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与首都五十万群众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8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把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元帅请来一起谈。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公安系统也有好人，我才不相信公安系统都是坏人。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也有一部分表现好的。大学生成分比例不同，有的还是要分配他们工作。谈到抓人和“逼供信”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有些人你何必抓他，他自己又跑不了。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搞逼供信的人，就好像我们长征中抓虱子一样，捉少了不满意，抓多了才满意。一抓起来就没有下文了，被挂起来了。总而言之是时候了，中心问题是不要逼供信。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去这样供。这样做不好。这一股风要刹下来，要好好清理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 都反映了党的历史， 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谈到“伍豪启事”问题时，毛泽东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 一看大吃一惊。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5月1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开会。毛泽东说： 对犯错误的人的检讨，反正老怀疑，不满意，说他没有触及灵魂。河南的纪登奎，斗了一百多次，斗争起来，尽弯腰，搞“喷气式”。过去斗争陈再道都不这样嘛!老人坐“喷气式”怎么行?共产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叫做摆事实，讲道理。琴不要拉得太紧，拉紧了弦要断的。凡是把人家搞得这样苦的，一定自己心里慌。陈伯达你不要管福建了，越管越坏。你这个人， 不能办具体的事。不要单独行动!“五一”你找学生谈话，为什么不叫上文革小组的同志商量一下再谈?事情要多找几个人商量，单独找人谈话是很坏事的。你不是懂马克思主义多些吗?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跑到哪里去了?你那个马克思主义最好读一读，最好要实行。在中国讲马克思主义嘛，有些东西你又不实行。我看你成了习惯了，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对有些犯错误的人，有所批评就够了，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让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使人毫无出路。在延安就搞过这样的事，三天大会、抢救运动，都有偏差。两条路线斗争，并未像现在这样斗法，如中央苏区没有这样搞。尤其不要搞群众。有坏人，由工人、农民、学生自己去清理。什么叫反革命?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 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坏人总是极少数。对工厂、学校就要注意点。百分之九十几是左派、中间派。上海交大、复旦、 师大二百多反动学生，弄多了，正在检查。任何肃反都要约束在百分之五。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搞红了眼，势必搞逼供信!对文艺界，无论哪一界， 不要登报点名，只能搞骨干分子。总之，要重证据和旁证。包括反革命，也要给他一条出路。另一条是不要老是检讨没有个完。如果在本厂不行，可换一个厂，也可监督生产。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 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5月16日阅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五月十四日关于请毛泽东接见本系统专业会议代表的报告。报告说，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会议，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恳切请求主席接见。毛泽东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批注：“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此事请康老〔1〕(指康生。)在碰头会上提出并讨论一下措施。”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 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5月19日阅姚文元五月十三日报送的新华社内部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内部稿写道: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他们的经验是：一、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这个材料转发全国，要求参照执行。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5月中旬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的批示》稿。批示稿指出：“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决议。”毛泽东批示：“照办。”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决议说：“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对于中断铁路、交通运输，破坏铁路、交通设备，袭击车船，杀人劫货，煽动停工停产等反革命行为，要坚决给予打击，对幕后操纵和带头肇事者，要严厉法办，以确保铁路、交通运输的畅通和运输物资的安全。”
5月20日晚上，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1〕[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2年2月任代理主席)。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谈到一些部门和地区打倒老干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听说军事科学院“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黄永胜同志要给他们做些工作。他们统统要打倒， 包括叶剑英、粟裕、王树声、钟期光、宋时轮〔2〕[钟期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7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顾问。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11月任院长)。]等，都打倒怎么行?钟期光没有多大政治问题吧。说粟裕在新四军军部发了一个电报给一个日本人，投降了日本，我就不信。这个人是革命的，同敌人谈判是有可能的。现在就是有些人，认为和敌人接触了，就不得了啦。其实，同敌人接触得最多的是我，其次是周总理。干部统统打倒了，那怎么行?外交部也没有统统打倒。有的人可以一边站嘛，站几年还可以工作。不要轻易点名，统统打倒了，自己就舒服了?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姚依林〔3〕[姚依林，原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也打倒了? 我看这个人很老实。我们是共产党，包括在座的各位副总理、各位老帅，就是不要怕群众。人家要打倒你们， 有什么了不起! 总是有一点原因嘛!有错误，应该检讨。军事科学院要打倒叶剑英， 因为你是院长嘛，很多学院也归你管。人家要打倒你，总得找些材料。那些材料我都看了，那是不过硬的东西。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现在黄镇、耿飚〔1〕(黄镇，当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1973年3月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耿飚，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1971年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我就不相信陈再道会要整我，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害我之意。彭绍辉怎么也打倒了?听说他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就不能工作了吗?不管有什么错误，过一个时期统统算了。中间派要用，右倾的人有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指林彪——编者注)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法国十七日罢工，十九日发展到二百多万人， 九十个省罢了工， 铁路也瘫痪了。一九一七年到现在没有什么大罢工，世界大战后很少有这样大的规模。欧洲工人阶级是有革命传统的，世界革命应该回到法国去了。法国十八所大学，现在大学生占领了十六所。他们说，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现在他们就搞得很好嘛!镇压是不行的。事情到一定的时候是要变的。巴黎公社， 开始马克思没有参加，是无政府主义，后来还不是有了政府吗?
5月21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送审的北京工人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 会《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删去声明稿 中当今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 大胜利，给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极大的 鼓舞和巨大的力量”这段话;删去文末的口号“我们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并批示：“最后一句口号可以 去掉，中间有几句自吹的话也去掉。”这个声明在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
5月2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几内亚、马里联合友好访华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革命胜利以来，变成了新的国家，但时间还很短，各种工作刚刚开始。你们两国的进步不小，政治上独立了，现在又团结在一起。你们自己要学会技术， 如勘察、设计、施工、运转，可以让技术学校的学生到现场学。我们也要帮助你们训练技术人员，这样我们的人走了，你们的人就能搞起来。
5月28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同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尼泊尔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林彪、周恩来、陈毅在座。谈到经济援助问题时，毛泽东说：主要看实际行动，看对你们是有利还是有害，要看是真正的相互友好，还是假的友好而实际上是拆你们的台。给你们附有政治、经济条件的援助， 对你们有害， 不好。谈到中印关系时，毛泽东说：印度这个民族还是好的，无论哪国人民都是好的。印度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我们两国还有外交关系。
5月29日阅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 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六月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印发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
5 月同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谈话时说：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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