主义把劳动农民群众看作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说明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运用而且应当运用这个后备军，以便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所绝对必需的基础。
六 民族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两个主要问题：
（一）问题的提法；
（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1)问题的提法。最近二十年来，民族问题发生了许多极重大的变化。第二国际时期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远不是一回事。不仅按范围来说，而且按内在性质来说，它们都是大不相同的。
从前，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回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两重性和不彻底性可以说已经被消灭了。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从前，民族自决原则通常都被曲解，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第二国际的某些首领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就是说，被压迫民族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结果就使民族自决的思想有从反对兼并政策的工具变成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工具的危险。现在，这种糊涂观念可以说已经被克服了。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从前，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的问题。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的平等权利”，发表无数关于“民族平等”的宣言，——这就是第二国际各党所心满意足的事情。它们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某一些民族（少数）靠剥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时候，所谓“民族平等”不过是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嘲弄。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法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支援，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从前，通常都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孤立的问题，看作和资本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无关的问题。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直接结成联盟也能取得胜利；民族殖民地问题可以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可以不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决。现在，这种反革命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已经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也已经证实：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样：被压迫国家革命解放运动所含有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含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推翻共同的敌人，用于推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内幕、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可见，“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拥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运动，而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动民族”，是欧洲的“俄国前哨”，是专制制度的前哨，而当时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却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为当时援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就是间接援助欧洲革命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沙皇制度。
列宁说：“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
关于个别的民族运动问题，关于这些运动可能具有的反动性问题（当然，如果不是从形式上，不是从抽象的法的观点，而是从革命运动的利益的观点来具体地估量这些运动）就是这样。
关于一般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也应该这样说。极大多数民族运动所无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个别的民族运动所可能具有的反动性一样，是相对的和独特的。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的艾米尔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的艾米尔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可是象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切尔诺夫和唐恩、韩德逊和克莱因斯这些“激烈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和共和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却是反动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的结果是粉饰并巩固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取得胜利。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领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分，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这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
(2)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是从下列原理出发的：
（一）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有金融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明民族的阵营，另一个是组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阵营；
（二）被金融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帝国主义最巨大的后备力量和最重要的实力来源；
（三）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四）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已经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五）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
（六）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么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七）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直接而坚决地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战线，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
（八）这种援助就是坚持、维护和实行下列口号：民族有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九）不实行这个口号，就不能保证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和合作，而这种统一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基础；
（十）这种联合只能是自愿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爱的基础上产生的。
由此就产生了民族问题上的两个方面，即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地剥削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个趋向是因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而产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彼此接近。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
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兼并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
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
因此，必须顽强地、不断地、坚决地反对各统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的“社会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不愿意援助“他们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摆脱压迫、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接近附属国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精神、以真正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的工人阶级。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前俄罗斯帝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么俄国革命就不会胜利，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也就不会被击溃。但是要取得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当时首先必须打断俄国帝国主义的锁链，使这些民族摆脱民族压迫。
不这样做，就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树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各民族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联合的实际榜样。
因此，必须反对各被压迫国家社会党人的民族闭关自守、狭隘观点和隔离状态，这些社会党人不愿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狭隘眼界，不了解本国解放运动和统治国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联系。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保持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统治国无产阶级在推翻共同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阶级团结。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国际主义。
这就是以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道路。
请看列宁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的这个两方面的工作是怎样说的：
“这种教育工作……在压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兼并的民族中和被兼并的民族中，能够具体地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进而融合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相对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会达到。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么，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学理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分子。这是绝对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我们这个总公式——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末尾两个字为其鼓动工作的重心。他既可以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可以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某个国家，同时又不违反他的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观点、闭关自守和隔离状态，而主张顾全整体和总体、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这一目的，除了这种状况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道路。”
七 战略和策略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六个问题：
（一）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
（二）革命的阶段和战略；
（三）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
（四）战略指导；
（五）策略指导；
（六）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
(1)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政治军队的时期。这是把议会制度当作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期。当时关于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的问题、关于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搏斗的问题、关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问题似乎都不是迫切的问题。当时的任务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发展道路来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以适应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地位并且似乎应当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条件来利用议会制度。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时期和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任务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战略，也不可能有周密的策略。当时只有关于策略和战略的一些片断的零碎的观念，但是没有策略和战略。
第二国际的滔天罪行并不在于它当时实行了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策略，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斗争形式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唯一的斗争形式。而当公开的革命搏斗时期到来的时候，当议会外斗争形式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的时候，第二国际各党竟避开了新的任务，不去接受这些任务。
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列宁的《怎么办？》、《两种策略》、《帝国主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幼稚病》等书无疑是加进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武库的最宝贵的贡献。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
(2)革命的阶段和战略。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我们的革命已经过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后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战略也有过变更。
第一个阶段。1903—1917年2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彻底消灭中世纪制度的残余。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力图抓住农民并用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方法来消灭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第二个阶段。1917年3月—1917年10月。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贫苦农民。邻国无产阶级是可能的后备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有利的时机。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民主派力图抓住劳动农民群众并用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军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联盟。
战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军有关的。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基本上是不变的。
(3)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战略的目的，比如说，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
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内（1903—1917年2月），战略计划始终没有变更，策略却变更过几次。在1903—1905年的时期，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当时革命处于来潮，运动是上升的，策略应当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适合于革命来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政治总罢工、抵制杜马、起义和革命战斗口号就是这个时期内互相代替的斗争形式。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因斗争形式的变更而变更了。工厂委员会、农民革命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比较公开的工人政党就是这个时期内的组织形式。
在1907—1912年的时期，党不得不转而采取退却的策略，因为当时革命运动低落，革命处于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计到这个事实。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变更了。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杜马外的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是杜马内的发动和杜马内的工作；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当然，党在这个时期内应该转入地下活动，而群众的革命组织也就由文化教育组织、合作社组织、保险会组织以及其他合法组织代替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该这样说，在这两个阶段中，策略变更过几十次，战略计划却始终没有变更。
策略是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关的，是同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阶段上可以随着革命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而变更好几次。
(4)战略指导。革命的后备军有两种：
直接的：（一）本国的农民以至所有过渡阶层，（二）邻国的无产阶级，（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四）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品和成果，而无产阶级为了收买强大的敌人并取得喘息时机，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优势的条件下暂时放弃一部分胜利品和成果；
间接的：（一）本国各个非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并加强自己的后备军的，（二）和无产阶级国家敌对的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例如帝国主义战争），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在进攻时或者在被迫退却相机行事时可以利用的。
关于第一种后备军用不着多说，因为它们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二种后备军，因为它们的意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的，所以必须指出，它们有时候对于革命进程具有头等的意义。例如第一次革命时期和第一次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的巨大意义是未必可以否认的，因为这种冲突在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这件事情上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十月革命时期各主要帝国主义者集团之间进行决死的战争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更是不可否认的，当时帝国主义者忙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没有可能集中力量来反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来切实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准备扑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当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当它们彼此之间的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后备军对于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愈益重大的意义。
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军来达到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目的。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后备军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当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当进攻在以全力进行，当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当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已经成为决定胜负的条件的时候，在这个决定关头，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党在1917年4—10月这一时期的战略可以说是这样运用后备军的实例。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战争。毫无疑问，党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把广大群众集合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就是通过游行示威来训练先锋队去进行街头的发动，同时通过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士兵委员会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革命的结局表明，当时后备军是运用得正确的。
列宁在谈到革命力量的战略运用这个条件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原理变动了一下说：
“(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第二，要选择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先锋队已经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后备军已经具有援助先锋队的决心、敌人内部已经极端慌乱的时机作为实行致命打击的时机，开始起义的时机。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如果“(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地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举行十月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
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危险的错误，即所谓“失其速度”，就是说，党就会落在运动进程的后面，或者向前跑得太远，因而造成失败的危险。有一部分同志在1917年9月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注：民主会议 于1917年9月14—22日（公历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业界和军队中的妥协派代表。会上产生了临时政府的谘议机关——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它来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使俄国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上去。关于民主会议。）代表来开始起义，可以说是这种“失其速度”的例子，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因为当时在苏维埃内部还有动摇情绪，前线还犹豫不决，后备军还没有跟上先锋队。
第三，要越过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阻难和障碍，一往直前地实行既定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使先锋队不致失去斗争的基本目的，使群众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这个目的前进并努力团结在先锋队的周围。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莫大的错误，即海员们所熟悉的所谓“失其方向”。我们党在紧接民主会议以后所采取的决定参加预备议会这一错误的步骤，可以说是这种“失其方向”的例子。当时党似乎忘记了预备议会是资产阶级企图把国家从苏维埃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党参加这种机关就会打乱全部计划，就会使那些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农迷失道路。这个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而被纠正了。
第四，当敌人力量强大，当退却不可避免，当接受敌人的挑战显然对自己不利，当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退却是使先锋队免受打击并保存其后备军的唯一手段的时候，要机动调度后备军来实行正确的退却。
列宁说：“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进攻。
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 指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签订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当时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采取的一种革命的妥协。按照这个和约，苏维埃俄国丧失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要付出巨额赔款。由于签订了和约，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从而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并建立红军，为后来战胜白卫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11月13日，即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签字后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这个和约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冲突，瓦解敌人的力量，为自己保留农民，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
当时列宁说：“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
保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5)策略指导。策略指导是战略指导的一部分，是服从战略指导的任务和要求的。策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保证这些形式的正确运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取得为准备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要把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到第一位，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来潮或退潮的条件，能够促进和保证把群众引到革命阵地上，把千百万群众引到革命战线上，把群众配置在革命战线上。
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的决心。可是，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如果党在当时没有决定参加杜马，如果它没有决定集中力量去进行杜马内的工作，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去开展斗争，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杜马的无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诺言的虚伪、和沙皇制度妥协的不可能、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必不可免，那么先锋队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和群众的联系。如果没有群众在杜马时期的经验，就不可能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召回主义（注：召回主义 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放弃一切合法斗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体会议）斥责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先锋队脱离自己的千百万人的后备军。
如果无产阶级当时跟着在1917年4月号召举行起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注：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中以谢·亚·帕格达季耶夫为首的少数委员。他们在1917年四月游行示威时提出了立刻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游行示威的次日（4月22日）通过列宁提出的决议，严厉地谴责了帕格达季耶夫等人的冒险主义行为，认为他们提出的口号不合适、不正确，妨碍党把苏维埃的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同当时党的方针相抵触。）走，那么党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在广大的农民和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暴露自己是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因为当时群众还没有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和平、土地和自由的言论的虚伪。如果没有群众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的经验，就不会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耐心说明”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并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公开斗争的策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
“左派”共产主义者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变成一小撮徒托空言而没有基础的密谋家。
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现在这个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也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对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对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需要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然后才坚决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
第二，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这样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的意义，一个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时期（党形成时期），另一个例子可以引自我们最接近的目前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党形成的时期，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链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项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注：《火星报》（《ИСкрa》）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在慕尼黑、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起在日内瓦出版。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4月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190091903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阐述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评论。《火星报》从国外秘密运进俄国散发，其中一部分曾由国内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在俄国国内有代办员网，代办员在俄国传播《火星报》思想和建立火星派组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在1903年10月出版第五十一号后，被普列汉诺夫支持下的一些孟什维克分子所篡夺。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五十二号起，《火星报》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因此，人们把五十一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作旧《火星报》，以后的称作新《火星报》。棗第20、26、100、174、256、498页。））。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纸才能形成党内意见一致的核心，才能把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联结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统一和策略统一的条件，从而为真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由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城市产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已经成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链条中的基本环节，许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商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经济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结合；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置工业于死地；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在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
列宁说：“仅仅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甚至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那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坚定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
“当前……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
保证有正确的策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6)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列宁说：“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
问题显然不在于改良或通融和妥协，而在于怎样运用改良和妥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做谈话资料、借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来，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来，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巩固革命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训练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质就在这里。
相反地，改良主义者采用改良，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破坏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的事业，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
改良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改良和妥协的问题就是这样。
可是在帝国主义被推翻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就有些改变了。在某种条件下，在某种环境中，无产阶级政权也许不得不暂时离开用革命手段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渐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走上”列宁在《论黄金的作用》（注：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编者注）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那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上迂回行进的道路，走上改良和向非无产者阶级让步的道路，以便瓦解这些阶级，给革命以喘息时机，养精蓄锐，准备举行新进攻的条件。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只是应当记住，这里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改良是来自无产阶级政权方面的改良，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它给无产阶级政权以必要的喘息时机，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者阶级。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改良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
无产阶级政权所以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前一时期的革命规模已十分广大，因而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场所，因而可以实行退却，用暂时退却的策略，用迂回行进的策略来代替进攻的策略。
这样看来，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品，即由这些胜利品构成的、积累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后备力量。
列宁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即只能从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初次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无产阶级即使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也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内容。在原则上虽然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却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这种变化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取得胜利以后，如果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其实力显然不够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使我们即使在被迫退却时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
八 党
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训练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政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随机应变的本领，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
这个新的党有什么特点呢？
(1)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发运动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发运动的因循习惯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无产阶级的一时的利益，如果它不善于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鼓吹“尾巴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传播者，而这个政策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有采取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工人阶级斗争的困难，说到斗争环境的复杂，说到战略和策略，说到后备军和机动性，说到进攻和退却。这些条件的复杂程度，和战争条件比较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谁能认清这些条件呢？谁能给千百万无产者群众以正确的方针呢？无论哪一个作战部队如果不愿意遭到失败，就非有经验丰富的司令部不可。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让自己受死敌的宰割，就更加非有这样的司令部不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可是这个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司令部。工人阶级没有革命的党，就等于军队没有司令部。
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可是，党不能仅仅是先进部队。党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部队，即本阶级的一部分，党应当和本阶级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只要无产阶级还由其他阶级出身的人来补充，只要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可是，如果这个区别变成了隔离，如果党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脱离，那么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结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么党就不能领导阶级。
不久以前，我们党从工人中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些人与其说是自己走进党内来的，不如说是被其余的一切非党群众送进党内来的，这些非党群众积极参加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而且接收新党员都是经过他们赞同的。这件事实说明：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把我们党看做他们自己的党，看做亲近的亲切的党，他们深切关心党的发展和巩固，他们自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党的领导。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线索把党和非党群众联系起来，党是不能成为本阶级的决定力量的。
党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列宁说：“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注：马尼洛夫是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游手好闲、痴心妄想、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地主。马尼洛夫精神是想入非非的意思。——第100、263页。）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
(2)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如果党想真正领导本阶级的斗争，那么它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党的任务是非常巨大而繁杂的。党应当在国内外发展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应当在环境要求进攻时引导无产阶级去进攻；党应当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带领无产阶级避开强大的敌人的打击；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
关于党是有组织的整体这个思想，是在列宁所提出的我们党章第一条的著名条文中固定下来的，这个条文把党看做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做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孟什维克还在1903年就反对这个条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党的“制度”，要求把党员的“称号”扩大到每个“教授”和“中学生”，每个“同情者”和“罢工者”，即扩大到每个给党以某种援助、但是并不加入而且不愿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这个奇特的“制度”在我们党内巩固起来，那就必然会使党内充满教授和中学生，使党变成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机构”，抹杀党和阶级间的界限，抛弃党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任务。不用说，在这种机会主义的“制度”下，我们党是不能够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的作用的。
列宁说：“在马尔托夫同志看来，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使‘称号’广泛散布而已。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涣散组织的思想。”
可是，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
列宁说：“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的工作由中央来领导的原则，往往引起那些不坚定的分子的攻击，他们斥责这种原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不实行这些原则，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有计划的工作和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就会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在组织问题上是始终一贯地实行这些原则的。列宁把反对这些原则的行为叫做“俄国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讥笑和痛斥。
列宁在他的《进一步》一书中对于这些不坚定的分子是这样说的：
“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看来很明显，高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于中央机关人选的不满，不过是要掩盖……丑恶行为。你是官僚主义者，因为你是代表大会不按照我的意志而违反我的意志委派的；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是根据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你做事极端机械，因为你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的’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补选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柄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注：这里所说的“伙伴”指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他们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责备列宁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约·斯大林注）。”
(3)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为顺利地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所绝对必需的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非党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青年团、革命战斗组织（在公开的革命发动时期）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等等。这些组织极大多数都是非党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党或者是党的支脉。所有这些组织，在某种条件下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各种斗争中的阶级阵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锻炼无产阶级这个负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这样多的组织，怎样实现统一的领导呢？怎样才能保证在领导工作中不致因为有很多组织而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呢？有人会说，这些组织各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不会互相妨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因为它们都是为一个阶级，即为无产者阶级服务的。试问：谁来决定这一切组织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即总方向呢？哪里有这样一个中央组织，它不仅因为有必要的经验而能制定这条总路线，并且因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动这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路线，以达到领导上的统一，排除发生不协调现象的可能呢？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党。
党具备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条件，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它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同本阶级联结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不是说，非党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等，应该正式服从党的领导。这只是说，参加这些组织的党员，这些无疑是有威信的人，应该采取一切说服办法，使这些非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跟无产阶级政党接近，并自愿接受这个党的政治领导。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领导应当普及到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中去。
正因为如此，主张非党组织“独立”和“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繁殖出独立的议员和脱离党的出版家、狭隘的工会活动家和市侩化的合作社运动者的机会主义理论，是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完全不能相容的。
(4)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者阶级内部和无产者阶级各个组织中的主要的领导基础。可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把党看做目的本身，看做独立自在的力量。党不仅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无产阶级手中用来争得专政（当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得专政时）、用来巩固并扩大专政（当无产阶级已经争得专政时）的工具。如果政权问题没有摆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如果帝国主义的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危机的存在没有要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集中到一点，把革命运动的一切线索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推翻资产阶级而争得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党的作用就不能提得这样高，党就不能超过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首先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
可是，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列宁说：“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可是，“保持”和“扩大”专政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向千百万无产者群众灌注纪律性和组织性；这就是说，要在无产者群众中间造成能够防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腐蚀影响的屏障和堡垒；这就是说，要加强无产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层方面的组织工作；这就是说，要帮助无产者群众把自己教育成为能够消灭阶级并准备条件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力量。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纪律性而强有力的党，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就是为了争得和保持专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党也一定会消亡。
(5)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在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以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是统一的党还是党内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设想的。
列宁说：“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争得专政以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
列宁说：“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可以容许自己有派别组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
因此，列宁“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来说明“派别活动的……危险性”，这个说明已经载入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注：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有：中央的总结报告、民族问题、工会问题、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问题等。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中央的政治报告、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关于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大会作了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严厉谴责了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机会主义派别的观点，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的工会问题纲领。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立即解散一切派别集团，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并代表民族问题委员会提出了相应的决议草案，为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中。
因此，列宁要求“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并“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否则就给以“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的处分。（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6)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党内派别活动的来源。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化的人不断地流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又正在腐化，他们多半是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所豢养的工会活动家和议员。列宁说：“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了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用种种方法钻进党内，把动摇和机会主义的情绪，把腐化和犹疑的情绪带到党内来。他们是派别活动和瓦解现象的主要来源，是涣散党和从内部破坏党的现象的主要来源。后方有这样的“同盟者”而去和帝国主义作战，就会受到两面夹攻，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对这种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是顺利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决条件。
主张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来“战胜”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主张在一个党的范围内来“消除”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是一种腐朽而危险的理论，它有使党麻痹和害慢性病的危险，有使党被机会主义宰割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政党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丧失主要武器的危险。如果我们党在自己的队伍里有马尔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那么我们党就不能走上大道，就不能取得政权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么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就要进行决战……在这样的时候，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的、要去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没有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攻击还非常猛烈。如果动摇的领袖在这样的时候离开，那么这不会削弱而会加强党，加强工人运动，加强革命。”
九 工作作风
这里所指的不是文风。我指的是工作作风，是列宁主义实践中能够造就特种类型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那种特殊和独特的要素。列宁主义是理论的和实践的学校，它能培养特种类型的党的工作者和国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这种作风的特征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怎样的呢？
它的特点有两个：
（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
（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古老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激发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可是，如果不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那么它在实践中就很可能堕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这种堕落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谁不知道“革命的”臆造和“革命的”设计这种病症的根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排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国作家伊·爱伦堡在他的《共产主义的完人》这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个患有这种病症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立意拟定一个理想的完人的模式……结果竟在这个“工作”中“淹死了”。这篇小说虽然有过于夸大的地方，它正确地抓住了这种病症却是毫无疑义的。可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苛刻无情地讥笑过患有这种病症的人。他把这种迷信臆造和发号施令的病症鄙视为“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
列宁说：“所谓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就是说，一个置身于共产党内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以为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就能完成他的一切任务。”
列宁通常总是用日常平凡的事情来和这种“革命的”高调相对立，以此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是和真正列宁主义的精神与字句绝对相反的。
列宁说：“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
相反地，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却是消除“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和虚幻的臆造的药剂。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哪怕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工作。
可是，如果不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那么它就很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谁不知道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尔什维克”蜕化而脱离革命事业呢？波·皮尔尼亚克的《荒凉年份》这篇小说反映过这种特殊的病症，描写过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而离开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辛辣地讥笑过这种事务主义的病症。列宁把这种病症鄙视为“狭隘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他通常总是用生动的革命事业和我们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须具有的革命前途来和这种病症相对立，从而着重指出：无原则的事务主义，也同“革命的”臆造一样，是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绝对相反的。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载于1924年4月26、30日和5月9、11、14、15、18日选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
《真理报》第96、97、103、第62—165页 105、107、108、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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