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舆论场上，“极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有的人把“极左”当做大棒，抡向所有反对自己观点的人，似乎这样一来，自己就站在“政治正确”的制高点上了。但是，究竟他所讲的“极左”指的是什么，却不说个明白。正因为他把极左的概念搞得模模糊糊的，所以让人感到他只是在用大帽子压人，虚张声势，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道理，除了收获一大堆吐槽之外，在普通民众中并不能得到多少认同。
这使人想起几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场关于“极左”的分歧。那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发生的。在对林彪反党叛国的批判中，主流媒体改变了文革开展以来一直持续的批判修正主义的基调，转而以批极左为主调。1972年12月，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主张要扫除阻碍批极左思潮深入开展的思想障碍，把极左批透。他的信把“批林整风，究竟主要是批“左”的方面还是右的方面”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提了出来，认为光是提“排除‘左’右干扰”是不够的，应该明确以批极左为主。毛泽东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含糊的人，既然有人已经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他就不能不表示态度。1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一部分主要领导人开会，讲了他对王若水那封信的看法。他说：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批极左，还是批右？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在伟人逝世以后，有人把这段历史描绘成周恩来力主纠正文革“左”倾错误与毛泽东坚持“左”倾观点的分歧。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持上述观点的人主要依据是周恩来解决一批老干部在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问题。确实，周恩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然而，从已经公开的档案资料可知，周恩来的这些举措都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的。周恩来忠实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毛泽东在11月14日和次年1月6日两次在与中央领导干部谈话中为“二月逆流”平反，还特地嘱咐叶剑英向正在医院的陈毅传达。1月10日，毛泽东不顾重病在身，冒着严寒参加陈毅追悼会，并且对陈毅家属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在追悼会上又重申，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此之后，毛泽东先后为一大批受到运动冲击的老干部作出批示，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邓小平和陈云来信的批示，同意来信恢复工作的要求。在1972年整个一年中，由于身体原因，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留在档案中写有批语的材料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解放干部的。在此后几年，毛泽东又继续为许多老干部的解放复出做出指示。197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落实干部政策。他说：“我并不知道那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3月29日起，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5月20日为中共十大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指示解放一大批老干部；其中不少人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此可见，称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落实干部政策上有什么分歧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多次指示落实知识分子及党外知名人士的政策。比如，72年10月，过问音乐家贺绿汀的问题，催促尽快结案解放；73年7月批示修复徐悲鸿纪念馆；10月在一次谈话中要求关心音乐家刘诗昆；74年12月在讨论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时特地询问代表名单中有没有包括章乃器、梁漱溟；当听说章乃器的右派帽子还戴着，就说：“不要戴了。”可见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就有大范围给右派摘帽的想法。
至于在调整外交政策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存在分歧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已为大家所熟知的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史实早就表明，正是毛泽东的决策打开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大门。周恩来同样是忠实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随之开展了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工作，开创了对外开放的新局面。72年的2月和73年1月，毛泽东两次就关于进口成套设备，扩大经济交流做出批示，在几年内引进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 (即史称“四三方案”)。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我看要送些小孩到外国去，比如十岁左右，白天学外文，晚上学中文。”后来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正是当年毛泽东这些决策奠定的基础。
事实上，在整个文革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对极左思潮抱有高度警惕。早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他就曾指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
之所以会对这一段历史出现误读（如果不是有意歪曲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忽略了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毛泽东这时所批判的“极左”概念，与革命战争中曾经出现的“左”倾错误有本质的区别。对于后者，毛泽东是这样界定的：“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在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这种错误，尽管在实际效果上对革命事业有很大危害，但犯错误的人主观上还是要革命的，与他们的矛盾还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但对于极左，毛泽东认为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反革命，本质上不是左而是右，而且是极右。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时谈到文革中的“极左”分子时这样评论：“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有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滋长起来，他们为了创造“政绩”以图升迁，不惜在“左”的旗号下，逼迫人民群众服从于他们的瞎指挥。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尖锐地指出：“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使用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有人这样做，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毛泽东把这种“左”与革命战争中的“左”倾错误作了明显的区分，指出其本质“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是与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宗旨根本对立的。
反革命性质的极左与革命队伍中的“左”倾错误，在表现形式上的根本区别，是对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态度：以往的“左”倾错误虽然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但其动机和目的还是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而极左分子则是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以背叛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其特征。
有了这样明确的界定，对于林彪的反党叛国行为，就能清楚地判定，尽管常以“左”的面目出现，但“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因此，对其具体形式上各种“左”的表现的批判，绝不能代替对其右的本质的揭露，更不能掩盖其右的本质。
由此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纠正文革中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倾向，但不赞成以此冲淡对林彪“叛党叛国”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所以，他用了“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这样的口气。1973年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新年献词》，反映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批修整风，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风。”
应该说，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许多高层干部，包括周恩来在内，一时并不十分理解。毛泽东不得不用重锤敲打，他严厉警告：“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里讲的大事，就是指批判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也是批林整风的重点。脱离了这个重点，就会陷入具体事务而背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晚年毛泽东预感自己时日不多，在1974年12月26日他81岁生日那天，与周恩来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他向周恩来交了底：“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至此，周恩来理解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这篇交底的谈话，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题，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印发全党。
在毛泽东的用语中。涉及到“左”，有三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左派，即革命派；二是革命队伍中的“左”倾错误；三是极左派，即他所说的——“就是反革命”，是以“左”的面目掩饰的极右派。混淆这三者之间概念，一方面，可能模糊了极左派的极右本质，另一方面，也可能以批极左的名义反对左派的革命主张。毛泽东当时不赞成以批极左为主题，有他深远的考虑。毛泽东意识到在相当多的老干部对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很不理解，对于群众运动的冲击有怨气的实际情况下，脱离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主题去批极左，就有可能走到发泄个人怨气，反对文革初衷的方向上去。在更深层次和更长远的意义上看，毛泽东预感到在他身后很可能还会有人利用这个口号来否定文革的初衷，否定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抵制资本主义复辟的正当要求。现实正在证明他的预见。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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