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关于哲学，有一种说法是将其分成叫做“讲坛哲学、论坛哲学、实践哲学”三种存在形式(三个维度)。这是有道理的。用这样的分法来看当年延安抗大，由毛主席讲哲学并形成《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划时代的哲学名篇，进而引领中国哲学的“推进”，还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毛主席在延安抗大
经典中的经典——“两论”
毛主席是伟大导师，当然也是伟大的哲学导师，在讲坛哲学方面集中体现出来是在延安时期他在红军大学(后来叫延安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开始的。
毛主席讲课，不喜欢甚至厌恶满堂灌那种形式，他总是把讲课提纲先发给我学员，然后在课堂上和学员互动教学——教与学互动，这样讲坛与论坛就融为一体的。
毛主席最重视实践，也最善于引导实践，从他的《辩证唯物论》这份提纲里提炼出来的《实践论》、《矛盾论》，后来被称作“两论”，指导了无数中国同志的打仗实践、建设实践，归纳起来讲就是革命实践。
在《实践论》开头部分，毛主席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这是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具有永恒意义。
毛主席这段话作为《实践论》的结束语：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无疑是中国式的哲学表述，这样的说法说得通，也想得通，事实上也行得通，即使在毛主席逝世后，毛主席的关于实践的哲学依然在引领时代进步。
毛主席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里有这样的说法：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我们对这样的说法，耳熟能详，毛主席不仅强调了实践(应用)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而且明确指出来，看一个学生的成绩，主要看其是否具有用马列主义看问题的能力，这实际上就是讲学生的世界观是否得到改造，检验这一点恐怕光靠课堂里的书面考试是不够的，还得靠在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检验才行得通。
毛主席把哲学的三种形式“讲坛哲学、论坛哲学、实践哲学”，融会贯通——道器变通了。
至于延安时期之后的事情，这里暂且不细说，至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用毛主席的名字命名的哲学，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且还在继续发展。
从延安时期延安抗大开始，毛主席的哲学理论与实践可以分为讲坛哲学、论坛哲学和实践哲学，一直到新中国开展工业化建设，以“两论”为标志的实践哲学产生了无比威力，具有无穷大的力量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
下面的内容仅从参考。
01
毛主席讲授《辩证法唯物论》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升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过程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党史文献——毛泽东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有一段相对宽松的时间，得以比较集中地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中包括了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12000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2600多字。批注的内容有对原著内容的摘要和评论，也有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以及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
1937年7、8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之邀，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每周两次，每次四小时。他的记录稿经过整理后，从1938年5月6日开始在《抗战大学》上连载。1940年，经毛泽东修改，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将讲授提纲以内部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
在这个提纲中，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唯心论与唯物论产生与发展的哲学历史，深入分析了唯物论的科学性以及它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要学会运用矛盾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提纲共3章16节，约6万字。第一章题为“唯心论与唯物论”，分4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题为“辩证唯物论”，分11节：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哲学对象问题、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时间论。第三章题为“唯物辩证法”。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毛泽东未能完全完成此章，只写下“矛盾统一法则”一节。
以后，毛泽东又将提纲第二章第11节和第三章第1节进行了整理，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名篇。这两篇文章，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和“两论”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在对待理论问题上，毛泽东已经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转到深入思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以及如何将理论服务于实践的方向上来了。
(作者：陶永祥 曾 珺，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02
推进(合力的推进)——推而行之谓之通
毛主席的哲学，有人称作“毛泽东哲学”，这也有道理。
毛主席的哲学，是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实践中，能否推而行之谓之通，的确是一件颇值得研究的事情。
而毛主席的的确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圆满完成不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项伟大事业。
这个过程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
这个过程的研究，也是一项伟大事业——永无止尽的事业。
这里着重说一下，延安时期毛主席领导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环节。
这个推进，是合力的推进——彻底改变
延安抗大可以作为讲坛哲学、论坛哲学的基地，但不可能涵盖实践哲学全部。
实践哲学必须是在社会实践这个广度来展开。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那个时候的社会实践背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可以看出全貌。
请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目录：
1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4井冈山的斗争
5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6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反对本本主义
8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9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0我们的经济政策
11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2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3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4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15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16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7实践论
18矛盾论
这是十八篇经典文献，完全可以当做一个整体来学习研究。
到了《实践论》、《矛盾论》这里，可以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理论，就系统化了。
在“两论”之前的探索，主要是道器变通之变，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毛主席主要出在“先有为”阶段;在“两论”之后，毛主席依然没有也不可能停止实践探索，但更多是指导全党同志探索实践，这就带有“后无为”的意思——更多需要大众化的探索实践——这是新的道器变通之变，是由理论指导的实践，因此就可以“推进”了，因为目标是目的的具体化，有了具体目标的实践，就可以大胆推进，适当的时候可以突飞猛进，要不然总是像小脚女人那样一点一点跟进，革命不知道何时才能见成效。
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那些经典著作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道器变通之根之基，就牢靠了，这样的大规模的道器变通之变就开始了，因为完全可以相信群众性的推而行之谓之通，是完全现实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经过延安整风——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大众化的社会实践展开，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空前强，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种人民武装战斗力空前提高，革命根据地的数量和质量空前壮大，革命群众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闹革命的干劲空前高涨。
如果说抗日战争的胜利，还带有外国人帮助的偶然因素的话，那么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那是毛泽东思想引领人民战争的空前是胜利。
请注意，这其中推进的力量，其动能有思想理论的原动力在发挥作用——使得群众的力量形成合力。
思想理论属于道器变通之根与道器变通之基的衔接部分，也就是说思想里面无形的部分属于道层面，思想理论有形的部分——被广大干部群众领悟到了，并且器化为普通人的说法做法，这个时候思想理论的作用就具有最大化的条件了。
所谓“作用最大化”，这是个无限的概念，那是无与伦比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哪里?
只能是来自无限多的人民群众。
怎样才能把无限多的群众组织起来呢?
依靠党，依靠伟大光荣正确的的党。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用他特有的方式，领导培育建设了这样的党——中国共产党。
具体说，毛主席培养一大批骨干，他们相信群众相信党。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四渡赤水的时候，全军一致公认——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主席在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紧要时刻，以无可争辩的事实，现实了他是全党全军当之无愧的领袖和统帅。
到了延安以后，毛主席在理论上的突破，进一步证明了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
毛主席领导的党，不仅可以调动根据地人民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还对全国其它地区的人民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影响。
通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毛主席的文化影响传到了国外。
中国社会各阶级，对毛主席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大家对毛主席作为领袖的共识愈来愈有广度、深度和高度。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连蒋介石本人都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能力。
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愈发感到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他们的心头大患。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府，唯一选择就是凭借军事上的优势，来打内战。
三年解放战争，恰恰证明了毛主席领导全党全民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大道上，推而行之谓之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
03
毛主席决胜千里之外：
抗美援朝的推进(合力的推进)——推而行之谓之通
毛主席精确指挥抗美援朝的实践，其中的哲学意蕴，具有无限深远意义。
假设要招聘一位抗美援朝的指挥员，如果要按照如今企业招聘的一般原理的思维，经历优于经验，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话，那毛主席当指挥员都未必合格。
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是认识论上，把经验置于经历之后，也就是“时间在先”的思维模式。
事实上，毛主席凭着自己的作战指挥经验，真正做到了“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主席用的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结合。
主席的调查研究，主要是间接的。
抗美援朝有一段时间，由于地方慢慢也掌握了我方的后勤保障一般只能维持一周的补给，也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战术对付志愿军，使得我军要成建制消灭敌方一个团都比较困难。
毛主席就从前方召回几位将士当面了解情况后，及时调整部署。这是1951年5月26日，毛主席关于《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给彭德怀的指示电 ：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营，至多两个营，也就够了。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
5月27日，毛主席在听取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汇报后，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指出：志愿军总的打法应采取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并强调：应加强政治工作，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战士有充分认识和思想准备。
毛主席的做法，突破了“时间在先”的思维模式，结合“逻辑在先”思维，把别人的直接经验，转化成自己的经验——间接经验。
这是行得通的，毛主席精确指挥抗美援朝的经典故事，无疑是彪炳史册的道器变通。
只不过这里要重点强调，分析的重要性。
别人的经验，必须要经过自己的分析，这是个加工过程，精细而深入，同时还要迅速彻底。
千万不要做那种罗列事实的“分析”。
最后，一旦以间接经验为基础的决策付诸实施，还得有那个无往而不胜的“思想政治工作”配套。
再说的明确一些，毛主席自己就是他的《实践论》最杰出的典范操作者。
从延安时期开始，到了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以“两论”为主要标志的讲坛哲学、论坛哲学，再到实践哲学，从国内到国外，形成了一个用现在的话说，是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道与器融为一体的庞大体系。
对此，美国的马歇尔、麦克阿瑟两位五星上将恐怕体会的格外明白——至少比国内某些自以为是的人要明白。
李克勤后记：抗美援朝以后，以大庆油田“两论起家”为代表新中国工业建设，一直沿着毛主席实践哲学的路径推而行之谓之通，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再说一下，毛主席的论坛哲学，钱学森曾经和毛主席直接讨论过很多问题，在两弹一星事业里，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可以平等召开“神仙会”各抒己见，和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亲历过的场景类似，只不过和美国不同的是，在国内钱学森经历过的是“鞍钢宪法”引领的“论坛哲学”——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这就是新中国工业化为何进步那样快那么好——推而行之谓之通的哲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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