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革命大联合协议》，批示：“照办。”协议中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听到新疆两派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下一步准备搞革命大联合协议时说：“好!好!”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福建省各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批示：“照办。”
8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几内亚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迪亚比上校率领的几内亚军事代表团，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王新亭在座。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建设了一点东西，革命还没有完，问题很多，但大局已定，广大人民是要前进的。这两年是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不能搞。我们的经验中有些部分可以供外国参考，我不赞成把中国的全部经验都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谈到非洲的情况时说：非洲的政变和我们过去的军阀混战差不多，都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应该摆脱一切国家的干涉，不管什么国家。要独立自主。
8月4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的通知》稿，批示：“照办。”
同日 批示同意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八月三日关于温玉成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建议。
8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阿沙德·侯赛因和夫人，周恩来、康生、江青、韩念龙在座。双方讨论了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还说：美苏提出全面彻底裁军，你相信吗?什么全面彻底裁军?全面彻底扩军，准备打仗。你们希望我们进联合国是好意，但联合国作了决议，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有理由不能进。美国军队在越南不是侵略者，胡志明倒是“侵略者”，美国人可以到越南打仗，越南北方倒不能帮助越南南方，倒是“侵略”。
同日 阅解放军报社临时总编小组本日送审的《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一阅。然后退还解放军报总编小组。此件可以试行，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修改计划。人民日报也要试作计划。而要有一个像样的计划，就非征求若干基本读者的意见不能成功。”
同日 阅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八月四日《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两个的安排意见》稿，批示：“(一)完全同意。(二)郑维山应参加领导小组。(三)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经周恩来修改的这个意见稿说：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中央“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的工作中，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要对学生、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8月8日 下午，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等谈话。谈到工人宣传队进学校制止武斗时，毛泽东说：工人串连这样快，没有料到，可见武斗不得人心。宣传队、军管代表进学校不要急于表态，要他们联合。要一个一个研究怎么样表态，促成联合。要告诉他们，两派的小报不要对骂，不利于联合，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谈到学生中的造反派及其头头的问题时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四大自由，我看现在什么自由都没有。清华两大派打，有什么自由?双方报纸互相骂，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又不能自由辩论，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也没有自由。他们都是武斗集团，不知有多少个中心。所谓“五大领袖”(指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群众不信任他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们，学生不信任他们，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们，只有几百人能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当了什么委员、副主任，就不得了喽!谈到八月五日把外国友人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引起全国震动的事情，毛泽东说：这是个偶然事件，现在变成了政治事件。我没有见到芒果，我告诉汪东兴，我们不吃，送给工人宣传队。谈到抗战时期山西成立的牺盟会问题时说：不能把牺盟会、同志会都说成是坏的，我们还派人进去做工作，牺牲救国嘛!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召开国防工业部分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通知》稿和《关于召开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通知》稿，批示：“照办。”
8月10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广州工人、贫下中农到大学宣传两个布告的情况报告》等材料。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议：将广东全面动员、广泛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工农兵联合行动，劝阻各处武斗的一个月来的成绩和经验，由军委办事组写一个综合报告，提请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并拟一批语，通知全国执行。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并批注：“在常委四十人名单中漏列周兴，应补上。”
8月13日 阅解放军报社总编室编印的《军报生活》登载的《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的一些意见》和《海边防指战员对办好报纸的希望》两份材料。两份材料分别介绍了解放军报社七月二十八日和八月二日举行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批示：“这两个座谈会所提出的意见，有很多都值得注意，应当采纳。他们的意见，无非是说，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此件请送林副主席一阅。”第一份座谈会材料讲到，有代表提出希望很快恢复“思想战线”栏目，毛泽东批注：“如恢复，此四字宜重写。”(《解放军报》原来开辟的栏目“思想战线”这4个字，是毛泽东题写的。)这个材料还讲到，“记者到‘三支两军’前线去得少”，“到《解放军报》找人很困难”。毛泽东批注：“官僚主义问题。”
同日 下午，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契和迪尼组成的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在座。谈到反对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国家有很多革命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修正主义这种东西，中国也有。没有群众运动，是不可能肃清其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是作为一个派别存在的。修正主义世界并不统一，分裂得非常厉害。欧洲是资本主义发源地，那里的资产阶级总是要用各种办法影响工人，影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在城市中，资产阶级也是用各种方法影响工人。搞选举也好，不搞选举也好，资产阶级总是要影响共产党的。参加选举，资产阶级要收买你;不参加选举，资产阶级照样可以收买你。有议员的党修了，无议员的党也修了。(贝契：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间，是没有人主张参加选举的，在基层是有个别人主张参加选举的。)要用历史经验去说服他们。共产党搞选举，有几十年了。这七八十年来，没有一个党是用选举的办法取得政权的。不应该忘记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并不是选举成功的，而是用战斗打出来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了，应该教育了欧洲人民。决定世界命运的，还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谈到要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要让死人牵着我们活人的鼻子走。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我们要研究，这些人是我们的祖宗。(贝契：我们不但要学习马恩列斯著作，而且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是他们的一个学生，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每个国家都有一段时期要学外国的经验。普列汉诺夫、列宁曾向欧洲的党学习经验，但列宁还是创造了俄国自己的经验。照搬外国经验，我们是吃过大亏的。你们要研究我们党的经验，首先要研究我们党犯过的几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几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我们党是如何克服这些错误的。你们要总结欧洲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要总结意大利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谈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时，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完全否定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批判地继承，继承其合理的部分，从那里发展出科学社会主义。现在中国红卫兵有一种思潮，旧的东西一概要否定，这种思潮是不对的。马克思不是这样。
8月14日 阅陈伯达、姚文元本日送审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金沙水拍云崖暖——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批示：“照发。”这篇社论于八月十五日发表，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话：“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8月16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八月十四日《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批示：“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上海市的报告汇报了他们在宣传、学习、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收缴武器，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实践中的一些体会。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这个报告。
8月中旬 审阅修改陈伯达、姚文元八月十六日报送的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写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批示：“照发。略有修改。”将文中“挑动工农斗学生”，改为“挑动群众斗群众”;将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难道还不该‘奉劝’一下吗?”，改为“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一下吗?”这篇社论于八月十八日发表。
8月17日 晚上，听取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工作。汇报到清华大学两派已经联合起来时，毛泽东说：清华联合起来是大势所趋，不联合不行。清华这个学校，我们一定要占领，搞到底，搞到它斗批改为止。汇报到许多院校长期联合不起来时，毛泽东说：总会有团结的时候，事情总是有始有终。可以军管。北京的学校要有工人、解放军进去。北京八十万工人，抽出十分之一——八万人就够了，实际上用不着十分之一，并不影响生产。完全是工人不行，要有解放军。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坚持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捕人，不开枪，不动气”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办法，工人硬一些。汇报到战备问题时，毛泽东说：敌人从哪里来还不一定，设防点定多了，有那么多兵吗?过去我们总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工事做多了，就势必要助长守备的思想，没有打运动战的思想。
8月19日 下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谈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从前我说过，斗批改要靠教职员、工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现在还是不改变这个提法。要依靠教职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清华两派联合起来了，主要是工人、解放军去一冲。上海有一百二十万工人，把大中小学、文艺团体统统都管起来。进去的工人、解放军一直住下去，搞一个工兵学三结合。总而言之，要工人同解放军、学生三结合，从此把大中小学管起来。(这段话的一些内容由姚文元整理、经毛泽东审定，发表在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登载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文字如下：“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已经两年多了，不斗不批不改，尽搞武斗。打内战这叫做革命吗?这里面一定有坏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谈到八月五日把外国友人送的芒果转送给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引起全国震动一事时，毛泽东说：你们要看看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偶然性与必然性》，这篇文章强调了偶然性。有很多事都是偶然的。谈到工厂的运动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工厂到现在差不多了，也有少数工厂没有搞好。今后工厂要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三项任务。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九月或十月要开中央工作会议或中央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各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参加会。会议的主题，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这段话由姚文元整理、经毛泽东审定，发表在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登载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文字如下：“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现在相差太远，要减下来。
8月20日 审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祝贺福建省革委会成立的社论稿《团结对敌》。将标题改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将文中的工宣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改为“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在文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之后，加写“认真搞好斗、批、改”。这篇社论于八月二十一日发表。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8月2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都不赞成苏联这种行动。苏联现在是没办法了，不搞，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毫无办法，已经被占领了，群众很愤慨。捷克的石油、粮食、铁矿砂完全靠苏联。罗马尼亚不同，自己有粮食、石油。我们要注意，大庆油田被人家一占我们就没有石油了。说是四川、鄂西有石油，要很快地搞一下，你(指李先念——编者注)要同富春商量一下。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说是为了欧洲的和平，苏联不去就不能和平、东欧就和平不了、威胁很大?美苏争夺欧洲，两家争夺，我们就争取人民，我们同情各国人民，站在人民方面。学生历来是起桥梁作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如此。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不在人多，只要是马列主义党，就一定能胜利。
8月22日、23日、24日 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的文章《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二十二日，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您‘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写了一篇评论，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见本卷第183页注〔2〕、第184页注〔1〕。)，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毛泽东当天审阅时，将文章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批示：“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对三次送审稿，毛泽东所作修改主要有：(一)在文章第一段讲到当前斗批改的高潮处，于“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后，加写“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二)在第二段，将完成斗批改这个任务是一个中心环节，“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改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三)加写第三段：“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四)对第四段，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改为“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删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批注：“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在这一段讲旧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之后，加写一句：“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五)改写第五段(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六)在第十段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这句话中的“一切”后面，加写“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在这段话之后，加写一段话：“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七)改写第十七段：“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八)在第十八段讲“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使“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之后，加写“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九)加写第十九段：“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8月23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8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稿，批示：“照发。”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的送审报告中说：“前遵主席指示，由姚文元同志起草了这个通知，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审阅时，在工人宣传队“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之后，加写“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并批示：“照发。”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
同日 阅新华社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文化革命动向》第一三八三期刊载的一个材料《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批示：“康生、文元同志：二七工厂材料，请你们研究一下。加上北京别的工厂的材料一起，看是否可以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材料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现有两个厂革委会，两套领导班子。一套受原来的“红造团”成员拥护，另一套受由大多数党、团员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拥护。由于两派分歧加深，现在两个革委会都处于瘫痪状态。据“红造团”反映，二七机车厂在整党过程中，没有充分吸收群众意见和发展造反派群众入党，就恢复了党组织。恢复后的党支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原班人马。“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二七机车厂的整党建党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缺点是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就选举了支部委员会。对此，毛泽东写批语：“不吸引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支部成员原班人马太多，看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材料说：二七机车厂军管会认为，“各车间的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到核心作用，所以只能让党支部来加强领导，结果形成了两个中心”。对此，毛泽东写批语：“既然车间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了核心作用，又要支部加强领导，岂不矛盾?”
8月26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二十日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九月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示。
8月27日 周恩来在章士钊反映原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在南京受批斗的来信上批示：“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
8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8月31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并请总理提向碰头会上一议，加以修改。建议在《红旗》第三期上发表。”同时为《红旗》杂志起草编者按语：“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又批示：“拟发表的材料一篇及按语，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退姚文元同志办。”这篇编者按语和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后来没有在《红旗》杂志发表。
8月 审阅姚文元八月十八日送审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稿，批示：“此文可用。但从十三页起的两节中读起来较沉懵，空话太多，新意太少，宜加删改。并宜接触当前政治斗争。”毛泽东删去稿中以下一段话：“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世界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向全世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主席的伟大声音，这是我们对战斗的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支援。”这篇文章退回修改后，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和九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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