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周恩来说，今后两年补充计划初步确定，煤为五亿吨，钢为一千五百万吨。毛泽东说：我看现在这样的指标不是悲观的指标，因为只是这两年嘛，是补充计划嘛，就像我们红军在万里长征之后要补充一样。那时候，只留下两万多军队，一方面军只有八千多人。我在一个会上作报告说，留下两万多人，我们更强了，因为我们有了经验。后来果然如此，政策一变，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不要以为现在的情况很坏，达于极点了就好了。(陈云：由中央有关的综合单位，按产业系统召开重点企业各方面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地从各方面把问题兜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研究。)我赞成陈云同志提的办法，主要开小型会议，要取得一致认识，然后去做，接近客观实际就好办。(陈云：建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把综合平衡问题单写一条。)讲得好，请陈云同志为工业指示写一条综合平衡。毛泽东还说：生意我们总是要做的，美国人不跟我们做，他要政治条件，并不是我们不跟美国人做。
9月4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谈到邓小平将率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提出请邓小平下山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当前的情况谈一谈自己的意见。五日上午，邓小平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一)对最近三年主要是最近二年工作的估计;(二)三年调整的目标，包括粮食、棉花、煤、钢、日用品、副食品、外贸、市场、物价、税收等;(三)方法问题;(四)集中统一，分级管理;(五)统一认识问题。邓小平说：毛主席说统一认识就好办了。我们这次会议把认识统一了，就可以在一个目标下面积极地去干。
9月5日 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6日 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农村简报》登载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这个材料说：各地反映，“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退赔已经部分兑现;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普遍地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农民的生活问题一般的比去年缓和;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比较重视;高级社时期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大部分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约有百分之十几的县、社、队有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一般地区需要三四年时间，另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县、社、队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存在的问题也有十个方面：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退赔普遍不彻底，有的地方又发生新的平调现象;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推行包产到户的做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做法;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些地方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有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分得过小，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部分干部怀疑“六十条”是否“太宽了”，是否“倒退”;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冬春两季六个月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也在这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作出布置，主动权就更大了。生产、征购、生活安排，同时并举，就更加主动了。”
9月8日 应宁夏同志的要求，为他们书写一幅一九三五年十月作的《清平乐·六盘山》。致信董必武(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宁夏同志的要求是由董必武转报的。)：“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9月9日 作《七绝·为李进(李进，即江青。)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9月10日 阅中共辽宁清原县委组织部部长徐振叶八月二十八日的来信。来信说，清原县在八月召开的县委三级干部会议，开得很好，人人心情舒畅，个个畅所欲言，但当市委提出要给清原县增加五千一百八十五吨“周转粮”的征购任务时，与会同志的情绪大变，气凉了，劲懈了。因为这个县原定的征购任务一万八千八百吨，已在春耕前落实到生产队。正当这个时候，又增加征购任务，将会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将严重挫伤农民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批示：“宋任穷(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志：此件请你和黄火青(黄火青，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同志一阅。此事，省委如何处理，请告。原件阅后还我。”
9月12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13日 阅彭真(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65年1月不再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九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和他的附信，批示：“退彭真同志办。”彭真的附信说：“主席、刘(刘，指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周、朱、林(朱，指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指林彪。)：这是根据常委扩大会和各组讨论的意见修改的稿，已同时分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如你们认为原则可以，书记处即邀大家共同谈一次通过。”
9月15日 阅彭真九月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的指示、轮训干部的决定三个文件和他的附信。信中说：这三个文件，已于今日下午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这个会议，除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外，总理也参加了。请核定。毛泽东批示：“即送彭真同志照办。”
同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四高问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安排)、所有制和分配问题，不能失信于民。现在，我们已经退到极点了，退到谷底了，今后要稳步上山。关键在于做好我们的工作，工作不能越做越粗，要越做越细。要注意不好的地方，也要注意好的地方。农村、工厂都有好的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不是一律减产了。要用好坏典型对比来教育干部。
9月15日或1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正稿)》(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修正稿中说：“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错误”。毛泽东删去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九个字，批注“这个插句可以不要”。
9月16日 阅周恩来九月十五日报送的国家经委关于今后四个月煤的分配意见和中央批示草案及他的附信。附信说：今年煤的产量可达到二亿七千万吨，钢八百五十万吨。如果重点调整工作做得好，明年煤的产量可达到二亿六千万吨，钢八百三十万吨;后年煤可达到二亿九千万到三亿吨，钢一千万吨。粮、棉的问题较大，使后年秋后不再进口粮食，各地现在还计算不出。从现在起就需要在支援农业的任务上，重点支援商品粮食和棉花产量多的地区。回北京后，要将重点调整煤的生产和重点支援农业两项工作抓紧进行。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已阅，很好，可照发。”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轮训干部编印的学习材料《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批示：“林克(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同志：此本已看，下本(指《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待阅。请先将此本送交田家英同志。田家英同志：折页处有修改与恢复，共有六处，请你们酌定。”这个材料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论述，分三个部分：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三、加强学习，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审阅时，对摘录的他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这段话，删掉了最后一句“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对摘录的他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谈话：“头脑要热又要冷，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删去了其中的“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摘录的他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十年总结》中的“错误不可能不犯。……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这段话，将其中“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改为“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
同日 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题写：“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指庐山管理局党委。)诸同志。”又应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的要求，书赠刘禹锡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9月17日 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指示稿和工作条例(草案)的总则，批示：“退彭真同志：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只在指示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泽东删去条例标题中的“管理”二字。指示稿说：“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毛泽东删去其中的“用毛泽东思想”六个字。指示稿强调“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把讨论中的意见，在十一月上旬以前报告中央”，毛泽东将“上旬”改为“中旬”。
同日 下午，乘汽车离开庐山，前往南昌。
9月18日 晚上，乘专列到达长沙。
9月21日 晨，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
同日 下午，同王任重(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1966年8月任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谈话。除向王任重了解湖北的旱灾情况外，着重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二十二日下午，再次同王任重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9月22日 为即将在武昌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同熊向晖、浦寿昌(熊向晖，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谈话。熊向晖说：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从一些迹象揣测，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毛泽东说：“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隆美尔，纳粹德国的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国第8集团军在北非击败了隆美尔指挥的德国、意大利非洲集团军。)。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指蒙哥马利提出的和平三原则：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马林科夫，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3年9月只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改任副主席)。1957年6月，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马林科夫被取消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年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斯大林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毛泽东还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一九五六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
9月23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王任重参加。蒙哥马利说：我想问的是，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就是这两个问题?我首先谈对中国的看法问题。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在内，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蒙哥马利问：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完成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蒙哥马利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说：一开始就看到了。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哥马利说：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说：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泽东说：根本没有。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毛泽东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哥马利说：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泽东说：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蒙哥马利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不知应怎样理解?毛泽东说：就是说革命要经过战争。蒙哥马利问：主席是否认为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毛泽东说：恐怕对有些国家还有效，我还相信这句话。革命不是哪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是因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干。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年还要遗留下去。蒙哥马利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不错。毛泽东说：做了一点，还不多，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哥马利说：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泽东说：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共进晚餐后，蒙哥马利说：我现在想跟主席谈谈三原则问题，这三项原则我以前都单独提过，这一次我把三项原则作为一揽子提出。我认为西方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烂泥坑。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呼唤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毛泽东说：一揽子提出更有力量，比分别提出更好，各国人民能更好地理解。反对的人会不少，欢迎的人更多。多次提出，总可以见效。提得对，提得好。蒙哥马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问斯大林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斯大林说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毛泽东说：中国也是这样，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蒙哥马利说：那末你们为什么把自己党叫做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呢?毛泽东说：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蒙哥马利问：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呢?毛泽东说：很难说，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后的事。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最后，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非常有趣，我能否明晚再回来谈谈。毛泽东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
同日 收到王任重送来的关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其中两份是：中共孝感地委工作组八月十二日关于武昌县锦绣生产大队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和中共荆门县委工作组九月关于金山大队扩大生产队核算试行情况的材料。他们的实际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之外，其余全归生产队进行分配。王任重附信说：两个大队试行这种做法，看来效果是好的，以生产队为农副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和以大队为统一分配单位的矛盾解决了，瞒产私分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穷队与富队之间“一平二调”的问题也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这样在经营管理上简便易行，看来这样做适合当前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和干部、社员的文化水平。信中还说：主席如有时间，希望找省委书记处同志和地委书记见见面，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示。二十四日，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当天，毛泽东接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在武昌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地委第一书记，再次谈了他的上述看法。
9月24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再次会见蒙哥马利，王任重在座。蒙哥马利说：我很高兴主席改变了主意。毛泽东说：我回去想了一下，你说还要见我，我想不见不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当蒙哥马利谈到英国没有同俄国打过仗，希望以后也不跟它打仗时，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想跟美国打。我们的志愿军跟美国在朝鲜打了三年，美国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它的武器好。但是，只要不打原子弹、氢弹，打常规武器，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蒙哥马利问：在许多年打仗的时期，主席有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还是说主席主要是在上面指挥?毛泽东说：二十二年中有十年亲自在战场指挥，有四年当全军的统帅。他们要给我军衔，我不要。蒙哥马利问：主席对核武器是怎么看法?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哥马利说：刘主席告诉我说，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核武器，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泽东说：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核武器也不用?蒙哥马利说：现在还做不到。又说：我认为，领导的艺术就在于为每一项工作选择适当的人。毛泽东说：对。我现在在北京一年最多四个月到五个月，别的时间我到处跑，中央的工作交给他们，我并不每天指挥。蒙哥马利问：中央的控制是不是很紧?现在是不是有些分权?毛泽东说：开头很紧，后来太松，现在不紧不松。紧了，底下哇哇叫，后来就下放，下放了又太松，原料不集中了，应该一致的也不一致了。蒙哥马利说：你们找到了一个折中吗?毛泽东说：找到了。现在是第三个时期，有了两种经验，所以不紧不松。一九五八、五九、六○年，搞得太松，包括今年上半年。我学问不多，如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蒙哥马利问：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说：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问苏联。至于办工业，我们也很愿意问你们。我看过一份报告，是我们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以后回来写的，很有趣味。他们说，看到你们的一些工厂，并不富丽堂皇，房子也不整齐，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好。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蒙哥马利来到长江码头。毛泽东邀蒙哥马利一起游长江，蒙哥马利说他不奉陪了，坐在船上观看。毛泽东游泳后上岸，亲自送蒙哥马利回到下榻的胜利饭店，王任重、李达(李达，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熊向晖、宋之光(宋之光，当时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等一同前往。毛泽东将亲笔书写的一幅《水调歌头·游泳》赠蒙哥马利，并说：送给你个人，希望不要发表。蒙哥马利问：主席为什么不在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还说，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孙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武汉。
9月25日 晨，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晚上，离开郑州。
9月26日 晨，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参加汇报的有：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书记处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康修民，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均，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邢台地委第一书记刘琦，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山东省委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程怀仁。)当刘子厚说他们想谈谈上次谈过的大包干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当周兴介绍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后，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叫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张家口比较简单的办法，也还有八百多笔账。毛泽东说：这是烦琐哲学嘛。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讲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际在小队。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生产活的东西，钢、铁是死的东西。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又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再次肯定唐县那个公社搞分配大包干的做法，说：粮食年年增产，牲口也很壮，照它的办法就行了，还有什么讲的?生产队富了就好办了，过去是搞“均”。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刘子厚又汇报到粮食如何按劳分配时，毛泽东说：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基本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这四种人，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最后，毛泽东说：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大队、公社有了积累，可以办些赚钱的事业。大队、公社兴修水利可以采用出工的办法。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管些什么，应该有个细则。大包干以后，大队并不是没有工作做了。生产队的八权，再加上两个，一是耕畜、农具所有权，二是分配权。
9月27日 晨，回到北京。
9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兄弟国家，是好朋友。对于美国来说，古巴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愉快的意外。你们的朋友很多，不孤立。我们过去打了二十二年仗，打到一九四九年，在国内国际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这是武装的阶级斗争。所以，除了打原子战争，如果打常规战争，我们是有一套办法对付敌人的。打完仗之后，遇到经济建设我们就不行了。所谓不行了，就是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来搞建设了，是新事情，完全是新的问题。我们没有工程师、教授，搞经济建设、办大学我们没有人，全靠旧社会的人。我们这些人不会唱戏，不会办工厂，开矿山。慢慢学，可以学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经历一些挫折，但是遭受挫折可能有好处，没有挫折就没有经验。干劲是第一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有干劲，不会的可以学会。为什么革命可以学会，经济建设就不能学会呢?我就不相信。但是十二年我们还没有学会。
9月29日 关于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全文如下：“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指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耿长锁1960年12月30日给谭震林的信。信中分析了五公公社1960年比1959年减产的原因。)，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指中共湖北省委1961年9月25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请示报告。)一份，九月二十六日邯郸座谈纪录(指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作的记录。)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这批材料主要介绍保定、张家口一些公社试行分配大包干的情况。)，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9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朱德，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邓颖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贺龙，陈毅和夫人张茜等在座。毛泽东说：非常欢迎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来访。佛教发源于尼泊尔。很久前中国同尼泊尔宗教文化往来很多，中国的高僧玄奘和法显都曾经去过尼泊尔。尼泊尔是我们的很好的邻国，两国有很久的友好关系。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毛泽东问：中尼边界问题这一次是否能定下来?国王说：这次肯定能定下来。毛泽东说：这是一件大事，对两国关系有深远的影响。
秋 作《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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