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葛伊甸伯爵
(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
(1907年6月)
“彼·亚·葛伊甸伯爵的逝世使俄国遭到重大的损失，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对此表示深切的哀悼。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卓越的形象，感召着不分党派的一切正人君子。如此幸运实属罕见!!!”接下来是从右翼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新闻》31上摘来的一大段引文。在引文中，对这位“完人”的毕生业绩深表感动的，是多尔戈鲁科夫家族的一员——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而多尔戈鲁科夫家族的代表已经直截了当地承认他们的民主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宁可同农民和平解决，也不要等他们自己动手夺取土地……“凡是习惯于尊重人的人，不管他以哪个党派的面目出现，对于葛伊甸伯爵的逝世无不感到悲痛，我们也深有同感。而已故的葛伊甸首先正是一个人。”
1907年6月 19日星期二的《同志报》第296号就是这样说的。
《同志报》的政论家们不仅是我国合法报刊中最热忱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当然是批判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一些准社会民主党人。在这家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库斯柯娃女士、波尔土加洛夫先生和其他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署名来点缀版面的《同志报》上，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斯米尔诺夫、佩列亚斯拉夫斯基、唐恩等孟什维克都备受青睐。总之，《同志报》的政论家们是我国“有学识的”、绝对不搞狭隘的地下活动的、“民主主义的”以及如此等等的社会中的最“左翼”代表，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
当在报上看到上面引的那几行文字时，禁不住要对这些先生大声喊道：我们布尔什维克显然不属于《同志报》这伙正人君子之列，该是多么幸运啊!
俄国有学识的民主派的“正人君子”先生们!你们在愚弄俄国人民，使他们染上卑躬屈节和奴颜婢膝的恶习，在这方面你们要胜过普利什凯维奇、克鲁舍万、杜勃洛文这些臭名远扬的黑帮分子百倍，而你们却在进行一场反对这些黑帮分子的如此热心、如此自由主义、如此廉价、对你们如此有利又如此保险的战争。 你们听到如此“荒谬的奇谈怪论”，会耸耸肩膀，和你们社会里的所有“正人君子”一起报以轻蔑的讥笑吧?是的，不错，我们很清楚，世界上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你们庸俗的自由派的自满自足。我们之所以感到很高兴，是因为我们的全部活动象一道铜墙铁壁，使我们能同俄国有教养的社会的这伙正人君子划清界线。
能不能找出几个说明黑帮分子使比较广大一点的居民阶层受 到腐蚀并走入歧途的例子呢?找不出来。
无论是他们的报刊、他们的社团、他们的会议、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选举，都不能提供这样的例子。黑帮分子制造有警察和军队参加的暴行和兽行，激起了人们的愤怒。黑帮分子施展欺骗、捣鬼和收买的手段，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憎恨和蔑视。黑帮分子用政府的经费，组织了一帮听从警察驱使的酒徒。所有这一切，丝毫也不会对广大一点的居民阶层产生什么危险的思想影响。
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国合法的、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报刊却产生了这样的影响。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各种会议、各种社团、教学事务等无不证明这一点。而《同志报》在葛伊甸逝世问题上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影响。
“……重大的损失……卓越的形象……幸运……首先是一个人。”
地主葛伊甸伯爵在十月革命32以前高尚地充当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人民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以后，即在1905年10月17日以后，他毫不犹豫地立刻投靠反革命阵营，投靠十月党，投靠这个痛恨农民、痛恨民主派的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政党。这位贵族在第一届杜马时拥护政府，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为参加内阁进行过谈判(但没有谈妥)。这就是这位典型的反革命地主的生涯中几个最主要的阶段。
于是一批衣冠楚楚、有学识有教养的先生出场了，他们高谈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口口声声同情自由事业，同情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地主的斗争，实际上这些先生在报刊上，在各种社团中、在各种会议和选举中垄断了合法反对派的地位，就是这些人举目望天，向人民说教：“如此幸运实属罕见!……已故的伯爵首先是一个人。”
不错，葛伊甸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既善于理解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又善于非常聪明地维护这些利益的公民。而你们这些有学识的民主派先生，不过是可怜的傻瓜，你们在用装疯卖傻的自由派行径掩盖自己的无能，你们只会替地主阶级充当文化奴仆，此外便别无所长。
地主对人民的影响并不可怕。他们要使比较广大一点的工人群众甚至农民群众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内受他们的欺骗，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练就了搬弄空泛词句和概念的本领，热中于种种“谆谆”教诲，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把自己所处的跨阶级地位奉为超阶级政党和超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能带来真正恶果的对广大群众的毒害，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全力以赴来同这种毒害作斗争。
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无耻之徒，自命超越任何“党派”，持“全人类”的观点，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讲人道和能宽容的人。”
可敬的先生们，你们错了。这不是全人类的观点，而是全体奴才的观点。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的种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赞赏不已以至垂涎欲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同志报》的诸位先生，你们正是这样的无耻之徒。你们以极其恶劣的宽容态度为之感动的是：那位支持反革命政府的反革命地主竟是一个有教养、讲人道的人。 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是在把奴隶变成革命者，而是在把奴隶变成奴才。你们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言论，只不过是故弄玄虚的高论，是陈词滥调，是时髦的空话或欺人之谈。这是一块粉饰得并不高明的招牌。而你们自己就是粉饰的坟墓33。你们的灵魂是卑劣透顶的，你们的文化和学识统统不过是一种熟练的变相卖淫。这是因为你们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不 过你们出卖灵魂不仅是出于生活需要，而且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
你们感动地说：“葛伊甸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你们这是在撒谎，要么就是已经完全被葛伊甸之流所蒙蔽。在人民面前公开地把一个建立政党来支持维特、杜巴索夫、哥列梅金和斯托雷平政府的人说成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这无异于把某个红衣主教说成是反对教皇的坚定战士。你们这些民主主义者不去教导人民正确理解立宪制，却在自己的著作中把立宪制说成是姜汁鲟鱼34。毫无疑问，对反革命的地主说来，立宪制正是姜汁鲟鱼，是尽力改进掠夺和制服庄稼汉以至全体人民群众的各种手段的一种方式。如果说葛伊甸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那么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也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了，因为他们的政策实际上也得到了葛伊甸的支持。要是没有十月党人其中也包括葛伊甸的支持，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就不成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也推行不了他们的政策。请问“正人君子”中英明之至的民主主义者，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人的政治面貌(“立宪主义者”)呢?是根据他的言论，根据他的捶胸顿足，根据他的鳄鱼的眼泪呢，还是根据他在社会舞台上的实际活动?
在葛伊甸的政治活动中，什么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呢?是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他未能就参加内阁的问题同斯托雷平达成协议呢，还是在这一事件之后他前去同斯托雷平进行谈判?是他从前某个时候发表过某种自由派言论呢，还是在10月17日以后他马上成了十月党人(=反革命者)?你们在把葛伊甸称作坚定的立宪主义者时，教导人民说，前者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这就是说，你们连民主主义的起码知识也不懂，却在那儿毫无意义地跟着重复民主主义口号的片言只字。
正派社会中的正人君子们，你们要记住，所谓民主就意味着同反革命地主对国家的统治作斗争，而葛伊甸先生所支持的以及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所体现的，却正是这样的统治。
“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们的沙龙民主主义者感动地说。是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承认了，而且也乐意承认，他比民主主义者们更有教养，更有头脑(这倒不一定同受教育有关)，因为他对本阶级的利益和他那反革命社会活动的利益的理解，比你们这些《同志报》的先生对解放运动的利益的理解要高明。这位有教养的反革命地主善于巧妙而狡猾地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熟练地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表面上的绅士风度来掩饰农奴主的追逐私利的意图和贪得无厌的野心，他坚持(在斯托雷平之流面前)用阶级统治的最文明的方式来保护这一利益。葛伊甸之流把自己的“教养”全都用来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在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俄国激进派沙龙中的“正派的”无耻之徒看来，这倒可以作为政论家用以表现现代社会中将教养用于卖淫勾当的极好题材。
“民主主义者”一谈到有教养时，总想使读者联想到丰富的知 识、开阔的视野、高尚的智慧和心灵。对葛伊甸这班先生说来，教养 就是薄薄的一层脂粉，就是训练有素的本领，就是“练就”一套以绅 士风度来从事最粗暴、最肮脏的政治投机的功夫。这是因为葛伊甸 的十月主义，他的“和平革新派35思想”，以及他在第一届杜马解散 后同斯托雷平的各次谈判，其本质统统无非是从事最粗暴、最肮脏 的勾当，无非是设法以更稳妥、更狡猾、更巧妙、更隐蔽、更不外露 的手法来维护高贵的俄国贵族榨取千百万“乡巴佬”血汗的权利。这些乡巴佬无论在1861年以前还是在1861年，无论在1861年以 后还是在1905年以后，都始终不断地遭受这些葛伊甸的掠夺。
从前，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就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主-地主有教养这种傅粉施朱的外表，认清其掠夺的需要，教导人们憎恨这等人的虚伪和冷酷。然而，那些以民主主义遗产的保护者自诩、参加立宪民主党①或者成为立宪民主党应声虫的现代俄国知识分子，却教导人民要奴颜婢膝，并以自己作为非党民主主义者能不偏不倚而扬扬得意。这种表演怕是比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的业绩更加令人生厌吧……
沙龙民主主义者得意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人’。葛伊甸是讲人道的。”
葛伊甸的人道精神所引起的这种感动，使我们不仅想起了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而且也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 我们的面前，是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待人和蔼，有西欧风度。 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问仆役说：“为什么酒没有温热?”仆役没有作声，脸色变得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36
请看，这就是葛伊甸式的“人道精神”或葛伊甸之流的人道精神的典范。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比起萨尔特奇哈来……也是“讲人道”的人，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亲自到马厩去看看鞭挞费多尔的事是否很好地处理了。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去过问鞭挞费多尔的树条是否在盐水里浸泡过。他这个地主自己对仆役不打不骂，他这个有教养的人，只是站得远远地“处理”，温文尔雅又充满人道精神，不吵不嚷又不“公开出面”……
① 立宪民主党人在评价葛伊甸时所表现的奴才相，较之《同志报》的先生们更甚百倍。我们把《同志报》的先生们看作俄国“社会”中“正人君子”的“民主主义”典范。
葛伊甸的人道精神也正是如此。他自己没有同卢热诺夫斯基和菲洛诺夫之流一起参与拷打和折磨农民。他也没有同连年坎普夫和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之流一起去进行讨伐。他没有同杜巴 索夫一起去血洗莫斯科。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去建立这类业绩，而让全俄“马厩”中的这类英雄去“处理”，自己却坐在宁静雅致的书斋里领导着支持杜巴索夫之流的政府的政党——这个政党的 领袖们为征服莫斯科的杜巴索夫举杯祝贺……“费多尔的事”派杜巴索夫之流去“处理”，自己不到马厩去，难道这不是确确实实的人道精神吗?在主持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报刊政治栏的老懦夫们看来，这是人道精神的典范……“他是个连苍蝇也不肯伤害的大好人!”支持杜巴索夫之流，坐享杜巴索夫之流镇压的成果，而又不必替杜巴索夫之流承担责任，“如此幸运实属罕见”。
沙龙民主主义者认为，抱怨一通葛伊甸之流为什么没有来治理我们，就算是登峰造极的民主主义(因为这位沙龙笨伯根本想不到这是葛伊甸和杜巴索夫之流之间的“自然”分工)。请听：
“……真可惜，现在正是他〈葛伊甸〉最有用的时候，他却去世了。否则他现在会同极右分子进行斗争，发挥他最好的精神素质，以他所固有的毅力和机智捍卫立宪原则。”(6月22日星期五《同志报》第299 号刊登的普斯科夫省通讯《纪念葛伊甸伯爵》)
真可惜，有教养、讲人道的和平革新党人葛伊甸，竟未能以他关于立宪的漂亮空话来掩盖第三届杜马即十月党人杜马的真相，来掩盖破坏杜马的专制制度的真相!“民主主义者”政论家的任务不是去撕破虚伪的外衣，把压迫人民的敌人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面前，而是为失去了美化十月党人的老奸巨滑的伪君子感到惋惜…… 什么是庸人?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37(Was ist der Philister? Ein hohler Darm, voll Furcht und Hoffnung,dass Gott erbarm!)什么是立宪民主党阵营的或接近立宪民主党阵营的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庸人?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反革命地主发慈悲!
1907年6月
载于1907年9月初圣彼得堡出版的《生活之声》文集第1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37—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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