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古巴、巴西、怯尼亚(怯尼亚，今译肯尼亚。)、洪都拉斯的外宾，刘宁一、刘长胜、李颉伯、楚图南(刘长胜，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李颉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楚图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在座。
同日 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参考资料》摘登的《美报评苏阿关系》一文，批示：“印发各同志。”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担心的不是霍查，而是在苏联和其他各国有许多共产党人都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是正确的，而赫鲁晓夫的政策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毛泽东既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上的言论也不同意他的具体政策。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都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国家都应该有权决定它们自己的外交和内政的政策，而不是盲目地接受苏联的命令。
1月3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廖承志、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年2月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联后，阿联单指埃及，1971年9月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同美国也有矛盾，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1月4日 指示杨尚昆找黄克诚(黄克诚，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打成“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成员。同年8月、9月先后被解除上述职务。)谈谈，希望黄克诚也出去走走。
同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精简问题。
1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月6日 阅黄炎培谈“农业六十条”的来信后，复信说：“一月五日惠书收读，甚为感谢!出去调查一番，必有益处。天寒，尚望注意珍摄。敬祝健康!”
1月7日 致信巴西总统古拉特。信中说：去年八月你访问中国期间，一再强调巴西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使我印象特别深刻。“在你离开中国以后不久，巴西人民掀起了一场保卫巴西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巴西内政的斗争。中国人民十分关切地注视这场斗争，并且热烈地祝贺巴西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信中还对巴西实行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外交政策表示赞赏。
1月9日、10日 审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通称第一稿或初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这个报告准备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宣读。十日上午十时，批示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报告的前“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一月十一，十二，十三)，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稍后，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谈报告稿，说：这个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这样，就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不怕讲缺点，要有信心。报告中，你们把我看成圣人了。这次会议，其他的问题不搞，就是搞报告这一个问题。十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中央的报告(第一稿)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并通知：“请你们在十一日仔细阅读一天，十二日、十三日两天，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这个报告稿子，还准备再作修改。”
1月9日 阅杨尚昆一月八日报送的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谴责美国政府反共暴行(美国政府宣布：从1962年2月1日起，美国共产党作为“外国代理人”要进行登记。这实际上是宣布美国共产党为非法。美国共产党表示拒绝登记。)、支持美共正义斗争的声明》稿，批示：“退尚昆办。看过，同意。”这个声明一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写信给李讷(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祝你上进!” 1月11日2月7日 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七千余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最近四年以来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以确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战胜当前的困难。
1月11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月12日 读郭沫若对《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和诗《再赞》(这首和诗是郭沫若1962年1月6日在广州写的。全诗是：“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后，复信康生：“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近作咏梅词(指《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即陆游《卜算子·咏梅》。)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指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批示内部印发他写的《卜算子·咏梅》时，对陆游原词作的说明：“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请代问郭老好!”
同日 上午，阅杨尚昆一月九日的报告。报告说：“主席：小平同志嘱向你报告两件事：一，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共三部分，前两部分已于昨日送上(已同时发工作会议，今天各组即将讨论)，第三部分今晨已送出。这个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小平同志希望你审阅。二，书记处向常委的报告和几个材料，应如何处理，请示。出席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昨天基本上已到京，近几天他们都在参观。”毛泽东批示：“尚昆同志：这两件事都已办了。”
同日 晚上，会见以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张奚若(张奚若，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廖承志、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对访华团团员、研究军事理论的石桥政嗣说：从前德国有两位军事理论家，一位是恩格斯，另一位是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的书，我在战争中被迫多少研究过一些，不过研究得也很少。《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学当中比较好的书，比克劳塞维茨的书要早。当日本客人谈到他们非常喜欢毛主席去年为他们书写的鲁迅的一首诗(指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为日本朋友书写的鲁迅的诗《无题》。)时，毛泽东说：鲁迅的那首诗是写给中国人民的。如果它对你们有帮助，那就好。这不是我对你们的帮助，是鲁迅对你们的帮助，鲁迅对日本人民是有感情的。
同日 写复信给毛岸青(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信中说：“寄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现在住院治疗，望遵医嘱，不要变方法治疗、休息。一切待今年上半年机会成熟时，就会解决的。我好，时有点小毛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勿以为念。”
1月13日 上午，同杨尚昆、田家英谈话，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提出意见，说：可延长会期，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稿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做报告时，不念这个报告，只对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下午，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钓鱼台八号楼开会，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对会议进程重新作了安排，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小组会议为主讨论报告。
同日 晚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谈了他对这次会议以来听到的和个人想到的一些意见。
1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刘少奇、李先念、罗瑞卿、叶季壮、方毅、黄镇、李强(叶季壮，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方毅，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1964年6月撤销)。1964年6月又任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黄镇，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在座。在谈到国际共运出现的一些问题时，毛泽东说：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在我国河南有一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就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1月16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谈修改报告第一稿的问题。鉴于大会对报告第一稿有许多意见，毛泽东提议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他说：委员会可以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在委员会内充分讨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原报告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当晚，报告起草委员会组成，共二十一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彭真、李富春、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薄一波(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62年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陶铸、乌兰夫(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1965年5月又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刘澜涛、宋任穷、杨尚昆、王任重、胡绳(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1964年夏任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基础上成立的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田家英、吴冷西。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每天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主持，对报告第一稿进行讨论和修改。二十四日，改出第二稿。
1月22日 阅田家英一月十日的报告。报告说：主席的军事文选，由编译局组织进行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翻译，现已基本译完，大约在三月内可以分别出版。为了适合外国读者的需要，我们增加了一些注释。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条件之一是地区广大，在小国进行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便很小甚至没有。我们准备在这段文章的后面加一条注释，说明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已经同我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条件不完全相同，国家幅员大小，已经不是游击战争能否最后胜利的决定性的条件。这条注文已请康生同志看过，现在请主席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办。”
1月24日 审阅报告起草委员会改出的报告第二稿，批示：“即送田家英同志：在第一章中有几处作了一些修改。用后退毛。”随后，约刘少奇、邓小平等谈话，说：报告没有看完，赞成这个方向，有的地方作了修改。
1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基本通过报告的第二稿。报告共三个部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关于党的问题。
1月26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大会的安排和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口头报告的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刘少奇作口头报告。预定会议在一月三十日结束。
1月27日 下午二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作说明和补充。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泽东多次插话。在刘少奇讲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时，毛泽东说：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在刘少奇讲到要清理一下最近几年提出的口号时，毛泽东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在刘少奇讲到对中央提出的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有的同志认为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时，毛泽东说：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在刘少奇讲到地方企业不是地方所有制的企业，是由地方管理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各地方应该把这些企业管理好时，毛泽东说：对于地方利益还是要照顾。在刘少奇讲到在一般党员和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间不要进行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不存在分散主义的地方也不要进行斗争。在刘少奇讲到过去有些老实人说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时，毛泽东说：总有一天要吃亏的。
1月29日 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讲关于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问题。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但我们取得了经验，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更加依靠和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还说：我们国内的责任，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成为先进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不但要比已经落后了的老帝国主义英国强，也能够比美国强。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关于军事工作，林彪说：我们对战争的方针，第一是不挑衅，不主动发动进攻，我们要争取和平，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第二是不搞单纯防御，而是打进攻防御战。林彪讲完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得很好，给你一个月时间整理出来，一个月不行两个月，请你整理出来。接着，毛泽东讲话。他根据会上有一些人话还没有说完，憋着一肚子气，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的情况，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向大会提出再延长会期、开“出气会”的建议。他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地委、省委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另外，还有几位中央的同志准备在大会上讲话，我也想讲几句。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不过，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一个矛盾。我看春节无关大局，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都不记账，不打击，不报复。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同日 接见湖南省华容县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对这个大队实行“五定大包干”(当时在湖南农村的一些生产大队，有实行定时间、定任务、定劳力、定要求、定工分和包翻田、包刨杂草、包播种、包不受虫害的五定几包责任制的，也有实行定任务、定时间、定工具、定工分、定质量的五定责任制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表示满意，称赞他们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政策。
1月30日 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长篇讲话。讲话共六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二、民主集中制问题;三、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四、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六、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突出强调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让人讲话的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应为1961年6月8日召开的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是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 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对蒙哥马利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这之后原来还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在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将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他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最后说：我今天的讲话，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就如何开好“出气会”作出安排，决定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以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毛泽东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二日专门进行讨论，先放，上级不忙于作自我批评，有的上边先讲一讲也可以。如果省委书记妨碍下边同志讲话，就先回避一下。晚上，省委要召集地委书记开会谈一谈。省委要检讨，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对于人家讲的，即使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毛泽东举例说：过去人家告罗炳辉(罗炳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2军军长、红军第9军团军团长、新四军第2师师长、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等。1946年6月21日因病去世。)两条，我告诉罗炳辉的也是两条：一条是人家对你有意见就应该听，准备听十年八年，让人家讲够，讲够了他就不讲了;第二条，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得就少了。总之，不听不讲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对过去发的文件、讲话，仿照中央书记处的办法，清理一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是错的，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戴帽子。你有十条错误，你就承认十条，人家多讲了十条，他讲错了，他就要改变，因为他冤枉了你十条。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犯错误的同志，一犯了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只要你对，你就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过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在会议上讲的话，不管错误和正确，一律不许追究;凡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毛泽东讲了秦穆公的故事，他说：秦国进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秦国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人放走了。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这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对犯了错误的人，只要能改正一定要使用，就像秦穆公那样。会议怎么开，总之一定要有民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中，没有无产阶级的集中就不会建成社会主义。核算单位下放，最好在三月以前搞完，以便调动积极性，一下弄不好，没有关系，以后再巩固。
1月31日 上午，邀溥仪(溥仪，当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12月又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清朝末代皇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1932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并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仇鳌，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次长、国民参政员。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作陪。谈话中关切地询问溥仪的近况。看到溥仪有点紧张，毛泽东说：几十年前我也是你的臣民。对于过去的有些事，你要负责任，而有些事也不是你一个人做的，要好好总结一下历史上的教训。你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我看过初稿，里边检讨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现在是人民的一分子了。你溥仪可以再结婚，不过，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会见后，同溥仪等共进午餐并合影。
1月底或2月上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草稿)》。在草稿中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地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后，加写“及中央常委几个同志的讲话”。在草稿中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同志，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后，加写“及这些讲话”。草稿中说“会议一致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的方针，是很适时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加强集中统一”后加写“加强和恢复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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