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里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攻读法学，但不久就专心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曾准备争取当大学哲学教师，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在他的协助下，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等人，在科隆创办了《莱茵报》，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842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书报检查机关对它没有办法。《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那些重要的文章;先是给书报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有十家报纸有《莱茵报》这样的勇气，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么德国的书报检查早在1843年就行不通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书报检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它要受双重检查，在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查封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他以在该刊物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促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据说亚历山大·洪堡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和《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抓住时机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自从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得到根本的改造;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同盟;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的几乎所有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在实践中实现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是在伦敦)多次国际工人会议。
在1847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第一次发表，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马克思曾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运动，看来比利时的时局就要发生突变的时候，比利时政府便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盲目行动。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之流当即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隆，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这家报纸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1848年6月巴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曾指责《新莱茵报》攻击一切神圣的东西的行为是“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因为上自国王和帝国摄政，下至宪兵都遭到该报攻击，而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当时拥有8000兵员的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年秋天科隆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就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告知科隆的检察官，要求进行法律追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报纸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当1848年11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抗暴力。1849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被宣判无罪。最后，1849年德累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示威100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要么迁到布列塔尼，要么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尝试(1850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年12月法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版;第二版于1869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发行)。1853年间他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其后在波士顿，近年又在莱比锡印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隆被判罪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10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馆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丰富藏书，另一方面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由他署名的通讯，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论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他根据对英国官方文件的仔细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在伦敦被翻印成小册子。
他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浑水摸鱼的政策。同时他还得反击卡尔·福格特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以争取德国持中立的，甚至同情的立场。福格特蓄意制造最卑鄙的谣言大肆诬蔑马克思，而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伦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们的面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证明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所收买。整整10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员名单里，在字母V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
最后，1867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本要点。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1872年问世，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的定稿工作。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夙愿：创立一个把欧美最先进国家都包括进来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在工人自己面前或是在资产者及各国政府面前，都会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的可以说是活生生的体现，会使无产阶级受到鼓舞，变得坚强，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感到恐惧。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大会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驻在地设在伦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从1864年的成立宣言直到1871年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撰写欧洲工人还记忆犹新的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无法存在下去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的前台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都无法再展开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招致失败和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而不了解或无视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那些丧失理智的、卑鄙龌龊的分子的中坚——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局势下不可能满足仍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而要照旧充分展开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鉴于这种形势，它暂时退出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常常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任何想假借国际的名义策划无谓暴动的企图被制止了;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唤起的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正式的国际联合组织这样一条纽带，仍然能够发挥作用，而这样一条纽带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种束缚。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暇来重新开始他的理论工作，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至少从中世纪起，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各个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经济自己生产几乎所有必需品，几乎不进行交换。农民公社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并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交往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个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跻身于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区域，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而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有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它在落后国家里排挤旧式手工劳动，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创造出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被排除于政权之外，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专业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成了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对历史的这种考察方法通过上述方式对至今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种考察方法还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现时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已经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以及工业不振的状态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总额，而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都力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者，他们被排除于这种占有之外而仅有一种商品即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这种劳动力以占有生活资料。但是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该商品的生产中，从而也体现在它的再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体现在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量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就表现为同样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动。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让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7小时、第8小时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酬劳动的产品，首先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除此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首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构成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基础，总之，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基础。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人数不多并且仍在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方面，也会发生根本变革。愿马克思不久就能把第二卷付印。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6月中
载于1878年在不伦瑞克发行的《人民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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