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
1.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本书除了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来研究这两部著作的作者在做出1848—1851年革命经验的总结以前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也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111(1885年德文版第182页)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年1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来同这一段关于国家会随着阶级消灭而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比较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12(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页和37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人忘记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最流行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不仅从来没有解释过，而且恰巧被忘记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偏见和市侩幻想。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切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 “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 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民。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们不是把改造设想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设想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意识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空想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一贯坚持阶级斗争的学说，并把它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 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
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命反抗、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 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 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113,也就是不担当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民的革命领袖。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末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已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2.革命的总结
关于这个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着重号是我们加的>。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 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着重号是我们加的>。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 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11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年汉堡德文第4版第98一99页)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做了一般的历史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 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来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是 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他拿1848—1851年革命伟大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 程中，面临着各被压迫阶级独立行动的时候，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进?无产阶级对这个国家机器的任务怎样?
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由于亲身所受的苦痛，现在已经领会到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很深刻地领会到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愚蠢地、轻率地否认这一点，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了做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 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一种寄生机体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独具 的特性。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粉饰 的市侩，当然是有很大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绝对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多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就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个机构的，因为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静和显要的职位，使他们驾于人民之上。我们看一看俄国在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吧：以前黑帮分子把持的官吏位置，现在成为立宪民主党 人4、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赃物了。实际上他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拖延“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而 召集立宪会议的日期，他们又慢吞吞地想拖延到战争结束以后!至于瓜分赃物，攫取部长、次长、总督等肥缺，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分配政府要职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赃物”的一种表现。现在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完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是1917年2月27日到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事实愈多，各被压迫阶级，首先是领导它们的无产阶级，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 因此， 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也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那个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这个任务的提出，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实际的事变 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经验的。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852年，根据对自然历史过程的精确的观察，只能断定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这三年法国历史更为广泛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在法国，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15(1907年版第4页)
最后一句话已经过时了，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坚决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典型国家。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先进国家 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 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 一方面，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和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及斯堪的 那维亚半岛各国)里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新瓜分官吏职位这种“赃物”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 后，“行政权力”及其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在1848—1851这三年内，法国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表明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空前地加强起来，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也就骇人听闻地扩大了。
现在，整个世界历史无疑正在比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对这一点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摘要登载在《新时代》118(第25年卷第2分卷第164页)上。在这封信里 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 (historische Ea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资产阶级最渊博的先进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考茨基写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是在1918年8月，即在本书第一版刊行以后很久才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是用市侩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陷入了马克思在上面所评述的资产阶级立场，因为这种机会 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范围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以内。(在这个领域、这个范围内，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 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 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 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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