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 到达上海。
同日 周恩来、陈毅陪同富尔到达上海。
同日 下午，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出席。周恩来汇报富尔关于中法建交提出的三种方案(富尔提出的三种方案是：第一方案，不顾法国与蒋介石集团目前的关系，中法两国立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第二方案，法国宣布同蒋介石集团完全断绝关系，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第三方案，中法两国推迟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暂时互派常设的半官方贸易代表机构。)，以及在京常委对三种方案的意见，说：法国的第一方案我们难以考虑;第二方案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法国有困难。如果别无选择，就考虑第三方案。会议认为现在双方都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可不提第三方案，而是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比较适宜。会议委托周恩来、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同富尔进一步磋商。
11月2日 晨一时，阅周恩来十一月一日二十四时关于当晚同富尔谈判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晚间我和陈毅会见了富尔，提出中法直接建交的口头方案，他表示同意。关于这一方案的书面稿子，我答应明天交他。现将书面方案(中国政府提出的新的直接建交的书面方案是：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2.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3.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使。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上述方案，是由于中法双方(周恩来总理和富尔先生)根据富尔先生所转达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3点达成了默契：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这个书面方案的标题是《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1963年11月2日)。)送上，请主席核示。毛泽东批示：“很好，照此办理。”
同日 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开会，继续商议中法建交等问题。
同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富尔和夫人，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协议(指表述中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内容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还有人会反对，就是美国。富尔表示，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国意见，可以自己作出决定。毛泽东说：好。你们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英国。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同我谈过，他也很不赞成英国受美国的影响太大。现在美、英、苏三家直接打交道，特别是美、苏两家，把法、中等国态度置之不顾，但也不能把情况看得太死太僵。现在美国要给苏联很多东西很难。还是从伦敦经过巴黎到东京，把这个工作做好。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富尔说，这是个好意见。毛泽东说：美国人哪个地方都钻，谁不听话就整谁，敢跟他提意见的国家不多。但情况在变化，再过五年、十年变化会更大。谈到杜勒斯时，毛泽东说：此人较爽直，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心，只是一面派，不是两面派。杜勒斯比其他人好些，他坚决反对我们，但公开讲。当富尔问中国的人民公社试验情况如何时，毛泽东说：看来是成功的。什么叫公社?就是大规模的合作社，把相互关系调整一下，很有用处，特别是对有灾地区，如河北有大水灾，湖南南部有大旱灾。对丰收地区也很起作用，如上海附近的江苏丰收了，浙江、湖北也丰收了，大多数地区都丰收。有人说公社垮台了，看来垮不了。富尔问中苏分歧是由什么引起的?毛泽东说：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是由于对死人的看法。死人都是欧洲人，马、恩、列、斯，对他们的态度，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人身攻击，我们不同意。
同日 晚上，在上海会见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议长塔帕和夫人，以及塔帕率领的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等在座。毛泽东说：我昨天才到上海，知道你们代表团已到上海，很想见见你们。我们和你们见面感到平等。你们不压迫我们，我们也不压迫你们;你们不欺骗我们，我们也不欺骗你们;你们不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我们也不在你们那里搞颠覆。我们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也签订了友好条约。谈到修建从尼泊尔通向西藏的公路时，毛泽东说：单靠老百姓修路速度太慢，应派工程兵团去加速修建。我们内地和拉萨还未通铁路，还要过几年以后，才能有通往拉萨的铁路。铁路到了拉萨，我们和你们交流物资就方便了。毛泽东说：现在世界正在起变化，几个大国要控制小国是不行的。我们也受欺侮，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工业不发达。但是，这会起变化，几十年后会变化的。那时我已去见上帝了，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再多就没有意思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你们还都年轻，可以看得见。
同日 批示林克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印三十份，发给各同志研究，准备修改意见”。
11月3日 上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开会。
同日 下午，会见阿联(今埃及)教育代表团。毛泽东说：革命首先是依靠本国人民和干部。在建设中，我们还要依靠工程师、技术人员。我们的国家和你们的国家，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人才，就搞不好。当谈到帝国主义认为白种人最高尚时说：他们认为他们是第一等人，我们是第二等、第三等人，就是不要相信这一条。
同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刘少奇、邓小平等也到达杭州。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柯庆施、罗瑞卿、谢富治、田家英和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讨论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毛泽东还同刘少奇、邓小平等研究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商定以下两件事。第一、扩大宣传范围。过去中央多次通知不许各地方报纸刊物写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现在要开禁，中央、中央局、省级的报刊都可以写反修文章。凡是在中央一级报纸公开发表的，须经中宣部、中央批准;在各省、市、自治区一级报纸公开发表的，须经各中央局批准。地委、县委的报纸暂时还不要搞。标语、口号、歌谣、戏剧和漫画不要搞。第二、扩大传达范围。过去只是在党内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十七级以下干部、党员群众，我们的人民群众，没有听过传达，以致议论纷纷，有各种问题。现在到了普遍传达的时候了。把过去向十七级以上干部传达的报告提纲，稍加修改传达到十七级以下干部，一直传达到基层支部书记。此外，再写一个提纲，向工人、农民、学生群众作报告，普遍传达一次。
11月8日 阅周扬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批示：“退周扬同志：讲得好，完全同意。”毛泽东对讲话作了几次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两段话：“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此外，毛泽东还将讲话中的“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改写为“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派别、小组和个人，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这篇讲话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1月9日 到达上海。十一日，离开上海。
11月12日 上午，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毛泽东询问灾区群众的身体、口粮、燃料、副业等情况。汇报到救灾、治水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你们十年能把水治好吧?我七十岁了，看不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谈到防汛措施时，毛泽东说：河、水库要修，还要修村城(防洪堤)、镇城墙、县城墙，邯郸市那样的城墙，城墙要普遍地修。城墙是个防卫武器，这种生产资料比牛、比人、比土地都重要，因为堤一溃，粮食被淹了，人、牛都没得吃了。汇报到河北的十大水库今年在防汛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时，毛泽东说：我要从南到北把你们的十大水库都看看。趁水灾发财的人要教育一下，要表扬救人、救畜的人，要给牺牲的人立碑。汇报到群众手里还有些瞒产余粮时，毛泽东说：我历来赞成打埋伏(如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不赞成挖空。打埋伏是个政策，要让他打埋伏少报。多收少报是好事，少收多报是坏事。汇报到救灾物资的分配，开代表会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公布数字、分配办法，防止干部包办，搞新的“四不清”时，毛泽东说：这样好嘛!有这样做的典型材料吗?不光救灾这样搞，别的也应这样搞，我们的政策、办法就是要和群众直接见面。非灾区也这样搞。汇报到过去干部多吃多占，只要诚恳承认错误，坚决改正，群众会原谅时，毛泽东说：人有错是可以改的。除了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的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的就照常使用，严重的调离使用也是必要的，还可以劳动改造。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要进行。我在中南开了一次会，在华东开了一次会，大家认为分重点、普遍两种方法进行好。重点的分批，三四个月一批，普遍的搞半月二十天，不普遍刹一下风不行。河南是重点与普遍相结合，湖北早就这样做了，湖南也提议这样搞。原来在杭州会议上确定是分期分批，现在接受各地的经验，改变过来。
同日 晚上，回到北京。
11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这个通知，对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起草的通知的修改稿在内容上又作了一些修改，通知的标题也作了改动。《通知》说：“在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重要文件之后，十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九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五月二十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一)五月二十日的‘决定(草案)’，九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印发。”还要向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人宣读，向民主党派成员宣读。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十六日晨，审阅田家英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田家英在附信中说：“十一、十二两日，在京的中央同志分组讨论了这个文件。这是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所作的修改。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已原则上确定照此印发人代会。”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尚昆即办。”中央的通知和“决定(草案)”(前十条)、“规定(草案)”(后十条)，于十一月十八日发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十一月十三日稿)。十八日，审阅《五评》的定稿，加写“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句，并批示康生：“在最后一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酌定。”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二期发表。
11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切拉等，张鼎丞(张鼎丞，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等在座。毛泽东说：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用行政的办法和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的办法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对待这些人，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我们相信依靠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至于少数分子，那是要抓起来的，但也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进行改造。我们第一要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的人改造不过来。对个别屡教不改的人，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去，把他关在监狱的工厂里工作，或者把他们的家属也搬来，有些刑满了不愿意回去的，就把家属也接来，安置就业。
11月17日12月3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和《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说明》。大会号召全国人民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的开幕会议和闭幕会议，还出席了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二日的全体会议。
11月17日 为即将在天津举办的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并写信给林铁：“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是否可用?浪淘沙一词，待后再写。”
11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11月21日 晚上，听取汪东兴汇报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题目(题目是《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很新鲜，既然拿来了，我还是看看，但可以先讲，不必等我。二十二日，阅谢富治的发言稿后批示：“富治、彭真同志：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指浙江诸暨县的经验。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1月2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内务大臣卡尤姆率领的阿富汗王国政府签订阿中边界条约代表团，陈毅、曾山(曾山，当时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内务部部长。)、黄镇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同我们签订了边界条约，很好。我们两国之间本来是没有边界纠纷的，有了这个条约就更加好一些。卡尤姆说：我们不论在喀布尔还是在北京谈判边界条约的时候，都是在一种非常友好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下进行的。这种气氛应该是二十世纪的人们应有的精神。毛泽东说：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有的人要搞颠覆活动，一定要把统治者弄死，这有什么必要呢?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是缺少文明的。
同日 晚上，会见莫三鼻给(后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政党会议秘书长桑托斯。应桑托斯的请求，为莫三鼻给人民题词：“为了莫三鼻给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会见中，毛泽东询问莫三鼻给的面积、工业、农业、土地占有关系、莫三鼻给解放阵线的组织情况等，并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桑托斯说：我们很多人要遵循您的榜样，在政治和斗争方面学习您的教导。另外也有一些人从另外一方面学习您——学您的诗，我就是这样。我要用诗表达人民的痛苦。毛泽东说：你三十四岁，很年轻。我学打仗就是你这么大。打仗会有失败，经过成功和失败最后取得胜利。如写诗一样，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
同日 晚上，同康生谈对他主持起草的毛泽东给苏加诺的复信稿的修改意见。二十六日晨二时，阅康生二十五日报送的复信修改稿后，批示：“请尚昆同志即办。”复信中说：我很高兴地接到和阅读了您十月二十三日的来信。您在来信中，表示对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感到不安和忧虑，并且希望通过协商很好地解决意见分歧。对您的这种好意，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感谢。这些年来，对于中苏意见分歧，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通过平等协商消除分歧。今后，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采取这种态度。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您可以相信，我和我的同事，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都将一如既往，为加强中苏团结，加强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11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诗人比达·罗德里格斯和夫人。谈到鲁迅时，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的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判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谈到中国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胜利，我们的政权巩固下来，就是依靠工人和贫农，这两部分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要这两部分人团结起来，富裕中农就靠拢了。知识分子中也有左、中、右，首先团结左派，中间派就跟着靠拢。右派只要反帝、爱国，也可以团结，有暂时的作用，没有他们有时也不行。毛泽东称赞古巴领导人提出的一手拿砍刀，一手拿武器的口号很好，不要放弃这个口号。谈到世界局势时，毛泽东说：总的看来，世界在变，变得对反革命不利，对革命有利。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1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结束后，同剧本作者、话剧团团长和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
11月 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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