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 审阅周恩来三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决定稿第二条是：“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这一条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当天，中共中央下发这个决定。
4月3日 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正式成立以刘贤权为主任的青海省军管会的电报。
4月4日 审阅林彪四月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稿，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第六条“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后面，加写一段话：“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十个字。六日，再次审阅命令的修改稿，批示：“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中央军委的这个命令于四月六日当天发出。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同日 审阅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各地来京拘捕人犯手续的通知稿，批示：“照办。”通知规定：一、来京拘捕人犯，凡中央批准成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要经省市区革委会批准;凡中央批准实行军管的，要经省市区军管会批准;其余各省市区要经大军区、省军区批准，并持批准机关介绍信，经公安部审查，转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后，才能交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执行。二、为了便于审查，对拘捕的人犯，必须携带足够的罪证材料。三、拘捕军事系统内部的人犯，按照中央军委规定执行。
4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范文同(范文同，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等，主要谈在越南战场上注意摸索游击战争规律和打歼灭战以及对越援助等。林彪、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在座。谈到韦国清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个韦国清被红卫兵整得不得了，被包围了几个月，脱不得身，说是犯了错误。错误是犯了一点，但是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斯文的人，并不是一个野蛮的人。他到过你们那里，我认识他就是因为跟你们的关系。谈到大寨经验时，毛泽东说：我见过陈永贵(陈永贵，当时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昔阳县革委会主任、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1970年11月又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他是个老实人。
4月13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通知提出了保证交易会顺利进行的五点要求。
4月中旬 两次审阅修改江青四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江青十五日在送审报告中说：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可以，照办。”并作了一些修改，删去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四人名字前的“反革命分子”的定性词。十七日，江青把讲话修改稿送审，毛泽东批示：“看过，删了一点。”在修改稿讲《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一事后加写一段话：“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修改稿讲军队支左问题处加写一段话：“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将修改稿的“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中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改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将修改稿说解放后十七年文艺“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句中的“基本上是”、“都是”，均改为“大量的是”。将“彭真这个反革命分子拼命保护吴晗”，改为“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删去修改稿中的“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修改稿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写“(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
4月2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决定的通知。
4月23日 阅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梁兴初，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1968年5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四月二十日关于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的人员情况的报告，批示：“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林、周阅后办。”
同日 阅河南省军区党委二十二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有关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因1967年7月20日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受迫害。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钟汉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因1967年7月20日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受迫害。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建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至1967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6月、10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11月改任第二政治委员)、河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文敏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纪登奎，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任政治局委员)。1969年10月又任河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3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2年5月任第一政治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戴苏理，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开始约陈再道等谈话。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四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九四○号登载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这份材料说：陕西省军区和驻陕部队负责人自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北工业大学等院校革命派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座谈中，学生们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批注：“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有人对军区支左提出八条意见，第七条说“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第八条说“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毛泽东分别批注：“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4月24日 晚上，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并一同观看上海舞蹈学校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
4月28日 《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社论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4月29日、5月2日 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说：现在福建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实现自己的革命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批示：“请韩先楚同志斟酌。”五月二日批示：“退总理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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