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先后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巴卢库、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赛义德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主要成员。同巴卢库谈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巴卢库和卡博来访时，毛泽东说: 那时还很乱，工人阶级刚刚起来。现在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已经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同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焰火晚会，接见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会见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中央第一书记、第二书记。
10月5日晚上，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在座。谈到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时，毛泽东说：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来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者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这一次党、 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大概还有半年到一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得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 一搞起来就很厉害， 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谈到派性和武斗情况时，毛泽东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打得很厉害，有武斗。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偏要武斗。还有人把我们过去打仗的口号搬了过来，叫“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工人阶级专政，怎么能够搞“农村包围城市”呢?这个账不能算在刘少奇身上。三十八军支持一派，河北省军区支持一派，怎么能够把账算在刘少奇身上?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思想工作是重要的，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工作。包括对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做思想工作。这需要时间。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
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谈到国际局势时，毛泽东说：看来整个世界还是要乱，因为存在着矛盾，存在着斗争。问题是怎么个乱法，现在很难说。打世界大战?这是一种乱法。不打世界大战，打局部战争，也是一种乱法。
同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国庆十九周年观礼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
10月9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下午报送的《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删去肖力、毛远新的名字，批示：“肖力、毛远新二人不宜参加。”
同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等开会，商量补选十名中共中央委员等问题。
10月10日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徐海学习班情况材料。材料中说：十月九日上午，向徐海学习班全体人员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徐海问题的一些意见后，军队和两派到会的群众代表反应良好，下午分别进行了讨论，有的打电话回去要求上交武器。徐州市武斗已经停止了。毛泽东批示：“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10月11日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员名单等问题的报告及所附林彪对这个报告的批示。报告说： “毛远新同志不参加，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改由杨春甫〔1〕同志参加。”林彪十一月十日批示：“肖力、毛远新同志近两年来在工作中取得很多成绩，我原拟同意他们参加此会。鉴于主席的批示和昨晚会上主席的意见，应按主席指示执行。考虑到肖力同志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且她对解放军报工作有不少贡献，建议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会议，这对她是锻炼。”毛泽东批示：“肖力不宜为工作人员。”
〔1〕杨春甫，当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10月1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会议商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问题。毛泽东说：有个问题可以讲讲，十一中全会是正确的，还是基本正确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包括中央领导、各地的领导、红卫兵、“三支两军”。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老干部整得多了。有些干部今后可能工作的，错误是有，但做点小工作还是可以的。邓小平可以做点工作。叛变和自首要加以区别，有的是敌人在政治上强加的。牺盟会不能说都是坏人。这次会议，把政治问题解决一下，使他们回去好工作。多中心论要讨论一下。一个学校是两派， 两个中心， 有的工厂也是一样。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还是资产阶级的军队，这次是大考试。我是不赞成形式上的考试，要实质上的考试。民主党派问题要谈一下。这次首先是共产党受到冲击， 民主党派也受到冲击。这是大的群众运动。我们历来靠群众，为什么怕群众。国际问题要谈一下。国际形势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紧张不紧张?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紧张好些。矛盾没有解决，修正主义可多了，我们要划清界限。我们主要靠马列主义。
10 月13日一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10月13日下午，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议。周恩来介绍出席全会人员的情况，并宣布全会议事日程: (一)九 大准备工作;(二)修改党章;(三)国内外形势;(四) 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泽东说：国内问题，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 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 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致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也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 在我，而不在地方， 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 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就差不多了。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 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主要的我看是思想问题，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中间隐藏了有一些敌我关系，那是少数。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问题就好解决。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谈到一些老干部受到冲击的问题时， 毛泽东说：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 群众不谅解。比如有那么一位同志〔1〕，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在山东工作的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上的错误，但是要说服山东同志同意他，谅解他。他们几次要揪回去斗，我们就总是压住，不让揪回去斗。另外一个好同志就是湖北的张体学，他也犯过错误，可是后头一检讨，群众就很谅解他。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
〔1〕指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
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萧克〔1〕这个人也是打过仗的，我也是历来赞成他上天安门的，这次国庆也上了，为什么这次会又没有来呢?还有陈漫远〔2〕。李德生你这个同志，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啊。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说：有些工作是我们没有做好。比如徐海问题，你完全怪徐州的同志我看不行，要怪南京、济南两个军区我看也不行， 主要还是怪我们中央，就是没有做工作。现在搞起一个学习班，就跟他们谈，一连谈了四次，就开始好转了。我看主要是怪我，我这个人工作不好，没有抓紧做。比如广西吧，那么乱，还不是军队里头有两派?野战军一派，两个地方部队一派。只要把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军队里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工作问题。不是有一个“七三”布告吗?就是为着广西的。开头一个八条、后头一个十 条，也没有这么大张旗鼓在群众里头做宣传。你不宣传，群众就不懂得，那你怪谁呀?就是要造舆论。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也就没有党。训练班这个问题也是学来的，从内蒙古问题开始，在北京附近办个训练班。那么对立，训练班一办， 一个月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同志们一定有很多经验，这次可以谈一谈。还有个多中心的问题。一个学校分成两派，一个工厂也搞两派。现在不是很多工厂都团结起来搞革命委员会吗?现在可以说掌握了局势，在几个月以前没有。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办法就是哪个地方知识分子最多，把工人宣传队开进去，掺沙子。所有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机关中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1〕萧克，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6 军团军团长、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一参谋长、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
〔2〕陈漫远，原任农垦部代理部长。
就用这个办法。基本群众是工人农民，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工农兵。然后呢，是革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我们应该团结他们，应该争取、团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法。这个知识分子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容易动摇。他为什么容易动摇呢?就是因为没有和工人农民结合。但是不能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 搞得臭得不得了。这个知识分子就是不可不要，但是知识分子如果翘尾巴就不得了了。大学，以后重新搞，从工厂里头，从参加农村工作的那种中学生里头招收学生，这包括军事学校。 谈到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进展时，毛泽东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到底呀! 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
同日审阅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十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批示：“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有一点修改。”送审报告说：根据主席指示和各地各单位的意见，我们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两次，我们又作了多次修改。请主席审查、修改、批示。毛泽东审阅时，在第一章“总纲”中，删去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桿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的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在两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 “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在第四章“党的中央组织”中，将“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若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 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改为：“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必要的精干的机构， 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十四日，在林彪报送的修改稿上批示：“印发，让大家讨论为宜。”
10月14日阅姚文元本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姚文元的送审报告说：第十页上，我增加了一段您的最新指示，这是对当前运动有深刻指导意义的。社论稿增加的“最新指示”是：“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 打倒了人民的敌人， 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泽东批示：“可以发了。目录中有改变。”在送审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目录上，这篇社论排在第四篇，毛泽东改为第一篇。这篇社论发表在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
10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在这次运动中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 做他们的工作。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 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抓走后， 我去报告主席， 主席交代我保他，主席再三交代。
10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开会。
10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共九大的代表名额等问题。
10月23日审阅同意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前天主席指示，中央文革碰头会于昨(二十二日)夜将天津市原定四十名代表名额减为三十名，多出十名代表名额加在中央直属数字中，以便全国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党员代表均由中央直属名额中出，而地方则注意中小知识分子，如赤脚医生、民办小学教员、红卫兵中党员代表。
10月26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 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十月二十五日稿)，批示：“有一些修改，待议。”毛泽东对决定稿的修改主要是：将文中 的“毛主席” 一律改为“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指示”改 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删去“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 义建党路线”一句中邓小平的名字; 删去对草案的意见“分两次报告中央、中央文革” 一句中的“中央文革”。对章程(草案)的修改主要是： 删去“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一句中“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 育的党”;删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删去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 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 想伟大红旗”中的“毛泽东思想”前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0月28日、30日两次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稿。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十月二十八日送审稿上批示：“印发全会各同志讨论。”删去稿中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大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在十月三十日送审稿上批示：“有一点修改。”主要是删去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一句， 并批示： “此句此地不用为宜。”另外还删去了毛泽东思想 “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唯一指导思想”中的“唯一”二字。
10月31日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林彪、周恩来等开会，商议如何传达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等事项。
同日下午五时十五分，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会议通过全会公报，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召开中共九大的决定，以及《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二月逆流”事件和老干部问题时， 毛泽东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 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2〕对 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 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改，我就不那么赞成。至于有一些老同志，
〔1〕1980年2月29 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 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过去对于刘少奇同 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 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 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原审查报告，恢 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之一的名誉。
〔2〕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期，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 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在全会的讲话中称“二月逆流”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全会结束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 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并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
将来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的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 了的，比如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几年之后，大家 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工作。比如杨勇、廖汉生这类人，现在还 年富力强嘛。邓华〔1〕到四川去工作，历来没有听到人家讲他不 好的、说他是捣乱的，因此我们这回请他来。就是说，犯错误的 人，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而要允许他改错误， 就需要一个时间，甚至于要多少年。因为群众就是要看，要看你的表现。我们这个 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 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大好。比如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 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还是推荐在各 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有各种不同意见，我看是好事， 只要基本的部分保证能够反映工农兵的意见就好了。谈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请大家一是要抓紧，二 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讲要稳、要准、要狠吗?我看这个“稳”， 可以有右的稳，一稳他就不搞了。 “狠”呢，就可以搞得很“左”。中间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就狠不起来，也就不 那么稳了。所以还是要 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因为这一套搞的结果并不那么好。我们对于俘虏也不搞这一套。再就是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 威，不要做过分了。这个学者，无非是比较好的、中间派、比较 右的这么三种。这个世界上，总是左、中、右嘛。统统是左派， 我就不那么赞成。总想找个机会跟同志们讲一讲，要在一次会议 上讲清楚这些问题，单是个别地讲，这个不行。报纸上一些社论也不大好写。就是这次讲一讲吧。像吴
〔1〕邓华，1959 年 9 月因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受株连被撤职。1960 年 5 月至1967年1月任四川省副省长。
晗、翦伯赞、冯友兰〔1〕，批是要批的，不要整得太过分了，保还是要保的。对这类人，不要搞那些不尊重他们的办法。对于扣他们的薪水，不要扣得太挖苦了，得稍微放宽一点，有一些人是老人。谈家桢〔2〕是搞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的。我看，这些人改了就行，不改也可以。这些人，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中国也只有这么几个嘛。薪水减到什么二十四块、四十块，他一家人怎么办?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得养一批旧社会的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谈到大学里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大学里头开这个社会科学的课啊，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究竟怎么好?大学里头读历史、读经济学、读哲学、读法律，读四五年大学，不懂得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阶级斗争。已经两年不招生了，我看再准备两三年，就差不多走光了。现在这一批大学生就让他们下去， 到工厂去学，到农村去学，这是帮助他们的一个方法。这个问题也没有最后决定，今天就出题目，请大家考虑一下。最后，毛泽东专门谈到： 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 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1〕翦伯赞，历史学家，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原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12月被迫害致死。冯友兰， 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2〕谈家桢，遗传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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