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民兵和群众的游行队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会见斯诺夫妇，林彪、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你去年十二月给我的信我收到了，我交给了周总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斯诺说：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但我不是故意那样干的。毛泽东说：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不赞成你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在外交部他们不当权了。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关于国庆的报道中，提到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国庆活动。
同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联欢活动。在城楼休息室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西哈努克谈到柬埔寨国内战事，毛泽东说：军队需要训练，几个月还不行，需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受到训练。听说美国军官在西点军校学了军事，但是学的东西拿到东南亚就不能用。柬埔寨人民军队在战场上自己学。没有听说学了书本就可以打仗的。我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也不是从书本里学的，是通过战争学的。没有朗诺的政变，你也不会干嘛。
10月2日 阅陈伯达九月二十三日写的、二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检讨信，批示：“送林、周、康阅。请周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下。”陈伯达在信中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以说明“这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的大罪，不是偶然的”。信中要求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10月初 审阅修改外交部起草的周恩来给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的复信稿。七月和八月，成田知巳先后三次致信周恩来，表示愿意发展该党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扩大交流，并希望有机会同我国领导人就亚洲新形势、恢复日中邦交等问题交换意见和派遣日本社会党的正式代表团访华，并希望在该党代表大会召开(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之前访问中国。复信稿说：“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和日本领土，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浅沼，指浅沼稻次郎，曾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1959年3月访问中国时，发表演说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发表竞选演说时遇刺去世。)精神，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泽东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精神”一句中的“更应”二字删去，同时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10月8日 晚上，在钓鱼台迎宾馆会见金日成，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谈到同苏联、东欧的关系时，毛泽东说：跟苏联打交道这个事相当难。我们过去对苏联也有幻想，比如赫鲁晓夫初期我们还是寄予希望的，后头呢?就丧失了信心。你们现在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贸易关系跟苏联搞决裂也不好，我不劝你们搞决裂。我们是搞革命的，一个是国内要继续革命，国际上也希望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我们胜利了的党，胜利了的国家，应该帮助世界各国的革命者推翻全世界的剥削者，这是一般的原则。要靠苏联来帮助你们或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就讲军火要卖钱，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对于许多党的公开攻击，我们都是不回答的，我们只回答了一个意大利、一个法国、一个美国。其他许多党，比如东欧的党，虽然骂得很凶，他们不能不骂，我们都不回答。比如罗马尼亚，过去骂得很凶，你不是跟我讲过吗?现在怎么样呢?他们也不骂了。现在东欧有些党，我们准备跟他们改善关系，比如匈牙利、波兰。改善的程度呢，那就还要看了。谈到国际局势时，毛泽东说：这个美国，它管的地方太宽了，又要管亚洲，又要管欧洲，又要管中东，又要管非洲，又要管拉丁美洲，还要管它本国的人。现在世界大战可能性比较小，我看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帝国主义搞世界大战信心不足。美国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但是它抓得很宽哪，力量不能集中，就难解决问题。要打，靠美国。而一打呢?势必有些地方的革命要趁机而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出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了我们这些国家。现在还不能断定它一定不打。总而言之，美国人进退两难。要退，它不愿意;要打，打不下去，它也难。(金日成：现在南朝鲜，美国人也不打算走，全撤是不会的了。)全撤?恐怕朴正熙要留，日本也要劝。要发生什么大问题，或者是拉丁美洲的革命起来了，或者是它本国闹起来了，问题严重，它不撤就不行了。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有两年搞武斗，上一次我跟朴成哲同志谈过，所以一九六七、六八年两年生产低落，六九年，就是去年，跟今年才起来了。反革命也查出一些了，搞大联合了，不打仗了。我们中国内部搞内战呢!我们叫全面内战。谁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搞这一套啊?我们没有计划的。后头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中央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解决，学校也是一个一个地解决。会谈结束时，金日成说带来了几个理论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同恩来同志、康生同志谈。
10月10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会见金日成，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听说你出了一些问题考我们呀?金日成说：只是交换了一下意见。毛泽东说：我看许多问题以后还要看。比如我们谈过的，一些文章中也发表过的：究竟是战争的危险为主，还是革命为主。我看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看来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倾向。究竟哪一个对，我们以后还得看。金日成说：我们支持这个意见，革命的形势压倒战争。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战争打起来了，主要倾向就是战争，战争引起革命，这是肯定的。美帝的朋友现在不多了。打朝鲜的时候还有十六个国家参加，至于打越南，欧洲一个国家都没有。如果打世界大战，欧洲国家不来，它打得起来啊?日本要打世界大战，总是要为日本打主意。现在替美国抬轿子，总是困难些，总不适合日本的口味吧。它没理由打我们。有些人总是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冒险主义者，但是我们冒险也就是你打来了，你来冒险我才防御嘛。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们支持各国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只是说说而已。至于真正去推翻，那还得靠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起来，我们不能代替人家去推翻啊。现在我们连在台湾的反动派都不能推翻，你还能去干涉日本?当然我们也做点实事，比如东南亚现在的战争，你不帮忙也不行啊。你不帮忙就是叛变革命啊!我对范文同是这么讲的。还是要看路线正确不正确，这是最主要的。总而言之，帝国主义是没有道理的，跟着帝国主义走的那些人也是没有道理的。基本原则还是马列主义。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毛泽东说：这个世界上各有各的马列主义，多得很。当金日成说要根据毛主席的话为加强团结而继续努力时，毛泽东说：是啊，这些话要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是肯定的，比如说你们有事要我们帮忙，我们要帮忙，这点是肯定的。有一些话是作为一种商量，因为我们自己还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比如究竟是帝国主义战争为主要倾向，还是革命为主要倾向，虽然讲革命是主要倾向，我看还要看。
10月12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毛泽东接见斯诺的安排，批示：“可以，拟多听他谈些国际情况。”
10月1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夫人，周恩来、康生等在座。谈到原子弹时，毛泽东说：我们虽然也搞点原子弹，但是不是使用，我表示怀疑。从历史上来看，防御战争总是比较好一点，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防御战争就是如此。征服人家的战争就难说了，希特勒甚至把整个法国占领了，结果还是希特勒失败了。现在美国就是走的希特勒这条路，所以大国被小国牵制了。我对你们法国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看起来还有兴趣。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高潮结束了，有些工作还没有结束。清华大学就是两派武斗的一个学校。有一些人不算那么坏，他就叫作犯错误嘛。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去处罚什么人。老教授还是要用的，一跟群众结合，他就有用了，就能起点作用了。我是中间派，中间偏左。我这个人不算是怎么左的人。我们支持全世界人民革命这是真的，我们不隐瞒。但是革命嘛，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中国人不能代替别国人去革命。好像你们法国大革命那样，并不是美国人帮忙去代替的。
同日 阅吴法宪九月二十九日的书面检讨，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吴法宪在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自己在西南组会上的发言中“引用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泽东批注：“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检讨中说：“又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毛泽东批注：“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检讨中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毛泽东批注：“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检讨中说：“庐山会议期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陈伯达要来，我因当时还没有识破他，出于礼节，就主动去看了他，坐了一会就回来了。”毛泽东在“出于礼节”下画了横线。检讨中说：“八月二十三日晚十二点前后，他来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同志”，“他又谈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回去后隔不久就打电话传给我七条语录……在电话上逐条进行了校正，然后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批注：“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六日黄昏，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三个同志谈谈，因此，我们三人就去了。”“他说主席今天下午批评了他”，“他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当时陈伯达神态异常，说话支支吾吾”。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画了横线，旁边打了个“?”，批注：“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检讨中说：“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批注：“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检讨中说：“二十七日晚，他来和我核对那句话(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时，我看到他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毛泽东批注：“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他来电话找我，我去参加小组会不在家，他就告诉我的秘书说，他想把他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划一份出来送呈主席看”，我“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毛泽东批注：“这样对。”
10月15日 阅叶群十月十三日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批示：“此件已阅。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退中办存。”叶群在检讨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画了横线，批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检讨中说：“没有注意核实情况。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画了横线，批注：“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检讨中说：主席讲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批注：“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检讨中说：“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批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检讨中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毛泽东批注：“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检讨中说：“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毛泽东在“间接地”后面打了“?”，并批注：“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检讨中说“过去对他(指陈伯达——编者注)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批注：“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检讨中说：“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开完大会回家，陈伯达来见林彪同志。我们劝他回去了，“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趁机搞阴谋的”。陈伯达的老婆“在运动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泽东批注：“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检讨说：“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在“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下面画了横线，批注：“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泽东在检讨结尾处批注：“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同日 晚上，周恩来将毛泽东批示的吴法宪的检讨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阅，在附信中说：“法宪同志的检讨信和主席批示，已送呈林副主席看过。”“主席要汪东兴告诉我和康老，在请示林副主席后约有关同志一起谈谈。还有，主席对叶群同志检讨信，也有批示，待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阅后再送你们。”随后，周恩来同康生到林彪处，同林彪商量约黄永胜等人谈话事。
10月2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为此，各地要按新党章的规定，及时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建立各级党委。
10月 林立果正式组建秘密组织“联合舰队”(1970年5月2日，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调查研究小组”成员，被邀到林彪家中“做客”，林彪接见、谈话并同他们合影。他们纷纷向林彪表示忠心，并推举林立果为他们的头。林立果被吴法宪授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最后发展为“联合舰队”这一秘密组织，并在上海建立“上海小组”，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配备枪支，规定联络密语，进行特种训练等。)。叶群为“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规定了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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