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
即使我没有在许多场合一—证明，大家也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这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处于这种境况，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思想、感觉和生活。因此，工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必须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它的利益正是在于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想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会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随时都发现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品、当做自己的财产来对待，就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在前面已经举了上百个例子，而且还能再举出上百个例子来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尊严。而工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管里掺入了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英国工人已经不再是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邻居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拜金者;他的内心充满了丰富的感情，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消，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智力教育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缺少这种智力教育，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一样强烈奔放。英国的民族性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整个生活状况而进行反抗，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尊严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会在这种反抗中显示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性的特点。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倾注于这一方面，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作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粗暴行为，甚至是野蛮行为，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甚至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场战争，那么,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悍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地里阴险地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并经过了不同的阶段。这里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些内容将在我以后的一部著作中加以阐述，在这里我仅限于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消耗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无益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他们的偷窃行为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袭击每一个人并以巨大的优势压倒他。况且，盗窃是一种最无教养、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仅仅由于这个原因，盗窃也决不会成为工人舆论的一般表现形式，虽然工人舆论也许会悄悄地赞同这种行为。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运动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遭受过这种暴力，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发生了许多反对使用机器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经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工掀起的风潮几乎完全一样：工人捣毁了工厂，砸碎了机器。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只是零散的，它局限于一定的地区，并且仅仅针对现存关系的一个方面。只要工人达到了眼前的目的，社会权力就以全部力量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随心所欲地惩罚他们，而机器还是被采用了。工人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 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56的寡头议会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自由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有显著的成果。例如，据西蒙斯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137页及以下几页),在苏格兰，还在1812年就发生了由秘密联合会组织的格拉斯哥织工的总罢工。1822年又发生了罢工，在罢工中有两个因不愿加入联合会而被参加者看做本阶级叛徒的工人脸上被人泼了硫酸，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1818年，苏格兰矿工联合会同样也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些联合会都要求成员宣誓效忠和保守秘密，通常有名册、基金、簿记和地方分会。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联合会的发展。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很快就遍布全英国而变得强大起来。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成立了这样的协会(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保护各个工人使其免遭资产阶级的暴行和歧视。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 判，按照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同资本家 谈判，争取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 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通过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需求的势头，从而使工资保持高水平，并尽可能阻止厂主通过 采用新机器和新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最后，用救济金来援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用协会的基金来解决，或者利用证明工人身份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流浪者。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一个主席兼秘书，并发给薪金(因为可以设想，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样的人),同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收取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符合联合会的目的。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有几次，人们曾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的工人组成一个大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1830年——试图建立一个全国工人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留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暂时成立起来;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支付联合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送一份请愿书(可见，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联合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按照工会的建议调整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或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雇主都拒绝这样做，那么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也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联合会，有些人为了资产者所许诺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联合会，这种合法手段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用威胁、辱骂、殴打或者其他粗暴手段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至今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在所有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不得不自己降低工资标准，或者自己彻底解散，而在劳动需求大大增加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形成的水平。但是，对比较微小的、个别起作用的原因来说，工会是强有力的。
假使厂主不会遇到工人集中的、大量的反抗，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逐渐把工资越降越低;此外，他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工资很快就会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之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会为工人的反抗所扼制。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他的资本在罢工期间将会闲置，机器也要生锈。至于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很难说，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因此，他由于降低工资而得到的利润又会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之后，工会常常会使工资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快地提高。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厂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现在工人自己要求提高工资，因为市场情况好转，他们往往利用厂主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起不了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复工，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还有存货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救济的工人很多，联合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赊购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降低工资，而工人把每次由市场状况决定的工资降低都看做他们的状况的恶化(他们必须尽力抵御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人们不禁要问，工人明明知道罢工没有用处，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必须反抗这种降低的必要性本身;因为工人必须宣布，他们是人，不应该让他们去顺从环境，而应该让环境来适应他们，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意味着承认这种环境，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让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没有完全丧失人的情感，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照章记录在案，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一样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起作用的，这种抗议把资产阶级的金钱欲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活动保持生机;同时，这种抗议也促使工人意识到，要粉碎资产阶级的统治，除了成立工会和罢工，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这些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是工人消灭竟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工人之间的竞争上，即建立在由于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分裂上。正是因为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命脉(虽然其反对的方式是片面的和有局限性的),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们看得这样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定决心，不再让资产阶级剥削自己的时候，财产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结了。当然，假如工人在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作用。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整个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那么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就是说，他们根本不能这样做。有一种必要性在迫使他们不仅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彻底消灭竞争，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竟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者更懂得，即使是有产者之间的竞争，由于会引起商业危机，也对工人造成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着手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这是无须加以说明的。因此，在群情异常激愤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发生了——不论领导者是否知情——一些只能用达到绝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属于这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泼硫酸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事件。现在我就举出几件来。1831年当工人运动高涨时，曼彻斯特附近海德的厂主，年轻的阿什顿， 一天晚上在经过田野时被人枪杀了，凶手的线索一点也没有发现。毫无疑问，这是工人的报复行为。纵火和试图爆炸的事件也经常发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试图炸毁设菲尔德霍华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锯工场。用来进行爆炸的是一根装满了炸药而且两端堵死了的铁管;损失是相当严重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设菲尔德附近设尔斯-摩尔的伊毕岑刀锉工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伊毕岑先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运动，压低工资，专门雇用工贼，还利用济贫法来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机时期，他把那些拒绝接受低工资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贫所，说他们能够得到工作，但不愿工作，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以此来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资),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所有来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没有把工厂全部炸毁”。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博尔顿有人试图纵火焚烧安斯沃思一克朗普顿工厂，但没有造成损失。这已经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三次或第四次有人试图焚烧这家工厂了。1844年1月10日，星期三，在设菲尔德市政会会议上警官给大家看一个专门用来爆破的生铁炸弹，装有四磅炸药，有一根烧焦了但已熄灭的引线，这个炸弹是在设菲尔德市厄尔街基钦先生的工厂里发现的。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兰开夏郡的贝里的本特利—怀特锯木厂发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的火药包引起的，损失严重。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霍车轮工厂被人放火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而引起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我来说的。这些事实清楚地证明，在英国，甚至像在1843年年底那样的商业繁荣时期，社会战争就已经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1838年1月3日至11日格拉斯哥陪审法庭审理的格拉斯哥的萨格①案件。从审讯中人们可以看到，1816年就在这里成立的棉纺工人联合会拥有一种少有的组织和力量。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每次罢工都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基金。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女工贼来代替男纺工而被放火烧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亲麦克弗森太太被杀死，落到他们手中的外来人为生。165
①这些工人被称为萨格。萨格是东印度一个著名的种族，他们以杀害一切
两个凶手由联合会出钱送到美国去了。1820年有一个叫麦克夸里的工贼遭到枪击而受伤，联合会付给开枪者15英镑。以后又有一个叫做格雷厄姆的也遭到枪击;开枪者得到20英镑，但被揭发，并被判处终身流放。最后，1837年5月，在奥特班克和迈尔-恩德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发生了骚动，十来个工贼遭到殴打;同年7月，骚动还在继续，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贼被打死。这时委员会的成员才被逮捕和审讯。主席和主要成员被控犯有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贼使用暴力和纵火焚烧詹姆斯一弗兰西斯·伍德工厂的罪行，被判处流放7年。
对这一事件我们的善良的德国人会说些什么呢?①有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同工人有直接接触的从事制造业的那一部分人，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各种理由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理由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从一定角度来看就是错误的，而且对工人的理性不会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是：落到厂主腰包里的一切必定是从工人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至少能够把他们的雇主竞相降低工资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限制，他们也会因为通过工会能使厂主即自己的敌人受到损失这一点而参加工会。在战争中，一方的损失就是另一方的利益，由于工人和他们的厂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高贵的君主们在彼此争斗时所做的一样。在所有资产者中，又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成了所有工会的最疯狂的敌人。他一谈到最强有力的工人派别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就勃然大怒，这些法庭自称能够使任何不听话的厂主束手待毙，“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他还谈到一个时代，“那时工业发明家的头脑和活跃的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167遗憾的是，英国工人并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抚。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妙的故事。操纵走锭纺纱机的粗纺工有时滥用他们的力量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高工资并没有引起他们对厂主的感激之情和发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无害甚至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愿望，反而常常使他们变得傲慢，使他们有钱来为罢工者的反叛精神提供支撑，而许多厂主却一个接一个地平白无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发生这类不幸的乱子时，这一带的厂主们担心被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赶出市场，就向夏普一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求助，请求夏普先生发挥他的发明才能，设计一台自动走锭纺纱机，以便“把生产从痛苦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①“一种特殊的‘野蛮的正义感'(wild-justice)支配着他们，驱使他们在密室中集会，以冷静的思考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是自己阶级和这个阶级的事业的逃兵，把这些叛徒和逃兵判处死刑，并把他们处决，因为官方的法庭和刽子手是不干这种事的，所以由秘密的刽子手来执行，就像古代的‘菲默法庭’166或骑士时代的秘密法庭突然以这种方式恢复了，并一再呈现在人们惊愕的目光下，只是现在的这些法官穿的不是铠甲，而是粗布夹克，法庭不是设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森林里，而是设在格拉斯哥铺砌得很好的盖罗盖特大街上!——虽然把自己的情感用如此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少数人，但这种情感势必广泛传播，并且有力地渗透到群众之中!”——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41页。
“几个月以后， 一台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练工人所具有的思维能力、感觉和触觉。这个铁人(工人是这样叫这台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纳发的命令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的手中跳了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创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之间的秩序，并保证英国人的工业统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奇物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可以说，这个奇妙的创造物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摇篮就把无法无天的许德拉扼杀了。”
接着尤尔又证明，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机织业中浆纱工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①这个尤尔不久前还竭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阿什沃思先生和其他一些人也没有放过向这些联合会发泄自己满腔愤怒的机会。这些足智多谋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鼓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拿报酬的代理人对鼓动感兴趣是因为他们靠鼓动为生;殊不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剥夺了这些人的工作，工会才认为必须向他们支付报酬!
这类罢工令人难以置信地频繁发生，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经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有时是由于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由于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由于厂主雇用工贼，有时是由于厂主拒绝废止虐待行为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由于厂主采用新机器，或由于无数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罢工只是前哨的小冲突，有时也形成影响较大的战斗;它们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最确凿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已经迫近。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在这里为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罢工是各个劳动部门关于自已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翻阅一下唯一报道无产阶级一切运动的报纸《北极星报》全年合订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的所有工人都已经组成联合会，并且常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
①尤尔《工厂哲学》第366页及以下几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军事学校，罢工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英国人那种独特的勇敢在罢工中展现出来了。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懦夫，他们不能干革命，因为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暴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他们同法国人一样并不安守本分，但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以政治的方式同社会弊端作斗争的。英国人则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存在的，他们不是同政府而是直接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种斗争暂时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商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贫困，1834年在里昂爆发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1842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更多的勇气，需要更果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一个亲身体验到什么是贫困的工人说来，能够同妻子儿女一起面对贫困，能够长达数月地忍受饥饿和匮乏，并且始终坚强刚毅、毫不动摇，这确实不是一件小事。英国工人为了不受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宁可慢慢地饿死，宁可天天看着家里的人挨饿，宁可冒着总有一天资产阶级肯定要复仇的危险，与这一切相比，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勇气概。正是在这种沉着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要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身品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而忍受着这么多苦难的人们，也一定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权势。即使撇开上述情况不说，英国工人也已经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1842年的罢工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在资产阶级逼迫下才举行了罢工，一方面是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当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经多次证明自己是有勇气的。1839年威尔士的起义就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1843年5月),那里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砖厂(波林—亨弗莱)加大了砖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资，当然较大的砖会卖更高的价钱。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制砖工人联合会也向公司宜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从附近地区和工贼中招到了工人，工人联合会对这些人最初使用了恐吓的办法。公司雇了12个当过兵或当过警察的人在院子里守卫，并给他们配备了枪支。由于恐吓没有产生效果，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一支排成战斗队形、第一列用火枪武装起来的制砖工人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步兵营房几乎不到400步。①人们冲了进去，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晾晒的砖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准确地毫无阻碍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窑前，火光照亮了他们，以致敌人的每发子弹都能命中，而他们的每一枪都不能击中目标。但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他们的弹药用光并达到了这次行动的目的，把院子里一切可以毁坏的东西全部毁坏为止。这时军队开来了，制砖工人向埃克尔斯(距曼彻斯特三英里)撤退。快到埃克尔斯时，他们把队伍集合起来，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手中。受伤者的数量肯定很多，但是人们知道的只是那些受伤后被捕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膀中了三枪，他还是步履蹒跚地坚持走了四英里多路。这些人确实证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面对枪林弹雨毫不畏惧。1842年，一些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在封闭的集市广场被几个把住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控制住而动弹不得，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当时即使国家权力即资产阶级权力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只要人民在心目中有了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伯利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动用大炮来防守。
①在十字胡同和瑞琴特路拐角上，见曼彻斯特平面图。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对他特别不利，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保护他的利益的，而最重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资产者的社会地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柱。英国资产者把法律看做自己的化身，正如他把自己的上帝看做自己的化身一样，所以他认为法律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对于他具有极大的安抚力。而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并且十分清楚地知道，法律对他来说是资产者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不是万不得已工人是不会诉诸法律的。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有人企图袭击一个装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的警察分局。1842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所述，只是由于工人自己没有拿定主意的缘故。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承认它的力量，所以，他们至少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54(people'scharter),它在形式上纯 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在民主基础上改组下院。宪章运动150是反抗资产阶级的强有力的形式。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是个别的工人或个别部门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由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运动。在宪章运动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153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的政党，它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8年以威廉·拉维特为首的全伦敦工人协会(WorkingMen'sAssociation)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其中包括下列“六条”:(1)一切有健全意识和没有犯罪行为的成年男子均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为议员支付薪金，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避免资产阶级的贿买和恐吓;(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构成，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法中的所谓君主和贵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他们摆摆样子;这两者也确实是形同虚设。但是，要是下院有朝一日获得全国舆论的支持，要是它不再仅仅是表达资产阶级的意志，而是表达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他们头上最后的神圣光环。英国工人既不尊敬勋爵，也不尊敬女王，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很少听取勋爵和女王的意见，但对他们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派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尽管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党，然而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诚然，宪章运动从1835年开始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间开展的运动，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严格划清界限。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是他们的共同口号，他们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由于对改革法案的结果感到失望，由于1837—1839年是工商业不景气的年份，好战和好杀的情绪很高，所以宪章派的激烈鼓动很合他们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宪章派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有时甚至号召他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过去法国革命时代一样。1838年，一个叫斯蒂芬斯的循道宗的传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彻斯特的集会群众讲了这样的话：
“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们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们有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的一种手段，一种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武器。这种武器是10岁的孩子也会用的。只需要几根火柴和一把蘸上沥青的干草。我要看看，当人们勇敢地使用起这种武器的时候，政府和它的几十万士兵对这种武器究竟有什么办法!”①但同时，工人的宪章运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来。这位斯蒂芬斯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曼彻斯特的“圣山”克萨尔-摩尔168举行的20万人的大会上又讲了下面的话：
“朋友们，宪章运动并不是有关你们获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运动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喝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因此，反对新济贫法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46的运动在那时就已经和宪章运动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在这一期间，每次群众大会都有托利党人56奥斯特勒参加，而且除了在伯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国民请愿书，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请愿书。1839年，鼓动还是同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当鼓动开始有点松懈的时候，伯西、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计划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发动起义，因此他的行动遭到了失败。北方的起义组织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行动已经失败，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以后，1840年 1月，约克郡(例如在设菲尔德和布拉德福德)发生了几次所谓的警察叛乱(spy-outbreaks)169,后来这种激昂的情绪逐渐平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实施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其结果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 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842年的危机爆发了。鼓动又像1839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①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话对工人起了多大的作用。
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由曼彻斯特厂主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暴力倾向。这个同盟的报刊和鼓动者使用毫不掩饰的革命语言，其原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1841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派一样，同盟现在直接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同样有所行动，这一年在国民请愿书上有350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党派过去曾经有些疏远，那么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1842年2月15日，自由党人和宪章派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派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宣传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这一次，由于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甚至抛弃了他们的守法立场;他们要革命，但是要靠工人的帮助。资产阶级要让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各方面的人士重新谈起以前(1839年)就已经由宪章派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想法;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发起义，但是资产阶级肯定会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7月底，商业情况开始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现在，在行情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7月底和8月初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商业报告),斯泰利布里奇有三家公司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己决定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之后才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贝利兄弟公司却坚持下去;这家公司对前来申诉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愿接受这种办法，也许他们最好去过一段休闲的生活。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工人大哗，他们纷纷离开工厂，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
过了几小时，所有工厂都停工了，工人列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8月5日的事。8月8日，他们有5000人出发到阿什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a fair day's wages for a fairday's work)。8月9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被准许入城，并且使工厂都停了工。11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宠爱的机构——习艺所170时，
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博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起义很快扩展到所有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止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愿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常态，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已经开了头，但是工人没有 一个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为那些力图废除谷物法的厂主的利益而遭到枪杀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 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则认为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1840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失败的。假如它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自觉的工人起义，那么无疑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这些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根本没有明确目的的群众，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同时，在履行2月15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的工具，他们离开“守法”立场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因此，资产阶级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守法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先是由他们煽动起来，然后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忠实奴仆充当了特别警察171——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虚张声势地踱来踱去;在普雷斯顿，资产阶级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毫无目的的人民起义就一下子不仅面对政府的武装力量，而且面对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目的的工人逐渐散去，起义就这样结束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级还接二连三地干了一些卑鄙勾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力图以此来洗刷自己。这种说法和他们在春天所讲的革命词句大相径庭。他们把起义的罪责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其实他们自己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地重新站到先前承认法律神圣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没有为起义做什么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做的事情，即利用机会，可是他们却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了罪，而资产阶级却没有遭到丝毫损失，在停工时期他们还卖掉了存货，获得了利益。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宪章派过去也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通过革命。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的地位来说都是危险的，他们反对使用“物质力量”,而只想通过“道义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竟把这种道义力量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看成是两回事)。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这个争论点事实上已经消除了，因为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值得信任)后来在口头上表示，他们也不会诉诸物质力量。第二个争论点，也是最重要的争论点，正是这一点使宪章运动表现为纯粹的宪章运动，这就是谷物法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是激进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分裂成两派，两派的政治原则在口头上完全一致，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1843年1月的伯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奇提议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协会的章程中删去，据称是 因为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种联系已经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奇先生过去并没有认为必须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名称，斯特奇的提案被多数票否决。这时，这位忽然变得守法的贵格会163会士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组织了一个由激进资产阶级组成的“完全选举权协会”。这个不久前还是雅各宾派172 的资产者竟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讨厌，甚至连普选权(universalsuffrage)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发笑的名称——完全选举权(completesuffrage)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宪章运动就成了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工人的事业。要求“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采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总的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仅把解决谷物法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来说只是自由竞争的问题。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与此相反，宪章派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斗争。自由竞争使工人遭受极大的痛苦，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即资产者成了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会使工人遭殃。工人迄今提出的要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济贫法34,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运动的基本内容，是直接反 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愿过问有关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的事情;他们对废除谷物法至少是抱着极端冷漠的态度，而对废除谷物法的拥护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章运动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
宪章运动的民主和迄今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运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质。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六条”就是一切，这“六条”最多还能促使人们对宪法作某些修改，但对 无产者来说，这“六条”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 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派现在明确喊出的口号。传 教士斯蒂芬斯所说的关于“饭碗问题”的话，在1838年只是对一部分 宪章派是真理，但是在1845年对一切宪章派都是真理了。宪章派中 间再也没有纯粹的政客了。诚然，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地产析分(allotment-system)是消灭贫穷的主 要方法，而实际上由于工业的发展，地产析分早已过时了(参看导言);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利益等等)表面上看来一般都带有反动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的措施本身必然导 致重新屈服于竞争的威力，从而恢复旧状况，或者必然导致消灭竞争 本身;另一方面，宪章运动目前的暖昧状况和它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正是它所独有的特征获得进一步发展。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紧跟在目前工业和商业繁荣状况的后面，最晚在1847年爆发①,但是也许会在明年爆发。这次危机将比过去历次危机都剧烈和尖锐得多，它将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贫困的办法。工人将实现自己的宪章，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这之前他们还要弄清许多通过宪章所能做到的事情，而他们现在对此还不很清楚。
同时，社会主义的鼓动也在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谈英国的社 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而言。英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以建 立两三千人(这些人都从事工业和农业，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享受同样 的教育)的“国内移民区”173的方法来逐渐实行财产公有，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建立理性的政府，使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取消刑罚，给犯人以理性的待遇。这就是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建议;至 于他们在理论方面的原则，同我们在这里的论述并没有关系。英国社 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欧文，他是一个工厂主，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 在实质上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很宽 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以很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十分温顺随和;不管现存的各种关系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这些关 系有合理性，因为他们除了争取公众信任外，对改变现存关系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同时他们的原则又是如此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公众信任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颓废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含有进步成分，看不见唯利是图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
①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预言准确地实现了。”——编者注
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亡的目的①。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反对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愤怒这种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手段并没有什么用处，为此他们宜扬对英国的现状更加没有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个的人在内，都是立足于过去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来自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中被他们争取过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当然这一部分是最有教养的和性格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共同财富，因此，它甚至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派的立场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②)那里发展起来，它不久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发展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英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比法国共产主义广泛得多，但是在发展③方面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立场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当然，到那时法国人也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最坚决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坚决，以致那些不自觉地纯粹由于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往往被这种表现的尖锐性所吓退。但是在这里，贫困也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们会越来越认识到，这种信仰只能使他们变得软弱，使他们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对榨取他们脂膏的有产阶级俯首帖耳。
①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文版中，这句话的后半句为：“以达到使这种变革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的地步。”——编者注
②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自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欧文主义者这一特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③“发展”一词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文版中为“理论发展”。编者注
这样我们就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即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宪章派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发展水平还很低，但他们却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比较远，提出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融合，法国共产主义以英国方式的再现，将会在最近发生，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实现了这一点，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有利于宪章运动的继续发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独自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以提高文化水平。这样的设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组织里和几乎每个宪章派的组织里都有，而且在许多单个的行业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这种设施对资产阶级是很危险的，他们已经在某些类似的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174中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们变成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目前，这里讲授的是自然科学，这些科学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使他们掌握从事发明的手段，以增加资产阶级的收入。但是，自然科学目前对于工人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们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们常常根本看不到大自然。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国民经济学的说教;工人从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对他们来说，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们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去阅读，讨论直接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关系。于是自满自足的资产阶级就说：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Dixiet salvavi], 并且不屑一顾地避开了这个“宁愿听恶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愿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阶级。而实际上工人也是重视“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这种教育不掺杂资产阶级牟取私利的伎俩。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在所有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教育机构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国民经济学问题的演讲，而且听众很多。我常常会听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谈论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比一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划时代的著作 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获得自主的教育方面已经取得多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社会制度以及和 这种制度相联系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惧怕、诅咒和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睁大眼睛正视这一切，兴致勃勃地而且富有成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特别是社会主义者为无产阶级的教育做了 许多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把这些译文和英国最优秀的作品一道以普及本的形式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传。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存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 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超越边沁，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献，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远胜过一切资产阶级文献。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还必须指出一点。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业区的工人，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兰开夏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强大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越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参加运动的也就越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越明朗。伯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了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运动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工业工人都被卷入了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他们一致认为，他们是“工人”——这个头衔使他们引以自豪，并且是宪章派集会上通常的称呼——,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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