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对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领导人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人们不难从事实中清楚地判明：他是不是具有那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是不是能迅速地对他所面对的复杂局势进行正确的估量，能不能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抓住关键，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
新中国的诞生，毫无疑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转折时刻之一。她的形成过程和俄国十月革命有着明显的不同：是依靠人民军队，先在一块块解放区内建立政权，积累起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培育出一批管理人才，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新中国的诞生简单地看成只是把一块块解放区政权连成一片。事实上，从原来那种分散的、没有中央政府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建立起全国性的新政权，并经过通盘筹划，把新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对外政策原则等基本格局确定下来，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中国革命的胜利来得那么快，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没有留下充裕的时间给中国共产党人从容地去作准备。在新中国诞生前夜那些日子里，整个局势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前猛进，纷至沓来的无数难题需要立刻作出处理，战略决战、土地改革、接管新区等极端繁重的任务不能不占用中共中央的绝大部分精力。要在如此忙碌而紧迫的状况下有条不紊地把一切处理好，在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作好准备，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越是在这样不寻常的时刻，对毛泽东说来，似乎倒使他那过人的才智发挥得比平时更加充分，更加得心应手，带领全党和人民群众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
一、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被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前景，难以在近期实现。把建立新中国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着手准备，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民革命力量能在总体上取得优势，另一个是建立新中国已成为全国大多数人的普遍要求。准确地把握火候，要有很高的政治洞察力。
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后，以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立刻被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10月8日，他起草的给山东兵团的电报中说：“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他从这个变化中，又从全国大多数人包括广大中间群众政治态度的变化中，得出极端重要的结论。两天后，由他改定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令中，响亮地喊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
这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会议。“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是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开宗明义作出的断语。他在会议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作出这个断语的根据：“二十年来未解决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从这个判断出发，这次会议的报告(即《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纲领。毛泽东在会议结论里说：“这篇文章是当做一个时期的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
历史现象往往错综复杂，并不是谁都能很快透过现象看清事情的实质的。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没有进行，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暂时还大于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却从全国人心向背、军事形势发展和国民党区域经济崩溃状况这三方面的综合分析中敏锐地觉察出：国共双方谁占优势的问题已经解决，下一步将要面对的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了。从这时起，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对新中国的构想便在毛泽东的思考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思考
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已经从原则上得到解决。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发展了的客观形势，又作出新的概括。它写道：“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它所提到的这个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报告中又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二十年间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立刻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十多年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讲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些话，把这项新政策的重大战略意义说得很清楚了。
到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已经想得更深更远。他不仅考虑到新中国诞生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怎样的，而且更多地考虑到新中国的未来，考虑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的关系。在未来，要在中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共产党人历来明白宣告的奋斗目标。当前面对的问题是：既然现阶段中国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报告中回答说：“外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是什么，实际上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也是党制定对各种经济成分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具体依据。这个问题毛泽东早有论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也进行过讨论。但为了慎重，会议没有立刻对它作出结论。毛泽东在总结时说：“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此后，根据中共东北局的工作报告，毛泽东正式肯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
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是领导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又有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在很长时间内可以并存和共同发展，以利于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前人没有提出过的富有创造性的大胆构想，是一项重大决策，也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共同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一个富裕强盛国家的必由之路。
可以这样说，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分析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到九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已大体上得到解决。1949年1月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已显得成竹在胸。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经建方针，九月讨论了一下，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个体。东北有个文件，基本上对的，与九月讨论的相符。”这些基本方针，在三大战役结束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更加完备的表述得到通过;而在建国前夜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经过充分协商并丰富补充后，用《共同纲领》这种庄严的形式确定下来，终于形成一幅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完整的蓝图。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审慎探讨后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仓促提出的。
三、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思考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国体是指国家体制，也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
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国体的看法，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是“联合战线”，但当时实际上是把政权交给国民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在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已背叛革命，“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应该建立“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抗战期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自然不适用了。但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很复杂，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是这样写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在《论联合政府》中，他提出新中国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创立了“三三制”的政权。因为这些根据地几乎都在农村，“三三制”所包括的除工农外主要是开明绅士，也就是一些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地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共关系重新破裂。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一度曾考虑重新采用“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他给吴玉章的信中说：“宪草尚未至发表时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原则。”但他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他们政治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是充分注意到的，主张应该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工作。
“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名词，最早可能出现在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对人民民主专政作出明确而完整的阐述并确定下来的，是毛泽东。他在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报告是在党内讲的。同年年底，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便向全国人民公开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号召。
接着，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就用明确而概括的语言把新中国的国体问题完全说清楚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独创出来的东西。它极有利于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力量，而把必需实行专政的对象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并且正确阐明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这个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那样地广泛，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因而它的巩固和稳定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和政权所不能比拟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关于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说得很明确;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得更加具体而完整了。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些指导原则，在以后不曾有过改变。
但如何在中国国土上建立起这种政权构成形式，在实践中仍有一个摸索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就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由农村到城市，由小块根据地到大片解放区，由局部政权到全国政权，并适应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构成的新变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究竟以什么形式为好，这不仅要考虑到专政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何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确定，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体现了新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级代表大会来行使这种权力;又保证国家机关能迅速有效地领导和管理国家的各项工作，不致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这里要特别提到，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不止一次地经历过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试验失败的教训，在九月会议上肯定地说：“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会议就必须当议事日程来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规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是中国人民从自己亲身实践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它在新中国诞生一年前就决定下来了。但在这以后，仍有极少数对中国实际国情懵然无知而只醉心于照搬某些外国模式的人，反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主张搞西方式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此时此刻，重温一下四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过的这段话，确实使人感到更有兴味。
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多个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经过长时间发展所形成的重要特点。在建党初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由于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实行民族自决、由各民族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的设想。但随着对中国实际国情了解的加深，这个看法逐渐改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1年5月，由毛泽东主要起草并定稿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要“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写道：“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新中国诞生前夜，周恩来向前来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作报告，特别提到：“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他详细分析了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后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在政协所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了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成功创造。这个决定是英明的，具有长远意义的，这一点，随着历史进程的推演，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四、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城市和乡村的地位，是关系到新中国基本格局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决不是依靠小生产所能建设起来的，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生产。旧中国的工业很不发达，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内。新中国的根本任务既然将由革命转入建设，自然就要求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在城市和农村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走过一条迂回的道路：它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诞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党的工作重心只能转入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乡村中去，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又只能是暂时的。
毛泽东看得很远。他认定新中国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就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并且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他又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上，根据当时准备对日本大举反攻的形势，他又多次说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转折点的到来，这种新的历史局面使毛泽东期待已久的战略重点的转移开始有可能实现。它要求党下大决心一反二十年来的做法，把先乡村后城市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1948年2月，中共中央从陕北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提醒各地要准备“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责成各地领导机关对本地区内人口在五万以上的城市逐一作出工作总结，限三至四个月内电告中央。这项措施，显然是为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进行准备。
明确地规定“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是当前任务的是1948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加强城市和工业管理工作。当时解放区许多地方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流行着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幻想在孤立的单个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思想的出现，是因为党长期生活在乡村，许多一直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完全不熟悉城市，也不懂得现代化的大生产，常用农民小生产者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毛泽东早就指出过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区别所在，在这次会上又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潮。他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很清楚，毛泽东一直认为决不能离开工业化来谈社会主义，并且把那种从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出发所提出的农业社会主义斥为是反动的、破坏生产的。这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都是如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民粹主义的。这种说法实在同事实相去甚远。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突出主题。毛泽东为这次全会改定的公报说：“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并且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现在起，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重心转移后，城市工作的中心是什么?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公报明确地写道：“全会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他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而服务”。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当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毛泽东在城市工作中突出地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又突出地抓住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就抓住了要害中的要害。
毛泽东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看作党在新时期工作的中心环节。他用鲜明的语言警告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在他看来，只有坚定不移地紧紧抓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个中心环节，其他千头万绪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新政权才能站住脚跟，革命胜利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后八大路线得以提出的思想脉络。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农村?不是。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没有粮食，城市人民也无法生存下去。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继续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这样，新社会才能稳定地、总量均衡地、持续地向前发展。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中写道：“毫无疑问，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决不可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毛泽东将辩证法在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上的运用，也是他以后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个战略方针的先导。
这以后不久，鉴于迅速扩大的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又确定一些新区的工作重点在一段时间内仍需放在农村，以便发动群众，有步骤地实行土地改革，为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先决条件。这自然不是违背而正是按照实际情况正确地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总方针。
五、对新中国外交工作基本原则的思考
外交工作主要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中国共产党一向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曾同不少外国人士有过接触，积累了初步的经验。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已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但那时在解放区没有建立中央政府，也没有外国政府设立的外交机构，因此，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外交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一些有外国侨民居住的城市相继解放，在将要解放的地区和城市中还会遇到更多的外国侨民以至设立在当地的外国领事馆。这是一个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在1948年初发出指示：“只要他们承认遵守我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法令条例，即容许他们继续居留于我解放区，进行业务或其他正常活动，并受我民主政府之保护。”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新中国即将诞生。如何确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自然被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1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说：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是反帝。将来我们要做生意，才发生承认与否的问题。我们也不忙承认他们，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承认外交关系，只是保护侨民。周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中，也着重谈到外交问题。他说：“总的观念：百年受压迫，站起来了，民主联合。这个承认，那个承认，是旧观念。有些气概，才能摆好。”对具体政策，他说：“外交关系不承认为好。”“外贸关系一件件作，不受束缚。”“总之，有利的解决，不成熟的过一下解决。”
会后十来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加写了两段重要的话：“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
这些主张的根本点，就是中国人民一定要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一切旧外交关系，将这些国家的原有外交人员只当作侨民加以保护，不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要求他们在新的基础上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样做，可以使新中国在外交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不受任何过去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也有利于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着不走。这是值得注意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指示：“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应该向司徒“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对于(司徒的秘书)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不久，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卿：黄华在6月28日同司徒见面，“他说他接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说，如果我希望访问燕京大学，他们会欢迎我到北平的。”司徒雷登本人似乎倾向于作这样的访问，但因遭到美国国务院反对而作罢。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的日子，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毫不含糊地宣布新中国必须“一边倒”。他所说的“一边倒”，不是指某一个具体国家，而是指“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新中国的发展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当时，国际上正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美国政府不但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并仍在企图威胁、孤立以至扼杀新中国。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革命采取的是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明确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是完全必要的，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独立的根本利益。“一边倒”决不等同于依附某种外国势力。有着高度民族自尊自信并已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从来没有含糊过，更没有屈从过，这已为历史事实所充分证实了。
到新中国诞生前夜，由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把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以纲领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六、结束语
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当年毛泽东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以宏大的气魄迎接新中国诞生所做的一切，回顾起来依然令人为之神往。
领导的重要表现是有预见，要在走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新中国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许多问题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确定下来，对中国日后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匆忙地甚至轻率地作出一些不正确的决定，它们所造成的恶果将十分严重。
毛泽东是善于掌握时机的大师。他目光犀利，反应敏捷，决策果断，善于透过使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现象准确地把握住时代脉搏的跳动，看清楚历史潮流的趋向。1947年最后一个季度，尽管还存在许多严重困难，他却判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旗帜鲜明地喊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开始筹划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和三大战役这个战略决战的号角吹响同时，他主持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在党的领导核心中对新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为了慎重又不立刻加以公布。三大战役刚结束，他便立刻主持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和随后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在新中国成立后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它的基本内容，事实证明是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这一切，都不失时机地进行得那样井井有条，一环紧扣一环，仿佛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在毛泽东一生中，可算是得意之笔。
当然，对新中国的基本格局这样完整的设计，决不可能由任何人先验地或一次地完成。为此，中国共产党曾进行长时期的探索。这像是一场不停顿的接力跑。毛泽东从来不采取割断历史的态度。他在九月政治局会议时曾要求与会同志阅读：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全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四节第二、四项，第五节，第六节;《新民主主义论》第六章;《论联合政府》第四章(“我们的一般纲领”)等。七届二中全会时，他又叮嘱：将六大政治决议案印发与会同志，“以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同时，他又不囿于已有的看法，而是随时仔细观察并研究正在剧烈变动中的中国国情，坚持把客观实际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因而在认识上有许多新的突破。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毛泽东这时在认识上最重要的突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在九月政治局会议时说：“六次大会的决议基本是对的，其中有错误。”在六大决议中，没有提到没收官僚资本，对政权性质的规定是工农民主专政。毛泽东说：“1928年六大时，中国官僚资本尚未形成到这个样子。中国资本的集中，官僚资本的形成，主要是在最后二十年中，所以当时未提出是有原因的。”他又说：“那时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在政权中根本不要它。现在是有一条比较缓和，有一条比较过去激烈。”他不只是提出许多重要的基本原则，并且对实际工作的进行做出十分具体的规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在做的中间应该注意些什么。没有这些界限分明的具体政策规定，即便基本方针正确，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起来仍可能会走样。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内适时地发出的一系列具体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实际工作的强有力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的功勋将永远不会磨灭。他被称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人，是当之无愧的。
（来源：《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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