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 本日回到北京的契尔沃年科提出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会见毛泽东，当面递交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并陈述该信的内容。毛泽东委托周恩来、邓小平见他。二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会见契尔沃年科，接受他递交的苏共中央的信。三日，苏共中央将这封信公开发表。
4月3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毛泽东说：来信太长，我还没有看完，想先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谈了意见后，毛泽东说：既然大家有这个印象，就是赫鲁晓夫集团要把他们的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那末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大家研究。我赞成我们应该准备一个对案，可以采取答复他们的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此事由小平同志负责准备，弄好以后再提到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会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立即开始对苏共中央复信的起草工作。四日，《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4月5日 写信给毛岸青：“亲爱的岸青儿：前后各信都已收到，因忙未复，你会谅解我的心情吧。我爱你，我念你，我对你好。你不要误会。你的病要改性急，是为至盼!”
4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4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哥伦比亚“工人、学生、农民运动”代表团，刘长胜等在座。毛泽东询问哥伦比亚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等和游击战争发展情况。他说：不能机械搬用外国经验，但可以参考外国经验。外国经验毕竟是外国人的，自己没有参加没有体验就不是自己的经验。会见后，乘专列离开北京。
4月8日 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当汇报到天津“五反”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反浪费是很要紧的，这个问题很大，抓住这个问题后很多问题就抓起来了。发动群众是根本路线。不管是铺张浪费，还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刮黑风，一发动群众很快就搞出来了。靠上面派下来的人不见得行，不一定能把问题搞出来。农村也是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不行。当汇报到农村“四清”的情况时，毛泽东反复讲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表示这么做是对的。他特别问到“四清”中有没有逼死人、打人的情况。当汇报到在农村组织阶级队伍，搞贫下中农委员会时，毛泽东说：就是要组织阶级队伍。人要分左、中、右，如地富反坏叫右派的话，中农、富裕中农就是中间派，贫农、下中农就是左派，这是一般地讲，个别的也还有右的。当汇报到在“四清”中教育干部时，毛泽东说：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怎么搞社会主义。比如过去我们就教育干部如何搞土改，如何搞合作化，现在合作化这么多年了，不搞“四清”怎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呢?中央有同志跟我讲，“五反”得五年搞一次。现在十年没有搞了，今年准备搞一年嘛。对百分之几的那些人，我们就是依靠群众继续管住他，还不是劳改嘛，不是依靠杀人来解决问题。斯大林曾依靠杀人，但是未能解决问题。当汇报到保定地委指定干部进行蹲点时，毛泽东说：这样好，你们要搞个制度。蹲点调查研究是简便易行的，保定地区二十二个县哪能都搞得过来，搞一两个点就清楚了。
4月9日 到达济南。听取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袁升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杨岩，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汇报山东工作。汇报说，山东有个地方修宗庙，一个地主坐在上面，他以族长身份要人家叩头，许多党员、团员向他三拜九叩。毛泽东说，这是封建复辟活动。毛泽东问：今年山东的小麦怎么样?白如冰答：一九六二年小麦实际产量是四十一亿斤，今年可能收获五十亿斤。毛泽东说：山东是大省，要增加一点库存，要把经济作物搞上去。汇报到山东社会秩序今年比去年好，群众生产热情很高时，毛泽东说：总的说来，我们的政策上了轨道。共产党不能把事情办好，我就不相信，办错了事，就改嘛!汇报到山东目前货币流通量过少，对生产生活发生了不利影响时，毛泽东说：山东这样大的省只有四亿多货币流通，太少了，解决这些问题要快。汇报到一九六二年全省人口净增一百五六十万时，毛泽东说：人口增长得太快了，要想个办法。汇报到农村干部和群众经过社会主义教育，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时，毛泽东说：如果我们不整风，哪个县都要出修正主义。汇报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五反”要有步骤地搞。民主党派不搞“五反”，他们没有什么责任，主要整共产党。“五反”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但对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对小偷小摸，主要是正面教育。要洗温水澡，要使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心情愉快。对一些犯有严重贪污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可以实行劳动改造，不要杀人。至于有血债，民愤大，不杀群众很不满意、脱离群众的，又当别论。群众揭发的，有些不一定正确，要经过调查研究，不忙于做结论和处理。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不要逼死人。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拿出中共河北保定地委四月四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报告给白如冰，说这个报告很好，请山东很好地研究一下。在保定地委的报告谈到干部“多吃多占的，进行检讨和退赔，一般不给处分”处，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干部多吃多占，原则上应当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个别情节较轻，本人检讨也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经过群众讨论，认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中央注”
4月11日 到达南京。听取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江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和生产情况的汇报，并向江苏省委介绍保定地委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经验。
4月12日 听取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汇报部队训练情况时，指出：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在全军推广。
4月13日 到达上海。
4月14日 阅张闻天四月五日来信。张闻天认为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绝不是为了认真谈判，谋求真正团结，而是为了制造有利条件，继续同我们作斗争。他建议中央写一复信，重申双方争论不是为一些具体措施，而是有关战略策略的原则问题，并利用一切机会广泛地公开地宣传我方观点，批评对方观点。毛泽东批示：“送小平、康生、伯达、彭真、总理阅，尚昆存。”
4月15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17日 晨四时，批示林克：“讨论对苏复信，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本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请你通知，叫他们如期来此为盼!”十九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第二次稿。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到达杭州。
4月17日、18日 在杭州连续两次会见巴西的共产党(老党)中央执行委员特莱斯、米兰达，伍修权、李启新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详细了解巴西的社会性质、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民族资本和外债、外资情况，人民的生活水平等。他介绍中国革命失败和胜利的经验时指出：如果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参考的话，不仅仅是正面的，而且还有失败的经验，重要的是失败的经验。革命要夺取领导权，没有比资产阶级政党更革命的口号和纲领是不可能的。什么叫领导权，领导谁?第一个是领导农民，包括半无产者贫农和小有产者中农，第二个是要领导资产阶级左派，第三个是要领导知识分子的左派和中间派。
4月20日 阅外交部党委关于拟即提请国务院任命刘晓为外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和周恩来认为照刘晓现在的健康看来，下去看看可以，下放尚有困难的意见后，批示：“总理：下去了解情况，是刘晓同志本人的要求，我也认为有此必要。他身体情况不宜下放，可以发表为外交部副部长，每年仍可以一段时间到一些省、市作些调查研究工作。”
4月23日 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4月24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阿联(今埃及)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一行，周恩来、柯庆施、章汉夫(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等在座。毛泽东对埃及一九五六年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表示赞赏，说：那时你们的局势很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敢继续进攻你们。你们是勇敢的国家，你们的人民是勇敢的人民。他向萨布里了解尼罗河上的阿斯旺水坝工程的进展情况和建成后的效益，说这是一项大建设。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局势有了很大变化，你们和我们两国都把帝国主义赶了出去，一大批亚非独立国家出现了。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杨成武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友好的国家，两国军队也是友好的。在谈到中国革命斗争时，他说：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他还说：印度尼西亚现在要收复西伊里安，值得庆贺，是一件大事。印度尼西亚土地好，人民好，资源也丰富，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4月25日 上午，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毛泽东提到东北宋任穷的报告(指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1963年4月10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的报告。)、河南省委的报告(指中共河南省委1963年4月15日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河北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河北邢台地委关于如何组织贫下中农的报告，指出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的注意。保定地委的报告和邢台地委的报告，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五下发。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何塞·马塔，陈丕显、曹荻秋(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11月任第一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曹荻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65年12月任市长)。)等在座。当马塔说古巴学习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毛泽东说：古巴也有自己的革命的经验，我常常劝一些外国朋友去学习古巴的经验。中国也有经验，这个经验只能供参考。南越人民的经验值得研究。他们人少，敌人的力量强大，但是他们的斗争仍在不断发展，敌人要想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广大的人民都支持他们。马塔说，卡斯特罗说古巴最强大的武器是人民。毛泽东说，这是拆不掉、打不败的武器。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以总编辑郑浚基为团长的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陆定一、吴冷西等在座。会见中，毛泽东说：如果说我们有些成绩，那是人民的。我们的领导是从群众中来的，要向人民学习。人民向我们提供意见，我们按照人民的意见办事。我们如果犯了错误，就是因为脱离了群众;我们纠正了错误，就是因为听了群众的话。他还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比前两年要好，经济情况比过去好，政治情况也好些。我们搞“五反”刚刚开始，“五反”是一种阶级斗争。我们有不少党员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为群众服务。我们过去搞过“三反”、“五反”，已经有十来年没有搞了，这是一条教训。搞“五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教育大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助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国际主义应该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口号。不能说我控制你，你受控制，就是国际主义。如果这是国际主义，美国也有国际主义了。
4月26日 上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再次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柯庆施、李庄(李庄，当时任《人民日报》编委。)在座。毛泽东说：昨天我搞了三场，会见了古巴同志，开了个会，又会见你们，神气不足了，没有讲完。他说：你们研究中国的情况，要有马列主义的分析，看好的，也看坏的。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对立统一。你们要学点外国文，至少学一种，不学点外国文，要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就困难些。我还在勉强学，是小学程度的英文，读哲学、经济学是可以的，勉强能读政治的，别的不行。毛泽东再次谈到中国的“五反”，他说：我们这次的“五反”报上不登，鉴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搞“三反”、“五反”运动，报上一登，出了许多问题，搞错了许多人。这次“五反”，我们要谨慎一些，在工厂、机关内部展开批评。
同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底 电话通知彭真到杭州，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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