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山东泰西(今属泰安)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极端艰苦的时期。随着日伪军的疯狂“扫荡”，80%的地区沦入敌手，大部分地区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泰西地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转入分散、秘密状态，我党我军的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年又逢大旱，庄稼几乎断收，再加上日伪军的疯狂掠夺，人民群众生活极其困难，就连树叶、草根也成了代粮的“好”食物。时任泰西抗日督查专员公署主任的张耀南同志，当时已经四十多岁，在同志们中算是“老同志”了，又是“民主人士”出身，却和同志们一样勒紧裤带，吃糠咽菜。
在当地，张耀南同志的威望极高。大革命时期，他从山东省立二师(曲阜师范)毕业后，就散尽家财，在当地搞农民子弟学校、农民夜校和农民合作社，一心搞植树造林、养鸡、养鸭、养蜂、养蚕，研究怎么帮助农民致富脱贫，又当过长清(今济南市长清区)县立一小的校长，是无冕的“农民大王”。所以，炊事员有时忍不住要给老校长多㧟一点野菜粥，却总遭到张耀南的制止，他坚决要求与大家同甘共苦，并一再教育同志们不许与民争粮。有天晚上实在饿坏了，张耀南在院子里，顺手捋了一把树叶，塞进嘴里。被警卫员看到了，实在心里难受，第二天自掏腰包，买了两个烧饼，悄悄放在张耀南的桌子上。张耀南发现后，先把钱还给警卫员，感谢警卫员对自己的照顾，接着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问题不在于你买的烧饼!你买走一个，群众中不就少一个吗?我们多吃一口，群众就要少吃一口!马上退回去!”
更大的考验还是生死关，日寇的“扫荡”，一次比一次来势凶猛，花样翻新，规模大、时间长，到处岗哨林立，特务成群，封锁严密，顽军也与之积极呼应，我党政军机关和地方武装遭受严重损失，党员干部牺牲更是家常便饭。那时候，入党提干，可不意味着享受，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是牺牲时的身先士卒，面对艰难困苦，党员干部第一个上!当然，有牺牲就有叛变，有英雄就有孱头(意志软弱的人。吴语、赣语、武汉方言)，有人坚持斗争，就有人消极颓废，甚至叛变投敌，沦为可耻的汉奸……这年年初，中共泰西地委委员、泰西县委书记邹靖国叛变。搁现在，邹靖国这种人，会被群众习惯性称为“三门干部”———出家门进校门、离校门入机关门。整个成长过程与基层、与社会，基本处于分离状态。他们对工农群众、对社会现实有隔阂，严重缺乏社会实践经验，难以融进群众中去。不过万事不绝对，也有很多“三门干部”出身的同志，在火热的生产斗争实践中，通过和群众打成一片，得到了群众的认可，提升了自身工作水平，成长成才，百炼成钢。
邹靖国是泰安本地的年轻干部，不到二十岁就投身抗日洪流。原本也是苦出身，自幼在一个半工半读的教会学校读书，所以参加革命的时候，他自称“工人成份”。1938年初，邹靖国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根红苗正，又读过书，口才极佳，由此深得重用。当年秋就被送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受训，回来后任泰西县委民运部长。第二年提升为县委书记，不久又被选为泰西地委委员。大会小会，属他最爱出风头，张嘴坚决抗日，动辄坚持到底，似乎没有比他更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了!1941年末，邹靖国从地委开会回来，要到夏张镇(今属泰安市岱岳区)附近的村子去看看。
夏张镇是泰安县的一座重镇，三面是丘陵地，南面是开阔的大平原，是泰(安)东(平)公路的必经之地。此时是鬼子的大据点，驻防有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还有一个大队的伪军。其他同志劝邹靖国不要去，他却坚决要去，还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美其名曰检查工作、布置工作。去时又只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通讯员，实际上是想躲开同志们，自己逍遥。之前，邹靖国手里贪污了大笔党的经费，想着趁机会吃喝玩乐，清理库存，不然就存不住了，万一让人看到，可就麻烦了。傍晚，邹靖国在夏张镇正西五里外的温家岭村住下。房东大娘是咱们的堡垒户，看邹书记来了，就告诉他，这几天风声特别近，夏张的鬼子、特务活动频繁，经常在夜里出来，窜到各村抓人。为了安全起见，大娘劝邹靖国赶紧走人，劝他到远点的村子去住，以免不测。大娘话音未落，邹靖国摆摆手，说：“没关系，大风大浪，我经过多了，您老不要危言耸听，要不是知道您老是堡垒户，我可要批评有动摇畏惧倾向了。”
大娘叹口气，摇摇头走了，邹靖国让小通讯员给他打好洗脸洗脚水，就开始点灯看书。这家在村西边，离村口和乡道不远，大娘的警惕性很高，一看邹书记屋亮灯，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那时候夜深人静，穷人家有谁点灯的，都是摸着黑，穷啊!你一点灯，远远就看到，不暴露了吗?不是等于给敌人报信，这里有不正常情况了吗?大娘赶紧又来敲门，劝邹靖国赶紧熄灯睡觉，最好换地方，省得夜长梦多。邹靖国还是不听，果然半夜，夏张据点的日伪军就包围了温家岭村，精准抓走了邹靖国，第二天就给送到泰安城里鬼子的宪兵队。据说敌人还未及用刑，连刑讯室都没进，邹靖国就怂包了，表示愿意彻底“洗心革面”，跟蝗军真心合作，为“反供、建国、和平”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和耿耿忠心。
没几天，邹靖国就当上了日本宪兵队的谋略部长兼特务队长，带着鬼子下乡到各村抓人。邹靖国是本地人，又是现任的县委书记，对县委和各区区委的负责人、各乡村的党员姓名住址、甚至是秘密工作，打入敌人内部的敌工干部情况，都了若指掌。所以二话不说，就把名单整理好，交给鬼子，当作见面礼。敌人照方抓药，使我泰西党组织损失惨重，其规模甚至远远超过1933年。当时任泰安中心县委书记曹福广的叛变，共造成泰西地区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几百人被捕被杀。其中就包括：县农会长王聘三、县武装部长张印堂，新二区区委书记张鹏、助理员张兴经，新五区区委书记宿安民、区长苏振亚，农会主任宿建国，新八区区委书记紫辉、新九区干部于会涵、新一区干部穆照林等同志。
接任县委书记的武静安同志，也被邹靖国给抄了家，母亲和妹妹都被抓走。据不完全统计，仅边院镇(今属肥城)一带，191名党员中，就有16人被捕，40人被迫“自首”，57人脱党，16人逃亡他乡。安驾庄、汶阳(今均属肥城)一带，240多名被迫“自首”人员，全部被运到东北，充当挖煤、修筑“国防”工事的劳工，绝大部分遭虐杀。此外，邹靖国还无耻地发表了所谓的《告泰西人民书》，当然还是汉奸那套陈词滥调。无非坚持抵抗没有出路，屈膝投降才有“前途”，早投降早享福，不投降就得死，与其死无葬身之地，与其忍饥挨饿、东躲西藏，不如跟蝗军“合作”，做个“识时务之俊杰”，这样个人、国家、民族才都有“光明未来”。今后，只要我们照章完粮纳税当差，蝗军绝不乱杀人，更不抢粮食、糟蹋妇女，“王道乐土”就能建成，“大东亚共存共荣”就是跟着日本人一起享洋福!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是多得是，再来一次又何妨?
请注意，不管哪路洋大人豢养的老狗新狗，百多年来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无非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两条路而已，最终总会被人民群众勘破“玄机”，弃若敝履。所以“教员”同志，在1939年就预言过：“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此时邹靖国志得意满，觉得“大势已定”，给很多干部都写了劝降信，希望这些昔日的“同志”能“迷途知返”。其中一封，就发给了时任新一区兼新二区书记的李耀华。
李耀华和邹靖国的年纪差不多，毕业于泰安私立育英初级中学，这也是所教会学校，抗战前后他们都是热血青年，热衷于反帝反封建救中国，抗战爆发一同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同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只是邹靖国“进步”速度太快，李耀华同志委实“赶”不上，担任了区委书记，是邹靖国的直接下级。邹靖国叛变后，抓捕了新二区区委书记张鹏，李耀华毫不畏惧，毅然一肩挑两区，自然成了重点“关照”目标。作为“老相识”，邹靖国觉得李耀华跟自己有很多的相似点，此前被捕的新五区区委书记宿安民、区长苏振亚，农会主任宿建国，都能跟自己“合作”，向蝗军“输诚”，拉李耀华下水，应该也不是啥难事。
可是李耀华接信后，嗤之以鼻，对捎信人说：“你回去告诉姓邹的，说我李耀华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死也不向小日本投降。汉奸走狗，绝没有好下场!”见李耀华如此“不识抬举”，邹靖国先抄了李耀华在安驾庄的家，又遍布暗探进行监视，特务队更是不遗余力跟踪追捕，悬赏缉拿。组织上考虑到李耀华同志年轻有为，就想把他暂时调走，到黄河以西的河西县野雀窝(原属长清县西部，今齐河县仁里集)。为了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只留下少数干部苦撑待变，等将来形势好转，再派回来恢复工作。但在征求意见时，却遭到本人的激烈反对，他说：“我虽然年轻，但这一带我熟，我虽然从小没受过啥苦，但我已决心将一切献给党，既然组织上要求‘区不离区，干不离群’，我是本乡本土的党员干部，怎么能辜负党组织和父老乡亲的厚爱与信任呢?所以请组织上批准我留下来，我保证不给党抹灰!”
既然留下来，就要把工作干好，即便再危险困难，李耀华同志都时刻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次“跑情况”，风雪之夜，一连几个村子都进不去，到处都是敌人的明岗暗哨，好不容易带着通讯员，躲到荒郊野外的坟圈里，两人饥寒交迫。通讯员冻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一辈子要跑的路都跑够了，这回要不是你警惕性高，咱们跑得快，估计就革命到站了。也不知道猴年马月，能睡个囫囵觉，再吃个热乎饭?”论年纪，通讯员还大李耀华两岁，俩人既是上下级，更是同志，所以亲密无间，李耀华拍拍通讯员，笑着说：“别急，我看这一天不会太远了。俗话说物极必反，小日本折腾得已经到顶了，只要我们把这一关顶过去，鬼子就要完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鼓完劲，李耀华咽了咽口水，还跟通讯员预言，等小鬼子被彻底撵出中国，咱们进了泰安城，鬼子、汉奸一勺烩，不但能睡上囫囵觉，还能白面馒头，就着豆腐菜、小米稀饭，我请客，你可劲吃!1942年10月18日，在边院李家庄，由于叛徒出卖，李耀华和通讯员被日伪军包围。为了不连累群众，他们边打边撤，向村外突围。李耀华一把推开通讯员，让通讯员先走，以保护好党的秘密文件。通讯员不肯走，说生死在一起，李耀华却留给通讯员最后一道命令：“我们生死都是小事，但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在敌人手里，我掩护，你快跑!”
通讯员带着文件脱线了，李耀华同志却被捕了，最后一颗子弹本来要留给自己，但却是个臭子。在宪兵队的刑讯室，鬼子软硬兼施，又是封官许愿，又是大刑伺候，李耀华同志受尽各种酷刑，却坚强不屈，丝毫没有出卖党的秘密。眼看主子没招儿，癞皮狗邹靖国着急了，出来“现身说法”，一通“汉奸发生学”的歪理邪说，无非迫不得已，没有办法……“什么没办法，顶多不就是死吗?大丈夫视死如归，而你为保全自己的一条狗命，不顾数百人的性命。我今天就给你做个样子，让你看看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骨气!”
说完，李耀华就要以头撞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邹靖国彻底没了办法，又在日寇面前自告奋勇，把李耀华押到安驾庄据点，说这回他要是再不“回头是岸”，我就用一百种办法，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面对新的轮番酷刑，李耀华同志仍不屈服，笑对邹靖国：“你是县委书记，我是区委书记，你是我的上级领导，党的秘密你什么不知道，何必问我?不过，鬼子问你，你也留着点，别竹筒倒豆子，等说干净，你就不值钱了!”
李耀华同志真是钢筋铁骨，即便体无完肤，走到哪里，不管是刑讯室，还是监狱，亦或是押解途中，只要见到中国人，他就宣传抗日，告诉大家，再坚持坚持，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日本鬼子永远无法彻底征服中华民族……最后，邹靖国恼羞成怒，报经鬼子同意，把李耀华绑到安驾庄北门外的木桩上，让十几个日本兵拿他练刺杀。一刀一刀又一刀，刺一刀李耀华同志就喊一句：“叛徒卖国贼不得好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一天是1943年2月15日，农历腊月三十，李耀华同志年仅22岁(实际未满)。审讯期间，有个良心未泯的刘翻译，曾劝李耀华：“鬼子都佩服你，说没见过这么硬气的中国人，我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竟然这么坚强。不过，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先认了吧?免得吃皮肉之苦。再说，只要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只要你愿意，我保证不出一个月，想法让你到那边去。”李耀华艰难地摇摇头，说：“我不能那样做!”
现在老百姓都在看着我，我死了不要紧，老百姓知道我为抗日死了，就知道抗日还有希望。如果我按你说的办了，老百姓看到我站在鬼子那一边，兴许会说，‘李耀华都投降了，咱还干什么?’也许有人会骂我是汉奸、卖国贼。我宁肯自己肝脑涂地，也不能做对不起父老乡亲、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党的事。”刘翻译长叹一声：“我真想不明白，年轻轻的，你到底图个啥，活着不好吗，非要去死?”
只要共产党坚持抗日，群众就能看到希望，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希望，要想火车快，全凭车头带，共产党就是车头，就是主心骨。战场就是最严格的考试，李耀华牺牲后，还有无数的“李耀华”在泰西坚持斗争，牺牲了一批，就又换上一批，他们被称为“咬牙干部”。华北敌后各根据地，当时流行一个说法：去延安参加学习的叫“建国干部”，准备作为未来建设新中国的种子;先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附近地区，随时准备派回去顶上，或者等着形势好转杀个回马枪的，叫“反攻干部”，留下来的则叫做“坚持干部”，因为要随时面对苦难局面，要咬着牙和敌人拼死拼活地度过难关，更被形象地称作“咬牙干部”。
1943年，各级坚持地下工作的各级党组织、坚持武装斗争的抗日人民武装，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逐渐掌握了对敌斗争的新办法，敌变我亦变，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泰西人民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逐个攻下了敌人在广大农村地区安设的据点碉堡，将日伪军又压缩回城镇，大量的敌占区又变为根据地，党组织也基本恢复，更多的新鲜血液在坚持中、斗争中成长起来，进入党内，成为一批批新的“李耀华”
。不过，泰安却经过我军先后五次前来，才最终于1948年7月15日彻底解放，回归人民之手。至于叛徒、卖国贼邹靖国，后来果真如李耀华同志预言。这条断了脊梁的癞皮狗，逐渐失去利用价值，鬼子对其宠爱日益消退，看没啥大用处了，就给撵出了泰安城，贬到下面据点，帮着伪军守炮楼去，等于随时送死的状态。洋大人如此不“仗义”，邹靖国心理落差一大，便又借抗日军民广泛开展敌伪工作之机，脱离了日伪军，反正回来。
邹靖国曾经是泰西地委委员，泰西县委无权处置，只好送到地委，地委根据当时“放下屠刀，既往不咎”的政策，将其送往延安改造。抗战胜利后，由于邹靖国在泰西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应群众一再要求，上级批准把邹靖国押回泰西，依法治罪。1946年9月，泰西县在夏张镇召开了公审大会，判处邹靖国死刑，立即执行。与会群众无不咬牙切齿，纷纷痛斥邹靖国是狗叛徒、卖国贼，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人格高下，判若云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点，哪怕投降派把戏演得足足的，扮得花枝招展，香艳动人，终究会被群众戳破画皮。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因为他们违背最广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仅仅为一小撮反动派所欢迎。既然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也必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最后要搞到人憎鬼厌的田地，这就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趋势。
注释：
1、抗战爆发之初，日寇占领泰安后，为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我方在山东中南部，以津浦铁路为界，划分了泰东、泰西两个战略区。其中泰西地区，辖泰安(津浦铁路以西部分)、肥城、宁阳、东平、长清、平阴、东阿、汶上等县和郓(城)鄄(城)巨(野)菏(菏)边区。1938年5月，成立中共泰西特委，后改为地委。其中，泰安县城西南津浦路以西地区划为泰西县。
2、张耀南同志于1939年1月入党，但是1941年2月，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入学时经审查发现入党手续不完备。补办了入党手续。原来后补期为半年，定为一年半，入党介绍人由二人增加到三人。此时，正在后补期。
3、邹靖国这次叛变，在整个泰安党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上次县委书记叛变，还是1933年，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泰安中心县县委书记的曹福广叛变投敌，将在泰安地区自己发展的党员和所知道的共产党员的名字，全部开列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捕共队”长、大叛徒宋鸣时(原中共山东临时委员会组织部部长)。敌人照单抓人，泰安有20余名党员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直到抗战初期才得以恢复。
4、出自《反动投降活动》(1939年6月30日)，原题为《当前时局的最大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3页。
5、我党在抗战期间最艰苦的时候，普遍要求在战争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必须领导人民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各级政府不得离开所管辖的地区，实行“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原则。另外，村政权干部不得脱离生产。在此背景下，干部与百姓紧密联系，不少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牺牲。根据有关材料显示，仅是晋察冀地区，1942年止，“据已知的有三千七八百个区以上的干部光荣牺牲或被捕了，村级干部当要更多些。”
又：写好这篇文章，贴上来的时候，发现前面批评投降派和投降主义的一篇文章，又被搞掉了。咱也不知道，批评投降派和投降主义，到底对不对?
但是作为八路后代，特别是当年“咬牙干部”的后代，我觉得新写的这篇，哪怕有一位朋友看到，有一位朋友转发，让另一位朋友看到，这就是胜利。因为“教员”同志，当年曾经说过两句话：一句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一句叫做“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
我相信这两个论断，也请相信这句话的同志和朋友，多多点赞、转发。
李耀华烈士牺牲时，还不到22足岁，大概率是没有妻子儿女的，各种史料也没提到过。这样的无名无姓又无后的基层烈士，我看到过太多太多了，想到我的祖父，在反“扫荡”的最艰苦岁月中，也当过区委书记(冀鲁豫边区清丰县三区)，也是“咬牙干部”。我就再想，如果李耀华同志没有牺牲，是不是也会有后代，来和我一起做这些工作?一定会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特别是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科班出身的历史学人的责任。不去做，就对不起这些牺牲的英烈，因为他们没有后代来做这些工作，去发掘无数默默无闻的牺牲者，那些轰轰烈烈的无尚荣光。不能让牺牲者白白牺牲，我没有什么大本事，所能做的，仅仅是把他们的事迹发掘出来，写出来，告诉大家，就像文天祥《正气歌》里说的：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好啦，该出去跑活儿了，孩子的手彻底好了，花费不少，前段在家照顾也没出去挣饭辙，不能偷懒耍滑了，这周得好好努力向“前”，不然怎么搜集资料，为抵抗者书写历史呢?
2024年6月19日中午于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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