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1909-1992）被毛泽东称为新中国经济界的“四大名旦”之一。从1954年至1980年，李先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长达26年，并在此期间兼任财政部部长达22年，主要分管财经、外贸、商业等部门。但据他说，实际上在这一阶段，抓粮食工作所用的精力要比管财政用得多。
事实上，李先念作为长期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在粮食的生产、价格、储备、进出口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为新中国的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9年2月，李先念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时的他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部队，还是到地方工作，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为此专门征求过他的意见。最终，李先念选择了后者。同年5月，武汉解放，中央随即任命李先念主持湖北省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1949年，李先念在武汉。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结合湖北实际，坚持以稳定农村、发展农业为重点，兼顾城市，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管理，稳步推进工业建设，使湖北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根本好转。1954年，党中央撤销各大行政区，并抽调具备财政经济管理能力的干部来北京工作。因为在湖北干得出色，李先念被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看重，并推荐给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由其接替邓小平出任财政部部长。
因为财经工作既专业又格外重要，李先念几番表示难以胜任，最后由毛泽东出面做工作，他才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同年9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配合周恩来、陈云搞经济建设。至此，新中国的粮食工作正式进入李先念的工作范畴。
“乱占耕地就等于犯罪”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李先念早在湖北工作期间就对于耕地保护给予高度重视。1953年5月21日，时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在给湖北省农业和财经负责人的信中说：在建筑大中型水库时，……因为中国土地缺少，过于废掉农田也要慎重考虑。为了节省土地，干渠可建筑在山背或山腰或山脚下（丘陵地区这种地形是很多的），或者建筑在旱地上，而尽可能不要废掉好田好地。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完成和一五计划的实施，我国耕地面积在1957年达到一个峰值，较1949年增加了2亿亩左右，但由于总人口增加2亿多人，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了2.3分。故1957年3月李先念在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强调：“我们的耕地面积少，要大量开荒不仅资源有限，而且资金困难。这几年我国的耕地不仅没有增加，每人平均还少了二分地。……总之，增产粮食是件头等大事，不能掉以轻心。”
此后，“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和各地大力发展工业，致使全国的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减。再加上“文革”后期，各地为扩大建设而占用耕地的情况也日益突出，主管财经工作的李先念总是不遗余力地保护耕地，设法弥补损失的耕地面积。
1970年8月，李先念在铁道兵党委《关于修建成昆铁路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凡是占了农田的地方，应能够尽可能在造田中补起来。”1973年2月，李先念在《关于扩建北京饭店的报告》上批语：“北京市耕地再不能占用了。因此建房，特别是旅馆、饭店和非生产性的房屋，只能向空中发展。”同年六七月份，在批复同意国家计委《关于统一建设国家机关职工宿舍问题的报告（二万平方米）》和国家民航总局《关于扩建房屋的报告》时，都强调了“决计不能占耕地”。可以说，李先念对耕地的保护，为处于动乱中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基础保障。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对于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各地乱占耕地的现象日趋普遍。对此，李先念利用各种场合反复指出保护耕地的重要性。1988年4月，他在视察河北石家庄市及栾城县农村时，在听说该县土改时人均有3亩地，而现在人均只有1亩多地时，对县委负责人说：“一定要把土地管理好，不允许乱占土地。工业建设一定要少占土地，农村盖房也要向空中发展。”同月，在湖北省视察工作时特别强调，“要教育各级干部保护农民的耕地，不要随意浪费和侵占。一亩好的耕地，能收一千多斤甚至两千斤粮食，可以养活二三个人。占用这样一亩耕地就等于砸了二三个人的饭碗。从这个意义上讲，乱占耕地就等于犯罪。”
与此同时，李先念十分重视农田的基本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便对农田水利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1952年，李先念亲自指挥修建了库容267万立方米麻城大坳水库（湖北第一座集灌溉、防洪、发电、养鱼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利工程），为湖北农业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
1954年到中央工作后，李先念更是对农田水利建设给予大力支持。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大坝，1974年正式复工后，李先念提出将葛洲坝列入全国重点工程，并反复强调：工程质量，务必做到一丝不苟，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李先念主持下，每年的水利资金达到100多亿元。
另外，为提高耕作效率，增加粮食产量，李先念经常深入全国各地搞调研，总结分享农业生产经验。1966年2月，他带领农业专家参加河南省三级干部大会并讲话：“农业生产，光有水还不能高产，还必须尊重科学，改良土壤。”针对地力下降的问题，李先念亲自指导农民科学施肥。1987年，李先念在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的信中说：“改良土壤主要是使用有机肥料，适当提倡种植红花草，切不可因为有了化肥就放松发展有机肥料。地力的不断减退，后果也是很严重的。”1988年，他在大连听取辽宁省和大连市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说：“要抓好农业，当前特别应注意施用农家肥料，改良土壤。施化肥是必要的，但忽视农家肥料，地力会减退，土地会板结。”
李先念还曾以“农业学大寨”为契机，推动平整土地的工作。1973年8月8日，李先念同华国锋接见北方地区抗旱会议代表时指出：“有了水，就要平整土地。平整土地是长期的，是基本功、硬功夫，偷不了懒，投不了机。……做这个事情是很苦的，要晒太阳，晒脱几层皮。”据不完全统计，从1975年到1977年，我国广大农村年均平整土地8000万亩，改造坡耕地1000万亩，扩大灌溉面积2400万亩。这对改革开放后粮食产量的连续数年增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粮食靠进口是不行的”
从1959年开始，新中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李先念最早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全国粮食危机状况。
从1960年1月至1961年7月，李先念就粮食问题先后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6个报告。在1961年5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李先念反映了全国粮食征收与分配遇到的困难，分析了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直言：“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粮食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正是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之后，毛泽东约李先念面谈工作。李先念汇报说：“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往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了人，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李先念传》1949—199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69页）
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更了解李先念在为全国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日夜操劳，于是委派李先念全力抓好全国人民的吃饭和生活问题。
那些日子，李先念为了全国的粮食供应调运殚精竭虑，昼夜操劳。他不仅坐镇北京指挥，解决全国粮食调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亲自到各省市甚至专区、县里了解粮食的实际产量，同省市负责人协商粮食调运工作。1961年4月4日，李先念在有关省市粮食调运会议上强调：同志们，在全国粮食这个大局上，千万不要算局部账。粮食不稳，什么就都乱了。
中央同意进口粮食以后，相关具体工作都是由李先念来抓。比如按计划，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订购的第一批小麦将于1961年2月到达天津港。1月27日，李先念就召集办公会议进行专门研究。他说：“进口粮食运到了港口，如果运不到急需的地方，发生粮食脱销，那就成为政治问题。”后来中央成立了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由李先念任组长。当时，李先念就像前线总指挥，进口的粮食到达哪个港口，怎样装卸，怎样运输，都是他亲自抓。进口粮食作为中央掌握的大宗粮源，在粮食调度和调剂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避免了粮食危机向更大范围内的扩散。
据统计，从1961年到1965年，我国共进口粮食547亿斤，同期共出口粮食127亿斤，进出口相抵，净进口粮食420亿斤，年净进口84亿斤。即便进口粮食在我国当时粮食总量中占比较小，李先念始终强调粮食问题主要依靠国内来解决。1961年1月27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公会议时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国内需要的粮食，只能依靠国内生产来平衡。这是我们在粮食问题上的根本立脚点，是粮食分配工作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动摇。后来，李先念回忆说：“有一段时间，农民生活困苦，城里人日子也不好过，还挖了国家库存，被迫进口粮食。通过这个教训，才使我们懂得‘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道理。”
1965年8月19日，李先念同谭震林召集有关省市的同志座谈粮食问题时指出：“粮食工作是个艰苦的工作，从全国情况和形势看，解决粮食问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增加库存，积累储备，打起仗来，到处可以吃粮食。二是还要考虑城市需要。……从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我可以说代理了粮食部长，天天抓粮食。”
“文革”十年，李先念为中国的粮食生产、社会经济正常运行耗费了大量心血。1974年6月29日，李先念在商业部《关于1973年粮食情况简报》上批示：要兢兢业业做好粮食工作，千万不要大意。我们是8亿人口的国家，吃饭是个大问题，进口粮食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靠进口粮食过日子，有这种思想就危险透了。
改革开放后，即便在中国粮食生产取得较大成绩的情况下，李先念仍然强调粮食生产要自给自足。1979年11月9日，他在接见出席全国粮食会议代表时指出：粮食是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事。少炼200万吨钢，不会出大问题；少200万吨粮食，就要出娄子。粮食工作要抓紧，要成年累月地抓，销售要月月抓。1988年4月16日，李先念视察河北石家庄市及栾城县农村时说：“十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靠进口是不行的。”同年10月15日，李先念致信国务院负责同志并转中央常委：“粮食问题要高度重视。我是被粮食问题吓怕了的。陈云同志说无粮则乱，这是真理。何况中国有十亿多张嘴巴。农业生产要有个长远的打算。”
可以说，李先念关于粮食生产要自给自足的战略眼光和论述对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粮食是稳定市场的核心，一定要有储备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作为基本的生活物资，对整个价格体系发挥着中枢作用，李先念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1956年9月，李先念在党的八大上发言：“粮食价格是所有农产品价格的主体，是市场物价的中心，粮价一有变动，必然牵动整个市场物价。因此，对于粮价的调整必须慎重从事。”
同年10月，李先念致信陈云、周恩来，就一些农业部门和部分省份希望通过提高粮价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业生产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粮食价格是基点，不要说提高40％，即令提高5％也不得了，工业品必然随之上涨。那样，城市人民生活如何办？对农民、对国家究竟有多大好处？将是一系列问题，必须慎重考虑。体现了李先念在粮食价格问题上全面而又准确的认识。
1961年，李先念提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要建立在“使人民生活水平不再降低，物价不再上涨”的基础上。他于这年7月30日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粮食是稳定市场物价的关键。如果国家不能征购到必需的粮食，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李先念对粮食价格能否保持平稳尤其重视。“粮食价格，即使在品种变化或者质量提高的情况下，也不要提高零售价格，差价由国家补贴。”1978年10月，李先念在听取全国粮食会议情况汇报时说：我们对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等定量供应的部分，要切实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调价要慎重，调价时要向人民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调价后要补上工资。要把情况告诉人民。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民生情怀。
粮食储藏工作也是确保粮食安全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人口基数的发展中大国。合理地调剂粮食生产的时间周期，兼顾丰收和歉收年份粮食供应的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便加强了粮食工作，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但粮食工作还是常有风波出现。当时，李先念每天都看粮食报表，对粮食的收购和供应非常重视，统购统销中的“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便是在陈云和他主持下制定的。1957年7月，李先念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发言：“今后粮食工作必须坚持‘三定’为基础；……粮食库存不能再挖，灾荒必须随时准备应付，城市人口必需的粮食供应应该保证，出口不能减少。”这里李先念着重强调了保持库存不能再挖。
李先念认为，粮食是特殊商品，是战略物资，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大产品。他的一个战略思想就是国家要重视粮食安全，要有比较充裕的粮食储备。1959年4月，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粮、棉、油、菜是人民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是稳定市场的主要力量。粮、棉、油又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他认为，国家如有600亿斤左右的粮食储备并且仓储布局合理，大体可以保障粮食安全。为何是600亿斤呢？这是当时全国城市、工矿半年的供应量。
在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等对粮食储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60年2月，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指出：“粮食是稳定市场的核心，一定要有储备粮，国家要有储备，公社和生产队要有储备，社员个人也要有点储备，年年都要储备一点，逐年增多，手里有粮，心里才不慌。”这既对“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不顾集体和个人积累，放开肚皮吃饭等做法表达了不满，也对以后的粮食工作提出了要求。
1963年1月，李先念在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正常周转大约需要360亿斤，加上战略储备需要就更多了。因此，每年收购的粮食要大于销售和其他开支，做到每年都积余一些粮食。”
经过多年的探索，在李先念的主持下，我国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粮食储备制度。1988年，李先念在致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的信中指出：“我国是有十亿人口的大国，谁也养不起。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无粮不稳’，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睡觉的时候也要记住。”再次表达了他对粮食储备工作的高度关注。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李先念在长期领导财经工作的实践中，对发展农业、保障粮食生产作了多方面的阐述。如处理好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关系，激发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是做好粮食工作的前提；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做好粮食工作的根本，等等。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对城市发展与农业的关系就有着清醒准确的认识：“不发展农村，城市经济极难繁荣。要把落后农村变为先进的农村，把农业的中国变为工业的中国，必须搞好农村工作，发展农业经济。”1974年10月，李先念在一次讲话中直接指出：“农业站稳了，工业就可以上去了。”
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其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扶持。1964年3月李先念在第二次全国物价会议上说：“目前，我们正在规划搞5亿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这就需要国家在财力上大力支援。支援农业，除了水利建设以外，还需要大量农业机器、化肥等物资。”因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兼顾工业和其他各业的发展。同年5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发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业的现代化，还得靠基础工业的发展。如以钢为纲，过于突出了不好，但钢终究是一个基础工业，钢铁工业的发展影响到各个方面。国民经济在发展中，总有重点与一般的安排问题，要经常注意把这个关系摆正。”
1973年2月21日，李先念出席全国计划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时讲话指出：“要真心加强农业，不要挤农业。不仅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还要全面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只有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业才能搞好，才能真正稳步地建设工业，才能真正地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1976年1月23日，李先念在接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时说：“我们要真正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争取农业大丰收，各行各业都要更好地支援农业。”
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在农业内部，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都要安排好，否则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无法解决。”他认为，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本地优势发展多种经济。1979年7月，李先念又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强调：“我们在强调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必须十分注意大力发展林业和畜牧业的建设，坚决贯彻农、林、牧三结合的原则。林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畜牧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我国农业是过不了关的。”
关于农业的现代化，李先念曾指出：我国农业要过关，从根本上来说，也必须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但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从我国自己的特点出发。他认为，首先，要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除了有条件开垦的荒地要有计划地开垦以外，我们必须发扬精耕细作的传统，实行科学种田，大力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其次，要和农田基本建设结合起来进行。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树造林，建设草场。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有了机械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化肥再多，种子再好，效果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后，还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最近一个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宣传得少了，有些同志的头脑中这种观念淡薄了，甚至认为要搞农业现代化，似乎可以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这是不对的。”
改革开放后，关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李先念多次做过总结。1977年9月他在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上指出：“农业怎么叫过关呢？光粮食还不行，还要有经济作物，我和地方同志常谈这个问题，思想要放在几亿农民身上，放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上，放在改良土壤上，放在科学种田上，当然搞农业就要投资。”1980年12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发展农业生产，要靠政策，靠科学。农业基本建设还是应当搞的，但要因地制宜搞好组织规划，量力而行，并讲求实效，不要大轰大鸣，不要搞平调，不要破坏生态平衡。”1981年7月27日，他在会见多哥客人时再次阐明：“中国的农业一是靠政策，包括所有制、价格政策，用政策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二是靠科学，提高生产率，要推广良种，它可以增产。三是靠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要破坏生态平衡，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1983年6月，74岁的李先念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晚年的李先念初心如始，在多个场合强调粮食工作的重要性。1987年6月9日，他在会见联合国粮食理事会主席时说：“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每个人都离不开粮食。……我过去当过二十多年的财政部长。中国的财政工作和粮食生产关系密切，主要是发展农业和解决吃饭问题，所以谈到农业和粮食问题我感到很高兴。中国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还要靠天吃饭。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一直以来，李先念作为新中国长期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对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挽救粮食危机，到改革开放后探索农业现代化，李先念在粮食问题上展现了他战略性的眼光、决策的科学性和为国为民的情怀，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解决新中国粮食问题过程中的一系列阐述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如何确保“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乃至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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