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62年3月

 

    3月4日 阅上海工人金祥根二月十二日的来信。来信反映最近物价不断上涨，人民币贬值，很多人不愿意储蓄，并提出两项建议：一、请政府尽最大努力稳定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对存款采取保本保值办法。毛泽东批示：“先念同志：请你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

 

    3月5日 到达长沙，住蓉园。下午，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王延春、胡继宗（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1965年5月任第二书记）。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谈话。

 

    3月6日 下午，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谭余保、周礼、徐启文（谭余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周礼，即周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徐启文，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谈话。

 

    3月7日 同李瑞山（李瑞山，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长沙市委第一书记。）谈话。

 

    3月8日 在长沙蓉园邀程潜、周世钊共进晚餐，张平化、王延春、苏钢、汪东兴（苏钢，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1964年5月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65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毛华初参加。毛泽东同程潜、周世钊谈及往事时说：何键（何键，曾任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国民党军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这个人，就是杀人太多了。

 

    3月10日 下午，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在1962年3月10日日记中说：主席一天多没睡觉了，很疲乏的样子，说不谈什么，休息两天再谈，但坐下来就谈起来了，还是谈了半个多小时。我向他谈了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巧办法，主要是解决水和肥的问题。当前要着重解决生产工具的问题，其次是选用良种的问题。关于因时因地种植的问题，只要纠正瞎指挥就行了。对于瞎指挥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我向他汇报了麻城闵集的一些故事，他笑了。关于农业增产问题，我说每年可以增产百分之五左右，好年景是百分之十左右。主席说可以增产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四，看来这样就比较接近实际。问题也就增加了，粮食既然增产幅度不大，那么工业发展的速度应当如何？农村应当办什么工业？这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再就是我谈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粮食问题和党内民主问题，我想向他说明这次的一些争论，他可能不大清楚。还谈了经济统帅的问题，我说陈云同志当统帅好，主席再一次表示这是他的主张。）到后几天，在这里修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月12日、13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指1962年2月26日陈云作的《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富春作的《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李先念作的《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刘少奇说：几个人的讲话，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可是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我们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

 

    3月13日 嘱咐已到达武昌的田家英打电话通知杨尚昆：约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到武昌，谈当前财经问题，国际问题，包括复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问题。十五日，再次嘱田家英打电话通知杨尚昆：约周恩来十六日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到武昌，请周恩来把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稿，不管用得否，带来商量。

 

    3月16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当天到达武昌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随后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

 

    3月17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谢富治（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1963年5月又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196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田家英开会。同意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3月20日 上午，审阅修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加写：“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批示：“田家英、罗瑞卿二同志：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一）是否应当送给林彪同志再看一遍，请瑞卿酌定。我意要送他看。如送，请瑞卿办理。（二）同时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并征求他们的修改意见。如有修改，到北京最后酌定。如无，即交尚昆办理，不要再送我看了。（三）我在第一个问题部分，有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四）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指林彪讲话中的军事工作部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同日 下午，同罗瑞卿谈话。毛泽东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他要罗瑞卿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商量开出一个学习马列著作的书目来。

 

    同日 写便函给江青：“来信及附李讷信，收到。我好，工作未完，还要几天，才能返京。”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复信（草稿）》（三月十五日稿），批示：“不用，要重改。”审阅四月二日修改稿时，在一段话旁批注：“善意互相支持和援助，与指手画脚、包办代替，是根本对立的两回事。”

 

    3月21日 就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致信周恩来：“此件由田家英同志主持，有罗瑞卿、谢富治、王任重及其他几位同志参加，集体读过两遍，作了一些小的修改。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觉得很好。现送上，请酌定，即办。第八、第十两页中的问题（第8页中有一段叙述美国农业发展速度的情况，第10页中有一段对照美国来谈我国的煤炭、钢铁工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速度问题。这两段文字经研究后，均删去。），请着重研究一下。”

 

    3月22日 上午，听取谢富治、汪东兴关于公安工作的汇报。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六的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向着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五的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只靠公安机关和军队是不行的。杀人要少，杀一个人就要牵涉到他的亲属，这些人的工作不好做。我们要少杀人，留下来劳动改造。唐德宗派李朔去打吴元济，李朔对俘虏都不杀，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同罗瑞卿谈过，抓住国民党的特务，都不要杀，送回香港。送出去后，无非是骂我们或者再派进来，再来就再抓再放，七擒七纵。要训练干部，主要是教育基层公安干部懂得政策，懂得我们对敌人的政策。刑法需要制定，民法也需要制定，没有法律不行，现在是无法无天。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包公、海瑞也是注重亲自问案，进行调查研究的。谢富治、汪东兴汇报说，现在想把杀人和判刑的批准权控制得更严一些，凡判无期徒刑以上的要由中央审批。毛泽东说：可以，控制严一点好。

 

    同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接见田家英调查组全体成员十七人。先是问每个人的名字，又讲了一些当时流传的政治笑话，谈笑风生。最后向调查组提出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指思想框框——编者注）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劳动。接见时，王任重在座。毛泽东同大家一起照了相。随后，田家英调查组分别赴韶山大队、大坪大队（即唐家圫）、炭子冲大队调查，没有到天华大队。

 

    同日 深夜，离开武汉。

 

    3月23日 下午，到达郑州。同陶铸、刘建勋以及郑州、开封、许昌、新乡、洛阳、安阳的地市委书记谈话。

 

    3月24日 晚上，离开郑州。

 

    3月25日 在邯郸召集刘子厚等开座谈会。询问河北水利建设、盐碱地改良等情况，指出：平原地区蓄水恐怕大部分不能搞，还是要打井。河南废地太多，一千多万亩，以蓄为主搞坏了。还询问河北是否还存在着“五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贯彻情况等，指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至少是三十年不变，群众是不愿意变的。牲口，户养好，小槽喂好，集体养吃亏了。

 

    同日 为物色秘书事，致信邓小平、杨尚昆、吴冷西。信中说：“林克下放，我这里缺少一个替我看国际资料的人，也没有人帮助我读英文了。因此，请你们替我从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及翻译同志们中，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以二十五至二十八岁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又是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和，说话不甚刺耳。英文程度，有中等水平即可。”“还有，要能保守机密。此外，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换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人。以上两事，请你们费心一办为盼！”

 

    3月26日 晨，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

 

    3月27日 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会议。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3月28日 致电祝贺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电文说：您是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坚强不屈的战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您从远道来到延安，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黑暗统治的真相，指出了日本人民应该走的道路。您当时所写的政论，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帮助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3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复信稿。四月三日下午，在颐年堂再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稿。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复信针对苏共指责中共坚持“特殊立场”、采取和兄弟党不同的路线、支持阿尔巴尼亚等问题，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解决共同路线问题和苏阿关系问题的建议。

 

    3月30日 下午，会见古巴军事代表团和古巴著名黑人歌唱家伊格西奥·维亚，楚图南在座。毛泽东询问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革命发展情况以及地理、人口、特产等情况。他说：对于外国的经验要注意两点，一不可不知道，二不可硬搬。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是一个革命的宣言。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正在酝酿和发展，有的取得了胜利，有的正在进行斗争，有的暂时失败了。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团结起来，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